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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與堅持黨的領導

點擊：4037 作者：李慎明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眾號發布時間:2023-08-29 18:02:51

內容摘要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取得了輝煌成就，其中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從歷史方位的角度來看，在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應歷史和人民的需要而產生；從現實方位的角度來看，黨的領導體現為黨要領導一切。

中國必須始終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則，也是我國歷史發展中人民群眾的必然選擇，也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必然要求，同時還是由黨的性質、宗旨、綱領決定的。

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堅持黨的 “三大作風”，即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F如今，中國共產黨已經形成了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全黨必須堅定地維護這個核心，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原則，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歷史經驗。

“兩個確立” 為勝利召開黨的二十大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政治、組織以及輿論基礎。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 “兩個維護”，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結構摘要

觀點摘要

1、中國式現代化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縮寫，千萬不能把它理解成其他形式的現代化，甚至是資本主義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特征就是黨的領導，而黨的領導又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李慎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與堅持黨的領導》（《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1期第6頁。）｝

2、我們之所以反復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除了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綱領是世界上政黨中最先進的之外，還因為我們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李慎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與堅持黨的領導》（《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1期第6頁。）｝

3、堅持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更為突出地表現在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集中代表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和意志，才能從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正確處理社會利益矛盾，協調社會利益關系，正確全面地反映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絕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這也是我們黨執政和長期執政的全部思想理論基礎和全部合法性所在，是黨最為深厚的階級基礎和群眾根基的政治立場與價值準則。｛李慎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與堅持黨的領導》（《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1期第6頁。）｝

4、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已經證明，堅持黨的領導不僅是無產階級奪取和掌握國家政權的首要條件與普遍規律，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首要條件與普遍規律。｛李慎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與堅持黨的領導》（《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1期第6頁。）｝

5、堅持黨的領導，就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堅持自我革命，堅持和發揚黨的三大作風。｛李慎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與堅持黨的領導》（《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1期第6頁。）｝

6、黨的三大作風是達到黨自我革命和永不變質的根本方法和根本路徑，舍此沒有他途。｛李慎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與堅持黨的領導》（《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1期第6頁。）｝

7、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也是高度有機統一的。我們所說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不是經典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作出的個別具體結論。發展馬克思主義，主要是指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各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過程中，不僅因地也因時因勢不同而靈活運用。要勇于得出新的結論，并且創造出新的理論以指導新的實踐。堅持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堅持的必然結果，我們不能厚此薄彼。｛李慎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與堅持黨的領導》（《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1期第6-7頁。）｝

8、黨的百年歷史昭示，在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正確的領導集體，全黨要堅決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威。｛李慎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與堅持黨的領導》（《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1期第7頁。）｝

正文

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可以從多個角度陳述。我們既可以根據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進行敘述，也可以以建黨百年縱向時間跨度為經度，以社會結構變遷的橫斷面為緯度，從經濟、政治、文化和對外關系四個角度出發進行敘述。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在1956年年底完成了“一化三改”，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并最終確立了現在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形式。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起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

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看，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在思想文化上對人民群眾的嚴酷統治，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并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次飛躍。

從對外關系的角度來看，黨領導人民實現獨立自主并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為何取得如此重大成就？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總結了十條經驗，其中第一條就是堅持黨的領導?；趯h的領導的歷史和現實方位的分析，本文認為，中國必須始終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堅持黨的三大作風，同時，黨必須盡快形成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全黨必須堅定地維護這個核心。

一、黨的領導的歷史和現實方位

政黨是國家的產物。要弄清楚什么是政黨，就要弄清楚什么是國家。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列寧同志也曾反復強調：“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正是這種從人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管理機構”，“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

同時，國家對社會發展也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當進步的階級建立了國家時，它就加速了社會發展。而政黨本質上是國家的產物，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是特定的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特定階級政治力量中的領導力量，是由各階級的政治中堅分子為了奪取或鞏固國家政治權力而組成的政治組織。

中國共產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成立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和覺悟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基本條件。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干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準備。同時，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是國家政治經濟現象的結果，是人民需要的產物。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那么，什么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章程》開篇就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那么，黨與黨的指導思想是什么關系？

毛澤東同志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排列順序來看，黨的領導是置于指導思想之前的，這是因為，政黨與國家一樣，都是政治的上層建筑，而指導思想則屬于文化的上層建筑。

中國共產黨是變革和推進人類文明不斷前進的現實的物質力量，是看得見、感受得到的集人類精神文明力量之大成的物質與精神相統一的特殊載體。而指導思想則是必須依附于特殊物質載體的看不見、感受得到的觀念形態。如果沒有黨作為載體，指導思想再先進也沒有依附。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中國共產黨這種特殊的物質與組織形式，指導思想這一靈魂就無體可依。

所以，毛澤東同志把“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放到了“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前面。

以上就是黨的領導的歷史方位。從現實方位的角度來看，黨的領導體現為黨要領導一切。

2021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明確指出：“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要弘揚偉大建黨精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2022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二十大”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以下簡稱“‘7·26’重要講話”)充分肯定了二十大的重要性：“即將召開的黨的二十大，是在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并強調了我國成功推進并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

在這里，所謂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此外，總書記還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新時代新征程各項目標任務，關鍵在黨。”因此，“必須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

其中，中國式現代化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縮寫，千萬不能把它理解成其他形式的現代化，甚至是資本主義的。

中國式現代化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特征就是黨的領導，而黨的領導又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

二、必須始終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中國的歷屆領導人都特別強調黨的全面領導。

毛澤東同志就曾明確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也強調：“只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有一個穩定的社會主義中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步入新時代，習近平同志也反復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事業中，我們為什么要反復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并且是全面領導？主要原因包括四個層面。

第一、堅持黨的領導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則。

早在1850年，馬克思、恩格斯就明確指出：黨“應該使自己的每一個支部都成為工人協會的中心和核心”。

1921年，列寧指出：“國家政權的一切政治經濟工作都由工人階級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

1957年，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

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談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時強調：“我們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倘若削弱甚至取消黨的領導，“這事實上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導致社會主義事業的瓦解和覆滅”。

第二，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歷史發展中人民群眾的必然選擇。

自1840年鴉片戰爭起，一直到1949年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中國革命的實踐揭示了這樣一個偉大的真理：

要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無論是靠人民群眾的自發斗爭，還是靠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黨都不行；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有了新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翻身解放；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執政的“合法性”即政治基礎是與生俱來的。

第三，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處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

我們之所以反復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除了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綱領是世界上政黨中最先進的之外，還因為我們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一制度性質決定在當今中國實行的必須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體和對人民的民主與對敵對勢力的專政。

因此，在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內部，不存在根本的利益沖突。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這一先鋒隊的領導，通過黨內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這一組織原則，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民族區域自治這些組織形式，把工人階級和整個國家民族高度團結統一起來，從而更好地代表和體現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要求。

第四，堅持黨的領導的更根本原因還在于黨的性質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即最終目的是解放全人類，最終實現每一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已經開始的但遠未完成的最深刻徹底、最系統完整、最偉大壯麗的一次變革。

僅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說，這就是一項十分宏偉艱巨的事業；這項事業的核心內容，就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而要完成這一宏偉事業，就必須繼續在最無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政治眼光和組織性的、世界上最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即共產黨的領導下，按照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

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這一歷史階段的國際環境和中國經濟與社會結構的特征所決定，中國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差別，各主要階級階層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也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利益和利益發展要求之間的矛盾。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堅持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更為突出地表現在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集中代表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和意志，才能從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正確處理社會利益矛盾，協調社會利益關系，正確全面地反映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中國共產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絕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這也是我們黨執政和長期執政的全部思想理論基礎和全部合法性所在，是黨最為深厚的階級基礎和群眾根基的政治立場與價值準則。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核心力量，肩負著歷史重任，經受著時代考驗，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全面加強黨的建設。”

這也就是說，我們特別強調黨的領導的根本原因不僅在于這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而且主要在于我們黨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

我們之所以強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其根本原因也是因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最本質特征。因此，我們黨在表述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一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時，把堅持黨的領導放在了首位。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我們特別強調堅持共產黨領導和執政的最根本、最重要和全部的合法性所在。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

然而，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革命時期要取得革命的成功需要黨的領導，在建設特別是改革時期，只要有一套健全的政治體制并依靠依法治國這一方略，人民就可以當家作主了，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已經證明，堅持黨的領導不僅是無產階級奪取和掌握國家政權的首要條件與普遍規律，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首要條件與普遍規律。

那么，在黨與法之間究竟是黨大還是法大？這實際上要具體分析，不能一言以蔽之。黨和法、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是高度有機統一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處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黨領導人民實施憲法法律。”從黨領導人民制定并修訂憲法法律的意義上講，可以說黨比法大。這里所指的黨，是黨中央，并不是指地方黨委。

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黨自身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從任何政黨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角度來講，法又比黨大。

這也就是說，在立法過程中，法為黨領導人民所制定，因此法不是高于一切的，而是黨和人民大于法律。法律制定出來以后，在法律適用過程中，任何政黨和人民中的任何分子，又必須遵守法律，在法律范圍內活動，因此法律又大于任何政黨和個人。

實際上，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本質上都是為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根本目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黨和法不存在誰大誰小的問題，而是應該高度統一，黨與法一樣大。

三、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堅持黨的三大作風

堅持黨的領導，就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堅持自我革命，堅持和發揚黨的三大作風。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曾提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步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也反復強調要堅持黨的三大作風，在“7·26”重要講話中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實踐一再告誡我們，管黨治黨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須常抓不懈、緊抓不放，決不能有松勁歇腳、疲勞厭戰的情緒，必須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

黨的三大作風是達到黨自我革命和永不變質的根本方法和根本路徑，舍此沒有他途。

具體來看，第一個作風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在“7·26”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這里講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

為實現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首先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

中國后來的歷屆領導人也多次談到老祖宗不能忘，他們所談的老祖宗是指我們黨思想、理論、政治上的老祖宗，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而絕不是指血緣、血脈上各宗各系的老祖宗，也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孔子、老莊、佛學等，更不是西方的文化和文明。

1966年11月,毛澤東同志在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代表團時說：“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全世界真正革命的共產黨的共同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歸根到底是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指導的，是把這些基本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果。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真經’，‘真經’沒念好，總想著‘西天取經’，就要貽誤大事！不了解、不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在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毛澤東同志與習近平總書記又多次強調，對馬克思主義要勇于發展、勇于創新。

早在1945年，毛澤東同志就說過：“教條主義是哪里來的？是不是從馬、恩、列、斯那里來的？不是的。他們經常在著作里提醒我們，說他們的學說是行動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條。人家講的不是教條，我們讀后變成了教條，這是因為我們沒有讀通，不會讀，我們能責備他們嗎？”

1958年7月，毛澤東同志指出：“馬列主義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但是各國具體情況不同，馬列主義者要善于獨立思考來運用馬列主義。”

由此可見，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是堅持教條主義，而是要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馬克思主義是隨著時代、實踐、科學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它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對待馬克思主義，不能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也不能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

其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到，對待馬克思主義要反對教條，也不能采取實用主義態度，什么是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在當前都有哪些表現？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深入思考。所以，我們要把“7·26”重要講話與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論述結合起來，這樣才能真正學懂弄通。

總而言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各國實際相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也是高度有機統一的。我們所說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不是經典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作出的個別具體結論。發展馬克思主義，主要是指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各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過程中，不僅因地也因時因勢不同而靈活運用。要勇于得出新的結論，并且創造出新的理論以指導新的實踐。堅持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堅持的必然結果，我們不能厚此薄彼。

第二個作風是密切聯系群眾。

1945年，毛澤東同志指出：“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1957年毛澤東同志又指出：“必須堅定地信任群眾的多數，首先是工農基本群眾的多數，這是我們的基本出發點。”

在“7·26”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前進道路上，全黨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樹牢群眾觀點，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接受人民批評和監督，始終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

所以說，密切聯系群眾，既是唯物史觀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和黨的性質與宗旨決定的。它是外在和內在相統一的，是以共產黨人為血肉、為載體的表現。

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就必須始終牢記毛澤東同志關于“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殷殷教導。要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同樣也要保持“兩個務必”。“兩個務必”是真正的共產黨和共產黨人內在與外在有機統一的鮮明標志。從一定意義上講，普通群眾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和共產黨人，就是看你能否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始終保持“兩個務必”的作風。

如果你能堅定不移、堅持不懈地始終保持“兩個務必”作風，老百姓就會最終認定你是真共產黨和真共產黨人，就會赴湯蹈火跟你走，披荊斬棘共奮斗。否則，老百姓就可能三心二意給你干，甚至消極怠工不出力。從長遠和根本上說，人民群眾最終還會毫不留情地拋棄這樣的黨。蘇聯這個有著93年歷史、執政74年的大黨最終消亡的歷史，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正因如此，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們黨所進行的、前所未有的反腐敗行動具有十分重大和特殊的意義，并且得到了全黨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堅定擁護和熱烈支持。

第三個作風是批評與自我批評。

早在1937年，毛澤東同志就在《矛盾論》中提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

1942年，毛澤東同志提出：“批評是批評別人，自我批評是批評自己。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

1945年，毛澤東同志又指出：“提倡大家講話，無論是什么時候，你們凡是看到工作中間有缺點，有毛病，你們就講。我們工作中間一定會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確的就要承認它正確，做得不正確的就要修正，也就是我上次在這里講過的兩條：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正確的東西就是真理。”

1955年，毛澤東同志再次強調：“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還是要作公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實行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條是不行的。”

鄧小平同志也曾強調：“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同志，特別是主要領導人，威信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論的正確上，建立在民主作風上，建立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上。”

習近平總書記也十分強調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和“自我革命”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中，我們黨就對自身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

《決議》指出，在全面從嚴治黨方面，“改革開放以后、黨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推進黨的建設取得明顯成效。同時，由于一度出現管黨不力、治黨不嚴問題，有些黨員、干部政治信仰出現嚴重危機，一些地方和部門選人用人風氣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盛行，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較為普遍存在。特別是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制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愿、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相互交織，貪腐程度觸目驚心。這‘七個有之’問題嚴重影響黨的形象和威信，嚴重損害黨群干群關系，引起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強烈不滿和義憤”。

這就是我們黨對自身作出的嚴肅的自我批評。

四、黨必須盡快形成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全黨又必須堅定地維護這個核心

確保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必備甚至先決條件之一就是必須要有自己的杰出領袖。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明確指出；“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這為勝利召開黨的二十大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政治、組織以及輿論基礎，而且對于堅持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決定性的戰略意義。

為什么說領袖重要呢？

第一，維護黨的領袖的核心地位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大原則。

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起草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就非常重視代表大會和黨章的權威，在其章程中明確規定“同盟的最高領導機關是作為權力執行機關的中央委員會”，“代表大會是同盟的立法機關”。

列寧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寧提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于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但是做不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毛澤東同志也曾指出：“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

鄧小平同志也強調：“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

2016年黨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也明確提出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這一政治要求。

第二，必須堅定維護黨的領袖的核心地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歷史經驗。

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事業，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壯麗而又無比艱難的事業。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要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維護無產階級領袖的權威，是以工人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聯合權力的斗爭中，階級統一行動并最終消滅資產階級的必備條件。

馬克思、恩格斯在領導歐洲工人運動和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實踐中，始終強調維護黨的領導核心和黨的指導思想的指導地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為實現各國工人階級的聯合創建了無產階級政黨第一國際，使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斷向前推進。

1872年，恩格斯針對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指出：“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權威。”

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最主要的原因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并且形成了布爾什維克黨這樣的領導集體和列寧這樣的領導核心。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正是堅持列寧為政治領袖，為布爾什維克黨提供堅強領導和科學理論指導，才取得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斯大林逝世之后，“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黨的民主集中制被拋棄了，政治紀律被動搖了，黨中央權威沒有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人們曾經提出一個問題，蘇共早年在有二十萬黨員時能夠奪取政權，在有二百萬黨員時能夠打敗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萬黨員時卻丟失了政權、丟失了自己，這是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政治紀律被動搖了，誰都可以言所欲言、為所欲為，那還叫什么政黨呢？那是烏合之眾了。”

黨內思想混亂、紀律松弛，在這種情況下，“嘩啦啦轟然倒塌”也就是難以逃脫的命運了。當今正在發生的俄烏沖突，正是1991年蘇聯亡黨亡國悲劇的深入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必然發生。

黨的百年歷史昭示，在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正確的領導集體，全黨要堅決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威。

“黨中央有權威，才能把全黨9000多萬名黨員和46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牢固凝聚起來，進而把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起來，形成萬眾一心、無堅不摧的磅礴力量，去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勝利。”同時，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堅強正確的核心。時勢造英雄，習近平總書記正是在當代國內外前所未有和世所罕見的機遇與挑戰下，被全黨和全國人民擁戴、確立的黨、國家和人民的杰出領袖。

第三，要從思想理論上認清馬克思主義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特別是領袖與群眾的關系。

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偉大的革命斗爭必然造就偉大的人物，千百萬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必然出真知，出領袖。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是關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根本性問題。

群眾或人民群眾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政治概念。一般而言，是指一切能夠促進革命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團體。根據時代背景和革命形勢的變化，人民概念的內涵會發生相應變化。在抗日戰爭時期，開明紳包括地主都是人民，只要贊成抗日、參加抗日就是人民。馬克思所說的群眾、階級、政黨、領袖，這里的群眾就是指全部人的集合。而政黨就是在階級斗爭的歷史進程中，代表某個階級、階層或集團并為實現其利益而進行斗爭的政治組織。

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偉大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一個成熟的政黨總會在長期的實踐斗爭中產生自己的領袖人物，以帶領本黨、本階級更好地推動理論發展和實踐變革。馬克思主義絕不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列寧提出：“政治是一門科學，是一種藝術，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費力是掌握不了的；無產階級要想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造就出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的政治家’，而這些政治家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比起來應該毫不遜色。”

在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的關系中，最需要認清的是群眾與領袖的關系。毫無疑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群眾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因素。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旗幟鮮明地堅持群眾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充分相信群眾，緊密依靠群眾，虛心向群眾學習。

英雄當然不是憑幻想、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正如列寧所說：“具有優秀精神品質的是少數人，而決定歷史結局的卻是廣大群眾，如果這些少數人不中群眾的意，群眾有時就會對他們不太客氣。”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人民群眾一旦認識和掌握了這些真理，就能最終獲得一個嶄新的世界。

在認識群眾與領袖的關系時，一定要認識到群眾與領袖作用的辯證統一。把視野放入歷史的長河之中，當然是人民群眾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馬克思主義絕不否定個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起到的特殊作用。

恩格斯談到馬克思對人類的貢獻時說：“沒有他，我們至今還會在黑暗中徘徊。”鄧小平同志在評價毛澤東同志時提出：“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因此，如果沒有產生偉大人物，歷史的總趨勢、總方向雖不會改變，但可能會延緩。

在認識群眾與領袖的關系時，還要認識到領袖并不是無所不能的。領袖是在千百萬人民群眾實踐并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誕生的杰出人物。沒有千百萬人民群眾的實踐，領袖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在著名的“九評”中，毛澤東同志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

第四，習近平是毛澤東、鄧小平兩個時代培養的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習近平先在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這一宏觀決策部門開闊視野，然后沉入基層，從縣委副書記干起，一級一級歷練多個崗位和多個區域，既堅守“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黨的優良傳統，又拓展世界眼光，不負黨心、民心、軍心，與一大批年輕人一起，成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的接班人。

黨的十八大誕生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年來國內外各種風浪的考驗和檢驗，進一步充分證明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成長起來的杰出的可靠的革命事業接班人，而且是得到了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擁戴的當之無愧的革命領袖。

習近平總書記是毛澤東、鄧小平兩個時代培養的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既是歷史的偶然，同時更是歷史的必然。做到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我們黨和國家今后緊緊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應對世所罕見的挑戰的命脈所系，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和贏得新的戰略機遇期的關鍵所在。因此，“兩個維護”是我們黨的政治命脈，是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紀律、最嚴肅的政治規矩，我們要毫不動搖地踐行“兩個維護”、堅決做到“兩個維護”。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而我們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年輕、最為進步、最為文明并且正在探索和成長的政權。這一政權直接執掌著黨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政方針與運營機制。

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尤其是領袖人物，不僅需要出以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十分豐厚的實踐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功底，需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需要有長遠戰略的胸懷視野，需要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堅強毅力等。

黨中央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筑中最為重要的部分，直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并且在特定條件下起著決定性作用，往往還直接決定文化的上層建筑。

習近平總書記在“7·26”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特征更加明顯。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新的戰略任務、新的戰略階段、新的戰略要求、新的戰略環境,需要應對的風險和挑戰、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比以往更加錯綜復雜。”

具體來看，當今世界仍然處于金融帝國主義時代，“盡管這一趨勢在減弱，但仍然沒有質的改變”，占世界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正在由壟斷、腐朽階段向垂死階段過渡。黨、國家和人民今后要緊緊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應對世所罕見的挑戰，更加需要思想上、政治上正確路線的指引和黨中央堅強正確的領導。全黨全國以及學術界，必須進一步深刻認識“兩個確立”的重大意義，堅決做到“兩個維護”。

作者信息

李慎明，第十屆、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黨組副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首席專家，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評審委員會國際問題組組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第七屆學科評議組政治組成員。兼任中國政治學會會長，全國黨的建設研究會、中國國際戰略學會、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中國中醫藥管理局改革發展專家委員會顧問。任中央統戰部專家咨詢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教授，清華大學、鄭州大學、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教育行政學院、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科研機構的兼職教授，俄羅斯科學院、莫斯科大學名譽教授。1997年被授予少將軍銜。長期從事黨史黨建、民主政治、國際戰略以及社會主義發展等方面的研究。近年來仍然筆耕不輟，撰寫了大量的學術著作，已出版學術著作20多部。還先后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等中央重要報刊發表300多篇文章，多部著作獲得國家級獎項。此外，李慎明還擔任過多部電視教育片的總撰稿，為黨的理論的大眾化、傳播、宣傳、教育等工作作出了巨大貢獻。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眾號，原載“《政治學評論》，2022年第1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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