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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學習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時，發現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探討政體問題，筆者對讀書筆記進行了一番整理，大致捋出了亞里士多德政體思想的基本觀點，感覺對于當今改善政治生態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政體的定義與分類

亞里士多德說：“政體，可以定義為某一城邦（國家）之內的各種官職之組織和架構，并由此決定了權力的分配和共同體的最終目的。”

他把政體劃分為三種“正當政體”：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而這三種政體又衍生出三種“變體”，分別對應為僭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

他說：“凡是依照嚴格的公正之道，為大眾的共同利益著想的便是正當的政體；僅為統治者一己（或小集團）的利益考慮的是不正當而墮落的政體，而這些政體是專制的，只有城邦才是自由人的共同體。”

他認為，三種正當政體之中，最神圣的應該是第一種政體——君主制，而這種政體的變體——僭主制則為最劣等。就君主制而言，要么是有名無實的傀儡政權，要么君主個人確實具備異乎尋常的品德和才略；所以僭主制最劣，它是對應于最好政體的反向極端。寡頭制次之，它與貴族制也相去甚遠。最后，在此三種中民主制算是較好的了。

他說：“在一個政體中，人們若要分享權力必須具備三個條件：自由、財富和德行。”

中庸政體即為最佳政體

《政治學》第二卷第六章說：“有人說最好的體制即是結合了所有現存體制的體制。他們推崇斯巴達模式，是因為它綜合了寡頭制、君主制以及民主制等諸多政體的優勢。”

第四卷第一章說：“之于政治學科的研究，同樣應該是多角度、全方位的：我們必須考慮什么樣的政體是最佳政體，具備哪些特征的政體可稱為理想政體，某一特定城邦適用何種政體……真正的立法者和政治家應當考慮的不能僅僅是絕對的理想政體，還有最符合實際的最佳政體，還需了解一切城邦普遍適用的政治體制。”

第四卷第八章說：“良好的政體有兩層含義：一是公民服從既已制定的法律；二是此法律本身是良法，因為人們既可能樂于服從良法，也可能樂于服從劣法。”

第四卷第十一章說：“毋庸置疑，中庸政體即為最佳政體，不存在黨派，就不會發生黨派之爭，在中產等級占多的城邦便很少發生這樣的爭執。而之所以大國較少紛爭，其原因正在于此。”

他說，“政體和政府二者之間存在相通之處，政府作為城邦的最高權力機構，掌握在一人（或少數人，或大多數人）手上。因此，正確的政府形式應為，那掌權的一人、少數人、多數人是為了公眾的利益而實施統治的。反之，若這些人為著私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實施統治，那就是墮落的政體。”

他認為，“城邦是為著美好生活而存在的，而不僅僅是生存。那些關注優質政體的人不得不考慮城邦生活中的善與惡。因此，我們推斷真正所謂的城邦，而非名義上的，必著意于揚善。否則，共同體（城邦）將淪為一種聯盟。”他強調，“城邦的最終目標是優質的生活，而這些活動則是達成這個目標的工具。所以，我們認為，政治社會是為了高尚的行為存在，而不單為共同生活。”

樸素的“人民立場”

亞里士多德認為，“由全體大眾執政的原則優于少數優秀者執政，盡管其中還有疑難，但它包含的真理卻是確實可靠的。就全體大眾而言，雖然他們中的個體平平凡凡，但當這些個體結合在一起時，能力或許會超過少數優秀者。”

他打了三個比方，一是置辦宴席，“由大眾通力協作所籌資舉辦的晚宴比個人單獨舉辦的豐盛許多”；二是欣賞音樂和詩歌，“一些人理解了一部分，另一些人懂了另一部分，大家合起來就理解了整個部分”；三是水多抗污染，人口基數較多的團體通常比較不易腐化，正如大量的水比之少量的水抗污染能力更強，而單一的個人或（少數人組成的）群體更傾向于腐敗。而且個體之判斷易受制于情緒起伏、喜怒哀樂的干擾，但全體卻不會在同一時段同時憤怒并犯錯。

他說，同理，公民大會的個別成員的資質恐不如他人，但城邦本是眾人的組合，同樣地，在諸多事情中，大眾的判斷定比個人決策來得準確；若各人都貢獻一些德行與才智，當他們聚結在一起時，就像一個有許多腳、許多手和許多感官的人（超人），同樣也結合了各種德行和才智；當眾人聚在一起時，擁有很強的洞悉能力，與賢能階層配合時，有益于城邦（就像精糧和粗糧搭配在一起食用，比只食精糧更有營養）。所以，人們呼吁，將重大事件的決策權交由眾人組成的議事會、審判法庭和公民大會。

平等是政體穩定的基石

平等，即是同樣的人受到相同的待遇，違背正義建立的政府定然是短命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政府的不公正，將導致被統治者伙同四下之人發動變革，而較少成員的政府，就不可能抵擋得住要比他們所有的人更強大的敵人。”

第二卷第八章說：“行政人員，當由民眾選舉產生。當選的人負責三類事務：一般性公共事務、外國僑民事務和孤兒撫恤事務。”

第二卷第九章說：“一種政體若要得以永存，就必須保證城邦的各部分以既有的結構狀態維持下去。在斯巴達，君王滿足于這種政體帶來的個人意義上的榮耀；貴族樂于享有在長老會的一席之地（美德的褒獎）；民眾安于入選監察機構的機會，在全體民眾中選出監察官，完全正確。”也就是說，一種政體得以永存的基本條件是所有成員均參與其中，并且各得其所，利益得到均衡充分滿足。

第二卷第十章說：“在斯巴達，人人擁有成為監察官的選舉權，每位公民都有獲選最高職位的機會，民意擁護體制，維護政體。”

第四卷第十二章說：“在某一政體中，所有因素（利益）越是平衡，政體就越穩定，越能維持長久。”

第五卷第七章說：“政體唯一穩定的主要原則是，根據比例的平等讓所有人都享受到屬于自己的一份權利。”

亞里士多德認為，平等是衡量政體好壞的一個重要標志，他說：“那些在某一方面平等而若干方面不平等，或是在某一方面不平等而在其余所有方面也不平等，一切基于此種原則建立的政體都是墮落的政體。”

自我限制的權力存續久遠

第五卷第十一章說：“王權是因為它對權力的自我限制而得以留存下來。君主的權力越是受到嚴格的限制，其統治就越持久。因為他們只要與人較為和善，不奉行專制，就能避免臣民的忌恨。這正是摩洛人的君主制歷世不衰、持續了那么長時間的原因所在。”

同理，斯巴達的王政也持續了很長時間，因為起初他們都被分成兩派，且在很多方面都被提奧彭波斯（Theopompus）采取的措施進一步限制著，尤其是監察制度的建立。他設法削弱君主的權力，但是維持了君主制的統治。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提奧彭波斯的妻子詢問他，是否會由于留給兒子的權力比他從父親手中繼承下來的權力小了很多而感到可羞。“絕不會的，”他說，“因為我留給他的這份權力會存續得更久。”

第五卷第十二章說：“在全部的政體中，沒有比寡頭制和僭主制更為短暫的了。維持最久的僭主制是畢達哥拉斯以及其后代在西錫安建立的政權，其統治一直持續了100多年。這一僭主家族溫和友善，愛護百姓，關懷下屬，并且家族成員秉性優良，在諸多方面都能恪守各項條令法規，因而深得民心。尤其是該家族中的克里斯提尼，因其杰出的軍事才能獲得擁戴。據說，他曾親授花冠給在競賽中判決他失敗的裁判。還有人說，坐落于西錫安某處的廣場的一座雕像即和此事有幾分關聯。”

亞里士多德政體思想的現實意義

第一，亞里士多德分析了各種政體形式的優缺點，可以說沒有一種盡善盡美的政體，這就提醒我們在設計和改進政體制度時，應當注重因地制宜，揚長避短。筆者認為，評判政體好壞的唯一標準，應該是政府對待民眾的態度的善與惡。為大多數民眾謀福祉，大多數民眾過上安寧富足幸福的生活，大多數民眾滿意，這樣的政體就是善政；反之，不顧大多數民眾的死活，不擇手段剝削搜刮民眾利益，貧富差距巨大，底層民眾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沒有可靠保障，這樣的政體就是惡政。

第二，政體的建立與維護應當堅持人民是創造歷史根本動力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民觀和毛澤東思想的人民立場，主要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政體的服務對象必須是為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公眾利益，而不是為個人或小集團利益；二是國家治理應當由大多數民眾參與，共治共管。亞里士多德旗幟鮮明地反對少數精英治國，他認為“眾人拾柴火焰高”。這也印證了我們的憲法規定“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等條款是無比正確的。當然，貴在落實。

第三，亞里士多德認為優良政體的制度安排應該圍繞公平正義展開，公平正義是優良政體的核心原則，是政體的根本目的，也是維持政體穩定的關鍵。他認為政府的合法性來自于其為公眾利益服務的能力，而不是權力來源于某種神圣的授權‌。這一觀點在現代政治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強調政府應以為公眾服務為核心，而不是追求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同時，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應以正義為基礎制定，體現對所有公民的平等和公正，保障他們的權利和義務，正義是人類最高的美德，是實現社會和諧與平衡的基石‌。這一觀點在現代法治國家中尤為重要，強調法律應公平、公正地對待所有人，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