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國家所有制涉及幾個基礎理論問題：（1）如何結合社會主義實踐正確認識馬克思的未來社會公有制；（2）怎樣概括社會主義公有制區別于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歷史特征；（3）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何以采取國家所有制形式；（4）政治經濟學應當如何理解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資本存在的原因，國有資本產生的條件等。馬克思關于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設想與現實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具有實質性的差異，不能混為一談；而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過渡時期”所有制理論卻與社會主義實踐相吻合，這里所謂“過渡時期”應當理解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整個歷史時期。文章概括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兩個歷史特征：一是生產條件分配的二重規定性，即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并存，兩種生產條件的占有關系具有對內的排他性；二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嵌入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市場環境中，社會主義公有制對外與其他所有制經濟具有相互的排他性。由于舊式分工、市場經濟、“資產階級權利”等原因，勞動者在全社會范圍內組織“自由人聯合體”的條件尚不具備，因此，國家還不會消亡，全民所有制只能采取國有制的形式。股份公司制改革使得國有資產轉化為國有資本形態，公有制的內在矛盾是公有資本存在的根源，國有經濟所有者與從業者相分離則是國有資本產生的條件。

所有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之一。改革開放以來，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公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的探索形成一系列創新成果，為拓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時代化作出貢獻。與此同時，理論討論中形成的大量文獻觀點紛呈，爭鳴不斷，在一些基礎性理論問題上并未達成共識，這有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系統化建設。本文選擇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幾個基礎理論問題，在對既有文獻作必要的梳理和廓清中展開進一步探討。

結合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實踐，國內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公有制理論經歷了長時間的重新解讀過程。

1．所有制和生產資料所有制

經濟學所謂所有制，是一種人對物的占有關系，即財產所有權關系。按照占有物分類，所有制包括勞動產品所有制和生產條件所有制，前者包括用于生活消費的勞動產品所有制和用于生產過程的勞動產品的所有制，后者則包括生產的物質條件（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和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的所有制。這些所有制關系存在于社會經濟運行的全過程——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因此，馬克思說：“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然而，生產資料所有制在其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馬克思指出，物質資料的直接生產過程在全部經濟過程中處于主導地位，其性質決定其他過程。而直接生產過程的前提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的物質條件和人身條件的分配方式決定二者的結合方式，進而決定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決定產品的分配，決定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的屬性。比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兩種生產條件的分離，“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因此，二者必須通過勞動力商品的買賣結合到一起，形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生產條件分配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生產的物質條件分配，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社會生產關系中處于核心位置，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

按照占有主體分類，在抽象的形式規定上，所有制可以區分為私有制和公有制。私有制是個人或家庭占有財產的制度，公有制則是許多人共同占有財產的制度。而所有制的本質規定涉及占有主體的階級屬性和歷史特征。社會主義公有制指社會主義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它是歷史地形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核心范疇之一，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條件分配的核心內容，作為生產的物質條件的分配，它與生產的人身條件的分配不可分割，只有同時考察兩種生產條件的分配，才能理解二者相結合的特殊方式，進而充分理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歷史性質，以及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全部內容。

清晰界定的、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權關系是商品交換的前提。商品要交換，商品生產者“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即對商品擁有排他性的所有權。我的，不是你的，也不是你們的；你的，不是我的，也不是我們所有人的。馬克思指出：“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的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的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馬克思強調透過財產權意志關系和法的關系的外表，聚焦其背后實質上的經濟關系——所有制；但是馬克思并不否認，這種經濟關系總是通過人對物的意志關系表現出來。這就是諸如ownership或property這類單詞，都具有權利意志關系和經濟關系兩重含義的原因。因此，對所有制的考察不能停留在人對物的占有關系的表面，而必須深入這種占有關系背后的人與人關系的實質內容；不能停留在法權關系和意志關系的表面，而要深入直接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以及生產中勞動者相互之間的關系。據此，馬克思透過私人資本所有權關系，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關系，并且依據“消滅私有制”的目標，預期了未來社會“自由人聯合體”的生產關系。

2．馬克思的未來社會公有制

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著中很少使用“社會主義公有制”概念，他們對未來社會所有制關系的討論多數集中在完成形態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公有制是在商品貨幣關系消亡以及國家消亡條件下勞動者在全社會范圍內自由聯合的生產組織形式，是全社會勞動者聯合為一個整體的共同占有，即“社會所有制”。

其一，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的前提條件是商品貨幣關系消亡，社會分工不再通過商品交換來組織，貨幣這個商品交換的中介也失去了存在意義。商品關系的消亡又是以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特定狀況為前提的：一是職業專門化的舊式分工消亡，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完全消失；二是生產過程的高度自動化，所有可能為機器替代的人類勞動都由機器完成；三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狀態下物質財富的充分涌流，所有人的工作日都極大地縮短。在此前提下，勞動不再僅僅是謀生手段，其作為人的“類本質”所具有的“積極的、創造性的活動”性質充分釋放，“成為吸引人的勞動，成為個人的自我實現”。人們把自己生命活動的大部分時間用于直接生產過程之外創造性勞動的“自由王國”。由于“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共產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是不受職業分工約束的全面發展的人，他們將“勞動當作‘生活的第一需要’”。

其二，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的實現需要以國家消亡為前提。國家是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的產物，只要有階級和階級矛盾存在，國家作為一種有組織的暴力機構就有存在的必要。一旦階級消亡，國家這種管理階級關系的暴力機構也就會隨之消亡；隨著國家消亡，作為現代國家構成要件的政黨民主制度也就會消亡。共產主義社會的勞動者組織不再通過政黨、國家此類現代社會的政治組織來實現，而成為純粹的社會經濟組織，成為“自由人聯合體”。

其三，共產主義社會的公有制是全社會范圍的公有制。一方面，全社會勞動者組織成為一個整體，一個統一的自由勞動的生產組織；另一方面，這個勞動者聯合體占有并使用全部社會生產資料。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是單一社會所有制，它統一組織全部社會生產，統一分配全部社會產品。由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共產主義社會的勞動者對社會全部生產資料擁有相同的權利，并且在產品分配中“從形式上的平等進到事實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正因為如此，國內有學者主張，將馬克思表征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的德文短語gesellschaftliches Eigentum統一翻譯為社會所有制。

這里所說的社會所有制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顯然不是一回事。馬克思在討論未來社會所有制時多次使用了“個人所有制”概念。最著名的是《資本論》中的那段話：“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引起了國內經濟學界的長期爭論。有人將此理解為重建個人消費品所有制，有人將此理解為重建勞動力個人所有權，有人將此理解為公司制改革中重建個人股份所有制，甚至有人將此作為推行私有化的理論依據。許多人將馬克思在這里所提出的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理解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涵或本質，主張以此為依據推進公有制企業改革。這場爭論凸顯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公有制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的聯系與區別的重要性。

事實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公有制是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與個人所有制的統一，這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公有制區別于現實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特點。由此可以認定：未來社會公有制的特點并不適用于當代社會。個人從來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個人，在職業分工和階級劃分以后，個人從屬于職業和階級，個人的自由和發展都會受到分工、私有財產和階級的制約，因而是有局限的和片面的，是不完全的個人。在共產主義制度下，隨著“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隨著私有制、舊式分工和階級的消滅，每個人成了無階級差別的個人，克服了分工束縛和私有財產束縛的個人，成為“完全的個人”。這種共產主義新人將勞動視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愿意超出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時間已經因為勞動生產力的充分提高而極大地縮短）不計報酬地為社會付出。而共產主義的社會生產力發展，也已經從依靠剩余價值積累為主轉化為依靠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創新能力的發展。因此，市場經濟中勞動者個人不愿意超出必要勞動時間為社會提供剩余勞動的現象得以改變，勞動者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的矛盾在系統意義上得以消除。因此，共產主義社會的公有制不再需要利用“彼此當作外人看待”的“資產階級權利”，通過按勞分配的形式激勵個人勞動，社會所有制內部的產權安排也不需要在社會所有與個人所有之間劃清界限。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就是個人所有，個人所有也是社會所有。在這種生產資料公有制中，“我的就不是你們的，你的也不是我們的”這種排他性權利和意志關系已經不存在；生產工具應當受每一個個人支配，而財產則受所有的個人支配。“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只有階級消滅以后，全社會的勞動者才能組織成為一個“自由人聯合體”，才能作為無階級差別的個人聯合為“社會個人”實現“社會所有制”，也就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樣的公有制與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有制有實質性的差異，是不能相互混淆的。

3．“過渡時期”公有制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

根據智效和的考證，“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術語只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出現過一次。盡管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社會（即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所有制還是有所論及。恩格斯說過：“社會主義的任務，不如說僅僅在于把生產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公共占有。”馬克思在討論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實行按勞分配的同時也曾設想：“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都主張在社會主義階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肯定沒有問題，但他們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歷史特征與具體形式并沒有給出完整清晰的預測。

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的所有制有過許多討論。《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要“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恩格斯在同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內同志的討論中提出：“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權力的時候，我們根本不能設想用強制的辦法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樣。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但不是用強制的辦法，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總之，馬克思恩格斯提到關于過渡時期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兩種形式：國家所有制和農民合作社經濟。至于“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恩格斯的回答也很明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今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也就是說，過渡時期公有制與私有制還將并存，消滅私有制的任務需要在生產力不斷發展、社會化生產不斷擴大的條件下逐步實現。這個過渡時期會有多長？他們的回答似乎并不確定。一方面，“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后一個獨立行動。”從這里看，這個過渡時間應該極短。另一方面，“要消滅私有財產的思想，有共產主義思想就完全夠了。而要消滅現實的私有財產，則必須有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歷史將會帶來這種共產主義行動，而我們在思想中已經認識到的那個正在進行自我揚棄的運動，實際上將經歷一個極其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從這里看，這個過渡時期又可能極其漫長。

過渡時期的所有制與社會主義的所有制是什么關系？蘇聯時期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采取了國家所有制和勞動者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制結構不僅包括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而且實行公有制與私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這與馬克思恩格斯所預想的“過渡時期”所有制十分相似，二者在理論上是否是一回事？有學者反對混淆“過渡時期的公有制”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有制”，強調二者存在質的差別。那么，社會主義公有制又應當是怎樣的？難道它直接等于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公有制？如果這樣，自然而然的推論是當代中國的公有制還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以至于當代中國的經濟制度也還不是社會主義，它只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涉及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質這一重大問題，理論上顯然不能含糊其詞。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中，“過渡時期”的概念多數明確指向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在專門討論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分配制度的《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有一段話談到過渡時期，原文如下：“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第五章“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中引用，并且詳細闡發了馬克思的上述論斷，明確將這一“政治上的過渡時期”與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經濟制度聯系在一起。他寫道：“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著資產階級權利，那當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國家”，“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權利，甚至還會保留資產階級國家，——但沒有資產階級！”這個國家一定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國家的消亡只有在社會“超出這種使人像夏洛克那樣冷酷地斤斤計較，不愿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不愿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的時候才能實現，“那時，分配產品就無需社會規定每人應當領取的產品數量，每人將‘按需’自由地取用”。很明顯，列寧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與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作為不可分割的政治與經濟現象聯系在一起。在這里，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也即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

將“過渡時期”這一術語確定地與“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聯系起來的是斯大林。在斯大林主導編寫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中，有一段話被用來解釋上述《哥達綱領批判》中的同一段文字：“社會主義經濟不可能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范圍內，在資本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產生，因此，為了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在每一個國家中都需要有一個特殊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開始于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完成于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實現——建成社會主義即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這樣，列寧的理解就被斯大林的解釋所修正，并且被此后大多數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所沿用。但是，這樣的解釋是否正確？

首先，列寧在理論上將“迫使人們遵守（資產階級——引者注）法權規范”與“武器工人”的國家機器這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聯系在一起，已經明確表達了此處馬克思所說的“過渡時期”就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的意思。其次，經典文獻中的“過渡時期”可以做兩種含義的理解，一種是宏觀歷史尺度的大過渡概念，如列寧所理解的那樣，社會主義即馬克思所謂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過渡時期”，現在我們認識到它可能要經歷數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另一種是特定時空的小尺度過渡概念，特指從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到建立社會主義時期，實踐中往往只需要幾年或十幾年時間。關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過渡時期的所有制究竟具有怎樣的歷史性質，如果僅從文本解讀還得不出明確答案的話，結合百余年的社會主義實踐，答案就十分明確了。俄國十月革命以來百余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使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關系，在一定閾值范圍的量變中具有質的穩定性，將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存在。因此，它已經超出一般教科書所理解的“過渡時期”性質，已經不再能理解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所有制關系，而應該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歷史過渡中一個必要且漫長的歷史時期，即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所有制關系。列寧從理論邏輯導出的結論與實踐發展完全一致。

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歷史性質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停留在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所有制的預言上，更不能停留在蘇聯教科書的傳統解釋中，而需要根據實踐發展對現實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論證。

1．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在矛盾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的生產條件分配方式和結合方式，以及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等方面，具有明顯區別于馬克思所預言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公有制的歷史特點。

社會主義公有制具有自身特殊的內在矛盾，這些矛盾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應該是不存在的。很長時間里，這些矛盾沒有得到認真對待，一直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后才逐步受到關注。樊綱等人強調公有制的內部關系。“在定義私有權（及其各種具體形式）時，理論上通常著眼于外部關系或外部界限……而當我們定義公有制或公有權時，我們卻只能主要從其內部關系著手。”“公有制中的個人具有二重規定性，它既是所有者又是非所有者”。這種對立統一關系是“公有權的基本矛盾”。可惜，作者沒有為這種“既是……又不是……”的矛盾現象給出合理的解釋。在此之前，林崗在對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研究中提出了“從業者”概念，認為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中，全體社會成員除了是生產資料共有者之外，“還具有由分工的存在所賦予的特殊的生產職能的專門化承擔者，即從業者的基本社會規定性”。“這種二位一體的社會規定性是理解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內部各種復雜關系的重要樞紐。”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二重社會規定性的認識，是理解公有權基本矛盾的關鍵。提出從業者概念的理論貢獻是：區分了作為所有者的勞動者和作為從業者的勞動者，這是理解社會主義公有制內在矛盾的重要一步。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在矛盾要從馬克思生產條件分配理論中尋找答案。有學者很早就主張社會主義公有制中的勞動力個人所有權，認為“必須聯系勞動力所有制考察生產要素的社會結合方式”，“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的結合構成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

馬克思指出，生產資料（生產的物質條件）與勞動力（生產的人身條件）的結合方式決定一社會形態的生產方式，而生產條件的結合方式又取決于二者的分配方式（占有方式）。生產條件的分配方式是歷史地變化的，不僅生產資料會有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區別，有奴隸主私有制、地主階級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區別，而且勞動力這一生產的人身條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占有方式也是不斷變化的：從奴隸主對奴隸人身的完全占有，到封建主對農奴的依附式占有，再到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可以自由處置自己的勞動力，即勞動者個人所有。兩種生產條件的不同占有方式決定了二者的不同結合方式。馬克思預言，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生產的人身條件仍然屬于勞動者個人所有——“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正是生產條件的這種占有方式，決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歷史特點及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由于勞動者對生產條件的占有方式不同，社會主義勞動者具有所有者與從業者的雙重身份。林崗關于從業者概念的提出，同樣依據了馬克思關于勞動能力是個人“天然特權”的思想。循著這一思想脈絡，本人提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勞動者具有雙重人格——既是生產資料共同所有者，又是勞動力個人所有者，認為正是這種生產條件的分配關系，決定了公有制經濟內部勞動者整體與個人的利益矛盾，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等量勞動相交換”的關系。這是一種以勞動為尺度的平等關系，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協調勞動者整體利益、局部利益和個人利益矛盾的根本原則。社會主義公有制意味著勞動者在生產資料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可以概括為“平等勞動”，它包括決策平等、分工平等和分配平等（即按勞分配）等。勞動平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規定，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區別于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歷史特征。從財產權利角度看，這里存在著生產資料公共所有者與勞動力個人所有者之間的排他性占有關系，這種權利與意志的關系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由于這種占有的排他性存在于公有制經濟內部，因此可以稱作公有產權的“內排他性”。由于這種權利關系的存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組織仍然實行科層等級制，自上而下地對勞動標準和消費標準嚴格計算和監督；其內部勞動分工遵循“能力主義”原則，不僅有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分，有技術等級的劃分，而且有管理勞動與操作勞動的分野；公有制經濟的收入分配實行按勞分配原則。

對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概念的質疑由來已久，但關鍵在于，人們對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勞動力的占有方式將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胸中無數。回顧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公有制的全部論述，可以看到，馬克思認為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由于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新特征，勞動不再僅僅是謀生手段，而成為每個人“生活的第一需要”；“他們能夠自愿地盡其所能來勞動”，而不再需要“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極嚴格的監督”；由于勞動者對勞動態度的這一根本性變化，“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是一種勞動者個人利益與整體不再有系統性矛盾，生產條件的公共占有與個人占有之間不再具有排他性，進而“資產階級權利”已不復存在的公有制。未來社會的公有制不僅是生產資料公有與個人所有的統一，而且也是勞動力公有與個人所有的統一，這恰恰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可或缺的所有制基礎。一百多年以前，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曾經深刻地指出：“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很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說成是‘純粹的烏托邦’”。然而，“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在預見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設想的前提，既不是現在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社會主義是區別于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獨立的社會形態，在此社會形態下，社會生產力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都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社會主義的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只能漸進地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勞動力公有制演變。

2．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并存

社會主義公有制區別于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公有制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它處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市場環境中，與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并且對其他所有制經濟具有財產占有權的排他性。因此，不同的公有制主體之間，以及與其他所有制經濟之間，都能夠進行商品交換。

蘇聯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實踐中首先感知到商品交換的必要，列寧推行了以國有工業與個體農民的商品交換為主要內容的“新經濟政策”。斯大林在農業集體化之后承認：聯合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者——國家、集體農莊、合作社——之間仍然存在商品交換。斯大林從公有制本身尋找商品經濟存在的條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商品經濟存在原因的理論。毛澤東肯定了斯大林的這一理論進展，同時指出：斯大林關于商品存在的條件，闡述得不完整。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學者就國有企業的獨立核算和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強調國有經濟內部的交換同樣具有商品交換的性質。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展開，公有制經濟與其他所有制經濟普遍、全面的商品交換得到充分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能覆蓋全社會生產資料，它與其他所有制一樣具有所有權的排他性；這種關系不一定需要“相互承認為私有者”，但的確因產權邊界和利益差異可以在交換中“彼此當作外人看待”。因此，社會主義公有制完全可以嵌入市場經濟，通過獨立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參與社會化生產的分工體系。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勞動分工并非僅僅在公有制組織內部，而是還能夠通過物的普遍聯系嵌入整個社會內部分工。相應地，社會主義公有制具有與共產主義完全不同的歷史性質：直接勞動要在個別生產過程中進行，從而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要在企業層次上實現。

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并存的根本原因是，二者具有共同的生產力基礎，“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商品經濟是共同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這個社會化大生產以市場經濟為組織形式，但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又與社會化大生產產生了尖銳矛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這一歷史悖論的產物：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還需要市場經濟，但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已經喪失或者正在喪失歷史的正當性，于是，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運而生。由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以完美的理論邏輯證明了商品經濟因“自然歷史過程”而產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者建立政權之初無不主張盡快消滅商品貨幣關系，但這一主張在實踐中屢屢受挫。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單一公有制以最大限度限制商品貨幣關系，不可避免地帶來組織社會化生產中過度依賴“大科層”體制，不能充分動員人民群眾勞動致富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缺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利用市場經濟發展生產力的實踐證明，科層與市場相結合的市場經濟體制在現階段生產力狀況下更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加快推進社會生產力發展。這里所說的生產力狀況不是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生產力，也不是指經過數十年建設而突飛猛進的我國當前生產力，甚至也不是指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已經達到的生產力狀態，而是從整體上指稱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所取得的全部生產力成果。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全部成果至今還沒有達到馬克思預見的使得商品經濟消亡的歷史條件，如大機器生產的自動化未能達到所有“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都由機器來完成；如當代生產力所要求的分工形式仍然是職業專門化的舊式分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管理勞動與操作勞動的分工還遠未消亡；如物質財富尚未充分涌流，物質生產必要的勞動時間仍然過長，勞動對于大多數人而言仍然僅僅是謀生手段，等等。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人類社會生產力取得了長足進步，特別是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生產力質態的全面躍升，都使得社會生產力朝著馬克思預言的方向大踏步邁進，但是，由于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由于需要的體系日益豐富和不斷擴大推動著生產的體系日益廣泛和不斷擴大，因而不斷向生產的機械化和自動化提出新的要求，也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對生產力發展的越來越嚴重的阻礙，從全世界、全產業鏈范圍看，當代生產力離馬克思所描述的未來社會仍然有很大距離。社會化大生產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還需要由市場經濟體制來組織，市場經濟仍然是社會勞動分工的基本組織形式。歷史需要一種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來繼續發展生產力。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必須登臺，但它登上的舞臺還是市場經濟。回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我們對毛澤東關于“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的論斷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結合中國實踐，我們對馬克思和列寧的過渡時期理論也有了更加明確的認識。

3．公有制從外部嵌入市場經濟

了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上述兩方面歷史特征，就能更好理解社會主義公有制何以從外部嵌入市場經濟。所謂嵌入包括兩層含義。

一方面，社會主義公有制不是內生于市場經濟，而是要由非市場的力量從外部添加到市場經濟中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以局部地、少量地產生工人合作工廠，也可以產生出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這樣形式上的“公有制”，但它不可能產生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的、成體系的勞動者公有制經濟。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依靠政治的力量植入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經過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國家對官僚資本的沒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以及個體手工業和個體農業的合作化運動而得以建立。更一般地說，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不是天然存在，也不可能通過市場構建。公有制的所有者主體不是單個的人，而是一個組織，這個組織不可能在市場交易中形成；特別是國有經濟的所有者主體是國家，是代表國家意志的政府機構以及作為其領導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它們不可能由市場自發產生，按市場原則組織運作。國家與政黨的形成有超越市場的邏輯，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的邏輯。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公有制又是可以融入市場經濟的。這種公有制的歷史特征是產權的排他性，它有明確的產權邊界。不同勞動者集體的財產相互分開，兩個集體之間可以進行市場交易；集體財產與國家財產也是分開的，國家與集體之間也可以進行商品交換；更重要的是，這種產權的排他性決定了公有制經濟可以與其他任何市場主體自由交換，與不同所有制經濟發生市場聯系，進而將根系延伸到市場經濟的每一個角落。進一步說，社會主義公有制還有對內的排他性。公有產權的內排他性產生于市場經濟下每個勞動者個人的獨立、自由、自主，及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即所謂勞動力個人所有權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矛盾，按勞分配的原則就體現了這種公有制的內排他性。由于排他性產權關系的存在，兩大生產條件（物質條件和人身條件）的結合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實現，公有經濟的勞動大軍可以通過勞動力的市場合約來集結。無論從商品市場還是要素市場看，公有制都能夠融入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公有產權雙重的排他性，決定了公有制可以融入市場經濟體制，二者之間并沒有不兼容的問題。

總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嵌入”市場經濟之中的，其產權主體的形成雖然并不依賴于“抽象勞動的社會中介”，但它與其他市場主體之間的聯系，以及它與勞動者個人結合形成公有制經濟組織，都需要通過市場交易、遵循價值規律。應當全面理解此處“嵌入”二字的含義：既是“植入”，又是“融合”。市場經濟仍然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但在其“主體”部分，一個公開的、直接的、非市場的社會機構重新登場，這個市場經濟已經不同于先前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了。理解這一點，對于深入理解社會主義經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進入方式是嵌入，因此它并不立刻消滅私有制，而只是將私有制為主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為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嵌入在所有制結構中要做的是加法而不是減法，市場經濟中的所有制關系更加多樣化，企業形式也更加多樣化了。社會主義是更加典型的混合經濟，但它構建的是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混合經濟。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根本立場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有更強大能力去引導和規制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以其更大規模和更高份額影響和主導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筑起了抵御金錢侵蝕政治的防火墻，從根本上扭轉了價值抽象統治向所有社會領域無限擴張的總趨勢。所以說，一個從勞動異化到異化復歸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已經開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之前的市場經濟具有根本性、方向性區別。

當然，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仍然存在矛盾，一方面，貨幣拜物教與資本無序擴張具有侵蝕公有制經濟的自發傾向；另一方面，傳統體制下的公有制實現形式與市場經濟還不能有效銜接，公有制經濟要實現同市場經濟的融合，其本身也必須經過改革，需要探索適合市場經濟的企業制度。觀察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既相統一又相矛盾的關系，公有產權對內和對外的雙重排他性是一個極好的窗口，它一方面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銜接的橋梁與樞紐；另一方面又是公有制勞動平等實現程度的界限。從這里可以觀察社會主義公有制內在矛盾的全景。

三、國家所有制及其實現形式

全民所有制采取國家所有制的形式，國家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為什么全民所有制必須采取國家所有制的形式，其中的理論依據是什么，對實踐會有什么影響？進一步說，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所有制又能采取什么樣的具體實現形式？

1．全民所有制采取國家所有制的形式

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采取國家所有制的形式，國家成為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但是，國家并不是“自由人聯合體”。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為什么要采取國家所有制的形式？這個問題必須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回答。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差異應當由成本－收益比較來說明。“既然國家這個統一而唯一，并且超越于任何個人之上的社會機構已經存在，全民所有制的統一公有權便很自然地由國家來代表和行使。重新組建另一套機構，是不經濟的。”這種解釋既未解釋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存在的原因，也未討論國家是否能夠，并且何以能夠成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理論邏輯是不周延的。

政治經濟學首先強調，由生產力發展狀況決定，專業化分工和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距仍然存在，市場經濟仍然是社會分工的基本組織形式，社會階級和階層分化仍然存在，勞動者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的矛盾仍然存在，為了協調這些矛盾，全部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中仍然需要“資產階級權利”的系統性規范，這種規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強制和暴力的特征；因此，社會主義仍然需要國家機器，這個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由于相同的原因，社會主義者要想繞過國家與政黨在全社會范圍組織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權利主體也存在難以克服的障礙。社會主義勞動者具有雙重人格，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者，而且是勞動力的個人所有者，他們在共同決策中的角色定位具有不確定性。因此，簡單的“多數決”民主并不能解決民主政治中所謂“眾意”與“公意”的矛盾，不能保證勞動者集體決策始終符合勞動者集體和長遠利益。越是大規模公有制經濟，此類矛盾越是突出。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初曾經主張在工會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機構，并提出“工會國家化”的口號，但他很快就在實踐中否定了這一想法。前南斯拉夫“勞動自治”的實驗表明，企業工人的集體決策往往偏向于勞動收入分配的當前利益而忽視擴大再生產的長遠利益，以至于在宏觀經濟中造成投資不足和經濟增長緩慢的消極后果。解決矛盾的根本出路是激發和引導勞動者的整體意識，保證其在集體決策中更多站在生產資料公共所有者的人格立場，即盧卡奇所說的階級意識與歷史發展方向的統一，進而實現“共識型”民主，這只能依靠自覺把握歷史方向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通過人民民主政權代表人民掌握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是唯一有效的制度選擇。這樣，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僅僅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上層建筑，不僅僅充當亞當·斯密筆下的那種公共秩序的守夜人，而且直接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國家作為全民所有制的所有權主體，成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一個內在環節。

國家所有制不是勞動者以自由人聯合體的形式直接占有生產資料，而是由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國家政權作為全體人民的代理人行使所有者權利。借用經濟學代理理論的術語，這是一種主動代理關系：不是如一般委托－代理合約中那樣，委托人提出要約，聘請代理人，而是作為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主動承擔起為全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歷史責任。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在百余年的奮斗歷史中建立了與人民群眾的密切關系，得到全國人民的充分信任，因此有資格代表全體人民行使生產資料所有權。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具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質是由黨和國家的性質決定的，是由國有經濟在70多年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所取得的成就體現的。

全民所有制采取國家所有制形式使得它不可避免地存在兩大缺陷：其一，國家機構的行政性運行機制與市場機制存在明顯差異，國家政治組織的多重目標與企業組織的單純經濟目標存在差異甚至沖突，國有經濟在與市場銜接中因此也存在一系列困難，雖然經過改革，但有些問題至今還沒有圓滿解決。其二，國有制的主動代理關系中全體委托人自下而上地監督代理人的能力較弱，代理成本較高，官僚主義甚至管理腐敗的風險始終存在，所以需要加強黨的領導，并且依靠企業職工群眾民主監督，來改善國有經濟的內部管理。

2．探索全民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

社會主義的實踐者對全民所有制的探索當然并不局限于所有者主體構成這一個方面，國家所有制采取什么樣的勞動組織方式和財產組織形式，是更加具體也更加復雜的實踐問題。政治經濟學將此類問題稱作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即所有制在其內部具體配置、組織和實施各種產權的格局或方式。財產所有權有多種權能，如狹義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和收益分享權等，它們的分離和重組構成產權制度，或曰財產組織方式。“產權制度是所有制的具體化”，是所有制各方當事人——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和其他市場主體之間權責利關系的具體安排；其法的關系背后，實質仍然是經濟關系。產權制度的改革并不否定所有權的根本作用，相反，它是所有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實現自身的要求。這一點也適用于社會主義公有制。所有權權能適當分離幾乎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基本邏輯線索。在不同的生產力條件和體制環境下，同一種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有所不同。這涉及所有制與產權形式、經營方式和勞動組織的相互關系。一般而言，產權形式的選擇受所有權主體利益的制約，而經營方式和勞動組織的選擇則往往是產權形式的延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制實現形式的核心內容是企業產權形式。將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公有制實現形式區別開來，提出改革就是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這是中國經濟學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

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設想是建立一個覆蓋全社會的“國家辛迪加”，“全體公民都成了一個全民的、國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后來的實踐表明，國有經濟并不能覆蓋全社會，農業還要實行集體經濟，但國有經濟內部還是形成了一個統一協調的“辛迪加”，一個超大型的科層等級制組織。國有經濟內部的科層制度在蘇聯經濟中貫穿始終，并且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產生示范效應，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經濟也按照同樣的原則組織，整個國有經濟是一個大科層組織，“企業”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屬物。這樣的國有制實現形式顯然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

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邏輯是：企業應當成為獨立自主、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因此，國家所有權與企業經營權要實行“兩權分離”，“政企分開”成為企業改革的明確目標。改革一開始是在政府行政指揮鏈上的“放權讓利”。但是，行政鏈條上的“放權讓利”不可能“放”出一個擁有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到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的舊體制已經明顯不能適應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被提上日程，1993年黨的第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現代企業按照財產構成可以有多種組織形式。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各地陸續開展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革試點，一部分企業通過改制成為國有股占絕對多數的有限責任公司；另一部分企業通過改制、上市而成為大量利用社會資本的股份有限公司。隨著改革的推進，股份制已經成為國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3．公有制內在矛盾與國有資本

隨著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的深入，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取得了國有資本的形式。一方面，大一統的“國家辛迪加”經過公司制改革形成許多產權獨立的公司法人，國有資本形成“許多資本”使競爭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國有股份公司通過勞動力市場的雙向選擇招聘工人，組織勞動大軍，通過“命令－服從”機制對勞動實行管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國有資產轉化成為競爭中自行增殖的價值，成為國有資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注定要經歷一場深刻的范疇革命，作為《資本論》理論體系核心的資本范疇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得以拓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一般包含了私有資本與公有資本兩種特殊形式，進一步可劃分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和混合資本五種形態。它們有相同的形式規定性——自行增殖的價值，卻有各不相同的內容規定性，即所體現的社會關系和階級、階層關系完全不同。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不同，不再體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的剝削與壓迫關系，而是反映公有制經濟內部勞動者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協調，體現勞動者整體意志對個人的管理性強制。公有資本也追求剩余價值，但剩余價值歸勞動者公共所有，最終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公有資本特別是國有資本概念在實踐中被普遍運用，但其理論邏輯的許多問題并沒有解決。事實上，如果不弄清楚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在矛盾及其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公有制的重大區別，有些理論問題的確很難解決。兩個基本問題是：第一，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什么要利用資本形式；第二，社會主義公有制如何滿足資本產生的歷史條件。

關于第一個問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自然是不需要資本形式的，共產主義的公有制與勞動者個人所有制不再處于矛盾對立中，當然也不需要利用資本形式予以協調。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資本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但是，社會主義階段的情況則不同，由于生產力水平的限制，社會主義還必須利用市場經濟組織社會生產，社會主義公有制內部勞動者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還存在系統性的矛盾，因此還需要利用資本形式來協調。一方面，由于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個人不愿意超出必要勞動之外為社會提供剩余勞動；另一方面，工業化時代的勞動生產力需要大規模的資本積累才能持續發展。剩余價值生產和積累中的矛盾是社會主義階段勞動者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矛盾的深層次原因。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能消除這一矛盾，其實現形式必須能夠有效地處理這一矛盾。資本在運動中自行增殖的形式規定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有效工具。馬克思指出：“資本的偉大的歷史方面就是創造這種剩余勞動，即從單純使用價值的觀點，從單純生存的觀點來看的多余勞動。”資本通過對勞動實施外在的強制創造剩余勞動。一方面，資本通過市場獲取勞動力資源，在企業內部組織勞動大軍，以科層制的命令－服從機制迫使勞動者生產剩余價值；另一方面，資本通過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機制不斷鞭策生產機器加快運轉，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中生產更多超額增加價值，攫取更多相對剩余價值。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在矛盾，這部剩余價值生產的“永動機”仍然具有必要性。馬克思認為，資本歷史使命的完成需要以下條件：（1）勞動（包括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成為從個人需要本身產生的東西”；（2）普遍的勤勞發展成為人類的普遍財產；（3）這種普遍的勤勞驅使勞動生產力到這樣的高度，“一方面整個社會只需用較少的勞動時間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財富，另一方面勞動的社會將科學地對待自己的不斷發展的再生產過程，對待自己的越來越豐富的再生產過程，從而，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顯然，這些條件的實現還需要社會生產力以及人的全面能力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經歷長時間的發展。因此，國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的探索最終走向國有資本有其必然性。

關于第二個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貨幣轉化為資本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勞動者必須獲得人身的自由，即成為自己勞動能力的所有者；其次，勞動者不占有生產資料，因此“勞動力所有者沒有可能出賣有自己的勞動物化在內的商品”，他必須在勞動力市場上將自己的勞動力本身當作商品出賣。也就是說，資本產生的必要條件是生產的物質條件和人身條件相分離，進而勞動力成為可以買賣也必須買賣的商品。一般認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這個條件已經不存在，因為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兩大生產條件已經直接結合在一起。近期，國內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具有雙重人格，作為勞動力所有者，個人并不直接占有生產資料，不能任意占有和使用公有的生產資料；他們必須組織成為一個整體（集體）才能共同行使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排他性意味著兩種生產條件在產權意義上具有可分離性。不理解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勞動者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矛盾的根源，看不到其中兩個所有權主體的區別，只是將勞動者作為一個不可分的所有者主體去理解，就不可能理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條件分配的特殊結構，以及產生勞動力市場交易的可能性。進一步觀察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可以發現，生產條件的兩個所有權主體具體化為國家所有者與國有經濟從業者，其中，國家所有者代表了全國人民，國有經濟的從業者卻不是全民范圍的全體勞動者，而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說，這兩個所有權主體不僅代表不同的經濟人格，具有不同的經濟利益，而且在人員范圍上也存在很大差別。國有經濟的所有者成員集合與其從業者集合不完全重合，從業者集合只是所有者集合的一個很小的子集。可以將此理解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兩種生產條件相分離的特殊形式。

從社會主義公有制平等勞動的本質規定看，全體人民對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擁有平等的使用權，即擁有在國有經濟中就業的平等權利，但限于國有經濟的規模和范圍，這一點肯定做不到。全體人民的平等權利如何體現？理論上說，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應當實行承認能力差異的分工平等原則，即國有經濟從全體人民中擇優聘用從業者。這是承認勞動能力是“天賦權利”前提下的平等權利，強調勞動能力與分工崗位的匹配，符合以勞動為尺度的社會主義平等觀。撇開實行中人為的偏差，分工平等作為一種原則，仍然是現實條件下社會公平的最佳選擇。但是在單一公有制的大科層體制下，這個選擇過程通過國家對勞動力資源的“統分統配”來操作，很難做到能力與崗位的匹配，平等原則的實現程度較低；特別是用工制度的僵化導致全民所有制職工身份的固化，對人數更多的同樣是共同所有者的非國有企業職工顯然存在不公平。國有企業改革中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不僅單一的國家所有制已經通過公司法人制度分解為許多產權獨立的企業，可以通過資本市場交易靈活配置生產資料，而且其用工制度也從“統分統配”轉化為勞動力市場的雙向選擇和勞動合同制，勞動力資源的市場配置機制已經形成并且逐步完善。這些公有資本取向的改革措施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容規定與內在矛盾直接相關。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表明，一方面，全國人民作為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者是一個包括14億多人口的固定集合，但每一個所有者成員并不直接行使所有權，而是由國家代表人民行使權利。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原先統一的“國家辛迪加”已經劃分為許多產權獨立的公司法人在市場競爭中自主經營，公民作為所有者的一員與這些公司法人的權利關系日益模糊。另一方面，國有經濟從業者是一個較小的人員集合，而且其身份不具有固定性，至少法理上是如此。因此，兩個產權主體的差異性顯著存在，國有企業通過勞動力市場招聘員工完全合理。國有資本就在這種市場交易中產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改革是國有資本取向的，國有經濟的管理也要從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化；國有資本不僅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內容規定與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產物，而且也是國有經濟與其他所有制經濟高度融合的橋梁與紐帶，是帶動混合經濟中多種資本形態競爭合作、共同發展的主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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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安徽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4年第9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