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在實現“兩個必然”中的作用及啟示

——基于生產方式變革的考察視角

【內容提要】從社會生產方式變革的視角來審視人工智能現代技術與“兩個必然”這一經典理論，是出于對生產方式自身特殊“中介”地位和相對具體性的考量。人工智能時代生產方式變革的背景與趨勢包括人工智能的“雙重性質”、生產方式變革過程中的“雙重關系”以及生產方式變革的“雙重結果”。當下以人工智能新技術為“驅動”的生產方式變革，應該上升到“創造性破壞”的階段，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徹底顛覆，這也是實現“兩個必然”的內在邏輯。人工智能的出現并不能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兩個必然”理論進行證偽，應該深刻認識到以現代技術證實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可行性與必要性。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至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之久。然而近年來隨著芯片技術壁壘的突破，尤其是計算機“深度學習”功能的日益成熟與應用，人工智能發展在經歷了“三起兩落”的波折后，開始進入全新的階段，在實際應用中的突出表現更是超出了20世紀50年代人工智能學科誕生之初的基本定義與發展規劃——“研究如何構造智能機器或智能系統”以及“模擬、延伸和擴展人類智能”，因此完全可以被稱為現代技術。“兩個必然”則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科學論斷：“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在揭示未來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同時，對“兩個必然”實現過程的曲折性和艱巨性也有著清醒的認識，《〈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兩個決不會”的提出便是很好的證明。另一方面，資本主義自身并不是一個“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福利國家的出現、股份制的推廣以及跨國企業和國際壟斷資本的發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緩和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使資產階級的滅亡進程得以不斷延長。當前，人工智能新技術的出現和廣泛應用，其影響也不再僅僅局限于科學技術領域，而是對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倫理等各方面都帶來了機遇與挑戰。那么現代技術對經典理論會有怎樣的影響？人工智能新技術究竟是資本主義“續命”的新手段，還是會成為加速實現共產主義的法寶？厘清這一問題，有助于我們進一步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指導地位，從而能夠在人工智能時代更好地探索未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學界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大多持積極肯定的態度，認為在以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發展為主要特征的工業4.0時代，勞動者的“去無產階級化”是“和平年代實現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演進的內涵邏輯”。有學者認為，“從目前的發展來看，網絡社會和人工智能時代為理想社會的來臨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還有學者認為，在區分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和共產主義應用的基礎上，人們可以通過對人工智能反思和建構人類自身，從而實現人機共生和人的自由個性發展，而在進一步打破資本主義對技術壟斷和占有的前提下，人工智能未來完全可以成為幫助無產階級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工具。此外，從現代技術對人類社會的整體作用來看，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現代技術，加速了人類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技術化（非自然化），從而推動形成一種新的人類形態和文明樣式，有學者指出，“馬克思的社會理想將在未來得到最終印證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有望在將來得到真正的實現”。從內容上來看，既有研究分別從勞動者自身、人工智能技術以及社會交往的發展等方面充分證明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實現的必然性，具有前瞻性和啟發性。從研究的方法論上來看，則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能動論，強調人工智能的發展能夠為未來共產主義的實現提供重要支撐；二是結果導向的推論，根據當下人工智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現狀，從而斷言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實現的必然性。盡管既有研究已經從多個角度充分論證了人工智能對未來社會主義發展的積極作用，但對于其作用的內在機理，尤其是在推動社會生產方式變革方面卻語焉不詳。“兩個必然”的實現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著一個漸進的發展過程，并且涉及一系列的相關作用變量，因而需要對其具體過程進行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中首先嘗試著引入社會生產方式作為相對具體、客觀的衡量尺度，以此來分析人工智能技術之于“兩個必然”實現的重要作用；其次，從人工智能自身工具理性的本質出發，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對人工智能時代生產方式的變革進行具體考察；最后，強調積極運用現代技術來證實經典理論的可行性與必要性，以期能夠對社會主義實踐發展有所裨益。

一、生產方式變革：衡量“兩個必然”的重要尺度

在《共產黨宣言》中，“兩個必然”理論的提出是馬克思恩格斯基于當時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背景，深刻剖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進而對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作出的科學判斷。后來的“兩個決不會”理論，則主要是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相互關系，尤其是生產力發展的視角出發：“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之間更多是出發點的不同，并不存在所謂的互補論、修正論，“‘兩個決不會’具有相對性質，是‘兩個必然’的內在要求；‘兩個必然’理論中包含著‘兩個決不會’的思想，是‘兩個決不會’運動的最終結果”。在當下的人工智能時代，正確認識和理解“兩個必然”這一理論的重要前提，同樣是必須拋棄片面的狹隘觀念，將其放到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整體邏輯以及預見未來社會發展的遠景之中。基于此，筆者將生產方式的變革作為衡量“兩個必然”實現的重要尺度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和考量。

首先，繞開“生產力要素之爭”以及避免落入“生產力決定論”的窠臼。生產力的要素之爭主要表現在構成生產力要素的數量分歧上，也即生產力“二要素論”“三要素論”或是“多要素論”。生產力“二要素論”很大程度是受到斯大林“二要素說”的影響，認為生產力的構成僅包括勞動者和勞動工具兩種要素；而支持“三要素論”的學者則通常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及的勞動過程中“三個簡單要素”作為理論根據，主張生產力的構成要素包括勞動者、勞動對象與勞動資料（工具）三個方面；“多要素論”則認為生產力的構成不僅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也包括自然資源、科學技術以及生產過程中的社會結合方式。對以上三種觀點進行評析顯然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圍，但如果按照“二要素論”或“三要素論”的思路，屬于科學技術要素的人工智能顯然不能劃歸生產力范疇，繼續將生產力作為“兩個必然”實現過程的衡量標準，就很難準確界定人工智能的作用與影響。此外，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起決定作用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說的科學論斷，然而“生產力決定論”往往又會將人們引入“唯生產力論”和“唯生產力標準論”的歧途，進而走向將生產力作用絕對化的極端。共產主義理想的最終實現必然要以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為前提，但如果因此將生產力作為衡量“兩個必然”實現程度的唯一指標，就又陷入了“生產力決定論”的窠臼。無論是一味追求生產力提高的純粹理想，或是因為我國社會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現狀而消極悲觀，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曲解。人工智能的應用帶來了社會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生產力始終都是社會生產關系發展的根本決定力量，所以澄清以上事實，絕非否定人工智能時代生產力發展的重要作用，而是嘗試著引入一種與生產力本身關系密切，且更加客觀、具體的衡量標準——生產方式及其變革。

其次，生產方式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特殊“地位”：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在當下國內主流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生產方式往往都是被定義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二者的統一。但這遠遠不能對生產方式本身的含義進行完整概括，“一個不能忽視的現象是，馬克思對‘生產方式’概念在不同的場合賦予了程度不同的意義”。事實上，在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考察中，生產方式也更多是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中間范疇而存在，“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正是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的詳細考察，吳易風指出，“在馬克思那里，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三個范疇之間，既不存在替代關系，也不存在包容關系”，并論證了“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這一原理“貫穿于馬克思從40年代到70年代的著作”，其中的相互關系是：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具有歷史暫時性。郭冠清則用函數方程式將這一過程直觀地表現了出來：生產方式不是生產力的單調增值函數，甚至也不是它的單調函數，后者是前者的一個滯后變量；生產關系是生產方式的當期單調函數；但生產力并不是生產關系的單調函數。以上研究證明了生產方式是作為一個獨立范疇而存在，并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發揮著重要“中介”作用。而且，就其本身的性質而言，與生產力存在和作用的抽象性不同，生產方式在歷史進程中更加客觀具體，因而也更適合作為社會發展階段的衡量標準。現代人工智能新技術的應用無疑直接或間接地帶來了生產方式的變革，從“手推磨”“蒸汽磨”到“智能磨”使用的演變過程也更能客觀地反映出人類社會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但以生產方式變革來衡量“兩個必然”的實現，還需要對其自身的重要性做進一步說明。

最后，秉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邏輯和思路：以生產方式為首要考察對象。作為“工人階級的圣經”，《資本論》至今仍然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其重要地位也無須贅言。那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以怎樣的邏輯思路來開展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考察呢？《資本論》的副標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在《資本論》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則明確地提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因此，對“生產方式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既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關注點，也是《資本論》寫作的主要目的。進一步來講，結合前文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間的相互關系，對“生產方式”的研究就不得不被放到相應的首要位置。即使是對這一觀點持反對態度的學者也承認：“生產方式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概念……僅在《資本論》中它就出現過568次。”事實上，對于“生產方式”的重要作用，馬克思曾有過具體的闡述，在《資本論》中他講道：“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可以看到，在這里馬克思將“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作為社會發展的“測量器”和“指示器”，這與本文的研究主旨完全相契合。同樣是基于對《資本論》文本的詳細考察，吳易風認為“在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三者中，成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第一個組成部分的是生產方式”。因此，沿著馬克思的思路，下文繼續將生產方式變革作為人工智能時代“兩個必然”實現進程中的首要研究對象。

二、生產方式變革的具體分析：“雙重運動”與“創造性破壞”

在影響生產方式變革的眾多因素中，現代人工智能新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無疑占據著重要地位。作為信息技術革命發展的核心，人工智能由于能夠對人類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起到“同步代替”的作用，“與前兩次工業革命的核心以機器替代工人的體力勞動不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是以人工智能系統替代人類的腦力勞動”，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對生產方式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盡管目前在工業革命階段的劃分上還存有爭議，但這并不影響我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對人工智能時代生產方式的變革進行考察：當今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長期共存的歷史現實，決定了生產方式變革表現為一種“雙重運動”的發展趨勢；而在生產方式變革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則是實現“兩個必然”的內在邏輯。

1. “雙重運動”：生產方式變革的背景與趨勢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根本性差異的存在，使得當下人工智能自身的性質具有“雙重性”，并帶來了生產方式變革過程和結果的“雙重性”。因此可以用“雙重運動”來概括人工智能時代生產方式變革的背景與趨勢，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人工智能的“雙重性質”，生產方式變革過程中的“雙重關系”以及生產方式變革的“雙重結果”。

首先，人工智能的“雙重性質”，即現代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性質的差異“賦予”了人工智能不同的性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曾講道，“在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廠中，是工人服侍機器……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既然不僅是勞動過程，而且同時是資本的增殖過程，就有一個共同點，即不是工人使用勞動條件，相反地，而是勞動條件使用工人”。在馬克思看來，無論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發展到何種地步，“勞動條件”和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者”之間始終都是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即便人工智能在應用中是作為最先進的“勞動條件”而存在，其本質上仍然不過是少數資本家攫取剩余價值、實現資本增殖的一種新手段而已。與此相對應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及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經濟和政治規定，決定了人工智能必然是服務于大多數人而非少數人的利益。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此也曾有過具體的描述：“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在社會范圍內有計劃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的人自己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總之，人工智能的“雙重性質”是生產方式變革中“雙重運動”得以產生的根本原因。

其次，生產方式變革過程中的“雙重關系”，即在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既有競爭對抗也有合作共贏。從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來看，19世紀的社會主義發展還未能完成從理論到實踐的第二次飛躍，巴黎公社革命也未能撼動資本主義的世界格局。但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時代，歷史發展到今天，社會主義已經從原來的理論變為現實，從西方到東方，從一國到多國，期間雖然也經歷了諸如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巨大挫折，但經過在中國的成功實踐與發展，最終形成了當今世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長期共存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既是社會主義中國，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國家自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首次走在了技術革命的最前列，得以與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臺競技”。我國在2017年出臺了《新一輪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我國人工智能未來發展“三步走”的戰略目標，明確了到2030年要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的偉大遠景。與此同時，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都在積極部署本國人工智能的發展戰略，美國在2016年（奧巴馬政府）就發布了《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規劃》等一系列和人工智能發展相關的文件；并于2019年（特朗普政府）再次發布了《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計劃：2019年更新》,制定了更為完善的發展計劃，同年2月特朗普還簽署了題為《保持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的總統行政令。在未來人工智能的發展中，美國更是將中國作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不斷利用包括政治孤立、技術封鎖、貿易限制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演變”等各種手段試圖打壓、阻止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世界范圍內普遍交往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又決定了在人工智能新技術的研發過程中必然存在廣泛的國際合作。即使是在中美之間，由于兩國在人才培養、市場開發以及數據獲取等方面有各自的優勢，因此在人工智能的諸多領域中也都有著深入的合作。

最后，生產方式變革的“雙重結果”，即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能夠促進人的解放，同時也有導致“無用階級”和“科技寡頭”產生的風險。人工智能的應用帶來了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日益豐富以及人類勞動的進一步解放，使得未來社會的發展能夠更加接近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描繪的理想狀態：“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的全部能力即體能和智能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自由地選擇獵人、漁夫、牧人，或是批判者的角色，可以在“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然而，即便“信息技術革命是人類文明的巨大進步，對舊分工方式和經濟社會管理方式將產生巨大影響”，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新技術革命本身不能引導人類社會走向未來社會”，甚至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還會導致相反的社會發展走向。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分析的那樣，“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這也就意味著“人工智能為資本主義使用所形成的‘人工智能資本化’或‘資本智能化’，無疑會成為更隱秘地剝奪人的自由的新工具”。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隨著人工智能應用程度的加深，未來不但有可能會逐漸偏離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甚至還會產生赫拉利筆下的“無用階級”和“技術寡頭”，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雙重結果”的另一種表現。那么如何促使相互對立的“雙重結果”最終統一于“兩個必然”實現的偉大歷史進程？或許我們應該繼續從生產方式變革的具體表現形式中尋找啟發。

2. “創造性破壞”：實現“兩個必然”的內在邏輯

“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最初是一個生物學上的概念，被約瑟夫·熊彼特在其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借用來闡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中“產業突變”的過程：“國內國外新市場的開辟，從手工作坊和工場到像美國鋼鐵公司這種企業的組織發展，說明了產業突變的同樣過程——如果我可以使用這個生物學術語的話——它不斷地從內部使這個經濟結構革命化，不斷地破壞舊結構，不斷地創造新結構。這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的事實”，之后便開始廣泛流行于社會科學領域。熊彼特在其早期著作《經濟發展理論》中也曾初步指出過創新的本質應該是“創造性破壞”，即完全不同于已有技術的技術創新活動。在該書的中譯本序言中對此有如下的概括：“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則在于用生產技術和生產方法的變革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和經濟發展過程，以圖把歷史的發展和理論的分析兩者結合起來。”那么，當下以人工智能新技術為主要“創新驅動”所觸發的生產方式變革是否同樣具有“創造性破壞”的鮮明特點？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創造性破壞”這一概念也有所涉及，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有多處相關的論述。首先是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正是在封建所有制關系“必須被炸毀，已經被炸毀”的這一前提下，才有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巨大進步，包括有“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其次，作為相反的案例，馬克思恩格斯也具體描述了資產階級在應對自身危機時所采取措施的局限性：面對“生產過剩的瘟疫”，資產階級作出的應對之策不過是“一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面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但這只是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局部調適”，并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所以“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而當時資產階級進行“創造性破壞”的正確途徑應該是“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有關“創造性破壞”的思想更進一步地指出了未來“自由人的聯合體”對“階級社會”的代替。相比于以熊彼特為代表的“創新理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對“創造性破壞”認識上的先進性所在。有學者對此總結得就恰到好處：“熊彼特提出了比較具體的創新理論，在某些方面發揮了馬克思的創新思想，甚至超過了馬克思，但從總體上，從哲學高度上，馬克思的理論空間更廣闊，思維更深刻。”因此，結合前文關于生產方式變革“雙重運動”的相關論述，很有必要重新審視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

具體來說，就是要認識到生產方式變革這一創造性破壞過程中所蘊涵著的“否定之否定”辯證邏輯，也即對熊彼特“創造性破壞”理論的揚棄。一般而言，“否定之否定”需要建立在“正題、反題與合題”的框架之內，但過分追求形式上的一致性往往又會陷入黑格爾“三段論”的公式化誤區。所以，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可以被看作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理論的局部性繼承，然而它并不能真正用來指導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當下對生產方式“創造性破壞”的分析必須再次回到馬克思。

在熊彼特看來，“資本主義不能存在下去”且“社會主義當然行得通”，但他卻認為在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這一進程中，資本主義企業和大資本家才是“社會主義的真正開路人”。按照熊彼特的邏輯，在人工智能時代以微軟、谷歌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以及以埃隆·馬斯克等為代表的科技巨頭就成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開路人。毋庸諱言，當下國外一些資本主義企業和大資本家在人工智能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等方面，確實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由此帶來的社會生產力進步以及生產方式變革能夠被稱為“創造性破壞”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沒有觸動社會生產關系的生產方式變革只能被歸類于前文所提到的“相反案例”！借用熊彼特自己的比喻來反駁：“這些被他掩蓋起來的東西，倒真正是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中的丹麥王子。”這里還可以繼續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來做進一步論證。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信用制度”進行考察時講道：“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做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后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很明顯，這其中的關鍵問題同樣是未能打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束縛。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指出過：“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對生產方式的“創造性破壞”作出如下界定：生產力的發展是前提，并且與對舊生產方式的代替共同構成了生產方式變革的充分條件；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終結則是“創造性破壞”的必要條件。作為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衡量指標，生產方式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有機過程，當下以人工智能新技術為“驅動”的生產方式變革，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對過去生產方式的簡單代替，而是要上升到“創造性破壞”的階段，能夠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徹底顛覆，這也是實現“兩個必然”的內在要求。

三、啟示：積極以現代技術證實經典理論

人工智能的出現和應用帶來了生產方式的一系列變革。事實上，過去每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生，都帶來了人類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上的巨大變革，“從18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械化，到19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氣化，再到20世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信息化，一次次顛覆性的科技革新，帶來社會生產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躍升”。資本主義社會與封建主義社會之間的更替就是在這一技術進步的過程中逐步完成的，正如前文中引用經典作家的論述所言，“蒸汽磨”對“手推磨”的代替同時也是工業資本家社會對封建主社會的代替。可以確認的是，從社會發展總的趨勢來看，在可預見的未來發展中，人工智能新技術的應用并不能對“兩個必然”進行證偽，我們應該充分把握這次智能技術革命的歷史機遇，在社會生產方式變革中實現真正的“創造性破壞”，積極運用現代技術來證實經典理論。

以現代技術證實經典理論有其可行性與必要性。結合前文對社會生產方式及其變革的分析，可以分別引入“控制論”和“社會牽引理論”來做進一步的解釋。“控制論”（Cybernetics）是由美國數學家諾伯特·維納提出的，在他看來：“機器，和生命體一樣，是一種裝置……由于機器有決策能力，所以它能夠在一個其總趨勢是衰退的世界中在自己的周圍創造出一個局部組織化的區域來。”在這里引入“控制論”來證明可行性的重要原因是這一理論確實曾被運用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踐——“賽博協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但早期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成熟直接導致了這一偉大嘗試的失敗，“這些實驗最終都沒有獲得成功，這歸咎于早期控制論學者操作時面對政治限制和技術局限”。當前人工智能“深度學習”能力的不斷演進，未來完全可以克服技術上的局限，提供足夠強大的“智能數據算法”來合理安排、模擬國民經濟的生產方式與分配計劃，從而杜絕由市場經濟所衍生的眾多弊端和缺陷。而隨著資本和市場的逐步被淘汰，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系也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在這一“可行性”的基礎上，當今世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共存的局面就將有可能改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及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階段共存。

按照“社會牽引理論”的說法，在滿足同時存在相互交往的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發展階段的隔代社會這一條件時，“處于低級階段的社會通過隔代高級社會的牽引，將會超階段發展”。前文以現代技術證實“兩個必然”理論的“可行性”，意味著未來通過對人工智能新技術的充分利用，就可以完成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再次飛躍。在理想狀態下，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有可能通過社會主義國家的“牽引”作用，直接跨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達共產主義社會階段。在實踐中這一過程也必然將會是曲折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生產方式而和平進入共產主義，因此難免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現象。但這并不能阻礙社會發展的整體趨勢，鄧小平在總結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時就曾講過：“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而且這一結果——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直接進入共產主義，本來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最初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預測。20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馬克思恩格斯最初論斷的合理性。因此，從全人類發展和解放的視角來看，在社會主義國家“牽引”作用下資本主義國家也就能夠跨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直接進入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階段。這也是通過人工智能新技術對“兩個必然”給予證實的必要性所在。

總之，人工智能新技術的出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但這絕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相關論斷的過時。無論是社會生產方式變革中“雙重運動”的事實，還是關于實現“創造性破壞”的內在要求，在本質上也都沒有超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范圍。作為“偉大的認識工具”，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馬克思主義盡管誕生在一個半多世紀之前，但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它是科學的理論，迄今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我們必須要把握住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機遇，積極運用現代技術來證實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使得未來社會主義的實現進程不僅不會因為人工智能的出現而中斷，反而以此為加速條件。

參考文獻：

[1]王水興：《人工智能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審思》，《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5期。

[2]趙家祥：《生產方式概念含義的演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3]陳明生：《人工智能發展、勞動分類與結構性失業研究》，《經濟學家》2019年第10期。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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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實現“兩個必然”中的作用及啟示

——基于生產方式變革的考察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