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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鳳義：從四重維度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的內在必然性

點擊：作者：劉鳳義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2-01-11 11:25:07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是堅持黨的堅強領導應有之義，也是推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證。從政治和經濟矛盾運動規律、政黨執政一般規律、社會化大生產規律和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四個維度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具有內在必然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自覺的市場經濟。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斷探索如何利用好和駕馭好市場經濟，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弊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和人民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最為根本的是堅持黨的堅強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利益所系、命運所系。

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是堅持黨的堅強領導應有之義，也是推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證。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作為執政黨，我們必須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扎扎實實做好經濟工作。”那么，應該如何從學理和規律的角度，深刻把握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呢？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對此，學界也展開了一些研究，比如謝富勝、王松從確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有效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的優勢有機結合起來的角度，論述了加強黨對經濟工作領導的必要性。方玉梅從領導體制、能力和水平等幾個方面，研究了如何實現黨對經濟工作集中的統一領導。裴長洪、倪江飛從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政黨、國家與法律的理論，以及政治與經濟對立統一關系的理論，揭示了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基本理論依據。唐皇鳳梳理了黨有效領導經濟社會工作發展的百年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余斌梳理了100年來黨代會的經濟主張與政策演變，揭示了黨始終堅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歷史擔當。這些研究對于我們深化黨對經濟工作領導的認識很有啟發性，但由于這一問題在學理上具有復雜性，尚需深入系統地研究。本文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從政治和經濟矛盾運動規律、政黨執政一般規律、社會化大生產規律和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四重維度，分析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的內在必然性。

一、從政治和經濟矛盾運動規律的維度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政治和經濟之間存在著辯證關系，“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與之相適應。政黨是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集團的根本利益，為達到政治目標，尤其是為獲得國家政權和維護政權而建立的一種政治組織。它是政治和經濟矛盾運動的必然產物，也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筑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在資本主義以前，沒有產生真正意義上的政黨統治的政權，這是由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的。眾所周知，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人類至多能夠生產出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產品，沒有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在這樣的社會里，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都必須參加勞動，通過共同勞動、平均分配，才能保證人類的生存和繁衍。因此，原始社會沒有剩余，也沒有階級，自然不具備政黨產生的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隨著人類勞動經驗的積累和勞動能力的不斷提高，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隨之產生了私有制。私有制意味著人們在社會經濟關系上出現了不平等，掌握生產資料的人可以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壟斷權，成為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而勞動者階級則成為被剝削階級。為了協調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管理社會公共事務，國家也隨之產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于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的產生是由于存在著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因此，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同時國家還是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的機關，是一種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當然，國家管理公共事務，目的是維護階級統治。國家的產生為政黨的出現奠定了組織基礎。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之前，政黨執政還不具備客觀的物質基礎。這是因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自然經濟是以血緣關系和人身依附關系為紐帶，因而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最高統治者，也采取家族世襲的形式，而不是現代意義的政黨形式。

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制度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產生而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化大生產，與之相適應的是資本雇傭勞動制度，這種制度要求具有人身自由的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就徹底摧毀了自然經濟中的血緣關系和人身依附關系。機器大工業代替小手工業生產，客觀上摧毀了人與人之間關系上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資本主義交換關系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自由競爭成為資本對交換關系的內在要求，這樣“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資產階級政黨作為政治上自由競爭的產物，一方面代表新興階級在推翻封建專制制度中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協調和平衡資產階級內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矛盾和沖突中發揮重要作用。

無產階級政黨同樣是政治和經濟矛盾運動的產物。在資產階級革命初期，無產者跟隨資產階級同封建專制君主、封建地主等作斗爭。當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以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大階級的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但無產階級的斗爭過程最初只是單個工人，然后是一個工廠工人，或者某一地方的工人，他們本能地搗毀機器、破壞生產資料。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結成了更大的集體，這更有利于組織起來為階級利益而斗爭，無產階級具備了從本能反抗走向有組織、有綱領的斗爭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言》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科學綱領，《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要達到這個目標，無產階級就必須團結起來，有自己的政黨和綱領，“無產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力量的斗爭中，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為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革命的最高目標——消滅階級，無產階級這樣組織成為政黨是必要的”?？梢?，政黨的出現本身就是政治和經濟辯證運動的產物。

政黨領導經濟是經濟對政治決定性作用的內在要求，具有必然性。政黨只有領導經濟才能更好地服務于它的經濟基礎。比如資產階級政黨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決定了資產階級政黨必然服務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和資本增殖需要。無產階級政黨集中反映了公有制經濟關系，決定了無產階級政黨維護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滿足勞動者的需要。在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居于主體地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這決定了必須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為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服務。我們黨的章程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中，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各項工作都服從和服務于這個中心。”

政黨領導經濟是實現階級利益的內在要求。經濟決定政治的性質及其變化，政治作為上層建筑對經濟起反作用，即“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并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政黨作為上層建筑諸要素中最強有力的組織形式，對經濟基礎也產生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影響。一個階級的利益要求，往往只能借助于本階級政黨執政和領導經濟的活動才能得到實現，因為政治權利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特定階級可以借助政黨領導經濟的活動改變經濟關系，使其有利于實現本階級的利益要求。比如，資本所有者往往借助于資產階級政黨執政和領導經濟的活動，使資本主義經濟沿著滿足資本增殖的方向發展。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只有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才能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進而才能推動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由此可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是經濟和政治矛盾運動規律的必然要求。

二、從政黨執政一般規律的維度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

政黨政治是現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正如列寧指出的：“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無論是資產階級政黨還是無產階級政黨，都必然有代表本階級利益的綱領，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多方面內容，其中經濟綱領無疑是政黨綱領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由經濟的基礎性地位決定的。在美國曾經出現過“里根經濟學”“克林頓經濟學”、在日本也曾經出現過“安倍經濟學”的說法，其實質都是對資產階級執政黨經濟綱領的形象描述。

政黨要成為執政黨，就必須設法掌握國家政權。只有成為執政黨，才能將代表本階級利益的政治綱領上升為國家意志并受到國家暴力機器的保護。作為統治階級利益代表的執政黨，其經濟綱領是政黨領導經濟的具體體現，由于掌握了國家政權，執政黨的經濟綱領也就上升為國家經濟制度和具體的經濟政策。

資產階級政黨往往采取競選形式上臺執政，這種競選表面上看是一種民主形式，但實質上是資本競爭的本性在政治上的反映，無論哪個政黨上臺，都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不同政黨的差別只在于代表的究竟是哪類資本的利益更多一些。恩格斯曾經對美國兩黨制所謂的民主形式給予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在這個國家里，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后取得職位作為報酬。”他進而指出，兩大幫政治投機家“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來達到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無產階級政黨則不同，它代表的是整個階級的利益，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所以，在無產階級政黨執政的國家必然是一黨執政，這是由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決定的。在中國，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同樣帶有必然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企圖，都是絕不會得逞的！”作為執政黨，就必須領導經濟工作。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黨是執政黨，抓好經濟工作責無旁貸、義不容辭。”

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執政黨的本質區別，不在于要不要領導經濟工作，而在于代表誰和為了誰去領導經濟工作？這種區別是多方面的，最本質的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領導經濟工作的立場有本質區別。資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性質決定了，無論是兩黨制還是多黨制，無論是哪個政黨上臺執政，都必然是以資本為中心的。即使是一些執政黨在競選過程中對百姓作出一些承諾，或者迫于政治壓力，或者是為了獲得選票，但其根本立場依然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為資本代言，因為“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資產階級政黨代表資產階級國家執行職能，而“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因此，資產階級執政黨必然是以資本為中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領導經濟工作的根本立場是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吨袊伯a黨章程》明確規定：“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各項工作都要把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總的出發點和檢驗標準……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是領導經濟工作的根本目的有本質區別。資產階級政黨領導經濟的根本目的是資本增殖，為了能夠為資本增殖創造條件，資產階級執政黨不惜犧牲百姓的利益，把包括民生在內的一切生產和再生產活動都交給市場。市場是不關心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健康的，工人在無法生存的條件下，只好起來斗爭，資產階級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不得不在福利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做一些“表面文章”，但事實上“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福利和保障不過是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甚至是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而已。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根本目的也具體化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既然是滿足人民需要，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就要始終堅持不斷探索如何利用和駕馭市場經濟，而不是簡單地把一切都交給市場(這一點后面將詳細分析)。正因為我們的生產目的是滿足人民需要，所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做實做大做強實體經濟。同時在滿足人民需要過程中，不斷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朝著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斷邁進。

三是領導經濟工作的經濟基礎有本質區別。資產階級政黨領導經濟的經濟基礎是私有制，因此，資本尤其是壟斷資本主導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進而帶來各種各樣的經濟社會問題，這以美國最為典型。美國作為世界上最發達國家，也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少數壟斷資本家壟斷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財富，這是美國私有制造成的必然結果。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為了更好發揮公有制的作用，我們不斷探索適合中國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逐漸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既有利于調動各方力量發展生產的積極性，讓創新活力充分涌流；又有利于利用公有制主體地位駕馭市場經濟發展方向，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由此可見，從政黨執政一般規律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工作符合規律發展的內在要求，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三、從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維度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

現代社會之所以采取政黨領導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生產力基礎密切相關。社會化大生產是相對于資本主義以前的小生產而言，小生產是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生產資料分散、生產規模狹小、各生產單位分散孤立是其主要特征。而社會化大生產打破了小生產方式的封閉狀態，實現了生產資料的集中利用，分工愈來愈細，協作范圍更加廣泛。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因此，“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第一，社會化大生產導致產品社會化。這種生產的目的不再是僅僅用來滿足自己需要，更主要的是通過交換方式滿足社會需要。第二，生產資料使用社會化。在社會化生產方式下，生產資料不再歸單個人或家庭使用，而是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的大批勞動者集體使用，今天的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更是打破了以工廠為界限的生產資料使用方式，進一步提高了生產資料使用的社會化程度，這客觀上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奠定了物質基礎。第三，生產過程社會化。小生產方式下的生產往往是由一個人或家庭單獨完成的。社會化生產條件下，整個生產過程都是在一定社會分工體系下完成的，這就要求生產者之間必須進行協作，而協作使得生產者之間成為緊密相連的利益共同體，能否協調好利益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就成為能否提高生產效率的關鍵。

資本主義生產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基礎上的，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動力機制，推動資本主義生產力不斷發展，社會化大生產程度不斷提高。但資本主義私有制在本質上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存在內在矛盾，這個矛盾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狹隘的利益界限與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經濟的社會調節以及公共利益范圍的擴展之間的矛盾。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深刻的揭示，他指出：“資產階級意識一方面稱頌工場手工業分工，工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種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絕對服從資本，把這些說成是為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勞動組織，同時又同樣高聲責罵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把這說成是侵犯資本家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自決的‘獨創性’。”

資本主義這個矛盾帶來的后果就是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分工與協作和私有制導致的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表現形式就是周期性爆發經濟危機。資產階級政黨所代表的利益，就是資產階級的狹隘利益，在資本競爭過程中，“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以至于“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揭示充分表明，資產階級政黨，無論是兩黨制還是多黨制，作為執政黨都無法協調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根本矛盾。因此，直到今天，我們看到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世界，除了不斷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之外，就是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越來越突出，尤其是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導致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在全面陷入政治、經濟、社會、價值觀等系統性的危機。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暴露出美國政治上無論哪個黨派執政，都沒有脫離帝國主義不顧本國人民的生命和安全，為了維護壟斷資本利益而具有的反人民性和霸權性。

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和與之相適應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與社會化大生產內在要求是一致的，從根本上克服了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高，客觀上越要求生產的計劃性和協調性。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反復證明，靠私有制下的自發市場不可能實現經濟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全社會范圍內制定長期規劃和重大比例安排等方式，保證和引導產業之間、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使社會生產的協調性和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有機統一起來，不僅有利于為社會化大生產提供條件，還有利于推動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確保發展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一根本目的。

社會化大生產的程度越高，公共產品的供給、公共資源的協調和利用，越成為“大事”。而“辦大事”就需要集中力量。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執政黨，才能真正做到“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共產黨恰恰就是這樣的執政黨。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高，越要求生產資料所有制沖破私有制的狹隘界限，企業內部越要求實行科學管理和經濟民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國有企業特有的優勢，堅持中國共產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這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黨的領導在企業內部可以通過高水平管理，保證生產的協調性和有組織性，通過把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保證企業內部的政治方向和生產的民生導向，保障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和重大部署得到真正貫徹和執行，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和政治保障。通過建立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在利益共享基礎上構建高效、和諧、民主的新型勞動關系。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不是也有宏觀調控嗎？毋庸置疑，這的確是資產階級執政黨領導經濟活動的事實。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尤其到了壟斷階段，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關系越來越容易遭到破壞。為緩和經濟社會矛盾，資產階級執政黨往往通過國家上層建筑直接領導經濟活動。但需要指出的是，資產階級政黨領導經濟活動始終把資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制定的宏觀政策代表著資本所有者的需要，而且也只有符合資本利益的宏觀調控政策才能真正得到貫徹實施，那種雖然符合民眾利益但卻對資本家階級沒有好處的政策是不可能被資產階級接受的。因此，資產階級政黨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制定的調節政策，不可能從根本上滿足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內在要求。由此可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是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內在要求，我國要在結合具體國情的基礎上，繼續探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一規律的實現形式。

四、從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維度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

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市場經濟從來不是抽象的，總是與一定的社會制度相結合。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制度相結合，形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是價值規律，但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實現形式有所區別。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本的本性決定了市場經濟必然是一種“自發的市場經濟”。這是因為資本的本性是無休止地追求剩余價值，而要達到這個目的，資本就不希望自己被套上任何制度的枷鎖，而是希望無拘無束，哪里賺錢就奔向哪里，亞當·斯密提出的所謂“看不見的手”思想，就是對資本主義自發市場經濟的真實描述。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使資本的這一本性表現得最為充分。競爭導致資本只能按平均利潤的原則獲取利潤，價值規律在這一時期表現為生產價格規律。由于資本之間的競爭，導致資本不斷走向集中和壟斷，壟斷資本的獲利原則從獲取平均利潤演變為獲取壟斷利潤，價值規律也從生產價格規律演變為壟斷價格規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演變過程，本質上是自發市場經濟規律發揮作用的結果。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自發的市場經濟，并不否定每個企業自身的有計劃性和有組織性。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有深刻分析，他以手工工場為例，分析了工場內部的按比例分配勞動規律和社會分工下按價值規律配置資源之間的矛盾性。他指出：“在工場內部的分工中預先地、有計劃地起作用的規則，在社會內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自然必然性起作用，這種自然必然性只能在市場價格的晴雨表式的變動中覺察出來，并克服著商品生產者的無規則的任意行動。”“工場手工業分工的前提是資本家對于只是作為他所擁有的總機構的各個肢體的人們享有絕對的權威；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以滿足資本增殖需要為中心，資本主導著社會再生產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環節。資產階級宣揚自由市場經濟，他們所謂的“自由”實質是資本的自由，就是讓資本的力量無拘無束和無序擴張，滿足資本獲取更大利潤的要求。因此資產階級政黨本質上必然信奉自發的市場經濟，極力排斥政府干預經濟的任何活動。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在資產階級政黨的掌控下，只需扮好“守夜人”的角色，最大程度保證資本自由競爭，為資本獲得最大利潤創造社會環境。

當然，有人或許會說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強調政府干預，怎么能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自發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干預不也是自覺的市場經濟嗎？這里要注意區別市場經濟本質屬性和市場經濟運行管理之間的關系。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普遍加強了政府干預，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種干預有個重要特點，就是它們強調事后干預。之所以強調事后干預，是因為資本的本質反對政府干預，要求自發性，這樣才能隨心所欲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理論是以“自發市場經濟”為前提，政府不過是充當“守夜人”角色，在自發市場經濟出現問題后，政府出面充當“滅火隊員”角色，或者當資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遇到障礙時，需要政府出面掃清障礙，比如彌補市場經濟的失靈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本質是為私人資本服務。由于資本的本性是追求自發的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所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不斷遭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抨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從相信政府干預，到相信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再到加強政府干預，這種不斷反復的變化都是基于資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作出的調整。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承認政府干預的必要性，但在根本上仍然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對立起來，認為政府干預是不得不做的“倒霉的事”。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自覺的市場經濟”。這種自覺的市場經濟體現在我們黨始終堅持探索如何“利用好”和“駕馭好”市場經濟上。有人說，我國搞市場經濟是“摸著石頭過河”過來的，這種認識是片面的。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在“利用好”和“駕馭好”這兩個方面的辯證統一中，來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1958年毛澤東在《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中就曾指出：“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我們黨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對計劃經濟、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關系的認識不斷取得新突破。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原則，強調在資源配置中計劃調節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市場調節是次要的，處于從屬的地位。黨的十三大提出要建設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不再強調計劃為主市場為輔，而是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看作計劃和市場的有機結合。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顯然，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識是不斷深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自覺探索市場經濟規律的過程。

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和重要特征，實踐也證明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確保我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有機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

我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斷探索“利用好”和“駕馭好”市場經濟的規律，突出體現在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經濟學上的這道世界性難題，這其中的關鍵在于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可以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從而有利于處理政府和市場的辯證關系。改革開放實踐證明，“利用好”市場經濟使滿足人民需要的商品不僅越來越豐富，而且越來越物美價廉，市場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時，改革開放的實踐也證明，哪些領域利用不好市場經濟，哪些領域就會問題叢生。利用好市場經濟要著力在以下兩個方面下功夫。

一是克服市場制度供給不足問題。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需要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制度和規則。經過長期努力，我國市場經濟制度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但與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制度短板。比如產權市場、要素市場制度不完善，市場主體激勵不足；再比如區域之間市場存在分割，價值規律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針對這些長期以來制約市場機制有效運行的問題，我們黨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目的就是要下決心徹底破除束縛市場體制機制有效發揮作用的制度性障礙。進入新時代，我們黨明確提出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推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化改革，形成更加健全的公平競爭制度、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就是要更加有效地利用好市場經濟。

二是避免市場化過度問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不是起全部作用。有些產品和服務只能有限利用市場，不能完全交給市場，這就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重要民生產品，如果全部交給市場，就可能給百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比如住房，我們黨明確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一方面政府明確了住房的商品屬性，即住房是滿足人民居住需要的，不是用來投資或投機的，政府的限購政策、限價政策體現了住房商品的居住屬性。但同時，滿足住房需要也要借助市場機制而不是計劃分配來實現，通過形成租購并舉的住房市場，有利于滿足多樣化的住房需要。再比如醫療，滿足救死扶傷和人民生命安全需要是醫療的基本職責，我們黨明確提出堅持基本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性。但這并不是說醫療不能利用市場，患者看病的掛號費，治療需要的藥品、醫療器械等費用，也是可以借助市場機制來配置的，但這與醫院完全以營利為目的、醫療完全市場化在性質上是不同的。

能不能利用好市場經濟，發展好自覺的市場經濟，關鍵在于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在我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為政府駕馭好市場經濟提供了根本保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在我國，黨的堅強有力領導是政府發揮作用的根本保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是自覺有為的政府，與扮演“消防員”角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有著本質區別。我們的政府不是去“滅火”，而是設法讓市場經濟不“起火”，自覺矯正市場固有缺陷。駕馭市場經濟的根本目的是要限制資本無序擴張，利用資本和市場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美好生活需要。駕馭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有三個方面最為關鍵：一是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不斷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這是駕馭好我國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二是必須推動各級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要創新宏觀調控的方式和方法，還要提高對宏觀經濟的綜合治理能力；三是必須堅持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講取決于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得好不好。”

由此可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是我國發展自覺的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自覺的市場經濟，不是簡單地對市場進行政府干預，而是對市場經濟進行綜合治理，這種治理就是要按照“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求，在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向著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前進。

注：本文的腳注和參考文獻，請查看期刊原文。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共享發展理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研究”(17AJL00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研究”(19JJD790006)的階段性成果?！?/span>

（作者系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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