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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周：寒冬里，聽張捷老師講春天的故事

點擊：作者：彭水周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1-11 1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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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年50出頭，有著特殊家庭背景、特殊人生經歷，從那個特殊時代走過來的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兼職教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北京知識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律師張捷，連發視頻，以其親身經歷，切身感受和廣博的多領域多學科專業知識，加上客觀理性、睿智縝密的思辨，繼司馬南之后，在時間的縱深、視野的廣袤、第一手資料的翔實上，將對聯想事件的挖掘、問題的剖析，上升到一個全新高度。既富于對過往歷史的客觀評判，又富于廣域視角下對現實復雜疑難問題的澄清、厘定，從而決定了他的視頻材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張捷老師的視頻，通過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手術刀式耐心細致的層層解剖，使聯想的過往伴隨與之血肉相連的那個特殊時代沉渣泛起，生動地呈現在人們眼前，促使人們回眸，以新時代新思維重新審視來路，判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曾經的那些人和事的真偽、善惡。

眾所周知，聯想的發祥地是中科院，而張捷的家當時就在中科院，且父母都是在中科院工作的科技人員，他于1987年以600多分的驕人成績考上中國科技大學，一畢業就分配到中科院工作，他于中科院，從起初的耳濡目染，到后來的全身心淫浸，只須把聯想發展和在發展過程中與其有瓜葛的人和事原原本本地講出來，就具有強大的說服力。

二

改開之初的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場圍繞《光明日報》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起的真理大討論，打破計劃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堅冰，開啟新一輪大眾思想啟蒙運動。每一個時代的轉折，新事物的萌生都是艱難的，就像躁動于母腹的胎兒，一旦分娩，總是伴隨著陣痛與血污。

張捷于第一期視頻中提到的國家集體單位設立的“紅帽子”企業，可視為國家在遞減單位財政供給、甩“包袱”的新政下，開始推行改制國策的“破冰之旅”。

何謂“紅帽子”企業？顧名思義，即帶有國有集體企業性質的企業，實際上，就是因計劃經濟時代國家關于職工工資、福利包保政策變動，單位出現經濟困難、就業困難，開公司辦“三產”，解決職工就業問題。它可以是職工自己主動離開單位“下海”開公司，把公司掛靠到單位，跟單位約定，不從單位領工資，自己自負盈虧，或是由單位投入一點資金，和開公司者約定每年上交一部分，剩下的無論盈虧，由開公司者自個兜底，類似于承包經營制。這樣的表面掛靠在國家集體名下，實際上經營權、經濟權自主獨立的企業，就叫“紅帽子”企業。

這種解釋，對于當年“紅帽子”企業還只是直觀的泛概念化釋義，而當時的情況遠比今天人們想象的復雜。當時最高法院發文說，“紅帽子”企業誰投資的就歸誰，但是在誰出資這一根本性問題上，國家集體和私人二者之間無形的、有形的投入界線模糊，如有的“紅帽子”企業開辦者出了點錢，但企業因掛靠國家集體單位，對外開展所有經營活動都打著“公家”的招牌，這就涉及到“公家”的信用、擔保等無形資產。要知道，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挾著計劃經濟時代的余威，國家集體單位對外的信譽度（相對“紅帽子”企業對外經營行為可視為“商譽度”）所蘊含的無形資產，是私人的一點投資無法比擬的，而很多“紅帽子”企業借國家集體之名，在經營活動中干招搖撞騙等不法勾當。

當年，以國家集體單位名義興辦“紅帽子”企業的改制“破冰”，實際上開辟了一條非規范市場經濟魚目混珠、泥沙俱下的灰色發展地帶，它在當時有一句著名的話為其護航，那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摸著石頭過河”。有很多“紅帽子”企業，賺了公私雙雙分紅，賠了由主管單位兜底。“紅帽子”企業將因非法經營導致的司法問題，扔給主管單位善后現象屢見不鮮。在這些貌似相同、實則操作方式靈活多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公私協作方式中，人的主觀因素往往起著決定性作用。

三

由時代的各方合力和人的主觀能動塑造的聯想，是一個時代的標桿，是一個時代的象征。它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所謂“技工貿”到“貿工技”，核心技術、核心市場競爭力由當初的“聚”到后來的“散”，企業主打電腦由當初追求民族“精工”到后來渙散的世界“拼圖”，其制造、經營由當初的科工專一到后來的一切行為鉚定利益“全面出擊”，其發展歷程由當初的腳踏實地到后來的投機鉆營…… 聯想一路走來的整個歷程，與一個時代血肉相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時代行進的每一步都在它的身上打下深深烙印。

只要稍對近來熱炒的聯想事件有所關注，都知道當年中科院計算所是聯想公司的出生地，它的征程從這里開始。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國內外大環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 “文革”的定性，中越戰爭硝煙甫散，伴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社會主義事業遭受重挫，世界資社陣營力量重新洗牌，新的對比格局顯現…… 在這風云激蕩的特殊歷史時期，社會主義中國何去何從的道路抉擇面臨嚴峻考驗。鄧小平同志以高調訪美，將中美帶入“蜜月期”，明白無誤地面向世界回答了這個問題：中國要走既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憲政民主制度，也有別于計劃經濟時代老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說，在堅持共產黨領導下，采取靈活務實的作風，用“計劃”和“市場”兩條腿走路。

隨著計劃經濟政治堅冰初融，全國國家集體單位財政供給政策收緊，市場經濟胚芽在“科學的春天”里躁動萌生。為解決單位職工工資、福利和青年人就業問題，在政策許可下，全國范圍內國家集體單位興辦“紅帽子”企業、辦“三產”如火如荼，包括研制“兩彈一星”，為國防科工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中科院也不例外。聯想公司就是在這個特殊時代的大環境中催生出來的。

四

改革意味著破舊立新，它必然在新舊齟齬的矛盾中推進，帶著被輾碎的舊事物的血和淚，以及必然派生的一些骯臟的東西。在新舊交替的大時代，舊事物作為催生新事物的殉葬品不可避免。這在張捷所熟知的中科院計算所得到很好的反應。當時，中科院經濟來源（主要是工資待遇、科研經費），由于國家政策的一視同仁，不只是科技事業舉步維艱，而且科研人員的工資發放都難以為繼。如張捷自述，他大學一畢業就去中科院上班，工資只有79元，轉正后僅上漲7元，而當時北京的生活消費水平，豬肉每斤4元多，坐一趟公交4毛錢，坐一回地鐵5毛錢，如加班晚了，坐出租車回家，一次3元。——這些通勤費單位概不報銷。至于住房問題，凡在單位上班的北京職工，家里有房的，單位一律不予考慮。張捷父母都在中科院工作，恰好屬于這類職工。為省錢，他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單位、家里一個來回30公里。

當時，中科院職工生存狀況是：從計劃經濟時代過來的老一輩，擁有屬于自己名下的社會主義福利分房，工資100多元，可以維持日常基本生活；但剛入職的年輕人可就慘了，每月幾十元的工資，維持基本生活都不夠，哪敢奢望買房？而與工資待遇形成鮮明對比的，中科院的研發工作卻特別辛苦。回首往事，張捷感慨地說：今天年輕人抨擊互聯網企業“996”工作制，我那時可是連續72小時不停地干過。因為科研工作的特殊性質，他的工作空間是超凈室，如果離開再返回須洗澡消毒，十分麻煩。不僅干得苦，而且時刻面臨生命危險，因為他從事的科研項目有核輻射，工作時要帶著核輻射計量表，而當時為了節約科研經費，防輻射的防護鉛板做得不夠厚，所以工作時必須帶著核輻射計量表，隨時監測。即便如此，核輻射對科研人員的身體傷害仍時有發生，當年以無私奉獻精神研制核彈，為國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老一輩科研人員，患上與核輻射有關的白血病、尿毒癥等病癥，用血量相對較大，而國家在醫療用血指標配給方面，并不會針對這些特殊病患給予傾斜政策。每當老功臣們需要用血，單位便組織動員年輕職工去獻血，說是上面發話了，中科院病患用血多問題，須本單位人員多獻血來解決。

當時，從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針對核輻射損害人體健康的優越勞保制度，工資性福利較高，但改開后一直沒漲。隨著社會消費水平的日漸提高，到后來，科研人員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幾十元勞保福利基本成了一種象征意義。非但政策上如此，體制內外、上上下下的人還冷嘲熱諷，意思是在改革大潮奔涌的當下，你們怎么還腦子一根筋地抱殘守缺，死心眼地搗鼓這些不能當飯吃的玩意兒，怎么不趁早離去，自個開公司闖市場賺錢？說白了，就是想甩掉累贅一樣，把需要單位發工資的年輕人趕出去自謀生路。因為在當時大環境下，每月“等米下鍋”、嗷嗷待哺的中科院真的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尤其是蘇聯解體后，隨著國家改革政策調整，“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響徹神州大地，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系列尖端科研項目，作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歷史經濟負擔被削減，大批正在推進中的重大項目紛紛下馬。從政策層面到國家資金投向變化，還有國家集體單位運行機制和用人制度的市場化改革，都預示著當年以研制“兩彈一星”而倍受國家榮寵的中科院，必將從輝煌的云端跌落地下。

接下來的情況，凡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都知道，在改革政策指引下，國家宏觀追求目標發生了巨變，它直接導致人們于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傳統觀念發生改變。在一切向錢看，“白貓黑貓”爭抓“金老鼠”的競賽號角下，形成“腦體倒掛”的奇異風景線：當科學家的趕不上飯店當服務員的，在實驗室研制導彈的不如街頭賣茶葉蛋的。

上世紀80年代改開的號角剛吹響，中央明確吹風，應用型科研院所都要自負盈虧，自己到市場上去謀生路，在由財政計劃撥款到自謀生路的轉型過渡期，撥款逐年遞減，直至歸零。當時，擁有1400多名職工的中科院計算所，單是退休職工就占了一半，新政策一出臺，全所職工的吃飯問題陡然就成了一座大山直接壓下來。讓科研人員拿當年國家宏觀戰略規劃下研制的成果到市場上去叫賣，一者讓長期搞科研的去搞市場買賣，不啻是趕著旱鴨子上架；二者計劃經濟體制堅冰初融，國內市場經濟格局尚未形成，兜售高科技成果，基本上處于一種“酒香無人問”的狀態，科技成果與初萌的市場經濟實體，無論是人們觀念，還是科研成果應用，普遍難以匹配、互相認同，何況很多科研成果還處于研制之中，尚未“瓜熟蒂落”。

異常艱難的生存處境，從心理和精神上瓦解了科研人員工作斗志，而科研經費國家投入的大幅削減，再加上改開新政下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人心開始渙散。對此，張捷有著切膚之痛。他說搞科研，最痛苦的不在于生活物資的匱乏，而是人格上的污辱，精神上的打擊。在計劃經濟時代研制“兩彈一星”時，科研人員同屬人民大眾中普通一分子，沒有什么特殊的待遇，甚至因涉及到國家戰略機密，政審特別嚴格，動輒懷疑你是什么外國間諜、特務分子，政治地位較低，但工資福利待遇相對較高，國家對待科研人員是“外冷內熱”。當時走集體化道路，全國一盤棋，也不存在國家集體單位開公司、辦“三產”，各自為政搞市場創收維持職工工資、福利發放，在那樣安定的環境下，加上愛國主義教育和共產主義理想激勵，廣大科技人員普遍具有熾熱的報國情懷和高尚的共產主義理想，即使生活艱苦一點，但心里踏實，有一股精氣神。上世紀末實行體制改革后，打亂了原有秩序和平衡，尤其是到了90年代初，與當時生活水平不能匹配的微薄薪水，難以維持職工的基本生存。而當時，中科院還面臨人才技術梯隊青黃不接的問題。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除了文革期間過于強調階級斗爭導致對教育事業相對偏廢，青年科技人才斷檔外，就是改開后，國家雖然將教育事業提高到與國家命運休戚相關的尊崇地位，在“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的激昂口號下，造就了一批德才兼備的青年科技人才，但市場氣息漸濃的現實，使得他們在中科院等科研單位因改革大氣候，滿腹才華難以發揮。更為殘酷的現實是，因應用型科研項目由昔日輝煌淪為夕陽產業，導致這些擁有高智商的青年科技才俊，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系，這與他們當初讀書報國的理想形成巨大反差。國家對教育的重視和對知識現實應用的淡漠形成矛盾。盡管教育事業方興之時，大學生人才稀缺，被視為社會“珍品”，但因市場風云激蕩，這些青年才俊難以在一個地方扎根，大多四處奔波，找尋自己相對于現實的事業和生活的理想定位。雖然不乏有胸懷有抱負的青年來科研單位，但現實很快擊碎他們的夢想，最后不得不黯然離去，或南下到改開的前沿城市去擁抱市場，或直接去國外。這些曾經的熱血青年作出這樣的舉動，與其說是自己主觀作出的人生抉擇，倒不如說是受當時的生存狀況和社會環境所迫，而造成他們艱難的生存狀況和環境改變的，其實是改革政策。就這樣，曾經人才濟濟、始終瞄準國際尖端科技、充滿創新激情活力的中科院，中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流失，徒剩一副老邁、衰微的軀殼。

五

上世紀末，隨著改革的推進、形勢的變化，中科院面臨全體職工每月“等米下鍋”的艱難處境，中科院領導恨不能把所屬各分所全部免費送給搞市場經營的企業，條件是，由企業發放隨院所附送過去的職工工資。張捷回憶說，當年那個用皮革換飛機的“空手道”大師牟其中也找上門來，和領導商談他的南德公司接手哪個所的事情。張捷母親所在的物理所最初說給首鋼，但因對方認為物理所搞的物理研究都沒用而遭到嫌棄。而當時物理所研究的真空紫外項目（極紫外光）在當時國際科技領域也是超前的，它是數十年后的今天，美國在核心科技領域卡我們脖子的光刻機整體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制造光刻機的光源就是極紫外光。

客觀地講，當時這樣的超前科技對于首鋼來說，確實沒有多大的應用價值，但是它的凋落，對于今天的中國在世界科技領域的地位，以及與之伴隨的國家綜合競爭力，信息工業的獨立自主，乃至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國防安全等，都具有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當時，被迫流散的許多中科院尖端人才，尤其是年輕科研人員，很多去了資本主義美國，在相對適宜的環境里繼續自己的科研工作，為美國的科技發展貢獻才智。中國培養的尖端科技人才在世界政治風云激蕩、資社陣營版圖格局發生巨變的特殊歷史時期，大批流向美國。中國為美國科技事業作“嫁衣裳”，當然是美國所喜聞樂見的。

在生活與事業的雙重裹挾下，背井離鄉、踏上異國他鄉的科技才俊，復雜的感情里飽含人生的無奈和對祖國的怨恨。當時，在他們很多人看來，是祖國拋棄了他們，逼著他們走上這條道路。尤其是在中科院一位執著于科研事業，從國外學技歸來、一心想要報效祖國的科技人員，因自己民族大義與單位利益發生劇烈沖突，強逼之下拔刀相向，釀成滅門慘劇后，在漂泊海外的科研人員的心頭更是雪上加霜，把本來就很微弱的愛國熱情徹底澆滅了，內心深處更加深了同祖國的隔膜。

這起慘烈事件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地點就是中科院計算所。當時在“下崗分流、自謀生路”的口號鼓動下，中科院很多職工停薪留職，“下海”自謀生路。那時所謂停薪留職，就是單位對于該類職工，繼續保留單位職工身份，但條件是“下海”的職工在外頭掙的錢，要按約定部分上繳單位，填補單位開支的“百孔千瘡”。當時計算所很多人去了美國，這起案子的兇手，即當事人，是眾多赴美打工者之一。他們到美國，除了一些簡單的公務應酬外，就是干華人打工者被貼上經典標簽的在餐館里“涮盤子”的活兒，每小時可以掙5-10美元。以當時中美貨幣匯率差計算，涮一小時盤子，相當于職工在中科院上班一個月的工資。那時候，在出去的科研人員眼里，資本主義美國遍地是黃金，因此很多人到美國后，就再也不肯回來了，何況在美國還有很多機會賡續自己熱愛的科技事業。

但在走出國門的科技人員中，仍不乏抱有強烈愛國情懷的青年人。這起案件的當事人就屬于這類人。他在美國期間，空閑時沒有去餐館涮盤子賺錢，而是自費去學習、鉆研專業知識，并以優異成績取得專科學位。學成之后，他便毫不猶豫、躊躇滿志地返回國內，想用自己所學的本領報效國家。但是，現實卻兜頭給他澆了一桶冷水。單位領導根本不在乎他在國外取回的科技“真經”，而是按當初約定逼他交出“打洋工”賺的“真金白銀”。而這位科技人員，在國外的想法和行動，有異于同儕，他把自己的時間和所掙的有限的錢，都投到學習上去了，回來時基本是囊空如洗，哪有錢上交？但單位領導根本不理會他的隱衷，一視同仁地“一刀切”，勒逼他交錢，并以如不交錢就不給他辦政審相威脅。那時候，計劃經濟時代傳承下來的政治掛帥意識還很強，作為國家涉密單位的中科院職工從國外回來后，首要環節是政審，如政審不能通過，可能會被作為間諜嫌疑而成為個人紙質檔案和現實人生的一個重大污點，給本人日后工作、生活帶來嚴重影響。上級處理事情的決絕態度和單位領導使出的這一政治“絕殺”，徹底撲滅了案件當事人心中的報國炬火，激憤和絕望使他操起了報復的利刃。

六

今天，我們回看這個發生在當年我國最高科研院所、看似匪夷所思的真實案例，結合當時時代大背景，讓思維更進一步地追根溯源，不難得出這一令人扼腕的悲劇產生的根本原因：它是由改革的時代列車，在歷史前進的關鍵節點毅然轉向所形成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關涉歷史發展規律的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起慘案只是歷史宿命論的一個無足輕重的注腳。遇害的中科院領導及其家人是時代的殉葬品。中科院領導是無辜的，他們每天為職工賴以生存的工資、福利操勞，在新政實施后的殘酷現實面前，他們只能拼命號召職工開公司、辦三產，到市場上去撈錢，然后自己拼命從各公司收錢，以解決中科院“大家庭”全體成員吃飯問題，以及以貼補的方式，勉力維持各院所工作正常運轉。當時，院領導出于對用于職工工資、福利發放和科研經費的渴望，而對院系公司在經濟上的攫取，張捷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收割機”，只要公司有利潤，不論多少，都要被它無情地收割。而案子里的主犯——那個在國外學技歸來、矢志報國的熱血男兒，更是無辜的，但悲摧的是，竟要以自己的生命為愛國埋單，這大概是他做夢也不曾想到的。他作為由一名國家科研人員淪為“殺人犯”的案件當事人，其獻上時代祭壇的生命，更具有儆效后人的悲壯意味，事件本身的惡劣性質及其余毒，在人們的心里投下巨大的陰影，造成難以彌合的撕裂創痛。同時，它又恰似一支尖厲的嚆矢，以洞穿人們腦回的血淋淋的刺痛警醒人們，一個新時代已經到來。

張捷在其關于聯想問題的視頻里講到的這個真實案例，其實是歷史上每一個大轉折時期發生的必然現象。因為在一個“新時代”醞釀、形成初期，行將過去的那個“舊時代”的政治意識形態、政策制度、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形成的社會傳統文明的余暉仍殘余在人們心中，所以必然在一些“不識時務”的“守舊”人們身上發生一些不合時宜的言行。

七

近來，圍繞聯想問題，引發持久不衰的社會輿論，輿論的焦點，在經濟上涉嫌貪腐問題，從而涉及司法問題；在制造、經營方面，主要涉及企業核心技術自廢武功、崇洋媚外，甚至吃里爬外問題。置身當今信息化時代，人們都知道掌握代表國際尖端水平的前沿核心科技，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國防安全的重要性。但我國現狀是，由改開之初提出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發展口號，輔之以綿延數十年依賴進口高科技產品發展經濟的政策，除了養肥無數買辦，有限地推動經濟發展外，對推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并無多大實質性貢獻。去除浮在表面的眩目經濟泡沫，站在面向未來的宏觀高度來看，這種“懶漢式”投機取巧發展方式，不僅難以為繼，而且貽患無窮。尤其是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簽訂合約的形式全面履行入世國際承諾后，國外擁有知識產權的各種核心科技天價傾銷，更加成為阻止我國科技進步、遏制我國經濟發展的“殺手锏”。反映在現實中，就是惡果頻顯，如美國在核心技術上剿殺“中興”，尤其是在圍剿“華為”上，奸詐卑鄙伎倆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充分暴露出其世界警察的流氓、強盜嘴臉，而其擊向“華為”的最為致命的一招，就是手機電腦的核心技術——芯片技術，而在芯片制作工序中就離不開上文提及的張捷母親所在的物理所研制的真空紫外項目。

收獲今天這樣的惡果，造成今天信息科技發展如此被動局面，雖然不能用今天發展的眼光去苛責當時囿于歷史局限的人們的決策，但又不能不發出“既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歷史感嘆。

八

上世紀美蘇冷戰時期，中國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堅強支柱，在支持世界受壓迫、剝削國家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推進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截止上世紀70年代末，新中國科技發展與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究竟達到了一個怎樣的水平？

生在中科院，長在中科院，曾在中科院工作過的張捷作了簡單的描述。他一畢業就被作為拔尖人才選進高能所，當時研制兩彈的那些默默無聞的科學家還在所里，所長是中國原子能科學事業創始人錢三強。進入工作后，張捷發現所里高手云集，科學前輩們無論科技理論水平，還是應用實踐能力，都高企于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高度。憑借對當時世界前沿科技信息的了解和本能的直覺，張捷感到中國這一科學團隊的科技水平實力，足以與西方資本主義科技強國抗衡，甚至在某些前瞻性尖端科技領域，超過當時世界科技水平。更加令人感佩的，是這些老一輩科學家不為名不圖利，赤誠報國、樂于奉獻精神，以及根植于共產主義理想的高尚人格、純潔品質。

張捷舉了一個科研實例，來說明當年中國應用于尖端科技領域的基礎運算能力有多強。我國改開后唯一投資的大項目是正負電子對撞機，它的最根本，也是最基礎，同時也是最高難的環節在于快速、精確運算。實操中，二個電子對撞擊碎后，變成帶著小于一個電子的電量粒子，以光速飛射。這時要測量飛行的粒子。怎么測量？先要測量電子的位置，拿一根長度二米的金屬絲，電子從金屬絲附近飛過時，會產生一個感生電動勢，并將感生電動勢以光速傳到金屬絲的兩端。在這期間，要測量并精確計算出電動勢傳到金屬絲兩端的時間差，同時，還要根據時間差反過來推演出電動勢是從金屬絲上哪個位置上穿過的。只有這樣，才可以得知此間電場、磁場存在，從而進一步探知電子運動軌跡。電子運動軌跡又是怎樣獲知呢？需要上述金屬絲2萬根左右，在測試中，要求快速處理金屬絲傳過來的信號，處理信號的所有元器件因為關系到傳電流的時間差的測量、運算，對電路接線和管腳長度有嚴格要求，這就涉及到海量的復雜運算，并且還須迅速地把它繁衍出來。當時沒有現成的計算機，大家硬是把眾多程序用硬件邏輯一個個搭建起來，制作了一臺專用計算機。而中科院高能所當時研制的這個正負電子對撞機，就是為下一步研制今天西方在信息科技領域卡我國脖子的光刻機作關鍵環節技術鋪墊。對撞機運行時能產生同步輻射光，科學家們正是準備用這同步輻射光源制造光刻機。要知道，那時候距今已經過去了20多年。當時，臺灣科學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到大陸訪問，當在中科院了解到大陸科技發展水平后，感嘆地說，大陸科技發展水平超過他的想像。但是，現實是，同當年中國下馬的大飛機、半導體等尖端科技項目一樣，光刻機項目同樣未能幸免，中國頂級科研團隊付出的所有心血付諸東流。

和張捷所在的高能所合作搞科研攻關的微電子中心半導體所一伙伴，由于長期處于核輻射工作環境中，患了癌癥，晚景十分凄涼。張捷所在院所負責人，當年被一紙調令，將他從一家工廠總工職位調到中科院搞“兩彈一星”。為了新中國科技事業，他一切行動聽指揮，在工作中任勞任怨，甘當社會主義集體機器上默默奉獻的螺絲釘。當改革的刀刃指向中科院，曾經由國家規劃、布局的重大科研項目紛紛下馬，國家支持力度日益減弱，保障職工工資和基本福利待遇的國家撥款逐年縮減，職工基本生活難以保障，人心都隨著形勢的變化搖動起來。一個曾經以最短時間、最低成本、最高效率、最優技術研制出“兩彈一星”、擁有優良傳統的科研團隊逐漸渙散。這位浙江義烏籍院所負責人當時年工資收入，還不及老家一個普通農民一年掙的多。置身四面楚歌的中科院，他看不到一絲希望，最后黯然神傷地離去了。

值得玩味的是，光刻機項目下馬后，項目總負責人便被調任隸屬國務院的國家外國專家總局局長。今天回看這一歷史細節，我們不難看清當年 “擁抱世界、借船出海”的宏觀改革方向。前進的歷史總會在一些適宜的節點敲響警鐘，驚醒迷途的人們，喚醒他們的理性，促使他們反思。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歷史演繹的悲喜劇，與在每個關鍵歷史節點上發揮關鍵作用的政治家的政治韜略、胸懷格局有關，與公義與私利有關，但無所謂對與錯和絕對的正義與邪惡，因為盡管歷史因主觀人為作用呈現出百轉千回復雜態勢，但從宏觀上來講，它自有其內在運行規律，那就是通過公與私、正與邪的相互消長、循環往復的運動抗衡，在矛盾著的對抗力中獲得螺旋式升進。邪惡是正義的催化劑，黑暗是光明的助產士。

張捷坦然，如果當年研制“兩彈一星”的那個科研團隊沒有散伙，國家仍然沿襲計劃經濟時代的集體協作和科研投入機制，攻克光刻機項目應該不成問題。

2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科技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列強，在白熱化的信息技術競爭中早已領跑世界，而光刻機核心技術殘缺卻成了我國信息科技產業發展的攔路虎。美國等西方列強借政治問題和世貿協定中有關條款，拼命打壓我國信息產業，在轉讓涉及知識產權核心技術時，一味敲詐勒索，使中國淪為其國際加工廠，絕大部分利潤通過壓榨中國工人血汗，源源不斷地流進外國資本大佬的腰包。與此同時，西方資本勢力在國內培植的大量政治、經濟、文化代言人，豢養的大批買辦豪強，采用各種方式為主子搖旗吶喊。——這種現狀似乎使局勢形成一個死結，即買辦勢力借全球經濟一體化幌子，采取各種手段拼命阻止中國科技發展，而同時繼續天價購買外國主子擁有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應用于中國制造，維持中國產業市場和社會繁榮的假象，而這掩蓋危機的假象又反作用于市場，強化國人崇洋媚外的消費觀念，客觀打壓國產核心科技培育、生長空間。

九

其實，如果國家從長遠利益出發，堅定發展自己科技事業決心，憑借今天強大國力，遍布各領域的海量科技人才，加上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突破資本主義列強在信息化核心技術上卡脖子的瓶頸并非難事。正如張捷提到的，只要稍具國際經貿知識的人都知道的最簡單的辦法：充分發揮社會主義“五湖四海”用人制度的優越性，選拔全國頂尖科技人才，組建國家級核心科技項目攻關團隊，由國家授信補貼專項科研經費，鉚定目標聚力攻堅。同時，在國際貿易上，運用對等反壟斷傾銷手段，設置貿易壁壘，大幅提升外國涉及國家信息安全等問題的核心技術知識產權產品進口關稅；在國內市場上，由國家出臺扶持、激勵民族科技企業發展壯大的有力舉措。在這種外堵內疏政策作用下，資本列強卡我們脖子的手將很快被斬斷，我國科技事業崛起將指日可待。

十

改革不只是需要通過系列新政，啃人們頭腦里固化的舊的政治文化意識硬骨頭，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風尚，而且還要有先行者在實際行動上開先河、樹標桿，形成“一花先變、百花后芳”的帶動效應。只有內外同步發力，才能促成社會大氣候的推移轉變。

張捷在視頻中講了幾則當年有趣的見聞。

改革春風初拂神州大地的1992年，北京中關村倒賣電腦的公司經理們，參加中國地產業祖師爺、時年29歲的潘石屹舉辦的有關財富創造的報告會。他們手里都拿著一份由中央黨校幾位年輕教師撰寫的關于時局的報告，這份報告正是潘石屹作報告時據以闡釋和發揮的藍本。潘石屹的報告充滿鼓動性，他明確指出，當下發財的真正機會是計劃經濟時代積累的國有集體資產流失，進而指出把國有資產流轉到私人手里的途徑。他毫不隱諱地教給大家，在自己手里沒有錢的情況下，可以采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慣用的循環控股方式，將國有資產弄到自己手里，并詳細講解循環控股的操作方法。

循環控股，實際上是一個具有無限擴張力的內部循環體系，如A公司控制B公司一半股權，又讓B公司控制A公司一半股權，這就是循環控制。當A公司行使股東會權力時，B公司因擁有A公司一半股權，說自己是控股；輪到B公司行使股東權力時，持有B公司一半股權的A公司，也說自己是控股。如果A、B二家公司董事長都是你的人，那么即使你一分錢股份都沒有，但這二家公司卻都由你控制。在這個簡單商業模型基礎上，可以照葫蘆畫瓢地繁衍出無數的商業類同體來。說白了，潘石屹就是以西方資本家巧取豪奪人民財富、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教科書，教大家玩空手套白狼把戲。

客觀地講，潘石屹的言論，順應了當時改革潮流，承擔了向改革先行者——中關村眾多科技公司創始人灌輸新觀念、啟迪新思維的思想啟蒙任務。

潘石屹不僅以作報告的形式在中關村大肆宣傳鼓動，而且親自為大家做示范。他先聯系地處北京懷柔長城腳下的一個公社，買了塊荒地，自說自話地估出四個億的天價，然后以這只自己吹起來的資產氣球，以年回報率25%的承諾，煽動中關村所有公司入股，并且承諾，回報的利益貨幣是外匯。要知道，當時中關村這些倒騰電腦的所謂科技公司缺的就是外匯，因為拿著外匯就可以去進口電腦，進回電腦就可以通過黑市售賣，通過電腦這個中間媒介的一買一賣，完成外匯和人民幣之間黑市差價變現。潘石屹正因抓住了中關村公司老板們的心理，所以很快完成四個億的融資目標。接下來，他就去找時任北京西城區華遠城市建設開發公司總經理任志強，花兩個億買地蓋樓，搞房產開發。當時，打破計劃經濟時代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還處于發軔階段，作為新生事物的商品房售賣，法規性制度幾乎是空白，面向社會預售條件非常寬泛。潘石屹僅憑著一張房產開發設計圖紙，就開始兜售他事實上一點影子都不見的房子了。他的房子都按美金定價，而且價碼奇高，由低到高，從3000多美金一平米底價直到最高價位每平米4600美金。如果按當時黑市上美金兌換人民幣1：10匯率計算，4600美金折合人民幣4.6萬元。要知道，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中國，4.6萬元一平米的商品房售價，是怎樣一個超乎人們想像的天價。

更絕的，是潘石屹推出的前無古人的“倒四六”售樓舉措，即商品房銷售方拿售房款的60%，他自己只拿40%。俗話說，無商不奸。潘石屹當然不是憨包，他在銷售環節玩了一個類似“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把戲：銷售方收進的售房款按他的規定，是美金，而他支付給銷售方的60%是人民幣，以美金和人民幣黑市兌換10倍匯率計算，實際上表面上吃虧的潘石屹所賺多多。而潘石屹“偷天換日”售樓之道，為此后在房地產大躍進中，遍布全國的“炒房團”瘋狂推高房價、搞亂房地產市場秩序、禍國殃民樹立了效法的榜樣。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潘石屹開發的天價的房子賣給誰呢？他瞄準的對象當然不是中國普通百姓。他1987年下海，在中國改開前沿——深圳和海南搞房地產撈金的實踐歷練，再加上對當時改革方向的準確把握，還有，其擁有西方背景、閱歷的女友張欣在背后支持，潘石屹激進而理智的商業思維、商業運作模式遠超一只腳尚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同胞，他的商業視野早已超越國界。他瞄準的購房客戶，主要在香港、境外，還有改開前沿如深圳、海南的暴發戶，以及一些隱秘的政經界人物。

張捷在視頻節目中，以自己有限的所知，掀開了購房金主們神秘面紗的一角。這還是多年以后，他改行做律師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了解到的內幕。當時，他有兩個身份背景非同一般的客戶，一個曾當過赫赫有名的澳門賭王何鴻燊的總經理，一個是當時香港文教協會的會長。在為客戶處理有關法律事務過程中，客戶無意間談起當年購買潘石屹在北京開發的商品房的事，并把當時雙方簽訂的售買合同拿給他看。張捷看后，站在法律和維護客戶利益的角度，直截了當地說：“你那律師是干嘛的，他這分明是把你賣了。”然而，令張捷萬萬沒想到的是，客戶當時聘請的律師，竟是時任香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

有句俗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俗話用市場經濟理論檢驗，是真理。它吻合源于人類動物性私欲的叢林法則，只要賄金夠多，獲利夠大，世間一切涵養生機的良知和文明，很難不跪拜在金佛腳下。潘石屹與售樓者“倒四六”分賬方式，如血招蠅般受到欲從中大撈一筆的房產掮客們的擁躉，他們以各種天花亂墜的吹捧把潘石屹的房產包裝起來，在整個香港掀起輿論熱潮，引起對內地房產市場行情幾乎一無所知的港人的狂歡，都以為購買潘石屹的房子，一定會像一支直線上沖的飄紅股票，必漲無疑，從而形成搶購風潮。潘石屹的房子在一片喝彩聲中，很快售磬。

十一

潘石屹房產樓盤從無到有，再到超前變現，一套行云流水程式下來，白花花的銀子就像擋不住的洪水般流進了他的口袋。他的成功對于中國市場化改革初期的重要意義，并不在于他個人的成功，而是在于他為“敢吃螃蟹者”所起的示范作用。他以后現代西方市場理論和身體力行的實踐，教會國人通過什么方式，采取什么舉措，經過哪些步驟，把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龐大國有資產“流”進私人腰包里。隱藏在他言行背后的，更多的是政治意旨。而在當時，它卻是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必需。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潘石屹堪稱改革大棋枰上的一只先行過河的卒子。

這一點，只要通過張捷記憶叢林漏下的幾點光斑，通過聯想，便能將上面提及的當時中央黨校教師寫的報告，潘石屹在中關村公開向人們傳授變國資為私有財產的市場理論和實操辦法等有機連接起來，形成草蛇灰線，窺見其潛在的西方政治、資本勢力的幢幢魅影。

張捷離開中科院后，在商海中因涉及知識產權糾紛意外敗訴，促使他再次重新選擇人生道路——當一名律師。他考取律師資格證后，曾在中國政法大學實習。當時，學校和美國著名的常春藤聯盟高校有交流往來，張捷有幸同一位來自美國高校的教授作了一次短暫的交流。這個教授有一個顯赫的政治頭銜——基辛格東方事務助理。他是個比中國人還要中國人的猶太人，口里溜起北京、上海、廣東等地方言，如果你閉上眼睛，不看他長相，一定會誤以為同你講話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上海人或廣東人，總之，是骨子里浸透中國味和中國文化的中國同胞，決不會想到他是一個外國人。

這個教授學的專業是與市場經濟相關的舊中國鹽商史。他當時在中國開辦了一家公司——孔明咨詢公司。顧名思義，將這個公司名字同教授的特殊身份，以及當時中國改革大勢聯系在一起探究，其服務對象和經營性質不言而喻。

更富于故事性的是，這個教授當時還帶著一個年輕助手，這個年輕人就是于1994年加入美國微軟公司，后來擔任微軟中國公司總裁的唐駿。他背靠美國“大樹”，按照美式市場教科書，殫精竭慮，為美國科技企業在中國開疆拓土立下汗馬功勞，退休時獲頒微軟中國“榮譽總裁”稱號。

十二

曾任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調研處長、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于1990年獲得聯合國譯員培訓高級班結業證書的我國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也曾在公開場合披露，在上世紀80年代末，中央推行分田到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改革時，鑒于他有赴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調查研究所（ISR）進修，獲抽樣調查專業結業證書，并在世界銀行總部接受過特訓的特殊經歷，且回國后，又從事世界銀行對華政策性貸款監測評估重要工作，對社會主義中國這塊處于資本真空的巨大“蛋糕”早已垂涎欲滴的西方財閥，特地邀請他擔任外資投資中國的首席代表，并開出誘人條件：在北京飯店為他租房辦公，安排專車、專職司機和專職秘書，總之，從工作設施到辦公人馬，都以最高規格、最高級別為他配備齊全，所有投入資金由外方承擔；至于個人利益，根據西方資本拓展國際市場運行規則，一個大國的首席投資操盤手的巨大回報率不言而喻。

然而，外國資本勢力向溫鐵軍伸出橄欖枝，欲將他培植為自己在中國的資本買辦的邀請，卻遭到了溫鐵軍的拒絕。因為溫鐵軍盡管有海外學習、培訓經歷，并取得優異成績，但他卻始終懷揣著一顆為國為民的赤子初心，他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報效祖國、服務人民。他的想法很簡單：生為中國人，當我的才智能為祖國服務的時候，為什么要受外國資本家驅使，在自己的國家為他們服務呢？他直言，今天中國的很多巨富，就是走了他當年拒絕走的當外國資本買辦的道路而富起來的，進而犀利地指出，這些富豪，大多是沒有支付那個機會成本而攫取了一塊龐大的機會收益。此外，對資本主義國家市場化社會和金融資本運作模式的實地了解，對比社會主義制度，讓溫鐵軍更看清了資本主義市場原教旨的邪惡本性，并以社會學家的視角，更加深刻地洞悉資本主義社會不可根治的痼疾。

十三

當把上世紀90年代初改革政策指向以及受之影響的國際、國內氣候環境，通過窺局部之“斑”，“豹子”的全貌也就基本顯露出來，聯想問題的“亂麻”也就迎刃而解了。

其實，聯想所有的問題，亦即當年政策默許之下的國有集體經濟改革普遍存在的社會性問題，聯想的歷程是那個時代的縮影，無論在當時亦或是今天看來，它當了那個時代背離社會主義國家根本大法、違背社會道德的不太光彩的標桿；或者說，對于體制內外的某些人、某些團體來說，它一路被“神話”的根本原因和意義，是充當了他們竊取計劃經濟時代累積起來的本屬于國家和全體人民的巨量財富的“擋箭牌”。

張捷老師的名言“歷史是不能清算的”說得太籠統，唯物地講，歷史就是既成事實，無論清算與否，都不能稱其為“清算”。因為所謂“清算”，本身也是時間概念上的歷史有機組成部分，無論人類主觀的對與錯，它們都像是一對勢不兩立、然而又須臾不可分離的孿生兄弟，由激烈的對抗形成一股矛盾的扭合力，推動歷史前進。歷史的每個階段社會形態在螺旋升進中，有時看似貌合，實則神離，它總是以時間沙漏點滴量的積累，不動聲色地完成唯物的華麗質變。

聯想公司的漸行嬗變，即中科院計算所——隸屬于計算所的“紅帽子”公司——聯想代管計算所——計算所直接成為聯想研發中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圈操作下來，實現“循環控股”。在中科院院部領導干部處工作的科技外行柳傳志，被上級直接委派到計算所辦“三產”，隨后，成為聯想總裁的他同時兼任計算所所長，在計算所陷入每月 “等米下鍋”的艱難境地，主要靠從中科院拿到便宜的外匯指標，通過進口電腦這個中間媒介，賺取內外匯率差價的柳傳志，成了典型的“外行”領導“內行”。當時“政企分開、黨政分開”等削弱黨的領導的改革之風勁吹，又為柳傳志擅權攆走聯想創始人、矢志科技報國的核心人物倪光南，以改制之虛行貪腐之實，貪他人之功、將國有資產“流轉”到自己手里，將“紅帽子”聯想35%職工分紅份額通過企業改制變成私人股權等非法行為撐起了保護傘。此后，以“聯想改制”為典范推進國企混改時，更是提出“國退民進”的激進口號，并在實踐中付諸實施。聯想發展模式與激進改革政策互為表里，相互背書…… 被潮流裹挾的一切的一切，彼此互相勾連、互為因果，形成歷史洪流不可阻遏之勢，成就了聯想。同時，也使改革后的新事物于積滿腐殖質的沃壤中破土而出，它呈雙手呵護式的兩瓣稚嫩葉片上，還頂著尚未脫落的死去的母體殘骸。

十四

至此，不難明白，聯想之于改革，如影隨形，聯想的生死沉浮，呈現出改革進程的波譎云詭，氣象萬千。聯想，以及眾多與聯想發展模式幾出一轍的聯想式企業，是中國改革成果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今天的模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我們四十多年改革軌跡呈現的模樣。——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它就是浸染著我們歡笑和淚水的共和國行進的歷史。

如果還有人存有或“左”或右的偏激執念，下面再贅述一段張捷的“歷史鉤沉”，或許能驅散籠罩在置疑者心頭的迷霧。

今天的人們都知道網絡對于人類社會的重要性，同時，也知道百度、新浪、搜狐、網易等互聯網產業巨頭創造的巨大經濟效益。其實，互聯網產業乘改革開放春風，剛在中國萌芽的時候，還戴著“紅帽子”的聯想便開始大舉進軍這片“處女地”，它注冊了一個名叫FM365的網址，投入近百億巨資打造網站，但結果卻是來如急雨、去似微塵，——僅因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忘記續費”的簡單失誤，導致被另一家公司搶注。雖然聯想FM365網站因“失誤”丟失，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但事后卻不見一人對此承擔經濟和法律責任，其百億損失只在語焉不詳的客戶關系投入一欄里標注了一下。要知道，當時聯想投入巨資打造的FM365網站，除了有外資背景、受外資控制的新浪、搜狐、網易等網站外，是中國最大的國有門戶網站，比人民網、新華網、中新網大多了，而且FM365網站當時是聯想電腦內置網站，即聯想電腦自帶的網站，這綁定自己網站的電腦銷售方式，為網站推廣、占領市場起到了制勝作用。按照當時FM365網站宣傳力度和聯想電腦市場強勁發展勢頭，FM365網站成為國家主要門戶網站的條件已充分具備。然而，就在網站發展至巔峰時期，一個詭異的“失誤”使其瞬間易主。只要稍用理性推導，就不難得出原因，那就是有一只隱形的手在幕后操縱，——有人意識到，帶有國有性質的FM365網站“坐大”，不利于改革開放國策的深入推進。改革開放有兩個基本內涵，一是改革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不利于搞活市場、不利于私有經濟發展的鐵板一塊的僵化制度，進而改變人們的政治意識和傳統觀念；二是引進外資外技，借助外力，尤其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和先進技術，推動國內各項建設，促進經濟發展。而對外開放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搞好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如果把FM365網站辦成了最大的國有門戶網站，那么有悖于“國退民進”改革精神。當時關于國企股份制混改，針對國資、民資、外資，有一個占比份額要求，其中外資股份占比不得超過49%，即由國家控股。隨后又補充說，外資與民資在參與國企混改中股份占比配額應一視同仁。在這些量化股權指標的混改路徑下，不讓一家獨大的FM365國有網站“歇菜”，接下來的“國退民進”改革之路怎么走？還有，當時和中國正處于“蜜月期”的美國等友邦心里怎么想？他們正等著你國企支離破碎，乘機進來分一杯混改的“羹”呢！當然，這些資本列強在掠取中國改革紅利的同時，還暗藏著顛覆中國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陰謀，“胡蘿卜加大棒”“刮刀加屠刀”歷來是他們摧毀政治對手的雙管齊下、且屢試不爽的伎倆。

至此，不難看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以聯想FM365網站折翼為例的眾多國企改革遭遇的相似命運，其實正是當時所謂推進改革的需要，在此進程中，內外各方利益取向是一致的。今天回頭看這段復雜歷史，不難想象中國改革曾是怎樣的火中取栗，經歷過怎樣的艱難歲月，既有收獲的喜悅，更有椎心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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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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