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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期以來，不斷有人以各種理由、公開或非公開地提出放棄或改變“公有制為主體”的提法。國內極少數自由化官僚精英試圖借助國際資本力量來影響我國下一步改革的主張，攻擊公有制、鼓噪要壓縮國有經濟。所有制及其結構問題具有極端重要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就在于它們的所有制基礎不同。本書提出重要建議：當務之急是確保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落實主要分配方式——按勞分配，從根本上逐步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化解各種社會危機。

本書是李長征同志作為主持人承擔的一個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重大科研項目，進行了扎實認真的研究，收獲了這一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他們希望我寫一序言，我年事已高，力不從心，已經很難仔細閱讀這部篇幅很大的稿子了，只能比較粗略地看一下，簡要地談一點看法。

所有制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占主體和主導地位的所有制關系決定著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決定著社會其他一切領域和一切問題的狀況。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揭示的科學原理，也是全部歷史經驗和現實經驗充分驗證了的。

然而，在我國的所有制改革與構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問題上，改革開放以來呈現出一個非常突出的反差狀況。這就是黨中央關于這個基本問題的認識和方針政策是一貫的、非常明確的; 然而，理論界和社會上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卻是三十多年來持續不斷，而且爭論是很激勵、很尖銳的。兩種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發人深省。

大家都知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認真總結了以往我國在所有制關系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就是不能再走那種追求所有制“一大二公”的脫離我國經濟社會實際的“老路”了，一定要進行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內涵改革;但在這場改革中，也不能走“全盤私有化”的“邪路”，還必須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是保障我國社會性質與改革性質的重大原則問題。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確認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論述了“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的問題”，肯定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勞動人民集體所有制的合作經濟是農村的主要經濟形式，城鄉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

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中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應以公有制為主體”，繼續鼓勵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發展，認為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中外合資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

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作了這樣的概括：“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進一步明確了“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十五大在所有制結構問題認識上的重大突破。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生產力發展狀況所決定的。

2002年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進一步闡明了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方向問題。首次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方針，即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黨的十七大報告重申了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和“兩個毫不動搖”方針。

但另一方面我們卻看到，理論界和社會上關于這個基本理論方針問題卻一直有不同的聲音。一個時期以來，理論界圍繞所有制問題展開的爭鳴，其觀點之對立，認識之差異，實屬罕見。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處于低潮的情況下，一些人士出現了淡化所有制，不問“姓資姓社”、不管“是公是私”的傾向。混淆不同所有制的性質，混淆所有制性質與其實現形式的聯系和區別，混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性質，把什么都說成是社會主義。有些學者對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基本經濟制度的傳統理念表示懷疑，特別是對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和基礎表示懷疑。有的學者認為，把公有制和接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一種需要拋棄的傳統觀念，因為它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有的學者認為，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一種傳統的觀念，不突破這一點，市場經濟就難以建立。在實踐中，有些人把國有企業“有進有退”的改革方針變成了“國退民進”，強調國有企業改革就是要退。在“國退民進”這樣的情況之下，國有資產會很快流失，變成私有財產。在國有企業重組過程中，一些地方把企業整個賣掉，或者把企業交由私人資本、外國資本控股的趨勢是很厲害的。在企業改制過程中，實行經營者持大股，那就變成賣給經營者了，有許多股份合作制企業變質了。

近一個時期以來，不斷有人以各種理由、公開或非公開地提出放棄或改變“公有制為主體”的提法，特別是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前的特殊時刻，又一波攻擊公有制、要壓縮國有經濟的鼓噪相當猛烈。世界銀行佐利克報告，這個實際上是國內極少數自由化官僚精英借助國際資本力量來影響我國下一步改革的主張，要求中國大規模縮減國有企業，據該報告英文版透露，國企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要由2010年的27%，壓減到2030年的10%左右。國內“著名學者”的響應則更為積極，說“我必須擁護世行的報告提出的一些建議，事實上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未來中國進一步成長的一個最主要障礙，未來希望五年到十年內，應將國有企業比重降到10%左右”。中外資產階級右派精英為中國設計的私有化方案比某些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壟斷資本曾經達到的比重還要低。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學者和人們，都非常關心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客觀狀況及走向，不少人已經寫了文章，強調公有制為主體的重要性，擔心基本經濟制度出現動搖將產生的嚴重連鎖反應。我也曾寫文章，希望十八大在講改革開放時，應重申并強調憲法規定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能動搖。在目前公有制經濟在全國經營性資產總額中的比重遠低于臨界點，已經無優勢可言，在國家經濟命脈中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控制力也已明顯削弱的情況下，尤其要切實制止一切違反憲法的政策法令的推行，抵制和削減這類言論主張的影響。[劉國光.端正改革開放的方向[J].經濟學動態，2012(7)]

鑒于這種激烈論爭的狀況，人們都在關注著黨的十八大對這個重大問題會有怎樣的表述，社會上議論紛紛，各種猜測都有，但一些人希望把“公有制為主體”的提法取消的愿望沒能實現。黨的十八大報告仍然堅持并強調我們黨的一貫提法，在講到中國特色社會志主義制度時，又重申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八大報告對“兩個毫不動搖”方針表述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與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頓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非常明顯，黨中央對這個重大問題的認識及制定的方針是在不斷進展、逐漸趨向全面系統，直到通盤把握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問題，雖然具體的提法有一些變化，但“公有制為主體”這一基本點是一直沒有變化的，而且非常明確而堅定。這是因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保障。

我國這場歷史性改革是非常深刻的，鄧小平稱之為“第二次革命”。這不是對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簡單的調整和修補，而是要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是要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們經過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探索而得出的重大結論，是由黨的十四大確定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這一改革目標的確立，既表明了中國改革的深刻性和創新性，也表明了中國改革的性質和方向。

市場經濟有沒有性質區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區別是由什么決定的?當改革深入到要搞真正的市場經濟的時候，市場經濟的性質和所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就成為理論界和社會上爭論的焦點，這是在所有制及其結構問題上一直存在的激烈爭論的延續，這是關系到市場化改革有沒有性質區別和方向分歧的問題。

對于這個重大問題，黨中央領導一直是非常清楚的。江澤民同志1994年12月9日至14日在天津考察工作時曾提出：“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如果離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江澤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后來又多次強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重要的是要使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始終保持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如果失去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也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不可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非常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系統與市場經濟的歷史性結合構成的。這是我們黨從開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新概念時，就明確指出的它的基本內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在于它們的所有制基礎不同。歷史已經表明，改革是一直存在方向選擇和性質之爭的，國內一些學者也或明或暗地主張搞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其主要的手法，是片面強調市場經濟，淡化生產關系的區別，淡化基本社會經濟制度的區別，放棄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和與公有制結合起來的制度創新，在強調市場經濟一般特征和一般要求的旗號下，混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混淆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區別，以達到實行私有化、推行資本主義的目的。一些學者鼓吹什么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沒有什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 好的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的市場經濟等，完全不提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的結合，以此否認改革的性質區別，否定改革存在方向分歧。

毋庸諱言，一個時期以來，講改革開放的時候，不大提“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不提或者淡化了。不少同志對這種狀況心存疑慮。我也曾寫文章，希望十八大報告要重申黨的基本路線，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把改革存在性質的區別和方向的選擇這個問題講清楚，不要給別有用心的人有鉆空子的余地。[劉國光，端正改革開放的方向[J].經濟學動態，2012(7)]舉國關注并寄予期望的黨的十八大對這個重大問題做出了明確的總結，報告指出：“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在展望我國未來發展時又強調指出：“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必須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這就明確告訴人們，社會主義改革運動是存在性質區別與方向之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反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的斗爭中開拓發展起來的，在未來的新一輪改革和發展中，我們仍然要繼續高度警惕、防止走封閉僵化的“老路”，更要繼續堅定地抵御新自由主義等多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誤導，不能走“邪路”。

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以制度來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經濟制度與體制方面要更加成熟和成型，就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基礎，而在基本經濟制度中，保持公有制為主體，又具有決定我國社會性質和發展方向、決定社會基本利益格局的作用。只有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才能形成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的基本分配制度，才能實現初次分配與再分配中的公平與效益的統一，才能使廣大勞動者的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才能使我國經濟增長與發展保持持續增強的動力，才能使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并實現社會和諧。因此，加強對“基本經濟制度”的全面深刻研究，就應該是構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經濟制度的系統工程中的重點工程。

回顧一下對基本經濟制度研究的狀況，雖然所有制及其結構問題具有極其重要性，有關部門本應組織力量進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全面系統研究，但令人遺憾的是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相當薄弱，還不夠深入系統。總體來看，理論界對這個重大問題的研究投入的力量還是不夠的，雖然一些學者寫了不少文章和專著，但系統深入的有較大分量和影響的著作還不多，特別是從發展規律角度，全面系統地研究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著作還不多。為了構建更加成熟定型的經濟制度，這仍然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

可喜的是，本書是一部力圖在規律層次、以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來研究“基本經濟制度”的成果。作者本著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的原則，聯系國際大環境，從反映事物的本質及其本質聯系的客觀事實出發，闡明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正確的; 簡要論證了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作為生產關系總和的經濟基礎方面新出現的種種嚴重問題，及其必然引發的法律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領域的嚴重問題，并分析了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本書提出了關系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成敗得失的十五個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并進行了有說服力的論證。

本書還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我國改革開放同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所謂“改革”使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不同，借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進一步說明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極其重要性和違背“四個堅持”足以招致亡黨亡國的慘痛歷史教訓。

本書對新中國先后兩個30多年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和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經驗，力求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進行了科學分析，探索性地提出并論證了這些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所必備的各種特定客觀條件，同這種共同發展的特定結果之間的必然性因果聯系。本書首次提出并論證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七條客觀規律，是作者探索這些規律、深入研究這些規律所得到的初步成果。這些探討是非常有益的，可激發讀者們就這些問題展開進一步思考和研討。

本書還提出了兩方面的重要實踐建議：

一、當務之急是確保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落實主要分配方式——按勞分配，從根本上逐步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化解各種社會危機。

二、適當時機進行一次延安式的整黨整風運動，并做出改革開放30多年的新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鞏固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和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深刻教育黨員、國家干部和人民青年，樹立社會主義價值觀和共產主義理想，為黨的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提供組織和思想政治根本保證，使我國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問題，內容非常豐富，涉及的問題很多。本書在獲得頗多研究成果的同時，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搞好公有制(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特別是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類公有經濟的內在運行規律的研究，以及如何實現公有經濟與非公經濟的共同發展問題，還著墨不多，似嫌不足。這可能是他們下一步研究的目標和任務。我希望更多的人來研究這些重要問題，為科學揭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規律及其體系打下基礎。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強調“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我深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必須貫徹這種精神。我想，對于已經載入憲法的關于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也一定要按照這種精神去執行、去實施。只有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基礎才能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不斷推向前進。

2013年5月25日

【劉國光，察網專欄學者，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理論研究，著有《中國宏觀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運行與發展》等。本文為察網摘錄《當代中國所有制發展規律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一書的序言部分，標題為察網編者擬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