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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關于經濟領域的階級斗爭

《紅旗文稿》2014年第18期發表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引起巨大關注，并遭到右翼“公知”的圍攻。該文所講的內容，都是在憲法和黨的文件中明確闡明的，講一講“階級斗爭”，談一談“人民民主專政”，這本是很正常的，卻遭到如此多的人惡毒攻擊，這恰恰說明“階級斗爭”是存在的。一些右翼“公知”聞見“階級斗爭”和“人民民主專政”就暴跳如雷，恰恰因為這觸動了他們的階級敏感神經。我在2009年寫的《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一文中，就對新時期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進行了分析。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演變，中國的階級結構是否起了變化？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是否又已重現？這個問題應該實事求是地判斷。即使認為階級斗爭現在不再是國內主要矛盾，但在我國“文化大革命”后，階級斗爭事實上此起彼伏，長期存在，包括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有時還非常激烈突出，如20世紀80年代幾次學潮動蕩、“六•四”風波，21世紀初的西山會議、“○八憲章”等事件；西方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滲透和蔓延，無一不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較量，或者是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反映。所以說，階級斗爭熄滅論同階級斗爭擴大化一樣，都不可取，這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講得非常明白。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斗爭存在于哪些領域？毛澤東早已指出，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領域存在階級斗爭，已經為前述改革開放以來各項事實所證明。

階級斗爭不僅在上層建筑領域存在，而且在經濟基礎領域也有表現。目前，不僅在私有企業存在著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勞資糾紛此起彼伏；而且在某些異化了的國有企業中，也可以看到，隨著工人階級重新被雇傭化，高管階層與普通員工之間也存在矛盾。經濟領域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激烈斗爭，主要表現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知上的對立。我國經濟改革采取市場取向政策的目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演化、轉變為資本主義。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三個基本特征：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其制度基礎的；第二，在經濟運行機制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即在國家宏觀計劃調控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第三，在追求目標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力求效率與公平并重，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十分明顯，多年來在這三個方面的紛爭是很激烈的。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上述內涵正好相反，從反對方向來的意見是：第一，反對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主張私有化；第二，反對國家宏觀計劃調控和政府對經濟的監督管理，主張完全的自由化和市場化；第三，一味地片面主張效率優先，輕視社會公平，變相宣揚他們抵制共同富裕和推行兩極分化的主張和政策。

針鋒相對的紛爭，當然有理論是非問題，需要辨別清楚。但是，在更大程度上這是當今中國社會不同利益集團或勢力的對決。反對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和兩極分化的聲音，雖然有雄厚的財富和權力的實力背景，但畢竟只代表少數人的利益。而主張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國家宏觀調控為指導和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聲音，則代表了工農大眾和知識分子群體的期望。所以，這場爭論明顯具有階級分歧的性質。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景，不取決于爭論雙方一時的勝負，最終將取決于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

二、正確認識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提法代替了以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提法，新的提法和原來的提法只有“兩字”之差，卻被一些人有意解讀為中央要全面推進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實際上，《決定》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后面，緊接著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保留了“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其實就是表達了“計劃導向”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全部作用。”可見，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是有限制的。根據這個精神，《決定》在提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強調了政府和國家的計劃作用，就是說政府和國家計劃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性作用”。這樣，市場與政府、市場與計劃在資源配置中的“雙重調節作用”的思想就凸現出來了。

那么，在資源配置中，市場和政府應如何分工？依我看，按照資源配置的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劃分市場與政府或計劃的功能，大體上是可以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應該限制在微觀層次，即多種資源在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的配置，應由供求、競爭、價值規律來決定。而政府職能如行政審批等的縮減，也主要在微觀領域。至于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以及微觀經濟活動中對宏觀方面產生重大影響的資源配置問題，如供需總量平衡、部門地區比例、自然資源生態保護、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以及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政府都要加強計劃調控和管理，不能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盲目操縱，自發“決定”。當然，對市場提供服務、實施監管、做“守夜人”的責任，政府還是責無旁貸的。

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都要用好。”“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都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樣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或“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更加有利于堅持既是“市場經濟”的又是“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是照搬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職能，而是結合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來分析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通過轉換政府的經濟職能，實現服務人民利益和適應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統一。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上研究和實踐政府職能的轉變，才能更好地體現出習近平同志所說的兩點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也就是經濟學所講的市場價值規律。市場價值規律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來發揮作用。每一種機制的失靈都會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所以絕不能迷信市場。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決定資源配置的就不是市場價值規律，而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這就是馬克思所講的，勞動時間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和勞動時間的節約，是共同生產（即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的首要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人們自覺安排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它不等同于傳統的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更不是某些人貶稱的“命令經濟”。“有計劃”主要是指導性、戰略性、預測性的計劃，用以從宏觀上引導國家資源的配置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當然，也包括某些必要的指令性指標，也并不排除國家計劃的問責功能。近年來，我們革除傳統計劃經濟的弊病，適應初級階段的國情，容納了市場經濟的運行，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尊重市場價值規律，但是不能丟掉公有制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經濟規律。

三、正確理解中央關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精神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指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突出用混合所有制的辦法進行國企改革，但混合所有制不是新事物，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就有“公私合營”，這其實就是混合所有制的一種方式。那是以公有經濟參與私有經濟，將私營經濟改造成國營經濟，是過渡的所有制形式，時間很短，很快便完成改造。這次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上類似于“公私合營”，實質上完全不同。它是倒過來，以私有經濟參與國有經濟的改革，但這是不是意味著也倒過來，把國有經濟逐步改造成為私有經濟，成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一種暫時的所有制形式呢？我覺得不應當是這樣的。黨的方針意不在此，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之一，我們要長期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向高級階段過渡，而向高級階段過渡當然不能是向私有經濟過渡，而且這個過渡時間很長，所以混合所有制經濟不應當是一種短暫的向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過渡的形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現階段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無論在宏觀國民經濟層面，還是微觀混合經濟實體方面，我們都要堅持“公進私也進，國進民也進”，不能是單純的“國進民退或者民進國退”，但無論如何都要守住公有制為主的底線和國有資本控股的底線。“國進民退或民進國退”爭論的實質,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還是反對和削弱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還是動搖和削弱公有制。在這個問題上，黨的十八大重申要加快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強調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政策主張，應當說已經對所謂“國進民退”炒作作出了明確的回應。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目的是什么？習近平總書記最近說，國企在深化改革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也說，“混合所有制經濟要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實現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不能隨著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使國有經濟越來越萎縮，非公有經濟越來越擴張；也不能隨著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國有資本越來越小，國有資產最后都“混”沒有了。持這種“把混合所有制看成國退民進，公退私進，國有企業私有化形式”主張的人，的確大有人在。如發改委某副主任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講，政府大力提倡混合所有制經濟，意味著地方政府可以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可以用賣掉國有企業的資金還債，這與三中全會的精神風馬牛不相及。

國企改革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原則，防止財富和收入分配通過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強化兩極分化的傾向。在目前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占比已經大大縮減的情況下（已經縮減到20%），如果繼續對所剩不多的大中型國有企業進行國有股減持，那么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將更加難以維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搖搖欲墜，就會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因此，搞混合所有制經濟不是簡單地進行國有股減持，而是要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不是把國有企業一賣了之，而是要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不是只允許私有資本參股甚至控股國有企業，而是同樣允許國有資本參股甚至控股私人企業；不是削弱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而是要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四、防止“經右政左”導致社會分裂

現在，海內外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叫“經右政左”，即在經濟上更加趨于自由化、市場化，放開更多管制領域；同時，在政治上更加趨于權威化，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收緊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似乎我國在經濟領域偏右，而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偏“左”。姑且不論“經右政左”說法是否準確，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對矛盾的概念。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政治、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如果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方向一致，就可以鞏固經濟基礎；如果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偏離，那么就會使經濟基礎發生變異，原來的上層建筑也會有坍塌之虞。

有人分析，“經右政左”的局面難以長久持續，可能會導致社會分裂。社會主義經濟如果長期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侵蝕，使自由化、私有化傾向不斷上升，計劃化、公有經濟為主體的傾向不斷弱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最終就要變質，變成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不相容的東西。而隨著私有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力量壯大，其思想如西方憲政民主的影響也在擴大，遲早他們會提出分權甚至掌權的要求，那時即使在政治思想上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做多大的努力，恐怕終究難以為繼。這是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所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必須防微杜漸，不僅在經濟基礎領域，而且在上層建筑領域都要反對和平演變的侵蝕。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形勢嚴峻，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甚囂塵上，比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西方憲政民主等思潮很有市場。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狀況，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毛澤東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努力，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會是這樣。龔自珍說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蘇聯的解體就是鮮活的事例，對此我們應當提高警惕，深刻認識到意識形態工作的階級性、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上層建筑領域和經濟基礎領域的上述種種問題，都與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存在有關。我們不能視而不見，淡化置之，走向階級斗爭熄滅論。美國原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一書中說到蘇聯領導人拋棄階級斗爭學說時指出：階級斗爭理論是列寧主義者的國家結構演進觀及同西方發生冷戰所依據的中心概念，沒有它，冷戰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一黨專政的理論基礎就隨之消失。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拋棄了這個觀點，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看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是怎樣希望社會主義國家放棄階級斗爭、放棄共產黨的領導的。如果我們淡化階級觀念，走向階級斗爭熄滅論，使“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蛻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就必然重蹈蘇聯亡黨滅國的覆轍。

改革開放前的30年，我們并不是只搞階級斗爭，而不搞經濟建設，經濟領域是取得巨大成就的；改革開放后的30年，我們也不是只搞經濟建設，而閉眼不見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在很多領域還是客觀存在的。但我們現在不是要搞“以階級斗爭為綱”，而是要反對國內外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私有化、自由化、西方化、資本主義化的圖謀。要粉碎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這種圖謀，我們必須在堅持一個中心的同時，堅持兩個基本點，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是我們的底線，也是我們斗爭的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