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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老板：一場事先張揚的超車

點擊：3528 作者：戴老板來源：飯統戴老板發布時間:2018-08-24 09:40:42

有趣且深度的硬核財經

經史縱論-No.12

一場事先張揚的超車

作者：戴老板

數據支持：遠川研究

1789年9月1日，倫敦泰晤士河碼頭，21歲的英國紡織工人薩繆爾·斯萊特（Samuel Slater），換上一身破舊的臟衣服，將自己的紡織從業證書縫進了外套內襯，打扮成農民的模樣，操著一口濃重的鄉下口音，聲稱自己要去美國投奔開農場的親戚，躲過了皇家海軍士兵們的嚴密盤查，混上了一艘前往紐約的客船。

在波濤洶涌的大西洋上航行了66天后，斯萊特終于抵達紐約。那會兒的紐約，還沒有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頓群樓，是一片嶄新的熱土。跟斯萊特一起下船的乘客并不知道，這位衣衫襤褸的年輕人，是未來的美國工業之父，他腦子里的圖紙和知識，是美國在十八世紀獲得的最寶貴的一筆知識產權資產。

斯萊特出生于英國工業革命起飛階段的1768年，在這一年，阿克萊特爵士（Sir Richard Arkwright）發明了水利紡紗機，一年后，瓦特（James Watt ）注冊了蒸汽機專利，資本主義開始以暴風驟雨般的速度完成從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的轉型，當時的英國，無疑處于工業食物鏈的最頂端。

斯萊特的父母雖然都是農民，但他從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并表現出很強的數學和機械天賦。14歲時，他成為一家棉紡廠的學徒，這家工廠的老板曾經是阿克萊特爵士的合伙人，技術在業界頂尖。斯萊特以學徒身份工作了7年，掌握了紡織機器從設計到操作的幾乎所有細節。

結束學徒生涯、獲得紡織從業證書后，斯萊特準備自立山頭（老板有三個兒子，他不可能接班）。1790年，他偶然讀到美國費城的一份報紙，上面刊登了招募紡織工人和專家廣告，其中懸賞道：任何能夠透露英國紡織技術機密的人，都將獲得100鎊的獎勵。這在當時可是一大筆錢。

但在當時，紡織業作為工業革命時期的“高新技術產業”，得到了英國政府的360°無死角嚴密保護，所有紡織業熟練工人一律不準離開英國，竊取技術機密的人一旦被抓獲，就會被判處12年監禁甚至死刑。更何況，英美之間的獨立戰爭剛打完沒多久，英國對美國這個新崛起的對手更是嚴防死守。

“投敵心切”的斯萊特，假裝去倫敦旅行，然后在倫敦偽裝成一個農民，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抵達美國后，他趕往羅德島，加入當地的一個棉紡作坊，迅速把阿克萊特爵士的紡織機械和英國工廠生產流程全部復制出來。在這個基礎上，斯萊特建立起了美利堅合眾國的第一家工廠。

斯萊特的紡織工廠，羅德島，美國

在斯萊特的帶動下，美國的紡織工廠如雨后春筍般誕生出來。到1807年，美國已經有底氣對英國紡織品發起貿易禁運。到1835年斯萊特去世時，他的家族已經擁有13家工廠，而整個美國則更是擁有200萬錠的制造能力，棉花貿易每年產值8000萬英鎊，徹底掌握了“自主知識產權”，完成了“國產替代”。

斯萊特后來被美國人稱之為“美國工業革命之父”，在他的老家英國，他有一個簡短卻響亮的名字：“叛徒斯萊特”（Slater the Traitor）。

很多不熟悉工業發展史的人會認為，叛徒斯萊特只是偶然和個例。但事實上，斯萊特只是英美紡織行業糾葛故事里的一小部分，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尚屬于發展中國家的美國，對發達國家英國的高科技行業—紡織行業，進行了針對性、系統性、規模性的“趕超戰略”。

1. 工業間諜

整個十七世紀，任何一個英國人都不會想到，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北美大陸會誕生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且最終成為他們工業領域里最大的競爭對手。在英國殖民北美大陸的早期階段，英國政府甚至鼓勵熟練的工匠移民到新大陸。但到了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貿易委員發現苗頭不對，開始通過限制技術轉讓，來遏制北美大陸的發展。

工業革命開始后，英國甩開全世界其他國家一大截，大批來自法國、北美、普魯士、俄羅斯等歐洲國家的工業間諜涌入倫敦，競相探求英國工業成功的秘密。1770年代中期，英國出臺法律嚴禁熟練工人移民國外，并對前往其他國家的輪船嚴格搜查，一旦查出機器零件，統統沒收不說，走私者通常會被送進監獄。

早在1783年，一名叫Benjamin Phillips的英國人，買了三臺英國紡紗機，拆成零件塞進裝滿瓷器的板條箱中，偷運到美國。但當時美國沒人能夠組裝并操作這些設備，在經過多次轉手之后，一位叫做Edemsor的英國人又把它們買了回來，運回英國并向政府報告了此事，兩國的技術盜竊與防范開始公開化和白熱化。

1791年12月，美國開國元老、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和鼓吹關稅、技術盜竊和貿易保護的經濟學家考克斯（Tench Coxe），聯合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制造業報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這份報告是美國工業的第一份綱領性文件，露骨地表達了一個落后農業國趕超先進工業國的欲望和策略。

漢密爾頓、考克斯和《制造業報告》

在《制造業報告》中，漢密爾頓明確提出美國制造業發展的三個原則：一是對美國工業進行獎勵或補貼來；二是用關稅等貿易管制手段來保護本國企業；三是鼓勵引進人才和技術，“獎勵那些從別處帶給我們‘改善和非凡價值的秘密’的人”。事實證明，這里面最有用的，就是第三條。

補貼、關稅和拿來主義，一個新崛起國家的野心，全部都寫在了這份與制造業有關的報告上，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彎道超車。在這種戰略的支持下，兩個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工業間諜先后出場，一個是海外人才招募者Thomas Digges，一個是紡織業超級間諜Francis Lowell 。

首先出場的是Thomas Digges，被后人稱為“美國最高效的工業間諜”。他在1780~90年代，利用偷渡和走私的方式，向美國輸送了大量的人才和技術。1792年，他將漢密爾頓的《制造業報告》印刷了1000份，做成小冊子偷偷運進英國本島，當做宣傳和招募的工具，尤其是在英國工業重鎮Lancashire和Yorkshire。

Digges的秘密行動并非無人知情，他被英國政府數次逮捕并投入監獄，但Digges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事實上，他跟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是鄰居，跟其他開國元老杰斐遜、亞當斯等人也私交甚篤，他向漢密爾頓和杰斐遜等人匯報秘密招募工作的信件，全部都能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的網站上找到原文。[3]

然后出場的是超級間諜Francis Lowell。Lowell出生于馬薩諸塞州，畢業于哈佛大學，早期從事貿易工作，擁有非凡的智商和記憶力。1810年6月，他與家人一起前往英國“訪問”，并通過西班牙朋友的介紹，前往曼徹斯特和蘭開夏郡的紡織工廠進行參觀，英國人對這個拖家帶口的美國人沒怎么進行防范。

Lowell這次“訪問”，足足持續了兩年時間。在旅途中，他假裝生病，邊走邊停，白天參觀工廠，漫不經心地詢問技術細節，晚上將所見的機器圖紙和工廠布局重新在腦子里過一遍。1812年夏天，他啟程回國，醒悟過來的英國人將他的船截停在Halifax港，對他的行李進行了數次徹底搜查。

但英國人連一張圖紙、一塊零件都沒有找到，因為所有竊取的秘密，都在Lowell的腦子里。

回到美國后，Lowell馬上著手建立自己的工廠。他先是找到天才的機械師Paul Moody ，將他腦海中的圖紙全部復述出來，根據圖紙設計出了精密的機器。1814年，他創辦了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全盤復制英國同行并略作改進，成為美國紡織行業最先進的工廠，比斯萊特的工廠還要領先。

從1780-1820年的四十年間，Thomas Digges和Francis Lowell只是一長串工業間諜名單上的兩位，由于他們的“貢獻”，美國的紡織業技術水平在1830年代就趕上了英國。而在國家和個人的密切配合下，美國也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逐步變成先進的工業國，并在一個世紀后徹底成為全球霸主。

Samuel Slater(左) Thomas Digges（中）Francis Lowell（右邊）：Lowell沒有留下畫像，只有一個剪影

多年后，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多倫·本 - 阿爾塔（Doron Ben-Altar），在評論漢密爾頓的《制造業報告》時，直率地指出：聯邦政府牽頭了一項統一指揮的工程，以獲取其他國家嚴密保護的產業機密為目標，打破工業先進國禁止工業秘密在國際擴散的壟斷局面，是美國在技術盜用領域的最高綱領。[4]

在《制造業報告》發布的227年后，美國花了7個月的時間，研究了另外一個新興國家的某份制造業報告，發動了貿易戰。

2. 茶葉大盜

1848年6月，在Samuel Slater帶著英國紡織業的最高機密、混上一艘美國客輪的倫敦泰晤士河碼頭，倫敦切爾西皇家植物園園長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帶領著一隊人馬，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一艘快船。他們的目的和任務非常明確：前往中國，盜竊全世界最具經濟價值的植物樣本—茶葉。

福瓊是英國的一名植物學家，曾經在鴉片戰爭結束后的1843年，帶領一支考察隊前往中國，帶回大量稀有植物樣本，并根據經歷撰寫了《華北各省三年漫游記》一書，這使他成為英國著名的中國通。植物學家和中國通的身份，讓福瓊得以被富可敵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選中，承擔全球史上最大的技術盜竊任務。

羅伯特·福瓊，1812-1880

早在17世紀時，來自中國的茶葉就席卷了英倫三島，成為從貴族到平民的生活必需品。英國政府每10英鎊稅收中，就有1英鎊來自茶葉的進口和銷售。為了平衡巨大的貿易逆差，英國開始向中國出售鴉片。兩種植物，罌粟和茶葉，在兩個新老帝國的之間扮演著微妙的角色。

喝了幾個世紀茶葉的歐洲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連茶樹長什么樣都不知道。這種“清澄碧玉，氤氳生香”的東方樹葉，從種子到植株，再到采摘、炒青、揉捻、發酵、干燥等工藝，完全被中國所壟斷。鴉片戰爭結束后，封閉的中華帝國被撬開了一道縫隙，東印度公司決定來中國盜竊茶葉的核心技術。

十九世紀的中國茶園

福瓊于1848年6月從倫敦出發，9月份抵達香港，之后轉到上海。在上海，他讓雇傭的中國仆人幫他剃光了頭發，用馬鬃編織出一條假辮子，穿上灰色的絲綢大褂，完全偽裝成一個清朝人。此后他深入中國內陸地區，采集了大量的茶苗和種子，裝在帆布袋和玻璃箱中，通過海運發往英國殖民地印度。

他的首次盜竊并不成功：茶苗在漫長的海運途中枯萎死亡，種子也因為潮濕而腐爛發霉。之后，福瓊做了大量的實驗，終于探索出了正確的方法：在玻璃柜子里鋪滿泥土，種上小桑樹，把茶種撒在上面，再覆蓋上半寸厚的土壤，澆上水，用木板蓋緊裝箱商船，四個月后，抵達印度的茶種成功發芽。

1851年2月，福瓊用探索出的新方法，把在浙江、安徽、福建采集到的茶葉種子裝了整整16個巨大的玻璃柜，帶上了8名武夷山制茶師傅（每人月薪15美金），以及大批的制茶設備工具，從上海坐帆船前往香港，4天后在香港換乘 “瑪麗伍德夫人”號蒸汽船，3月15號抵達了印度加爾各答。

福瓊帶給印度的，是17,000粒茶種，23,892株小茶樹，一個成熟的茶葉種植團隊和全套的茶葉制作工藝：這是當時中國最大出口行業的全部核心機密。

此后的事情便眾所周知：福瓊帶去的茶種和植株遍布喜馬拉雅山麓，印度制茶行業迅速崛起，阿薩姆、大吉嶺、尼爾吉里成為全球著名產茶區。而中國茶葉的出口量卻迅速萎縮，到了2016年，中國近7萬茶企業出口總額為14.8億美元，不足全球產業龍頭—英國立頓公司銷售總額（30多億美元）的一半。

福瓊的故事并沒有結束。在1858年，他又接受了美國專利局的聘請，以每年500磅的高額薪水，前來中國竊取茶種和茶樹。福瓊于1858年8月抵達中國內地，12月就為他的美國雇主采集了滿滿兩大箱的茶種。這種東西方之間的“搬運”，為他帶來的巨額的財富：他的遺產多達4萬英鎊，相當于現在的2000萬美元。

這位茶葉盜賊，在英國人眼里是機智、勇毅和傳奇的代表?！洞蟛涣蓄嵣睢冯s志熱情地稱贊道：“福瓊打破了（中國）的茶葉壟斷，將喝茶的權利帶給富人和窮人！”

在福瓊盜竊中國茶葉技術的167年后，國家“千人計劃”專家、通用電氣主任工程師（Principal Engineer）鄭小清，將39個機密文件隱藏在一張“日落”的數碼照片里面，發給了自己的私人郵箱，他隨后被一直暗中監視他的FBI逮捕。事后，鄭小清得到了中美兩國媒體的集體嘲諷。

很多事情，毫無疑問都有對和錯之分。但一旦翻開歷史舊賬，你就會發現無處不在的諷刺和輪回。

3. 彎道游戲

2008年，HBO出品的一部叫做《約翰·亞當斯》的美劇，立刻風靡全美。這部只有7集的電視劇以美國開國元勛、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為主線，貫穿了大陸會議和獨立戰爭等重大事件，呈現了美國從1770年-1820年之間的歷史，是美國版的《建國大業》，豆瓣評分9.1，IMDB評分8.6。

John Adams，HBO，2008年

1770年~1820年，是Samuel Slater、Thomas Digges、Francis Lowell向美國“轉移技術”的階段，也是漢密爾頓積極鼓吹產業補貼和關稅保護的階段，更是美國從農業國蛻變為工業國的關鍵階段。在《約翰·亞當斯》里，有這么一段精彩的臺詞，最能反映那時候美國人的所思所想：

獨立戰爭期間，亞當斯作為特使來到法國爭取援助。那時的法國正值路易十六時期，奢靡成風，接待他的法國貴婦人問他：“亞當斯先生，你對歌劇和舞蹈有什么樣的研究呢？”亞當斯慚愧的回答：“沒有任何研究，因為沒有時間。”然后他話鋒一轉，講道：

我還要研究政治和兵法，讓我的兒子能在自由的環境下，學習數學和哲學；我的兒子要鉆研航海、貿易和農業，好讓他們的后代，有權利研習繪畫、詩歌和音樂。

如同哈密爾頓的《制造業報告》一樣，一個落后國家的野心，在這段話中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出來，全場為他鼓掌。

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1775年，正值我國乾隆年間。當美國為國家獨立而打的烽火連天時，大洋彼岸的紫禁城里也斗的烽火連天。當然，我國的歷史文化終究是博大精深：《約翰·亞當斯》拍了7集，《延禧攻略》拍了70集。

一直等到兩百年后，中國才會站到美國的那個位置上，為產業的崛起而殫精竭慮。

歷史不會完全相似，但所有的彎道超車游戲，都會遵循同樣的邏輯。200年前，英國是領先者，美國是追趕者；200年后，美國是領先者，中國是追趕者。既然都想彎道超車，所有美國人當年曾經做過的，中國人也都會去做。

1978年，重新打開國門的中國，審視了一番自家的工業底子：門類尚算齊全，但技術水平低下，光靠自己艱苦奮斗，難以趕上西方國家，而且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趨勢。因此，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之下，總設計師同意了“市場換技術”這個政策。

在電影《賭圣》里，周星馳對莊家說：“我這樣的窮人跟你賭，不是看你要什么，而是看我有什么。”

而百廢待興的中國，要想得到國外的先進技術，拿什么來做交換？像沙特那樣可供交換的自然資源？沒有。能夠支持購買技術的外匯儲備？沒有。能夠迅速趕超先進水平的人才梯隊？也沒有。冷戰格局下站隊的戰略價值？有一點，拿出來換了一個不長也不短的蜜月期。

除此之外，就只剩下偌大的市場，里面有10億人口羸弱的消費能力，滿懷希望地想借此向西方公司換回一些技術。

至于這個市場換技術最后的效果如何，我們在公號之前的文章《技術換市場：從關山難越，到暗度陳倉》里，都已經講的很清楚：有成就，但更多是教訓，比如商飛領域砍掉自主研發那條腿，汽車領域利益格局復雜導致國產化緩慢。盡管爭議很大，但在2000年之前，中國沒有更好的選擇。

2002年之后，伴隨著中國重化工業時代的到來，GDP開始連續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中央財政實力劇增，國家開始選擇一些關鍵和核心的行業，出臺產業扶持政策，把信貸、土地、稅收、補貼等資源向它們傾斜，而在一些能夠行政管控的領域，更是采用一些令外國公司瞠目結舌的雷霆手段。

2008年之后，四個核心的綱領性的文件出臺，分別是：2008年的《關于鼓勵技術引進和創新，促進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若干意見》和《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2010年的《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以及2015年的《中國Z造2025》。

在2018年3月22日美國國會出臺的《301調查》中，這四份文件出鏡頻率最高，大國的制造業野心躍然紙上。當美國人讀到這些時，可能會想起自家開國元勛漢密爾頓寫的《制造業報告》，而他們看到千人計劃的消息，未必不會想起Thomas Digges。

情況就是如此簡單：當你打著左轉向燈準備超車，跑在你前面的那輛車，也是這樣一路超車超過來的，當他從后視鏡看到你閃爍的燈光，是不配合呢？還是不配合呢？還是不配合呢？

4. 短兵相接

2016年11月9日，北京大學朗潤園的萬眾樓報告廳，兩位中國最頂級的經濟學家，將在這里圍繞中國的產業政策，展開一場激烈的辯論，他們一位是林毅夫，一位是張維迎。

產業政策思辨會，2016年，北京大學

兩位經濟學家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同事，但觀點幾乎是南轅北轍：一位信奉新結構經濟學范式（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認為政府應該搞產業政策；另一位信奉米塞斯-哈耶克范式，認為所有產業政策都會失敗。他們隔空交鋒已久，這次面對面辯論，是這場交鋒的高潮。

林毅夫教授觀點旗幟鮮明：大多數成功的經濟體，均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使用了產業政策，如16世紀的英國，19世紀中葉的美、德、法、二戰之后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我沒有見過不用產業政策而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也沒見過不用產業政策而繼續保持其領先地位的發達國家。

張維迎教授針鋒相對：產業政策是披著馬甲的計劃經濟，在這個年代復活了，二者都體現了政府對經濟生活、資源配置的干預。產業政策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鳳毛麟角，中國經濟持續存在的結構失調，產能過剩，哪一個不是產業政策主導的結果？

這種純學術觀點的交鋒，在中國難能可貴。但令人感慨的是，這場辯論的結果，并不會影響中國產業政策的走向：在舉行辯論的三年前，中國已經開始在產業扶持的路上開足馬力。表面“勝出”的林毅夫，其實并不知道，是他的觀點有足夠說服力而被決策層采納，還是只是因為領導恰巧跟他一個思路而已。

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在2013年見頂之后，整個社會都陷入了一種轉型焦慮。對決策層來講，尚未耗盡的科技人才紅利，是為數不多的新動能，要吃干，要榨凈。在這種背景下，產業政策密集出臺，政府基金紛紛設立，鼓勵創新創業的聲音此起彼伏，無數城市開始效仿東莞“騰籠換鳥”，即使當前他們只能找到土雞。

當一個行業要實現趕超時，對手的反擊可能僅停留在企業層面；而十個行業要實現趕超時，對手的反擊一定會上升到國家層面。大家都是彎道超過車的過來人，你的高舉高打，對他來說就是一場事先張揚的超車，而那些漫天要價和亂拳揮舞，都是逼迫產業政策讓步的籌碼。

《精武英雄》里，日本武士問陳真：“這是什么拳？”陳真回答道：“少廢話，能打贏你，就是好拳。”

但產業政策這個因素，在這段日子里，一直隱藏在另外四大背鍋俠的背后：意識形態，貿易赤字，宣傳電影，和清華教授。

意識形態這里就不說了，中國人往往陷入一種無法證偽的一廂情愿之中；貿易赤字只是表象和結果，而宣傳電影和清華教授則更是荒唐：吃瓜群眾們總是天真地認為，別人都是比自己智商低的傻瓜，一個連他們都騙不了的事物，會騙到外國人，讓他們感到驚懼和害怕。

只有產業政策，才是這場爭端的核心。

無論是301調查報告中那洋洋灑灑的那章“China's Unfair Technology Transfer Regime for U.S. Companies”，還是白宮發布的36頁的《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說的其實都是同一個話題。

但正如上文所言，中國在產業政策上，后退的余地并不大：中國需要老齡化全面到來之前，扶持出至少三個類似通信、互聯網和高鐵這種行業，實現經濟的新舊動能轉換。留給中國的時間窗口就這么多，市場化培育對于一向信賴有形之手的決策者來說，太遲太慢太不確定。

因此，這場后進國家對先進國家的追趕和超車，演變成了一場避無可避的碰撞。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

5. 尾聲

1971年，23歲的美國導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用十天時間和30萬美金的成本，拍出了他導演生涯里的處女座：一部叫做《飛輪喋血》（Duel）的公路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