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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鵬：“不抵抗”，能換來和平嗎？

點擊：作者：申鵬來源：西征網發布時間:2020-09-19 10:02:49

“不抵抗”遺臭萬年！“放下武器讓他殺”遺臭萬年！“放棄錦州，撤回關內”遺臭萬年！“給日軍送菜慰勞”遺臭萬年！

今天是9月18日，我們來談談歷史上的“九一八事變”。

首先我們要明白一個事實，在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國是它自明治維新之后就有的國策，無論我們的態度如何，都無法避免這個事實。

既然走了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道路，那么他們就是會擴張下去的。

蔣介石政府對日本一直有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他青年時期在日本生活過，受日本影響很大，國民黨政府許多高級將領都來自于日本的軍校，他們天然對這個“同文同種”的鄰邦有“好感”。

但是在1927年，日本田中內閣首相田中義一，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赤裸裸地寫出“滿蒙（東北）非中國領土......（日本）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滿蒙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大和民族欲布武于亞細亞，握執滿蒙權利乃其第一大關鍵也.....”

說白了就是“要吞并亞洲，先吞并中國，要吞并中國，先吞并東北”。因為東北地域遼闊、土地肥沃、資源豐富，是發展近代工業最好的糧倉和礦倉，因此日本早就對東北垂涎三尺。

然而就在《田中奏折》呈送日本天皇的兩個月后，蔣介石還飛到日本，秘密拜會田中義一，謀求日本對他本人統治中國的支持......田中義一對他的忠告是：“國民黨不要急著北伐，而要先消滅南方的共產黨，反共才是日本和民國的共識.....”。

而在此時，經過幾十年的經營，日本在東北的滲透擴張也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關東軍長期駐軍，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東北軍中，也存在大量的“日本顧問”、日本間諜，雖然“皇姑屯事件”后，張學良“東北易幟”，拒絕日本人要求，支持民國中央政府，但日本人的勢力，還是在無可遏止地擴大。

沈陽是當時中國的第四大城市，人口約70萬，其中日本人就有20萬，在關東軍的保護下，這些“日本僑民”儼然把沈陽變成了一座“日本城市”，沈陽的所有商業區，都叫做“町”。而關東軍中的少壯派，如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本莊繁、土肥原賢二等人，無不妄想著“占領東北”，以“扭轉日本國運”。他們籌謀著制造事端、鯨吞整個東北。其中，關東軍中將本莊繁，曾經長期擔任張作霖的軍事顧問和日本駐華武官，是真正的“中國通”，對中國和東北軍非常了解，而土肥原賢二是長期活躍在中國的特務頭子。

但是國民政府和奉系軍閥，對真正的敵人，幾乎是一無所知，對迫近的危險，也毫無察覺。

1931年，日本工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對外貿易暴跌了一半，經濟危機達到高峰。工農業產品價格一路暴跌，國際收支出現巨額赤字，中小企業大規模倒閉，失業人口達到了400多萬，作為東亞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他們自然就要對外擴張，轉移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發展規律，也是歷史的大勢。

1931年之前，中日明面上的關系甚至是緩和的，1929年，一心要侵略中國的田中義一內閣倒臺，親華的濱口內閣上臺，駐華公使是親華派佐分利貞男，佐分利貞男甚至在1929年和蔣介石政府達成了“全面改善中日關系”的共識。1929年底，佐分利貞男回國述職的時候被刺殺。1930年，重光葵擔任駐華公使，他也算是個親華派，而且極度“厭惡軍國主義”，中日關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近代史上，每當日本政客大談“日中親善”的時候，往往都是日本軍人獨走侵華的前夜……不只是日本，所有法西斯國家、“昭和”國家都是如此，當他們的外交官、政客開始“斡旋”、“談判”的時候，他們的軍隊往往正在做“戰爭準備”。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九一八事變之前，關東軍經常沒事制造沖突，比如說幾個關東軍和幾個東北軍在街上走，關東軍就拿著火柴去東北軍士兵的刺刀上去劃，故意惹毛東北軍戰士，如果這個戰士急了，一刺刀捅過去，他們就可以借機生事。張學良各種“克制”，命令士兵不許“反抗”，要“忍辱負重”，但最終日軍還是制造了“柳條湖事件”，炸彎了南滿鐵路的一根鐵軌，以此為借口，進攻了東北軍的沈陽北大營。

日軍進攻北大營的當晚，東北軍政大員，幾乎都不在自己的崗位上，張學良當晚在北平，觀賞梅蘭芳演的《宇宙鋒》，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也在北平，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在給他父親奔喪，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在給他父親做壽......就連北大營的主官、第七旅旅長王以哲，也不在北大營，前線沒有一個主心骨。

攻擊北大營的日本關東軍，僅有650人，而北大營的東北軍，足足有一萬兩千人，北大營也是一座堅固的軍事堡壘，裝備精良，第七旅更是東北軍中的精銳。

《沈陽文史資料》記載：“北大營第七旅是東北軍中最精銳的旅，堪稱精銳里的精銳，分為三個團6000多人，每個團配有12挺重機槍和六門迫擊炮以及4門平射炮，每個連使用德國步槍120支，每個班一挺輕機槍……士兵沒有不識字的，有的是小學以上文化程度的。”

在日軍關東軍攻擊北大營的當晚，東北軍第七旅參謀長趙鎮藩第一時間是組織了抵抗的，但是東北軍參謀長榮臻給他下令說：“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在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中國軍隊第一個率隊“還擊”的，是東北軍第七旅620團團長王鐵漢。

當晚11時30分，620團團長王鐵漢趕回北大營，三次致電上峰請求率隊迎敵，然而得到的回復仍舊是“不準抵抗”，王鐵漢激憤地回答：“敵人侵我國土，攻我兵營，斯可忍，則國格、人格，全無法維持。而且現在官兵憤慨，都愿與北大營共存亡。敵人正在炮擊本團營房，官兵不能持槍待斃。”

凌晨2時，日軍增援部隊抵達，從南、北、西三個方向沖擊北大營內面對身邊不斷倒下的子弟兵，王鐵漢再也無法忍受被動挨打的局面，他轉向官兵大聲疾呼，“上邊不許我們還擊，可我們中國人也不能就這樣任日本人隨意宰殺呀!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今天我寧可違抗軍令，也要打他狗日的!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殺敵的戰場上!”隨即下令部隊開始還擊。在東北軍不斷撤退的過程中，王鐵漢率隊斷后，不斷向日軍射擊，凌晨5時30分，日軍完全占領北大營。

北大營一戰，日軍傷亡25人，東北軍傷亡、失蹤483人。

九一八整個晚上，北大營、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廠、軍械庫、機場全部淪陷，所有的軍政機關、金融機構全部淪入敵手，警察全部被繳械。日軍僅在沈陽兵工廠，就獲得了15萬支步槍、6萬支手槍、重炮野戰炮250門、子彈300萬發、炮彈10萬發，飛機300架。

九一八事變一周后，日軍兵不血刃，占領了遼寧、吉林的大部分城市。而中日軍隊的數量是懸殊的，關東軍正式部隊1萬人，非正式部隊1萬人，加上警察3000人，總共2萬3千人；東北軍一共30多萬人，除了11萬人被調入關內之外，東北還有20萬東北軍。九一八當晚攻擊北大營的日軍部隊，只有650人。

東北民間歌曲《“九一八”小調》這樣諷刺：“”高粱葉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先占火藥庫，后占北大營，殺人放火真是兇。中國軍隊好幾十萬，恭恭敬敬讓出了沈陽城……

九一八之后，王鐵漢回憶，“我們手上就幾顆子彈都能打成這樣，如果豁出去打，我們旅有1萬多人，那幾百個鬼子肯定被我們全殲”！

張學良、榮臻、王以哲，確實都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都難辭其咎；但在1931年，東北早已“易幟”，張學良家族不是獨立于中華民國之外的獨立政權，東北有中央，中央就是南京國民政府，但南京國民政府的“命令”是什么樣的？

九一八事變前一個月，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就電告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以不抵抗，力避沖突。吾方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有蔣介石的命令在先，我們就可以搞懂東北各軍政長官在九一八事變中的奇怪表現了。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也是立刻要求張學良“不抵抗”，并且下令讓東北軍撤到長城。

蔣介石認為，以當時中國的力量，如果抵抗的話，日軍可以在三天之內橫掃中國，占領長江流域，他說：“以中國國防之薄弱，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時內侵占范圍及于遼吉兩省，若再予絕交宣戰之口實.....必至沿海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也......”總結一下就是：日軍太可怕了，不能抵抗，抵抗三天就亡國了。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天，蔣介石給地方長官發了一份電報，要求各地長官一定要保持克制愛國情緒，雖然日方侵略中國，但我們不能抵抗，不能妄動，同時還要嚴格鎮壓老百姓的抗日運動，不能傷害“友邦”。

“沈陽日軍與我沖突，我政府正嚴重交涉中。各地方民眾愛國心理之沖動，自所難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運動及報復暴舉。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難。應力持鎮靜，嚴守秩序，請兄負責維持為要。”

九一八事變后不到一個月，1931年10月7日，日軍軍艦開到鎮江，蔣介石發電文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顧好日本海軍，要關懷備至，還要幫他們買菜送到船上去。“日海軍明日又來鎮江，增加一艘。請注意，如其水兵上岸買菜等事，最好分與其交涉，由當地警局為其代買送船，以免糾紛。”

但是，所有的“不抵抗政策”，所有的“對日親善”，并沒有換來和平，1932年，日本就策劃了“滿洲國獨立”，還在上海發動了“一二八事變”。侵略者的欲望，是永遠都不能滿足的。

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是追悔莫及的，他下令馬占山將軍在黑龍江組織抗戰，馬占山將軍是黑龍江省主席，1931年11月22日，馬占山發表宣言曰：“與此國家多難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臥薪嘗膽，誓求危亡，雖我黑龍江一隅，尚稱一片干凈土……爾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戰”；并率領愛國官兵奮起抵抗日本侵略軍，他指揮的江橋抗戰打響了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槍。

與此同時，東北各階層群眾和東北軍、警察部隊的部分官兵紛紛組成義勇軍、救國軍、自衛軍、大刀會、紅槍會等抗日武裝，統稱為“東北抗日義勇軍”。這些武裝部隊無統一領導和編制，各自具有相當獨立性；軍費靠自籌或全國人民捐助；主要用輕武器乃至大刀長矛，以游擊戰為主要作戰樣式打擊敵人。義勇軍高舉“誓死抗日救國”、“還我河山”的旗幟，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同日本侵略軍展開英勇的武裝斗爭。后來愛國歌曲唱道：“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后面有全國的老百姓!”說的就是他們。

但是，蔣介石對東北抗日義勇軍缺乏援助，奮勇抵抗一年后，彈盡糧絕。義勇軍第一軍軍長鄧文向國民黨桂永清求助，桂永清發電報問蔣介石怎么辦。蔣介石居然回復說：“集寧分校重要，應專心辦成，不可末于無定，分心他務，致礙正務也”。意思是讓桂永清辦自己的差，不要管東北義勇軍的‘閑事”，結果僅僅兩個月后，抗日英雄鄧文被暗殺在張家口，壯烈犧牲。

在這九一八事變后，立場最堅定，抵抗之心最猛烈，行動最果斷的，是東北的中國共產黨。就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9月19日，中共滿洲省委發布了《九·一九宣言》。

《宣言》告知東三省百姓，日軍已經武裝占領沈陽，長春以及鐵路沿線大小城市；同時揭露了日軍的顛倒黑白的謊言，并告知人們日軍發動事變是在“大陸政策”指導下蓄謀已久的行動；還猛烈抨擊國府的“不抵抗政策”，并且指出，只有工農兵勞苦群眾自己的武裝軍隊，才是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宣言》直接號召人民群眾該實際行動起來，投身于拯救民族的斗爭之中。這份宣言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發出的第一份抗日檄文，

1932年春，中共滿洲省委先后派共產黨員楊君武與省委軍委書記楊林，到吉林省磐石縣發展武裝力量，進行反日游擊戰爭。在那里創建了磐石工農義勇軍，后來又派楊靖宇去領導這支隊伍，發展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在東滿地區，省委派童長榮任特委書記，創建了延吉、和龍、琿春和汪清等反日游擊隊，后來發展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在北滿和吉東地區，省委派趙尚志、馮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創建了巴彥、海倫、珠河、湯原、密山、寧安等許多游擊隊。

此后“抗聯從此過，子孫不斷頭”的東北抗聯，就在白山黑水之間，和日軍進行殊死搏殺......

東北抗聯，是中國最早抗日的部隊之一，九一八事變后，就和日寇戰斗在白山黑水之間，整整堅持了14年。東北抗日聯軍共有11個軍，人數最多時有3萬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軍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著名的楊靖宇司令、趙尚志司令、周保中司令，都是共產黨員。東北抗聯對日偽軍作戰共約10余萬次，殲敵18萬余人，牽制日軍最高峰時達到76萬人。

抗聯的斗爭環境是極為艱苦的，他們裝備物資嚴重缺乏，自然環境極度惡劣。戰士們在深山里修密營、打游擊，經常十天半個月吃不到糧食，渴了抓把雪，餓了吃些樹皮、野菜、草根，空腹與敵軍戰斗；冬天“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后寒”；夏季“濕衣潰足氣喘難，蚊叮蟲咬痕斑斑”。

東北和關內不同，地廣人稀，氣候嚴酷，冬天動輒零下三十度，普通人沒有御寒衣物，根本無法在野外生存，而且日寇在東北經營已久，采取“保甲制度”，嚴格控制人口，抗聯內外斷絕，又無法從民眾那里獲得支援，據說，最艱難的時候，同情他們的百姓，經常把糧食故意撒在野外，讓抗聯將士們去撿。

在嚴酷的環境下，在敵人兇殘的絞殺下，東北抗聯遭受了幾近覆滅的嚴重挫折。僅11個軍的先后19名軍長、代軍長中，就有9名犧牲——楊靖宇、趙尚志、王德泰、李延平、夏云杰、陳榮久、汪亞臣、柴世榮、許亨植......堅持到抗戰勝利的，只有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