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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雙爺：《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詳考》連載十八

點擊：4456 作者：成都雙爺來源：雙石茶社發布時間:2020-10-08 10:59:04

第六章荊關棘道能鎖鑰？（中）

三、口碑——劉伯承與周氏兄弟的故事

6月1日，毛澤東等軍委首長來到化林坪。次日，軍委縱隊全部到達化林坪。

他們眼前的化林坪已經衰敗破落，全無當年茶馬古道川藏重鎮的熱鬧景象。想當初這里是聯接川康（藏）的要道，也是從古雅州（今雅安）到打箭爐（今康定）的必經之路，還是一個互市貿易的集鎮。回溯一番，清康熙二年即在此設“守備一員，標兵一營”——名曰“化林營”，雍正七年（1729年）為化林都司所在（相當于后來的州府）——又稱“化林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時任理藩院主事的果親王（康熙十七子允禮）主持七世達賴返藏事宜：雍正七年（1729年），西藏噶廈阿爾布巴和頗羅鼐內訌，蒙古準噶爾部也準備插手，清廷為保護七世達賴，特在今甘孜州道孚縣協德鄉境內擇得環境氣候與七世達賴出生地理塘、居住地拉薩相近之風水寶地，為七世達賴興建避難居所，御賜寺名“惠遠寺”（藏名“嗄達強巴林”意即“解脫”），俗稱“泰寧城”或“乾寧城”。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清軍入藏后阿爾布巴和頗羅鼐內訌被搞定，準噶爾部向清廷乞和，藏區威脅解除，雍正又派果親王與蒙古高僧呼圖克圖到惠遠寺主持七世達賴由此返藏事宜。果親王返京途經化林坪時，曾賦詩一首并刊碑：

泰寧城到化林坪，

峻嶺臨江鳥道行。

天限華羌開此地，

塞垣宜建最高坪。^[1]

據任乃強先生考證，化林城原建時，有六街大道及城垣，環城筑有營房，城內有商肆、都司署、關帝廟、城隍廟、安撫使署、千總署、土地祠、川主宮、金花廟、青山排闥坊、果親王詩碑等建筑，百業興盛，很有一番繁華氣度。

后來就走下坡路了，民國元年，還是化林縣城，次年化林、瀘定合并，又變縣佐（分縣）。

據化林坪的老人們說，紅軍從此過路時，化林坪還是分縣縣治所在，還有點“化林城”的模樣，城垣城堡尚存，都司衙門亦在。要按現如今的說法，這里的居民，那會兒還都勉強算得上是“城鎮戶口”。據當地群眾說，毛澤東在此住過兩三天，但當年見過紅軍的老人如今都已去世，毛澤東究竟住的是哪家，現在誰也沒法說道明白——那時節天天過紅軍，講話的官長很多他們也不知道這中間誰是“朱毛”。而據瀘定縣文化館原館長趙玉林先生考證，認為毛澤東是住在村南頭一個叫作“新康合作社化林坪客棧”的石砌房屋中——就是趙玉林先生家隔壁。有傳說稱：毛澤東早上起來興致所至還親自在原都市衙門的墻上刷了一條標語：“川軍弟兄們回家種地不要給軍閥賣命”，可惜這刷了標語的圍墻在20世紀80年代分田到戶時已經拆除，都司衙門什么的，干脆也成了斷垣殘壁甚至豬圈，否則這條標語要能留到如今那一定是化林坪一道特殊的風景線。

倪德元老人曾聽母親回憶：

紅軍打仗很得行，盡是些十七八歲的小娃娃子，他們打了仗回來身上掛滿了機柄（保險）在首長那里報功，那些機柄都是從川軍手里繳來的。他們人小，繳的槍身太重，背不動那么多槍，所以扔掉槍身，只要槍栓。紅軍煮飯時，是大家都把各自米袋內裝的米，向鍋內倒些，煮熟后各自打吃，我要做飯時請他們騰鍋，他們總是叫我不要再做飯，同他們一起吃。煮飯燒用的柴，他們也要付錢。他們每一批在走之前都要來問我，有沒有損壞和遺失的東西，我說沒有的，他們才愉快地走了，紅軍真好，我還沒有見到過這樣好的軍隊。^[2]

老太太還是沒整明白，只抽槍栓不要槍，不是怕背不動，而是瞅不上——槍太孬。

紅軍在化林坪留下了口碑，多次去過化林坪的筆者也感受很深。

其中一個口碑，是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留下的。

2004年筆者第一次去化林坪時，遇上了一位姓周名振良的村長。這位村長祖上曾是村中大戶，文化水平不低，據說從前當過赤腳醫生，當時從事的副業就是開了個小診所，為鄉親們解決些吃藥打針輸液之類的問題。周村長也是位有心人，對化林坪的脫貧和開發很是上心，關于化林坪歷史淵源的文字資料也有不少，跟筆者談起來也頭頭是道，如數家珍。周振良說他有兩位叔伯爺爺，一位叫周奕朝，一位叫周奕廷，他們兄弟倆跟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曾是川軍中的“軍中袍澤”。劉伯承領導順瀘起義時，周奕廷是他手下的團長而周奕朝是軍需官。化林坪原本就是由兵丁世襲的兵營演變而來的，居民中好多人就是一代代綠營兵的后裔，青壯年們可能遺傳基因中就有不少尚武的傳統，所以辛亥后正在雅安上中學的周奕廷就邀約了十來位青年，遠涉千里到成都考取了四川督軍熊克武辦的講武堂，畢業后又分配到川軍第一旅第一團當排長。而這個團的團長就是川軍中以善戰聞名的劉伯承。討袁護法之役中劉伯承負重傷摘取了右眼球，當時侍奉左右的就是這位周奕廷。

后來劉伯承成了共產黨，周氏兄弟當然也就跟著他舉旗造反跟軍閥們打起了死仗。

跟當時共產黨人的大多數起義一樣，順瀘起義堅持了半年最后也陷于失敗。隊伍被打散、被收編，劉伯承也離隊出走，周奕廷因與共產黨聯系密切后被殺害于成都，周奕朝則避過追捕輾轉回到了化林坪。聽說“赤匪”打來了要“殺人放火共產還公妻”，化林坪的老百姓大都逃之夭夭。而周奕朝卻心中有數，知道老長官劉伯承就在“朱毛”的隊伍中，他叫全家留下來都別害怕：“紅軍是共產黨的隊伍很講規矩，我也要等著見見我這位老長官……”

在化林坪周家算是大戶門面很是整齊，又有人在外當過團長，這算是化林坪近幾十年出過的大官，所以陳光帶著紅二師進村時就把周家當作土豪打了一把，取了糧食拿走東西還讓周奕廷弟媳作向導向漢源出發——當時滿村都找不著老百姓。

這時候劉伯承正從后面趕到化林坪，他聽過紅二師的匯報后心中就有些明白：烈士周奕廷的家就在化林坪，莫非陳光把人家當土豪打了。見到在路邊相迎的周奕朝，他一眼就認出了當年自己手下的軍需官。劉伯承說，奕廷犧牲的事情我早已知道，順瀘暴動雖然失敗但革命并沒有失敗，現如今革命形勢已是今非昔比，紅軍北上遠征黨也變得更加成熟堅強，我們現在馬上就要進攻雅安，我看你趕緊把家中的事情安排一下，三天后到雅安跟我們一起北上……。

周奕朝見到老長官淚流滿面，一時間竟然說不出話來。

劉伯承又問：“奕廷家里還有什么人？現在家境如何？有沒有什么困難？”

這話問在了周奕朝的傷心處：“奕廷犧牲后他老婆也在雅安郁郁而終，留下丕焜丕炯兩個孤兒，大的四五歲，小的還在吃奶，因身邊無人照顧，人都死了幾天了這孩子還在媽媽身邊要奶吃。家里得知情況后才去把孩子們接回老家，現在是我和三弟分別在撫養……”

劉伯承聞聽此訊不勝唏噓：“你趕緊把孩子們帶到都司衙門來讓我看看。”

都司衙門是劉伯承臨時居住和辦公的地方。

周奕朝回到家中，把因怕到處亂跑被子彈打傷而藏匿在地窖中的兩個孩子叫了出來，一起捧著周奕廷的遺像去見“劉伯伯”。兩個孩子見著“劉伯伯”就跪在地上放聲大哭，劉伯承眼含淚光攬過兩位烈士遺孤，面對烈士遺像默然良久……

劉伯承告訴兩個孩子：“現在好好讀書，要聽大人的話，長大了來找我。”

這時外面還有零星槍聲，部隊還在繼續前進，劉伯承不能久留，便留下了幾百兩煙土和一些現大洋，讓周奕朝安排好烈士遺孤就到雅安來找他。同時還修書一封讓周家三弟火速送給前面紅二師政治部：

二師政治部：

據調查，你們新兵連在化林坪打了一家姓周的土豪，并將其家中一個女人帶去了。

查，周奕廷在瀘州暴動時曾充暴動軍的團長，近為劉文輝捕殺，該女是其弟婦，周奕廷是革命家屬，不應沒收，該女亦不應捉，除我們已給的撫恤外，你們就應即將該女釋放，交給來人帶回，并予以相當撫慰（如你們到清溪可給以相當物品），來人亦希接洽招待。

總政治部

六·二于化林坪

周家大門也被貼上了布告：

周首臣、周群臣二家均是革命家屬，各友軍經過，不得擾動，并予以保護為要。

紅軍總政治部一九三五年六月

實際上周氏媳婦把紅二師帶到了要去的地方，劉伯承修書時她已經被放回而且并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周家三弟去紅二師的半道上碰見了已經安全返回的她，也就一同打道回府而沒有再去紅二師送信，這件珍貴的文物也就因此而得以保存至今……

紅軍走后周家兄弟被國民黨軍吊打逼問了一番，然而這周家兄弟藏起了劉伯承的書信布告，敵人也問不出什么名堂。周奕朝被放回后馬上就到雅安去追劉伯承，行至半道上卻聽說紅軍沒有進雅安而是直接去寶興翻了雪山……

周奕朝怏怏歸來一病不起，很快就與世長辭，幾年后他的弟弟也撒手人寰。周奕朝去世前將藏匿劉伯承的書信和布告的地方告訴了烈士遺孤，囑咐他們“長大了一定要去找你們的劉伯伯”。于是烈士遺孤周丕炯將這兩件珍貴的文物保存在周宅屋檐的瓦弄里，躲過了十多年血雨腥風。15年后劉鄧率隊伍解放了四川，這書信和布告也就成了重要的證物，周氏后人也因此得到了烈士家屬的優撫。

周丕炯入學深造后還在甘肅做了干部。^[3]

四、一個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利好消息”

軍委縱隊到達化林坪的當天，毛澤東等作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這個決定是根據6月2日那天他們獲知的一個既意外其實又并不意外的“利好消息”作出的。這個“利好消息”是他們呼喚和遙望已久的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傳遞過來的一份電報：在中央紅軍從會理向大渡河畔北進那些日子里，紅四方面軍也經北川進入了川西北高原的岷江峽谷，先取茂縣，而后又北攻松潘，南掠威州、汶川，沿岷江兩岸發展。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后夾河而上奔襲瀘定那幾天里，紅三十軍政治委員李先念已率紅四方面軍九軍、三十軍各一部組成先遣隊，先后占領理番（今薛城鎮）、雜谷垴（今理縣縣城），準備翻越虹橋雪山，向懋功方向前進以接應中央紅軍。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來到化林坪的第二天，已進駐茂縣的紅四方面軍總部通過李先念向中共中央發來了這份極其振奮人心的電報：

中央：

紅軍西路軍先頭部隊指揮員望轉呈朱德、毛澤東、恩來諸同志：

一、我們已派一小隊向西南進占懋功，與你們取聯絡。你方先頭部隊確取[聯]絡后，請即飛示以后行動總方針。我方情況請問我先遣之指揮員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二、川西一帶情況，都有利于我們消滅敵人作戰，鞏固之后方根據地，確是兵心分頰把握的。

三、一切詳情以后再說，特先數語，略過大概。

國燾、昌浩、向前

二日^[4]

可以想見，剛剛打通了脫離大渡河上游峽谷通路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得悉這個信息時的喜悅與振奮：這是期盼已久的會師在望，期盼已久的會師在即啊！當晚22時，中革軍委立即下達部署，改變了日前“迅速攻占清溪，并迂回滎經，各個消滅劉敵部隊和控制富林渡口，扼阻南岸追敵”的意圖，決定立即轉道北進，突破川軍尚未布防就緒的天（全）、蘆（山）、寶（興）防線，與前來接應的紅四方面軍，會合去！——

林、聶、彭、楊、董、李、羅、何、彭雪楓、左、劉、鄧、蔡：

A.據林、聶電，清溪有劉敵第五旅和第四旅殘部及劉湘一混成旅，冷飯溝有其一部。另楊森一旅在漢源場、富林。估計川敵有集中上述四個旅大部固守清溪，相機出擊，同時在滎經及滎經通化林坪的新路上并以一部扼守的可能。

B.我野戰軍以放棄攻取清溪、滎經，迅速奪取天全、蘆山之戰略要點的目的，定明三號起行動部署如下：

⒈一軍團（缺第五團）及五軍團為右縱隊，仍歸林、聶指揮，取道胡莊街、涼風頂、牛屎坡、石坪、小河子及其以西平行路，向蘆山或天全前進。明三號應以佯攻清溪姿勢，留五軍團佯攻和監視清溪及冷飯溝之敵，并接應五軍團之一營和一連及一師偵察隊和一步兵連歸隊。一軍團則進至碗廠、石坪之線，派先遣隊搶占小河子、花灘兩渡口，并準備如遇清[溪]敵出擊，應即協同五軍團擊退之。明日行動具體部署應由林、聶規定，并準備在石坪、小河子繼續掩護中央縱隊前進。

⒉三軍團、軍委縱隊及第五團為中央縱隊，以戰備姿勢取道化林坪、大橋頭、水于地向天全前進。明三日雪楓率十二、十三兩團經泥頭、泥巴山開新廟子，向清溪、滎經警戒。三軍團主力（缺兩個團）起至水子地、寶興廠之線。軍委前梯隊至大橋頭，后梯隊干部團主力及第五團在化林坪、鹽水市之線，并補充糧米。

⒊九軍團為左縱隊，由瀘定直向天全前進。明三日起羅先率兩個營輕裝以兩天半行程趕占天全，何率其余部隊暫留瀘定。

C.一、五軍團及雪楓部隊沿途須收集電線，以便架橋。

朱

二日廿二時^[5]

這個部署下達之時，紅一軍團已兵臨漢源城下。

日前，挾飛越嶺戰斗勝利之勢，林、聶首長率領紅一軍團各部一路追殲楊、謝兩團潰兵，董振堂、李卓然率紅五軍團及彭雪楓所率紅十二團、紅十三團緊隨其后，當天下午就直下三交坪，進占宜東場。爾后又按中革軍委當日19時“攻占清溪迂回滎經”之部署，兵分三路：一路從三交坪翻龍華山去滎經縣的大橋頭；一路從宜東翻打馬崗去滎經新廟；一路窮追敗敵袁鏞旅至富莊。到富莊再分兩路：紅一軍團主力經西溪抵九根樹，翻泥巴山到滎經新廟；紅一軍團一部和紅五軍團則順塔子山進攻猛虎崗（漢源），直抵三牙關，逼近漢源城（今漢源縣清溪鎮）。^[6]

這一來真就把漢源城中的劉文輝急得團團亂轉：他手中只有一個實際兵力不足一團的“警衛旅”段綬章部，還有一個由“編余軍官”組成的“將校連”。前幾天安順場渡口失守，劉湘部第六旅王澤浚部打這兒經過去滎經、天全設防，根本就沒有停下來助自己一把的意思。如此，他當然首先想到的還是如何自保，而不是出來惹是非擋誰的路。于是，楊、謝兩團殘部被留在猛虎崗（漢源）一帶，與段綬章部共守城池，并在距城五里的三牙關北側制高點大丘坪放上了一個營，居高臨下，筑工設防。

6月2日，紅軍在猛虎崗、三牙關一帶與段綬章部激戰，威逼漢源縣城（今漢源縣清溪鎮）。

當晚，蔣公的判斷仍在游疑中：“匪由瀘定直趨天全、雅安，而不攻康定乎？”^[7]

6月3日，在接到中革軍委日前22時部署后，紅一軍團即轉道北進，威逼滎經；紅五軍團則接手紅一軍團原來任務，但已不再以“攻取清溪”為目的而改取麻雀戰術。部隊分成多批在三牙關和縣城近郊，不分晝夜，多處出擊，虛張聲勢，制造假象，以掩護主力轉道北進。

6月4日，蔣公在游疑之后的基本判斷仍然沒有脫開“一團亂麻”：“匪急攻滎經被阻，其將竄天全、蘆山處？據降匪供稱，匪到瀘定后，見給養困難，乃不竄丹巴、懋功改竄雅安、理番乎？”^[8]“匪之目標必由瀘定向雅安竄擾可以判定。”^[9]

6月5日，紅五軍團也悄然離去，經牛市坡，翻甘竹山（泥巴山）進至滎經新廟場。

劉文輝擦去一頭冷汗，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然而其治下史官們卻不甘寂寞，數年后在修《漢源縣志·武備志》時，仍然沒有忘記為這位已得到“西康省政府主席”寶座的“劉自公”狂拍了一馬屁：“是時幸得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駐節縣城，地方治安賴以坐鎮，紅軍轉竄天、蘆。”^[10]

這都啥馬屁啊，盡往馬蹄上拍！

那是“赤匪”顧不上搭理你劉自公這個“破落大戶”，知道不？

6月4日，毛澤東等離開化林坪，經“新路”奔天全而去。從這條“新路”去天全的，除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還有彭德懷、楊尚昆所率紅三軍團主力和左權、劉亞樓所率紅一軍團第五團。

這條所謂的“新路”，是指在化林坪分岔去滎經小河場的一條茶馬古道，這條道不需翻越“川康要道”上的飛越嶺、大相嶺兩座高山，而只需翻越一座山王岡，從行程上來說比較節省時間。劉文輝接手川邊建立“西康政務委員會”后，一度“派員修筑”，擬將此路改作公路，但最后結果還是勞而無功。

個中緣由，任乃強老先生在《瀘定考察記》中寫道：

自龍巴鋪經化林坪逾山王岡入大黃溝合滎經小河場路，先行動工，將化林坪至小河場一路開鑿。路寬七八尺，不設階級，仿馬路式而實非馬路，初欲縮減康雅行程而已，稱為新路。新路所逾之山王岡，高度仍在二千八百公尺左右，附近數十里內，冬令結冰，厚達尺余，土內含水，經結冰后，容積漲縮甚大，致將筑土完全抬松。春雨發后，土隨水去，路面復壞，積年欲甚。加以夏季山洪，破壞尤烈。而修路之后來招店肆，力夫往來食宿不便。行人既少，保路益難。今殆已不復可行矣。^[11]

筆者2006年7月曾經徒步走過這條道，翻過了山王岡埡口，測得海拔高度為2882米，比飛越關埡口還要高出幾十米。確如任乃強先生所言，那個“路寬七八尺”的“路”，根本就看不見瞅不著，一路上都是些只容得一人通過的泥濘夾雜嶙峋卵石的小道，甚至根本就沒有路，得在灌木叢和刺笆籠中鉆來鉆去，筆者上得山王崗時的褲腳已然被掛成了掃帚……

筆者一路走一路嘀咕：當年軍委縱隊中如林伯渠、董必武、謝覺哉這樣的老者和蔡暢、鄧穎超這樣的“大姐”們，是如何蹚過這條道的哩？筆者穿著登山鞋常常還覺得站不穩當，當年那些穿草鞋的腳，又是如何以日行百里的速度疾速通過此間奔天全去的哩？……

還得補充一句，這條道上馬是騎不成的，擔架也是坐不成的。

——太陡，太窄，灌木荊棘太多，騎馬比走路還要危險。

山王岡也是瀘定和滎經的界山。毛澤東等翻過山王岡下坡時，在滎經那頭遭到了敵機轟炸，警衛班長胡長保被炸成重傷，被背著抬著到了滎經三合鄉的水子地后，還是因傷重不治而犧牲——那幾天里，天天都有飛機沿途轟炸，傷亡者也遠不止胡長保一人。據時任軍委三局政治委員的伍云甫的日記記載：6月4日，軍委三局“五時由化林坪出發，經大橋頭、寶興場（保新廠）至水子地宿營（約一百○五里）。途遇敵機轟炸，局傷三人一馬。”^[12]

山王岡的山脊上有幾個大坑，據說就是當年敵機投彈的彈坑，現在當然已經是荒草叢生。坑好像也并不深，估計當時扔下的炸彈也就是幾十百把磅的小炸彈。不過就是這種小號的東西，也給基本上沒有防空能力的紅軍造成了不小麻煩，在長征中被敵機炸死炸傷的紅軍官兵不在少數，許多開國元勛的身上恐怕都有這種小炸彈的碎片。

走“新路”的軍委縱隊、紅三軍團主力在這幾天里，基本上天天都遭到了轟炸。

下得山王岡的這條“新路”，景色很幽雅，但路爛得不成樣子——筆者自駕摩托走過。

軍委縱隊、紅三軍團主力行至三合鄉時，即離開這條“新路”，從水子地，翻抱桐崗，再經青山埡、思經壩，于6月5日左右進抵與天全縣城隔河相望的天全河南岸；與此同時，紅一軍團主力經新廟、泗坪，進至孟家壩，而后兵分兩路，一路經滎河、花灘向滎經的川軍楊森第六混成旅楊漢忠部佯動，一路則經陳家壩、銅廠，于6月6日進抵與蘆山始陽鎮隔河相望的天全河南岸。

至此，中央紅軍主力完全脫離了大渡河上游峽谷，進抵天全河南岸。

只有何長工所率紅九軍團一部，還在瀘定城看著那座鐵索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