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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冬初等:毛澤東建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歷史考證
點擊:8205  作者:胡冬初 等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0-11-26 08: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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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復湖南省委函》指示:“在指定暴動的區域,未發難之先即應正式成立若干農軍,暴動成功之后,須無限制的擴充數量,施以真正的軍事政治訓練,所有的工農自衛軍可改為工農革命軍。” 8月30日的湖南省委決定“澤東到瀏、平農軍中去當師長,組織前敵委員會。”9月初,毛澤東來到安源,在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在暴動前將各不統屬的武裝力量統一整編成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制訂了秋收暴動計劃,高舉起“鐮刀斧頭”的戰斗旗號,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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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
修銅一帶不停留,便向平瀏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云愁,霹靂一聲暴動。

一九五六年八月,《中學生》雜志發表了毛澤東的老朋友謝覺哉【1】的文章《關于紅軍的幾首詞和歌》,引錄的第一首詩詞就是毛澤東的這首詞,當時詞名為《秋收暴動  [西江月] 》。

本詞體現了秋收暴動的的部分計劃,揭示了農民暴動的根本原因和正義性,抒發了對工農革命武裝的贊揚之情。

2019年8月1日建軍節,《人民政協報》登載了何仁美撰寫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成立前后》一文,稱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的領導層(主要指后來成為叛徒的余灑度營長兼代理團長),在修水、銅鼓兩個山區小縣交界處的山口村建立了工農革命軍。

工農革命軍的建立,在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軍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如果語焉不詳或前后矛盾,不僅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也不利于后來者的研究,明確工農革命軍最早建立的時間和締造者,意義重大且極有必要。

事實證明,工農革命軍是毛澤東1927年9月初在安源親手締造的第一支有番號、有旗幟的正式的人民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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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中央決定在兩湖暴動成功后組建工農革命軍


1927年周恩來、朱德、賀龍等人在南昌舉行了“八一起義”,開始了建立人民軍隊的偉大實踐。但當時部隊的番號是國民革命軍,軍旗是國民革命軍陸軍的旗幟。

192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復湖南省委函》指示:“在指定暴動的區域,未發難之先即應正式成立若干農軍,暴動成功之后,須無限制的擴充數量,施以真正的軍事政治訓練,所有的工農自衛軍可改為工農革命軍。【2】 ”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現成立“工農革命軍”的提法,明確指出先正式成立若干農軍,在暴動成功之后可改為工農革命軍。

1927年9月12日發表于《中央通訊》的《中共中央關于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指示:“暴動組織在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湖北分會之下。軍事方面:鄉村用農民革命軍,城市用工人革命軍名義,簡稱農軍、工軍,合稱工農革命軍。某農民暴動區域軍事的指導用某區農民革命軍總司令名義,工農軍的數量在暴動成功之后,須無限制的擴充成為正式的革命軍隊,同時仍保存地方軍隊性質的工軍與農軍,執行各境當地警衛,以之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礎。在暴動尚未發動之前,應將工人糾察隊改稱工人革命軍,農民自衛軍即應改稱農民革命軍。 ”【3】中央文件強調在暴動成功后才組成正式的革命軍隊,保持地方軍隊性質,作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礎。

《何文》稱:警衛團進駐修水后,領導層根據中共中央“軍事方面,鄉村用農民革命軍,城市用工人革命軍,簡稱農軍、工軍,合稱工農革命軍”的決定,經與駐銅鼓的瀏陽工農義勇隊會商,于9月初在修水的山口鎮(距修水、銅鼓縣城各60里))召開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建軍編師大會。

9月12日中央才發布的決議案,修水的警衛團領導層如何在9月初執行的?中央明令暴動成功后“組成正式的軍隊”,“保持地方軍隊性質,作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礎。”在這里被《何文》選擇性地刪除了。

二、湖南、湖北沒有在暴動前建立工農革命軍的計劃


中央的決議案在湖北、湖南省委得到了認真的執行。

湖北省委根據中央的決議,在鄂南、鄂東、鄂西、鄂中很多地方都舉行了武裝暴動 “決定以后公安農民領袖為鄂西農民革命軍總司令。”“沙市工運,也指定了李煥青為工人革命軍總司令,陳緒桂為總指揮。” 【4】沒有過建立工農革命軍。

湖南省委執行中央的決議案,制定了湖南暴動計劃和口號:“省委認為在暴動開始之前及暴動發展之后,我們必須鼓動農民一致下決心,做下列的各事件及諸工作:1、平分土地;2、恢復農民協會,鄉村政權歸農協;3、殺土豪劣紳、反動派;4、沒收土豪劣紳、反動派及大地主的財產;5、燒毀土豪劣紳、大地主的村莊;6、抗租及不繳租,已繳者收回來公分之;7、抗稅搗毀政府的各種征收機關;8、組織革命委員會;9、毀壞交通機關。暴動的口號:1、暴動打倒唐生智、汪精衛!2、暴動打倒省政府!3、暴動打倒國民政府!4、暴動殺盡土豪劣紳!5、暴動農民奪取土地!6、暴動沒收土豪劣紳的財產!7、暴動實行農協專權!8、暴動組織革命委員會!9、農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10、暴動勝利萬歲!等等口號。 ” 【5】

在湖南省委所列的九項“暴動中必須做的各事件”和十條“暴動的口號”中,沒有建立工農革命軍的內容。8月30日的決定也是“澤東到瀏、平農軍中去當師長,組織前敵委員會。 ”【6】

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湖南省委都沒有在暴動前組建工農革命軍的想法、計劃,也沒有確定部隊的番號和旗幟。
 

三、在山口成立的是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


駐修水部隊原番號是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余灑度任一營營長代理團長。蘇先俊的國民革命軍二十軍獨立團“八月二十日抵銅鼓休養”。【7】

據張啟龍回憶,瀏陽工農義勇軍“八月八日到達奉新”,“不久,部隊從高安到銅鼓去的途中”,“江西省委又派余仁同志來傳達指示。為了保存這支部隊要我們暫時接受朱培德的改編,條件是受編不受調。經過談判。朱培德同意了,部隊被編為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的一個團。我們就開到銅鼓駐扎下來,使部隊有了落腳的地方。后來,武昌革命政府警衛團和平江工農義勇軍也受編到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駐修水境內。” 【8】

據陳士榘上將回憶,部隊進駐修水縣城之前,盧德銘團長、辛煥文指導員、韓浚參謀長“找組織匯報情況去了,部隊由一營營長余灑度負責指揮。為了保存革命力量,警衛團決定用江西省防軍第一師的名義作掩護,造了全師花名冊,派人到南昌請朱培德收編,同時刻了關防印信及征稅收據。部隊進行了整編,成立了師部,余灑度為師長。余賁民率領的的平江農民自衛軍此時也到了修水,編為衛隊營,余賁民為副師長。” 【9】

余灑度“到修水即召集兩部負責同志會議,商統一事,諸同志均以軍事統一不可緩,乃決議將警衛團改為第一團,瀏陽蘇先俊(原駐銅鼓)部改為第三團,余賁民即分補兩團,為灰色態度起見,改用江西省防軍第一師名義,度即被指為師長,賁民為副師長。內部負責為師委會,當即派吳會治來鄂報告一切,并請求示知。 ” 【10】

蘇先俊1927年9月17日向中央的報告稱:第一期“中國國民黨湖南工農義勇軍第四團隊”;第二期“國民革命第二十軍獨立團”;“平江部隊在修水與警衛團合編為江西省防軍第一師第一團,先俊部則改名為第三團  。”【11】

《何文》說:“兩支革命隊伍的主要領導和營以上干部均參加了山口會議。”與史實不符。據師部參謀何長工回憶,當時警衛團“由武漢出發時,拖出的張發奎第二方面軍司令部的幾大處”包括參謀、副官、軍要、軍需、軍械、醫務、被服、經理、獸醫等八大處。《何文》稱,在山口“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師的領導,還有一、三團營以上的干部都參加了。 ”【12】實際上三團僅僅去了三個人,何長工也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吳開瑞《工農革命軍第三團在秋收起義中》【13】寫道:“秋收起義工農革命軍第三團前身是瀏陽縣工農義勇隊”。“1927年7月,根據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離開瀏陽,到達平、修、銅交界的長壽街駐扎。在此,接到中央指示,部隊番號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獨立團”。8月20日開抵銅鼓,“駐銅鼓不久,得知武昌警衛團到了銅、修2縣之間的山口。蘇先俊騎著馬,掛著手槍,帶兩個人前往山口,與警衛團聯系上了。他回來沒有作傳達,只說那里土布多,只得等潘心源(縣委書記)回。”參加山口會議的僅僅是幾個人。

《何文》說,山口會議“為充實第三團力量,隨時準備暴動,師委會決定從第一團(原警衛團)調伍中豪營部分武裝和平江工農義勇隊一部由伍中豪率領補充第三團。”也與事實不符。據張啟龍回憶:“伍中豪率警衛團一個營來三團是中秋節的前一天。他們來后,編為第三營。我們原來的三個營合并為兩個營,其中一營營長是湯采之,二營營長是張子清;團黨代表是徐麒。 ” 【14】三團的整編,是毛澤東到銅鼓以后才完成的。

山口會議是警衛團代理團長余灑度和獨立團團長蘇先俊為主,落實江西省委指示,編成江西省防軍第一師的小型會議。《何文》將其說成是工農革命軍的建軍會議,證據不足信。

四、毛澤東在安源建立工農革命軍是實事求是的決策


《中共中央關于兩湖暴動的決議案》指示:“兩湖的農民暴動必須開始于九月十號。”  【15】當時湖南省委還沒有掌握可靠的武裝力量。

8月下旬,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在安源向湖南省委報告了安源、修水、銅鼓等地我黨掌握的武裝力量現狀。“八月三十日,常委委員決定公達到中央報告計劃,澤東到瀏、平農軍中去當師長,并組織前敵委員會。 ”【16】

“毛同志隨即到了安源。”“毛同志到安后,即召集同志報告八七會議的經過,新政策之變更,如湖南省委之改組、他自己之回湘及秋收暴動之決定。” 【17】

“陰歷八月初(日子不記得了),毛澤東同志召集安源會議,到會者毛澤東、潘心源、蔡以忱、寧迪卿、王新亞、楊駿等。討論的問題是軍事及農民暴動的布置。” “陰歷十日晚上,下令暴動,由王新亞指揮工人、農軍分頭捕敵反動長官,改編軍隊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三團,于是安源市便歸我們了。”【18】 

毛澤東1936年在陜北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采訪時談到:“(1927年)九月間,我們通過湖南的農會成功地組織了一次廣泛的起義。工農紅軍的最早的部隊建立起來了。新戰士有三個主要來源:農民本身,漢冶萍礦工,起義的國民黨部隊。這支早期的革命軍事力量被稱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來自反叛了汪精衛的一部分武漢警備部隊。第二團由漢冶萍礦工等組成。第三團由瀏陽等縣的農民武裝組成。 ”【19】

建立工農革命軍是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在安源作出的舉措。能夠在這樣一系列重大政策問題上,如此旗幟鮮明地執行中央決議,不違背原則而又切合實際地提出與中共中央不同的決策,充分顯示出毛澤東的原則性、過人膽識和求實精神高度統一。中共中央負責人瞿秋白在一個多月后(9月28日)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要說:“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

“八七會議”后, 毛澤東最早提出要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他于1927年8月20日在《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應該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以與蔣、唐、馮、閻等軍閥所打的國民黨旗子相對。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再打則必會失敗。 ” 【20】

孫子兵法云:“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20年代,指揮部隊的主要方式是軍旗和軍號。在確定了工農革命軍的名稱、番號后,毛澤東確定:“旗號鐮刀斧頭。”

王耀南將軍回憶:“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王興亞團長宣布: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爆破隊正式成立,由楊明同志任隊長,王耀南同志任副隊長。接著他把一面鮮艷的紅旗授予了楊明同志,紅旗用有白銅槍尖的竹竿挑著,旗面上有鐮刀、鐵錘的圖案,并綴有一顆金黃色的五角星,旗邊上豎向排列著一行字: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爆破隊。 ” 【21】

建立工農革命軍的決定得到了湖南省委的批準,隨后中央也認可了毛澤東在安源作出的決議。

9月8日晚,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和省行委書記易禮容聯名簽署發布《中共湖南省委的命令(第21號送中央)》:“本月16日會師長沙,奪取省城 ” 【22】。命令發布給湖南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毛澤東、第四團團長朱少連及直轄各團團長、各區委、行委、縣委。值得推敲的是命令沒有下達給第一、二、三團。這說明了什么?說明湖南省委認可了毛澤東在安源編成的湖南工農革命軍第一、二、三團,讓毛澤東以第一師師長名義直接指揮第一、二、三團的作戰。

工農革命軍的組建,不是一次會議完成的,它經歷了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毛澤東召開安源會議,確定作戰計劃和起義部隊的名稱、建制,將駐修水、銅鼓、安源的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下轄三個團,在安源組建第三團。由此可以推論,毛澤東、潘心源和安源會議的與會者當時都不知道平江、瀏陽的革命武裝已經改編為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下轄一、三、四團;如果知道這個情況,安源的起義部隊當時就不會改編為第三團,而應該編為第二團(因為一個師不可能同時設立兩個第三團而沒有第二團,而且江西省防軍剛好空缺了一個第二團的番號)。會后,毛澤東和安源行動委員會寫信向中央、湖南省委作了報告。

第二階段:9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收到毛澤東和安源行動委員會的報告信以后,開會進行了研究,批準了毛澤東在安源軍事會議上作出的部署,發布暴動命令,并發布命令任命毛澤東為湖南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全權指揮下屬三個團的行動。

第三階段:中央收到毛澤東安源來信后,根據盧德銘等人在武漢的匯報、余灑度派吳會治前來的報告,得知修水、銅鼓的部隊已經改編為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余灑度任師長,遂決定結合安源會議決議加以調整:毛澤東不再擔任師長職務,以前委書記身份領導暴動,盧德銘任總指揮,余灑度為師長;正、副師長,各團團長為前委委員;修水、銅鼓的部隊分別為第一團和第三團,兩個團的番號和領導成員照舊;將安源的工農革命軍第三團改為第二團。據何長工回憶,中央這一決定由盧德銘派參謀送到了修水師部。

從安源部隊由第三團到正式起義時改為第二團建制上推論,中央決定也9月8日前送到了安源。安源部隊9月8日授旗和正式起義時的番號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不是9月4日的第三團番號。至此,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組建工作全部完成,并成了中共中央的決定。

安源軍事會議確定了工農革命軍名稱、番號和軍旗,改變了過去工農武裝名稱、番號、旗幟不統一的現象,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武裝從此有了自己統一的名稱和旗號,是人民軍隊建軍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是中國工人運動同農民運動、武裝斗爭三者開始緊密結合的重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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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

1927年9月初,毛澤東在安源建立了工農革命軍,高高地舉起了鐮刀斧頭的軍旗。隨后,各地武裝起義部隊都定名為“工農革命軍”,打出了與秋收起義部隊相似的軍旗。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通告規定:在割據區域所建立之軍隊,可正式定名為紅軍,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的名義。工農革命軍改稱紅軍后,各部軍旗的樣式,除旗幟上所寫的部隊標識文字略有改變外,其他的變動不大。1930年4月,中共中央軍委發出的《關于紅軍各級軍旗的規定的通知》規定:“各級軍旗一律用五(角)星紅旗,星內排列鐮刀斧頭之國際徽,旗用大紅色旗;中央為五(角)星,五(角)星為白色;中為鐮刀、斧頭交叉排列,鐮刀斧頭用黑色;旗之右邊鑲白布長條書寫番號,旗須用大紅色。”至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前,中國工農紅軍一直在使用這樣的軍旗。

黃克誠大將說:“井岡山的紅旗不倒,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希望,關系重大。大家看到還有一支武裝力量能夠站住腳,這就使許多共產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后極端險惡的情況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強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來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來再干。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同志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是我們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的開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參加南昌暴動的有三萬多人,后來在湯坑、三河壩等地打了敗仗,隊伍幾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編為一個團,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動,擴大了武裝,比毛主席領導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這面紅旗在井岡山,沒有毛主席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朱德、陳毅同志所領導的隊伍要堅持下來也是很困難的。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領導了平江暴動,暴動以后奉命留下黃公略和幾個同志帶著少數武裝堅持平江、瀏陽斗爭,彭德懷和滕代遠同志帶著主要的部隊也上了井岡山。他們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權、建立根據地、建黨、建軍等等一套東西學到后,又回到平江、瀏陽一帶,發展了湘鄂贛根據地。” 【23】

1948年2月21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指示電,征求對設計軍旗、軍徽和臂章的意見,請各地研擬具體樣式報送中央審議。

經過3個多月,征集到500多個樣式,都擺在一塊兒,讓大家討論鑒別。設計小組預選出30多種方案制成“樣旗”,送交中央領導審選。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領導同志看了“樣旗”后,都認可了軍旗用紅底、旗上有五角星,象征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

毛澤東在血雨腥風的1927年8月20提出:“應當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在安源發出了“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的戰斗號角,但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南昌起義以來為建立人民軍隊浴血奮戰的戰友們的不朽功勛。毛澤東說:“軍旗上要有‘八一’兩字,表示南昌起義是建軍的日子。”并且親自起草了《關于軍旗的決議》。

1949年3月5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3月13日,會議通過了《決議》,明確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應為紅底,加五角星,“八一”二字。

文化大革命時,有人提議將建軍節改為9月9日,毛澤東堅決反對!

鐮刀斧頭軍旗是毛澤東親自制定的,“八一”軍旗是毛澤東建議確定的。

人民軍隊的旗幟是毛澤東的旗幟!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這是黨和人民對毛澤東名副其實的崇高贊譽!

注 釋: 
【1】謝覺哉 (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 1884年出生湖南寧鄉人。謝覺哉1921年參加新民學會。曾主編《通俗日報》和《湖南民報》。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毛澤東秘書、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秘書長、內務部長。1934年參加長征。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等職。1965年擔任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2】中央檔案館編  秋收起義資料選輯 第23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3】中央檔案館編  秋收起義資料選輯 第35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4】湖北省委關于秋收暴動給中央的報告
https://www.51vv.com/military/files/92659.shtml
【5】中央檔案館編  彭公達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  秋收起義資料選輯 第118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6】中央檔案館編  彭公達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  秋收起義資料選輯 第117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7】中央檔案館編  蘇先俊報告  秋收起義資料選輯 第50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8】張啟龍  秋收起義中的第三團  《秋收起義在江西》第196頁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9】陳士榘   隨“警衛團”參加秋收起義  秋收起義在江西 第173頁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0】中央檔案館編  余灑度報告  秋收起義資料選輯 第131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11】蘇先俊  關于瀏陽、平江、岳陽作戰經過報告書(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
【12】何長工  秋收起義和工農革命軍的建立  《秋收起義在江西》第182頁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3】吳開瑞  工農革命軍第三團在秋收起義中   親歷秋收起義 第46頁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
【14】張啟龍  秋收起義中的第三團  《秋收起義在江西》第199頁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5】中央檔案館編  中共中央關于兩湖暴動的決議案  秋收起義資料選輯 第34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16】中央檔案館編  彭公達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  秋收起義資料選輯第117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17】中央檔案館編  潘心源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向中共中央的報告  秋收起義資料選輯 第156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18】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報告 《秋收起義在江西》第115頁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9】(美)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第65、140、141頁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第1版
【20】中央檔案館編  秋收起義資料選輯 第16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21】王耀南  坎坷的路(節錄)秋收起義在江西 第138頁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22】彭公達  易禮容   中共湖南省委命令  《秋收起義在江西》第9頁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23】黃克誠  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 人民日報1981.04.11 第2版

【作者簡介】
胡冬初,江西省萍鄉市森林資源監測中心書記、高工、研究員,長期從事森林資源調查與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9月9日在江西省紀念秋收起義九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與曾紹文合著的《安源會議與〈西江月•秋收起義〉》一文收入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紅色安源家書》中。

曾紹文 ,上栗中學高級教師。

朱  婷,安源中學政治教師。

賀煥明,萍鄉市作協理事、安源區作協主席、《安源作家》雜志主編。

彭永輝,安源區社聯主席。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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