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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凌英：艾思奇的被遺忘與黨校的淪陷——從王長江事件所想起的

點擊：  作者：顧凌英    來源：中流社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3-02 10:30:14

 

 

正當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7.29講話在網上公開傳播，引起熱愛和關心黨和國家前途的網友義憤的時候。在網上又看到了一條消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央黨校原政策研究室副局級離休干部王丹一同志(艾思奇同志的夫人)因病醫治無效，于2016年7月19日凌晨2時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7月29日上午，王丹一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送了花圈，對王丹一同志逝世表示悼念，對其家屬表示慰問。......。”

 

報道并說，自從艾思奇同志在1966年3月去世之后，王丹一同志受黨的囑托以整理出版艾思奇同志的遺著，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而王丹一同志也在她的有生之年完成了這個任務。《艾思奇文集》第一、第二卷分別于1981年和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艾思奇全書》8卷本也于2006年紀念艾思奇逝世40周年的時候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這是使我們感到欣慰的。

 

艾思奇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不僅透徹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更是致力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教學工作中，他倡導了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聯系學員的思想實際，在較短的時間內把學員培養、改造成能夠自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忠實理解和執行黨的路線和政策的得力干部，為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立下了不朽的功績。為此，他模范地獻出了自己的一生。因此在1966年3月25日艾思奇同志的追悼會上，在高級黨校校長林楓所致的悼詞中，毛主席親自加上了：“艾思奇是黨在理論戰線上的忠誠戰士”這句評語。這樣的評語，他是當之無愧的。

 

回憶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1949年，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在全國展開了學習社會發展史，普及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艾思奇遵循黨的指示，為幫助廣大干部、群眾、知識分子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應邀到許多單位講授社會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表了《從頭學起——學習馬列主義的初步方法》、《學習馬列主義的國家學說》、《學習——思想領域的解放戰爭》等文章。他的在1950年出版的《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義》到1952年就出了17版，發行了46.7萬冊。他1950年4——6月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講的《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反響熱烈，聽眾在50萬人以上，講稿發行了32萬冊。(《艾思奇全書》第八卷第948——949頁)。

 

這一切都為我國的抗美援朝和經濟戰線上三大改造的勝利在思想上奠定了必要的基礎。也有力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與物質的辯證關系。即人的正確思想只能通過三大實踐，通過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反復總結和實踐的過程才能得到，這一科學的、顛簸不破的真理。也就是毛主席說的：“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的成功運用。

 

艾思奇自到延安之后，一直在馬列主義學院(中央高級黨校的前身)擔任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工作。因此當時中央黨校的主流一直是貫徹著一條黨的光榮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系實際的紅線，這條正確路線的紅線在黨校的代表就是艾思奇的教學理論和方法。

 

但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和黨內的路線斗爭按照客觀規律，也必然地會反映到黨校的思想和教學上，這就是建國以來楊獻珍和艾思奇哲學上的思想分歧。

 

1948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溝重新成立馬列學院。劉少奇為院長，陳伯達為副院長，楊獻珍為教育長。10月艾思奇調去任教員，承擔社會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任務(《艾思奇全書》第8卷，第947頁)。

 

1953年黨校改由凱豐任院長，楊獻珍、侯維煜為副院長兼黨委書記。在楊獻珍、侯維煜主持下，于1953年7月對艾思奇進行了批評，并寫了《關于艾思奇在教學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的檢查報告》。把《大眾哲學》定為“機械唯物論”，說是“錯誤百出”，停止了《大眾哲學》修改版的出版。認為艾思奇到外單位講課及社會活動是“不務正業”、“是盛名之下，其實難符”(《艾思奇全書》第8卷，第951頁)。現在看來這實際上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中的兩條教學路線的斗爭。是理論聯系學員思想實際，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改造學員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使學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得到真正的提高呢?還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停留在書本上，口頭上，而在實際生活中卻束之高閣?由于楊獻珍和艾思奇在黨校的地位不同，楊獻珍在斗爭中是處于有利地位的，這就說明至少在1953年之后毛主席在延安馬列主義學院倡導的，理論聯系思想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就難于在建國之后的黨校教學中得到很好的繼承和貫徹了。

 

楊獻珍和艾思奇的分歧不僅體現在黨校的教學工作中。也涉及到了對中國革命勝利后建國的路線在哲學思想上的認識和斗爭。也是在1953年下半年，馬列學院領導干部在學習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問題》和黨在我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過程中，在如何理解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問題上，艾思奇和楊獻珍發生了意見分歧。

 

1955年6月楊獻珍將他的意見寫成《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渡時期的基礎與上層建筑問題》一文送到中宣部。(1955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將馬列學院改為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任命楊獻珍為校長，艾思奇為校黨委常委，哲學教研室主任。)中宣部向理論工作者征求對楊獻珍此文意見時，8月，艾思奇寫了《對楊獻珍同志《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渡時期的基礎與上層建筑問題》一文的意見》，由于楊獻珍拒絕把他的文章拿出來公開討論，因此當時兩人的文章均未公開發表。艾思奇這篇文章后來發表在1964年11月1日《人民日報》上。

 

艾思奇在他1955年8月寫的《對楊獻珍同志《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渡時期的基礎與上層建筑問題》一文的意見》這篇文章，在1964年11月發表時加了這樣一段話：

 

 “下面的文章，是1955年8月寫的。寫成這篇文章的經過，需要說明一下。

 

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我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當時馬克思主義學院(現在的高級黨校的前稱)的教學干部在學習總路線的過程中，在如何理解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問題上，發生了爭論。以楊獻珍同志為代表的一方，主張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是由五種經濟成分構成的一個綜合的基礎;反對楊獻珍同志的一方，認為過渡時期的經濟包含著資本主義基礎和社會主義基礎，這兩種對立的基礎相互間進行著“誰戰勝誰”的斗爭。楊獻珍同志的“綜合基礎論”，實際上是抹殺了這個“誰戰勝誰”的斗爭，表現為矛盾調和論和階級調和論。

 

楊獻珍同志把他的意見寫成文章，交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向一些研究理論工作的人征求對于他的文章的意見，我就寫了下面這篇文章。這個爭論當時在一些報紙雜志上已經公開展開了。但楊獻珍同志拒絕把他的文章提出來公開討論，因此我這篇文章也就沒有發表。

 

楊獻珍同志把反對他的人的意見叫做“單一基礎論”，這是一種歪曲;因為反對他的人并沒有說過渡時期只有社會主義一種基礎。當時討論中所說的過渡時期，是專指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一點也必須向讀者聲明。”(艾思奇全書第八卷775——776頁)。

 

這是艾思奇與楊獻珍在哲學思想上第一次的原則分歧。

 

事實上在黨校以楊獻珍和艾思奇為代表的兩種哲學思想的斗爭，是貫穿于毛澤東時代的整個歷史時期的。葛惟昆在他2014年1月16日寫的：《毛澤東、楊獻珍與三次哲學論爭》一文中是這樣寫的：“楊獻珍最值得稱道的歷史遺產，是他與當時的主流觀念所開展的三次重大哲學論爭。論爭的另一方(即艾思奇——引者注)，實際上代表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因此也可以說，這三次論爭就是楊獻珍(實際上楊獻珍是代表了劉少奇的哲學思想——引者)與毛澤東的論爭。而所涉及的三個問題：綜合經濟基礎論，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都直接關系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以及當時中國的國策，具有原則性的歷史意義。”

 

雖然葛惟昆他是站在楊獻珍的立場，但他的對這場爭論的概括還是比較準確的。

 

這三次論爭的實質，正如艾思奇同志所概括的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唯物辯證法和在階級社會一切統治階級所提倡的矛盾調和論和階級調和論對于“中國向何處去?”，在哲學思想上的分歧。

 

這個分歧為什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并沒有發生，而在新中國建立之后卻表現得如此尖銳呢?看來這并不是偶然的。在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山座大山，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方向是一致的。而從歷史上看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已經失敗。只有無產階級先進的世界觀可以戰勝當時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戰勝剝削階級沒落的世界觀，取得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可以被資產階級所利用來為他們奪取政權服務，所以他們當時是擁護毛澤東同志和他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思想的。而中國革命歷盡艱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失敗走向勝利，僅僅用了28年就使古老的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舊貌變新顏。歷史的事實充分證明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矛盾對立統一的客觀規律是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運動規律，這個規律一旦被廣大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推動世界歷史發展的強大動力。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輝煌勝利，雄辯地證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科學性，同時也證明了毛主席“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對于推動中國歷史發展的巨大威力。這是人類對于宇宙發展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人們只有按照這個客觀規律的要求，運用這個客觀規律來改造世界，才可能得到預想的結果。

 

在中國革命陣線內部和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之后，他們的目標和利益與中國共產黨內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無產階級的目標和根本利益在根本方向上的分歧就不可避免地提到了日程上來。新中國是在黨的領導之下繼續革命，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革命到頭，停留在資本主義民主階段，不再革命?成為了中國革命勝利之后黨內不可調和的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分歧和斗爭。這場斗爭一直延續至今還在繼續。因此我們今天來回顧這一段斗爭歷史，是有著鮮明的現實意義的。

 

現在我們就用艾思奇當年關于這三次論爭文章的原話來回應葛惟昆對他的理論的曲解吧!

 

一.關于綜合經濟基礎論；

 

葛惟昆是這樣表述的：“簡而言之，綜合經濟基礎論代表了建國初期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堅持新民主主義的國情判斷和政策導向;而與之相對立的社會主義唯一經濟基礎論，則是以毛澤東為代表（曾通過高崗為傳聲筒）的空想社會主義，否定中國經濟結構的客觀現實，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急于進入社會主義（以后在大躍進時更急于進入共產主義）。在政策層面，強力推動公私合營，掀起所謂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批判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反冒進”的求實方針。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上的反右斗爭，也從違反現實的狹隘的經濟基礎論找到根據。”

 

關于這場爭論，艾思奇在他1955年8月所寫，而在1964年11月發表的《對楊獻珍同志《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渡時期的基礎與上層建筑問題》一文的意見》的說明中是這樣說的：“以楊獻珍同志為代表的一方，主張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是由五種經濟成分構成的一個綜合的基礎；反對楊獻珍同志的一方，認為過渡時期的經濟包含著資本主義基礎和社會主義基礎，這兩種對立的基礎互相間進行著‘誰戰勝誰’的斗爭。楊獻珍同志的‘綜合基礎輪’實際上是抹殺了這個‘誰戰勝誰’的斗爭，表現為矛盾調和論和階級調和輪。”在這里艾思奇同志把他們與楊獻珍等同志在對于我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哲學理論認識上的分歧已經表達得十分清楚了。而且過渡時期的歷史也已經證明了，新中國的確是在過渡時期通過對私有經濟的改造解決了“誰戰勝誰?”的問題，建立起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然而我們通過葛惟昆2014年1月16日寫的：《毛澤東、楊獻珍與三次哲學論爭》一文中對這場爭論的評述來看。實際上這場爭論并不是僅僅是哲學理論上的分歧。而實際上涉及了“新中國向何處去?”這樣的根本問題。在三大改造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已經革命和建設了30年之后。劉少奇路線的代表人物還仍然堅持他們當初的主張不變，一定要使中國的經濟回到五種經濟成分——他們理想的新民主主義時代去，實踐用楊獻珍的“綜合基礎輪”的哲學思想來指導我國的改革方向至今也已經有了40年的歷史了。

 

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節衣縮食，艱苦奮斗，用三十年在我國建設了工農業協調發展，衛星上天，教育和科技飛速發展的的社會主義新型國家。向他的接班人，交出了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所有生產資料、資源都屬于人民和國家的富強的新中國;人民安居樂業，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而他的接班人也只需改變一下黨的政策，就可以靠著出賣這些資源、土地、企業來繁榮和揮霍、享受他們的幸福的物質生活了!

 

雖然在3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與在1949年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綜合基礎輪”的試驗相比較，條件是優越得多的。然而成果呢?別的不說，只要看看中央臺倪萍主持的《等著你》這個欄目，你就可以折射出80、90年代中國兒童被拐賣的慘象。難于理解的是和平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人口拐賣會這么猖獗，出現這么普遍的“妻離子散”，好像打了一場大仗似的。

 

但是盡管兩種實踐擺在我們面前，楊獻珍和葛惟昆們還是不肯認輸的，只能說明這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不到階級消亡，斗爭不會止息。這場斗爭的尖銳和反復，也正好證明了，艾思奇的一分為二的矛盾斗爭和階級斗爭的觀點是正確的。否則楊獻珍和葛惟昆們，為什么至今還不能與艾思奇們“合二而一”呢?!

 

關于他們爭論的第二個問題，葛惟昆是這樣說的：

 

 “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則是偷換命題，以唯心主義掩蓋虛妄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摧毀實事求是的作風和基本常識，徹底背離唯物主義的反映論，直接為大躍進的浮夸、造假提供思想基礎，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類胡言亂語的哲學表述。名為唯物主義，實為唯心主義，主觀意志代替客觀現實、個人意志代替集體智慧，這是建國以來一系列錯誤的哲學基礎，是與毛澤東自己在《實踐論》中的學說根本沖突的。”

 

在這里葛惟昆說的“偷換命題”是指的什么呢?艾思奇是這樣來形容一些人的思想方法的。他在1960年7月21日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恩格斯肯定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這篇文章中一開始就說：“舊社會有這樣一種迷信：某些人有鬼附在身上，他們使用過的東西，也被認為是‘不潔’的。這些東西就成了禁忌之物，如果你接觸它們，那么，你的身上也就要染上鬼氣了。”

 

艾思奇在這里是指因為歷史上的唯心主義曾用過“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這一名詞，這個名詞就染上了“唯心主義的”鬼氣，即使是辯證唯物主義者也不能用來表達他們辯證的科學觀點了。只要歷史上的唯心主義者就哲學的根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提出了“思維第一性，物質第二性”唯心主義的命題，形而上學地認為“思維即存在，存在即思維”就是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這樣的觀點。因此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者，就不能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來理解矛盾對立面雙方相互斗爭和相互的轉化的辯證的同一性這一普遍規律了。如果用了“同一性”這一名詞，就變成了唯心主義和宣傳唯心主義了?艾思奇批判和耐心解釋的正是針對他們的這種荒謬的偏見，以及對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作品的教條主義的理解和研究態度。

 

那么什么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呢?其實它所涉及的本來是哲學根本的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思維能否認識現實世界?”。是要解決：人的思維是否能夠對于現實世界有可知性的問題。“肯定現實世界的可知性，也就是肯定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雖然唯物主義者的肯定和唯心主義者的肯定有根本方向的不同，但就反對不可知論這一點來說，都是肯定了世界的可知性，肯定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則是很清楚的。恩格斯在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所要批判的直接對象并不是唯心主義，而是不可知論。”(《艾思奇全書》第七卷，第312頁).楊獻珍們的錯誤在于：“他們忘記了同一性有形而上學和辯證法兩種不同的理解，而辯證法的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也存在于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中。”(《艾思奇全書》第七卷，第317——318頁).“否認思維與存在之間有任何同一性，否認兩者之間的‘不可分割的聯系’，否認他們‘在一定條件下，互為條件，共處于統一體中’，像XX同志那樣，就會接近康德主義的不可知論觀點，或者即使沒有完全成為不可知論，但由于不承認思維與存在的辯證的聯系和相互轉化關系，由于在認識論上不能夠運用辯證法，仍然會陷于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片面性。”(《艾思奇全書》第七卷，第318頁)

 

艾思奇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已經十分清楚地說明了只有理解了辯證法同一性的普遍規律，我們才可能正確地認知世界。舉一個通俗的例子吧：作為生物的人，自從降臨人世，“生”與“死”的斗爭就共處于人的一體之中，并伴隨著人的一生。在這個斗爭中，“生”無時無刻不在與“死”作著斗爭，直到“死”有一天戰勝了“生”，“生”轉化為“死”，作為生物的人死亡了，這一場斗爭才會結束。這就是“生”與“死”斗爭的辯證關系，這也就是他們共處于人體相互聯系、相互轉化的辯證的同一性。

 

馬克思說：“理論一旦掌握群眾，就會變成物質的力量。”強調思維與存在的辯證同一性的意義就在這里。我們今天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長征精神就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的革命真理，被革命人民掌握變成改造世界的偉大物質力量的最好證明。三年困難時期，建設《紅旗渠》的實干、苦干的革命精神，也是“精神變物質”的生動典型。由于不承認思維與存在的辯證同一性，王長江們就只有到“金錢”中去尋找他們發展生產的動力，“市場萬能”實際上就是“金錢萬能”的翻版。而“摸著石頭過河”也就是不承認理論的科學指導的不可知論的通俗化。在40年這樣的實踐中，強調“市場萬能”的結果，我們黨內突出的不是對“長征精神”的繼承，而是貪污、腐化的泛濫。所以今年對長征勝利80周年的隆重紀念，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思維與存在辯證關系的肯定、是我們黨運用“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普遍規律科學認識論在歷史上的勝利。

 

關于他們爭論的第三個問題，葛惟昆是這樣評論的：

 

 “第三次， 也是最慘烈的哲學論爭，是關于“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的闡釋。 楊獻珍在1984年回憶說：“在我的生命歷程中所遇到的政治風浪， 最險惡的還不是十年浩劫， 而是1964年對‘合二而一’的批判。”

 

 “對“合二而一”的批判， 實際上是在矛盾的統一體中， 只強調斗爭， 不承認依存， 是一種典型的形而上學。片面強調斗爭哲學， 適應了當時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 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根據， 也是國際上反修防修、 反對“三和一少”， 批判“人性論”等等的理論基礎。文化大革命恰恰緊接著發生在關于合二而一的論爭之后， 不能不說是當時輿論斗爭、理論斗爭的需要， 是為文化大革命醞釀依據和情緒的需要。”

 

我認為關于“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的論爭，其實是楊獻珍和艾思奇的第一次論爭——即1953年關于“綜合基礎論”論爭的思想，擴大到哲學理論整體范圍的進一步提升。在哲學思想上兩次論爭的實質其實是同一個內涵。即是對階級斗爭這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上怎樣理解、認識和解釋才是科學的、符合實際的? 這是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根本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就是認為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主義由于基本上消滅了剝削制度。因而大量的階級矛盾都以人民內部矛盾的形式出現。但是由于世界帝國主義的強大存在，在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政策影響下，黨內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領導權和政權的爭奪還是非常尖銳的、激烈的。在實踐中蘇聯的紅旗落地、亡黨亡國，已經證明了社會主義革命奪取政權只是走向共產主義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建國后的革命和斗爭任務仍然是十分復雜和艱巨的。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也已經證明了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的思想是正確的，是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革命歷史發展的實際的。

 

40年來，很少聽到有人提到艾思奇和他的哲學了。除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之外，楊獻珍的哲學思想在40年來也實際上指導著我們的改革。所以艾思奇和楊獻珍這兩種哲學思想都有了經受實踐檢驗的機會，歷史是公平的。全國人民也會最終對之做出一個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評價。艾思奇不會永遠被遺忘。

 

我所不能理解的是如葛惟昆先生這樣的主張新民主主義革命到頭的人，在無產階級革命已經處在低潮的今天，明明在理論和實踐上幾十年來都在運行著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同發展的“綜合基礎論”——階級調和的實踐。其結果就是在化公為私的浪潮中，公有經濟比重的不斷萎縮和中外私有經濟在中國的蓬勃發展。為什么他們還不肯把自己的理論和觀點公然地亮出來?還要把自己極力打扮成一個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正人君子呢?!可見他們雖然這樣做了，但是他們對自己仍然缺乏理論的自信。

 

黨校姓黨，黨校要宣傳真正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文章來源于進步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