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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有一首詩，未入全集，佚失在外，卻寫得極好，可與《甲申三百年祭》媲美

前幾年，我奉命采訪原《遠東經濟畫報》總編輯、百歲壽星黃正巖同志，黃當時是上海新聞界最年長者，曾榮獲上海老新聞工作者協會評選的“上海新聞界十大壽星” 暨“老新聞工作者精彩人生獎”提名獎。在采訪之中，看到黃老客廳的正面墻壁上，醒目地掛著郭沫若先生于抗日戰爭時，寫給他的一首七絕詩：

宇宙猶難甘寂寞，

橫教風雨打山林；

欲飛無翼雞鳴死，

獨坐跫然有足音。

款為“甲申四月書以正巖雅囑郭沫若”。用的是陽文“鼎堂”兩字之印（見）。墨跡遒勁豪放，報國之情洋溢。

郭沫若寫于抗戰初期的那首七律《歸國雜吟之二》：“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去國十年余血淚，登舟三宿見旌旗。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四萬萬人齊蹈勵，同心同德一戎衣。”一經發表，就傳遍大江南北，可謂膾炙人口。尤其是開頭那句 “又當投筆請纓時”，不禁讓人們想起1915年，青年郭沫若就曾立誓“男兒投筆尋常事，歸作沙場一片泥”，1926年，詩人投筆從戎，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當年盧溝橋的槍聲一響，祖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作為一個有著強烈民族情感的熱血男兒，自然是“又當投筆請纓時“。

而這首寫于1944年的七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查1982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2卷，在1939-1947的詩集《蜩螗集》中也未收錄。1995年郭沫若的女兒郭平英說，這是郭沫若的一首佚詩，希望黃正巖復印一份給她。

其實這首七絕詩透出的愛國熱情和革命精神，可與《歸國雜吟之二》媲美。這首七絕詩注明書于 “甲申四月”,為我們理解此詩提供了鑰匙。1944年,抗日戰爭已進入戰略反攻階段,日寇已露敗象, 中國已顯勝利的曙光。還有 一層是1944年是中國農歷的甲申年，300年前的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國歷史上的兩個王朝相繼消亡，一個是朱明王朝，另一個則是李自成領導的大順王朝。朱明王朝的覆滅，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但是，由李自成領導的農民政權，則是在取得重大勝利的情況下，剛剛建立即宣告敗亡。這一段讓人驚心動魄的歷史，對有識之士來說，都是不能不重視的前車之鑒。因此，在當時的重慶知識界，圍繞著“甲申三百年”這一主題，積極籌備著各項活動。當年1月15日，由黨在重慶創辦的《新華日報》委派喬冠華，約請翦伯贊等人，來到郭沫若在重慶天官府4號的寓所，具體商討此事。被譽為當時革命文化界旗手的郭沫若主動請纓，承擔了主要文章的寫作。

郭沫若（1892一1978年），花費一個多月的時間，以詩人的激情和歷史學家的沉靜，寫出長篇史論《甲申三百年祭》。此文一萬多字，從朱明王朝的腐朽統治和李自成農民起義興衰始末的對比敘述中，夾敘夾議，深刻地揭示了朱明王朝的必然滅亡之路。3月19日， 正是明王朝最后一個皇帝崇禎皇帝的死難之期，《新華日報》開始刊發這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一經發表，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即轟動重慶，1944年3月24日，為蔣介石執筆撰寫《中國之命運》的陶希圣在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糾正一種思想》，指責郭沫若“為匪張目”，“將明之亡國的歷史影射當時的時局”。其后，進入4月，《中央日報》又連續發表社論，表示不能“聽其謬種流傳”，指名道姓要“共同糾正這一種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一個名叫葉青的人，還在4月20日的《政治月刊》上發表長篇專論《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評議》，別有用心地說什么“這篇文章對共產黨的宣傳十分和合，共產黨要反對政府，這篇文章就盡力指責明朝，企圖喚起人民的聯想作用。共產黨要煽動人民叛亂，這篇文章就以明末大亂為題材，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于今日。共產黨要在‘二萬五千里長征’后以延安為根據地來‘取天下’，這篇文章就歌頌流寇，尤其那‘同隸延安府的李自成、張獻忠’（郭沫若語）而陳述勝利”。可以說，葉文編織罪名，極盡攻擊、誣蔑之能事。面對國民黨的種種指責，郭沫若理直氣壯地回擊道：“我郭沫若就是要為‘匪’張目嘛！”

共產黨方面對《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片叫好，延安《解放日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全文轉載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編者按，稱贊文章“充滿愛國愛民的熱情”，同時反擊了國民黨對郭沫若的圍攻，說“蚍蜉撼大樹，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歷史價值而已。”中央又決定將其作為全黨的整風文件，在解放區廣為印發，毛澤東還特別強調：“全黨對于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我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并親自寫信給郭沫若,說“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郭沫若一氣凝成了這首七絕詩，以詩明志。

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研究館、中國郭沫若紀念會秘書長李斌研究員對此詩評介很高，認為“郭沫若的舊體詩很多，但很少表露心跡的，這首詩是其中之一。”因此 此詩顯得“很珍貴”。

據黃正巖說，他1916年出生于上海崇明，盧溝橋事變后，抗日烽火燃遍中華大地，他毅然投筆從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經陜北公學和馬列學院學習后，被黨指派到重慶從事地下青年工人的進步運動，任我地下黨重慶城區區委組織部部長。1944年（甲申）4月，讀到郭沫若發表在《新華日報》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后，帶著一些疑問，與戰友徐敏兩人，上門向郭沫若求教。據他回憶，那天郭老興致很高談興很濃，郭老“要我替他磨墨，替他抻紙，然后沉思片刻，濡筆揮毫，把自己的一首七絕詩作，寫成了條幅，送我留作紀念。”據此分析，這首詩一是郭沫若的當場之作，郭本是詩人，“沉思片刻”，一揮而就；二是郭老此詩原已寫就，成竹在胸，揮毫書寫贈人。不論何種情況，這首詩寫于“甲申四月”，是郭沫若當時近作。

對于這幅墨寶，黃老視若拱壁，當年戰爭環境，他精心保管；新中國成立后，南下北上，幾次工作調動，長途跋涉，他也不離身。因此雖歷經一個多甲子，墨寶依然保存完好。他指著這幅墨寶，笑著說：這是我家的鎮室之寶，革命傳家寶。 有人出了幾十萬元，我也不賣！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上海作家協會會員，本文原載《解放日報》；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