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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亭友吳深林：蘇聯亡國蘇共亡黨的悲劇必然會發生嗎？

點擊：作者：汪亭友吳深林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號發布時間:2022-04-11 09:19:58

蘇聯劇變三十年來研究中的一些錯誤觀點及思考

汪亭友吳深林

摘要：蘇聯解體30余年來，我國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豐碩，基本弄清了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應有的教訓及對中國的啟示等，同時也出現了不少令人擔憂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形成了一些錯誤觀點，嚴重誤導了我國學術界和普通民眾，嚴重威脅了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新時代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關于蘇聯共產黨歷史和蘇聯歷史的正確結論，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反對針對蘇聯的歷史虛無主義，注意區分學術問題、認識問題與政治問題、原則問題，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結論，通過理論辨析和思想引導解決認識分歧，努力達成共識，共同進步。

關鍵詞：蘇聯劇變;十月革命;斯大林模式;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

習近平指出：“意識形態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1](pp.35-36)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并不平靜，一直存在著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這種斗爭廣泛而深刻，圍繞蘇聯劇變研究的爭論就是其中的一個鮮明表現。我們不能因為蘇聯問題是個歷史問題、外國問題而放松警惕，更不能將之視為一般學術問題、認識問題而任由錯誤觀點傳播。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吸取蘇聯劇變的歷史教訓，但只有形成科學認識、得出正確結論，才能把“壞事變成好事”，做到引以為鑒。

筆者長期關注并研究蘇聯問題。蘇聯解體30余年來，一方面，我國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豐碩，基本弄清了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應有的教訓及對中國的啟示等，形成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方法、政治結論、學術觀點、話語體系和史料支撐，對成功抵御蘇聯劇變對我國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的沖擊，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發揮了重大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不少令人擔憂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少數研究者不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客觀辯證地分析蘇聯問題，全面科學地總結蘇聯教訓，而是仍停留在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甚至赫魯曉夫等人的錯誤立場和錯誤觀點上，或從西方的立場和觀點出發，片面看待蘇聯劇變，替戈爾巴喬夫錯誤改革辯護，為赫魯曉夫錯誤理論張目，宣揚歷史虛無主義，嚴重誤導了我國學術界和普通民眾，嚴重威脅了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給思想領域帶來不應有的混亂，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一、宣揚蘇聯劇變“必然論”“進步論”“好事論”

蘇聯劇變是復雜的政治事件，歷來有不同的評價，我國學術界也不例外。總體上看，我國大多數學者能夠堅持運用唯物史觀，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視角出發，站在人類正義和進步事業的高度，正確評價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總體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對于廣大蘇聯人民而言是一場大的災難，對于世界社會主義而言是一次大的倒退，對于人類進步事業而言是一次大的曲折。這個觀點越來越成為學界的共識和主流。當然，也出現了不一樣的看法，有代表性的就是蘇聯劇變“必然論”“進步論”和“好事論”。

蘇聯劇變“必然論”認為，蘇聯發生制度演變、執政黨垮臺、國家解體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一定意義上說是“歷史的必然”。持這一觀點的一個重要依據，是認為俄國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一開始就是錯誤的，俄國經濟文化落后，生產力水平低下，不具備搞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因此十月革命是歷史的“早產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存在“先天不足”，加上斯大林模式的“后天失調”，最終走向失敗是“命中注定”的。這一觀點同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蘇聯共產黨（以下簡稱蘇共）領導人在蘇聯解體后，“甩鍋”亡黨亡國責任的辯解如出一轍。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后直言：共產主義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口號”，俄國的悲劇就在于，“卡爾·馬克思的晚年時代已經死去的思想，卻在20世紀初的俄羅斯被選擇，它被引進于現實社會里，這是一個錯誤”。[2](p.384)戈爾巴喬夫的得力助手雅科夫列夫認為，“布爾什維主義專制踐踏了通向民主的運動”，蘇聯近70年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迷誤”，俄國駛入“離開人類文明正道”的“死胡同”。

把十月革命視為俄國社會的“早產兒”，是不懂歷史辯證法的典型表現，列寧在世時就對這一唯生產力的陳舊論調給予過嚴厲批判。針對第二國際以及俄國民粹派發出的“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的詰問，列寧指出：“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本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列寧還深刻地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3](pp.778、777)歷史也充分證明，蘇聯劇變并不是生產力不發達、經濟文化落后造成的結果。與此相反，蘇聯人民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錯誤宣揚十月革命“早產論”，勢必讓人懷疑生產力比俄國更為落后的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從而影響甚至動搖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

蘇聯劇變“進步論”認為，蘇共亡黨、蘇聯解體使蘇聯人民從此走上“自由民主幸福”的康莊大道。盡管在蘇聯解體前后蘇聯人民經歷了苦難，但這只是暫時的，光明的前景已經展現，從這個意義上說，蘇聯劇變是“歷史的進步”。這一觀點的主要依據是，蘇聯在斯大林時期確立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嚴重“剝奪”了蘇聯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使蘇聯嚴重背離了人類文明發展的主航道，國家因此喪失活力和前進動力。蘇聯劇變幫助蘇聯人民從斯大林模式的桎梏中“解脫”或“解放”出來，幫助國家走出“歷史的迷誤”，重回文明發展的正軌，因而“在這些國家的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中是個進步”，“戈爾巴喬夫摧毀了一個大國，廢除了共產主義制度，同時為一個民主和自由的俄羅斯社會奠定了基礎”。

上述看法從根本上否定了蘇聯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其在實踐探索中取得的偉大成就，無視廣大蘇聯人民在蘇聯解體前后普遍遭受了一個相當長的苦難期，也無視蘇聯解體后獨立的絕大多數國家至今仍未從那場慘烈的“政治地震”中恢復元氣。即便有個別國家痛定思痛，從廢墟上頑強站立起來，努力克服蘇聯解體的影響，經濟社會有了一定發展，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地認為蘇聯劇變是“歷史的進步”。從根本上講，蘇聯原各加盟共和國在蘇聯解體后選擇資本主義道路，都不可能引領國家和人民走向繁榮富強。連俄羅斯總統普京前不久也發出這樣的感慨：當前的資本主義模式“已經走到盡頭”。

蘇聯劇變“好事論”是從地緣政治利益的角度出發，認為蘇聯解體消除了中國來自北方的最大威脅，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因此，蘇聯解體、蘇共亡黨不見得是件壞事，不宜過分宣揚蘇聯解體的悲劇性、災難性。此觀點只看到了蘇聯解體帶來的一個方面影響。任何事件尤其是重大事件發生后，一定會產生正反兩個方面的影響，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這是事物兩面性的表現。我們分析事物不能僅看一面，只注意有利的一面或不利的一面，而忽視其相反的另一面。同時，要對兩個方面進行綜合分析，分清主次，明確哪一方面占主導，并予以重點關注。

從兩國關系和地緣政治利益的角度看，中蘇論戰、中蘇軍事沖突、蘇聯搞霸權主義，包括蘇聯在中蘇邊境屯兵百萬，這一系列事件毫無疑問對中國的政治安全、軍事安全、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在當時也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后果。我們姑且不論站在人類正義和進步事業的立場來看，蘇聯劇變不僅給蘇聯人民帶來深重災難，而且使世界社會主義遭遇嚴重挫折，世界格局發生了不利于社會主義的逆轉，人類文明進程因此出現重大倒退。單就中蘇關系而言，還應當堅持發展的觀點，應該看到，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與分歧不會永遠存在，有修正錯誤回到正確軌道的可能，中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史能夠充分說明這一點，況且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中蘇矛盾已經有了明顯緩和與改善的跡象。解決中蘇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消除中國國境的北方威脅，不一定要以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為代價。

還有觀點干脆不承認“蘇聯亡國、蘇共亡黨”這一命題，理由是地理上的“蘇聯”并沒有消失，只不過原蘇聯版圖變成了十幾個新獨立的國家。雖然沒有了歷史上的蘇共，但現實中有蘇共的后繼組織。這個說法和理由是非常荒謬的。照此邏輯，不應責怪商女沒有亡國恨了，因為地理上的南朝故土還在，何來亡國之恨呢！以此類推，也無須關注中國王朝覆滅史、近現代中國屈辱史了，因為地理上的中國還在，只不過變換了朝代、確立了新統治者而已。當外國列強闖入中華大地橫行霸道時，炎黃子孫也不該有喪權辱國之恥、亡國滅種之憂了。國家是一個地理文化概念，有人居住的地方才會成為國家，僅談論作為地理概念的國家，刻意去除國家的民族內涵、歷史文化屬性，以此淡化否定蘇聯和蘇共存在的意義，不承認蘇聯亡國、蘇共亡黨是歷史的悲劇，除世界觀和政治立場作祟外，找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釋。

二、把蘇聯劇變的原因主要歸結于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

為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聲稱“蘇聯的經驗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令人懷疑的”，1“斯大林所創立的社會結構的模式崩潰了”，“幾十年來強加給黨和社會的模式已遭到戰略性的失敗”，2蘇聯搞的是“扭曲的”“官僚專制的”社會主義。因此，要徹底“告別過去”，“炸毀一切”，“根本改造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4](p.229)“粉碎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有關的一切東西”。3蘇聯解體后，戈爾巴喬夫直言：蘇聯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臨的危機具有“并非局部的，而是整個制度的性質”，蘇聯的社會主義已經蛻變成“極權主義制度”，因此“應該不是完善整個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礎本身，改變這些基礎”。[5](p.71)雅科夫列夫則指出：“實質上，馬克思據以建立其‘科學社會主義’世界觀大廈的全部具體經濟結論中沒有一個是在實踐中得到了證實。”[6](p.74)

應當說，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出于自身反動立場或推卸蘇聯劇變責任等的需要，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成就，惡意歪曲蘇聯社會主義性質，把蘇聯劇變責任主要歸結于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中國學者在研究蘇聯劇變原因時，不能重復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人的錯誤論調，而要根據事實和材料，做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結論。遺憾的是，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錯誤看待斯大林、歪曲蘇聯歷史的觀點，被我國部分學者不加辨別地照搬過來。他們基本繼承了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甚至赫魯曉夫的“衣缽”，否定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宣揚蘇聯模式“極權論”“失敗論”，鼓吹中國“去斯大林化”“去蘇聯化”，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進行徹底切割。有人說：“不論從政治還是從經濟上看，斯大林—蘇聯模式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相距甚遠，它不可能到達科學社會主義的彼岸。因此，我們可以說，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在其主要方面不反映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斯大林以后的蘇聯領導層，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的長期統治下，墨守成規，不思改進，導致蘇聯體制日益僵化，最終病入膏肓，積重難返，被人民所拋棄。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有主觀和客觀、黨內和國外的各種原因，但歸根結底是國家體制內固有的弊病和缺陷未能得到克服而致，這一結局標志了斯大林模式的終結。”

還有人斷言，蘇聯模式“背離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起碼宗旨。這一切都說明蘇聯的現實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所追求的社會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本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前蘇聯模式的本質是官僚壟斷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性質”。還有人攻擊斯大林是“俄國的暴君”“蘇聯的新沙皇”，污蔑“斯大林按照‘圣劍騎士團’的標準建設蘇共”。他們還給客觀評價斯大林、斯大林模式以及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人扣上“斯大林主義的專制遺毒分子”“反改革的落后勢力”甚至“反人類”的帽子。

有一種極端的觀點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被逼走上放棄政權這個道路的，因為導致蘇聯劇變的主要因素是斯大林模式。這個模式到戈爾巴喬夫上臺時已經走到了盡頭，完全喪失活力，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已經死亡了。因此，不管后來有沒有改革，也不論是什么樣的改革，社會主義在蘇聯的最終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只是“觸媒劑”，僅加速了蘇聯的滅亡。可以斷定，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蘇聯也許會存在更長一段時間，但那樣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失敗卻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也會出現別的什么“喬夫”或“斯基”來“自毀長城”。

還有人試圖為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翻案，認為中蘇論戰的主要責任不在赫魯曉夫，赫魯曉夫的主要錯誤是“左”，不是右。主要責任在中方和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同蘇共、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話語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因為沒有達到這個“目的”，所以挑起了長達十年的“中蘇論戰”。有人對赫魯曉夫“三和”“兩全”理論大加贊賞，認為“全民黨”這一理論“符合馬克思關于國家消亡的理論。蘇共是執政黨，對外自然代表全體國民的利益，對內也要代表各個階層的利益，蘇聯已經搞了4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消滅了階級，因此，全民國家全民黨的提法并無不妥，這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階級斗爭理論，正是要回歸馬克思和列寧，恢復無產階級國家學說的本來面目”。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蘇聯劇變這一重大事件無疑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歷史上的因素，特別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對這一事件無疑產生了重大影響。事實也表明，歷史問題為境內外敵對勢力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否定蘇共執政地位，制造了有利的“口實”。但要看到，歷史上的問題，包括斯大林模式的問題，都不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必然造成的，主要是社會主義制度不夠完善造成的，是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前提下具體體制機制不能適應蘇聯社會進一步發展的要求，是通過正確的改革等途徑能夠逐步妥善處理與解決的。從性質上說，這些問題不帶有原則性、根本性、顛覆性，只是說明了蘇聯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意味著蘇共、蘇聯必然發生亡黨亡國的悲劇，就是說，斯大林模式與蘇聯劇變之間不存在由此及彼的必然聯系。蘇聯的教訓表明，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正確對待斯大林模式及其弊端。如果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路線，通過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勇于糾正過去的問題和錯誤，那么蘇共就有可能使蘇聯社會主義事業轉危為安。而像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那樣，因為斯大林模式有弊端，就完全喪失馬克思主義信仰和社會主義信念，推動黨和國家改弦更張、改旗易幟，亡黨亡國的悲劇必然會發生。事實也證明，正是戈爾巴喬夫推行了一條錯誤的改革路線，才使得原本能夠得到正確處理的歷史問題成為蘇聯劇變的一個重要因素。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與蘇聯劇變之間存在本質的必然聯系。

三、認為列寧和列寧主義把俄國社會引上一條錯誤道路

蘇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從批判斯大林的“罪行”和“斯大林主義”入手，進而引伸開去，否定列寧主義與十月革命。在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授意和慫恿下，蘇聯思想界、輿論界掀起了批判列寧、否定十月革命的狂潮。1990年，歷史學家尤里·阿法納西耶夫在全蘇人民代表大會上公然指責列寧：我們的整個歷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寫成的，如果我們的領袖和締造者（列寧）為某種東西打下基礎的話，那就是國家暴力和恐怖政策的原則。在這股思潮的推動下，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人以摒棄馬列主義“精神壟斷”、實行指導思想“多元化”為幌子，取消了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從根本上瓦解了蘇共和蘇聯賴以存續的思想基礎。

受蘇聯劇變和蘇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影響，我國一段時期內也出現了否定列寧及列寧主義的逆流。這股逆流把蘇聯劇變與列寧主義聯系起來，認為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把俄國引上“暴力社會主義”道路，蘇聯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蘇聯劇變證明了“暴力社會主義”的失敗，說明了列寧主義的“破產”。

為達到徹底否定列寧和列寧主義的目的，這股逆流首先割裂列寧主義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聯系，認為“不是伯恩施坦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提出了和平過渡理論，伯恩施坦只是重復恩格斯的話，繼承和發揮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共同創立的革命理論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1918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而且列寧“要在全世界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建立以俄國為中心的世界蘇維埃，把紅旗插遍世界”。種種事例表明，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而是從“左”的方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異端”，是對崇尚“暴力”的“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展”。這些理論是對列寧主義的嚴重歪曲和污蔑。

有觀點說：“人們常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現在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之間有太大的差別，而這個差別和十月革命有很大關系。”“馬克思認為，革命的前提是整個生產關系無法容納生產力的時候，就要被新的社會形態取代。列寧把這個前提顛倒過來，說馬克思說的是世界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們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權，然后再發展經濟。他是逆向操作。”還有觀點認為：“1917年俄國爆發的二月革命，是人民自發起來推翻沙皇專制統治的民主革命。革命成功后，成立了由立憲民主黨組成的臨時政府。而當時流亡在瑞士的列寧在德皇威廉二世金錢等的支持下，返回俄國，并在十月發動了政變，推翻了臨時政府，掌握了政權。”言下之意，二月革命是俄國人民自覺的行動，而十月革命則竊取了俄國人民的革命果實，是一場沒有任何正當性的反革命“政變”。

應當看到，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后徹底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因而俄官方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判斷發生了不同于蘇聯時期的變化。比如，如何看待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就出現了總體肯定二月革命、基本否定十月革命的情況。這既有受蘇聯時期歷史虛無主義影響的因素，也有對俄羅斯發展資本主義這一現實情況的考慮。中國學者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結論。二月革命是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的專制統治，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因而得到工人和農民的擁護和支持，在俄國革命史上有進步意義，也為十月革命奠定了社會基礎。但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臨時政府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不能滿足俄國人民當時普遍渴求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愿望，不愿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不愿把土地從地主手里奪過來，實行耕者有其田，也不愿立即結束俄國參加的帝國主義戰爭，實現國家的和平。因此，列寧主張迅速結束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為社會主義革命，用工農民主性質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取代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這是完全正確的。

其次，這股逆流對列寧進行人身攻擊，丑化詆毀列寧的形象。2017年5月，在我國網絡上流傳的一篇文章，歷數了列寧的所謂種種“罪狀”，如“‘十月革命’非革命”“為泄私憤殘殺沙皇一家”“出賣俄國利益給德國”“私生活糜爛”等。文章運用捏造的事實或根本沒有事實，惡毒攻擊列寧和十月革命，達到令人發指的程度。文章散布早就被粉碎的謠言，說什么“‘十月革命’是德國支持下的叛國、暴亂與政變”，說什么當時流亡在瑞士的列寧受到“德皇威廉二世金錢等的支持”等。

這篇文章基本代表了我國國內否定列寧的主要觀點。仔細梳理這些觀點后不難發現，這其實不是我國國內散布者的“發明”，而是完全抄襲了蘇聯劇變期間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的謠諑。比如，捕風捉影地說列寧是德皇“間諜”，攻擊十月革命為俄國選擇了一條錯誤道路，污蔑列寧為泄私憤下令槍殺末代沙皇一家及隨從11人（連狗都不放過）等，這些謠言的源頭都來自俄羅斯，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當政時的蘇聯。比如，當時負責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就帶頭鼓吹否定列寧和列寧主義的言論。他公開攻擊“十月革命是一場超恐怖的革命”，是“少數暴徒發動的政變”，是“俄羅斯一千年歷史上最悲慘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社會主義的大船從此就“在血和淚的海上航行”。他還造謠說，十月革命是德國總參謀部一項秘密計劃的實現，列寧拿了德國政府的巨額秘密資助，回國從事反對沙皇政權的暴動等。

由祖波夫擔任主編、2009年在俄羅斯出版的《二十世紀俄國史》，也是國內一些人丑化詆毀列寧形象、攻擊十月革命的一個重要來源。該書不僅斷言列寧是“德國威廉皇帝的秘密代理人”，而且煞有介事地說“德國撥出5000萬金馬克（約合9噸多黃金）資助俄國革命”。為突出列寧的“慘無人道”和布爾什維克的“紅色恐怖”，該書特別強調了“革命后的蘇維埃政權對于羅曼諾夫皇族，實行的是斬盡殺絕的做法”。總之，在這部“史書”的描述下，十月革命儼然成了違背人類倫理與信仰自由、破壞社會法治秩序、充滿血腥和暴力的“恐怖事件”，列寧和列寧主義毫無正義和道德可言，應當棄之如敝屣。我國有學者考證，該“史書”散布的觀點在俄羅斯并不占主流，還遭到不少俄羅斯有識之士的反對和批駁。可令人不解的是，這部以極端反共反列寧主義著稱的“史書”卻被我國少數學者當作正面著作來介紹，書中的主要觀點也在我國雜志上公開發表，成為我國一些人丑化列寧、否定列寧主義的所謂“證據”。

四、為搞民主社會主義排除所謂的歷史和理論障礙

否定列寧、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說到底是要肯定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改革，為在中國否定毛澤東思想，推行民主社會主義，掃清歷史的障礙和思想理論上的障礙。鼓吹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有一個歷史的“坎”需要邁過去，這個“坎”就是蘇聯劇變，因為蘇聯是戈爾巴喬夫在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過程中發生劇變的，因此要在中國搞民主社會主義，就必須繞開蘇聯劇變，把蘇聯亡國、蘇共亡黨的責任與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區分開來，肯定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方向道路，維護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正面形象。

怎么做到這一點呢？

一是只承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在具體措施上有問題，不承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有方向道路上的問題。為此，他們只許批評戈爾巴喬夫是個不懂改革的庸人，比如沒有始終堅持經濟改革，政治改革過熱，改革沒有從農村起步，“反酗酒”運動、“超越發展”戰略失之偏頗等，而不許揭露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實質是要把蘇聯全面引向資本主義，更不許批判戈爾巴喬夫之流早年喪失理想信念，是潛藏在蘇共高層的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掘墓人，是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可恥叛徒。他們甚至認為，中國的改革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殊途同歸，兩者的方向道路一樣，都是在搞民主社會主義，只不過方式、結果不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比戈爾巴喬夫英明，懂得始終堅持以經濟改革為中心，懂得政治改革須堅持審慎漸進的原則，懂得改革從農村起步，先解決中國人的溫飽問題，從而贏得了民心，避免了大的政治動蕩和蘇聯改革失敗的命運。按照這套邏輯，既能解釋蘇聯劇變的原因（戈爾巴喬夫也有一定的責任），又便于在中國宣揚和推行民主社會主義，具有較大的迷惑性、欺騙性。

二是把蘇聯劇變的主要責任推給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認為長期以來蘇聯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嚴重妨礙了蘇聯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發展，嚴重阻滯了蘇聯社會進步與經濟文化繁榮，最終導致蘇聯解體悲劇的發生。有一觀點就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沒有成功，只是蘇共瓦解、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是淺層次的現實因素，只有歷史上的問題，如僵化的蘇聯模式，才是導致蘇聯亡黨亡國的深層根源。就是說，戈爾巴喬夫的不當改革只是壓垮蘇聯這個巨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戈爾巴喬夫不用為蘇聯劇變擔負主要責任，負主要責任的還是歷史上的各種問題，集中體現為斯大林模式。這一僵化保守的社會發展模式，在斯大林去世后沒有發生本質上的改變，使得各種新舊問題日積月累、積重難返，最后讓蘇聯這個巨人不堪重負，轟然倒斃。斯大林模式在蘇聯劇變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這一觀點在我國學術界有一定代表性。然而，不論持這一觀點的人主觀意圖如何，在客觀上起到了幫助戈爾巴喬夫推卸亡黨亡國責任的作用。

三是從思想理論上做文章，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民主社會主義鼓吹者明白，在中國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最大障礙，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里有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批判民主社會主義、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因此，要在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否定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搬掉這個思想理論上的“最大絆腳石”。如何達到這一目的呢？

首先是把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同馬克思、恩格斯的早年思想進行區分，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到晚年后思想發生了顯著變化，放棄了早年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宣揚的暴力革命論，特別是恩格斯晚年接受了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成為反對暴力革命、主張“和平長入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因此，需要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恢復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正統”地位。

其次，污蔑列寧主義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攻擊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十月革命道路是“暴力社會主義”，是從“左”的方面篡改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修正主義”。毛澤東思想同列寧主義是一脈相承的關系，因此，否定列寧主義，自然就從源頭上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里，去除了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會主義實現對接。其好處是，一方面，馬克思主義這面旗幟沒有丟，另一方面又能避免“打左燈”卻“向右轉”的“尷尬”，從而可以名正言順地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中國特色民主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可以就勢改造成中國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并申請加入社會黨國際（民主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中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像北歐國家一樣，成為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從此踏上一條“光明之路”。

再次，通過把蘇聯劇變與十月革命聯系起來，通過為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唱贊歌，達到否定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目的。他們認為，蘇聯劇變不僅說明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而且說明了列寧開創的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失敗，是列寧主義的破產，是俄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破產。蘇東劇變后，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前蘇東國家，無一例外地拋棄了列寧主義。既然如此，為什么我們要把列寧主義“當作神物供奉著？當作旗幟高舉著？”“在20世紀的人類社會制度競賽中，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力壓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顯示出巨大無比的優越性，體現并寄托著人類的未來和希望；社會民主黨人的執政經驗具有‘普世價值’，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分，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因此，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應該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民主社會主義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

五、歸根結底是思想上偏離或放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在蘇聯劇變問題上出現錯誤觀點和不良傾向，有思想方法、認識能力上的因素，但歸根結底是世界觀和政治立場發生了偏差，是偏離、放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結果。

在蘇聯劇變問題的研究上，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甚至對立的指導思想和認識方法：一條是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主張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透過現象看本質，力求全面客觀準確地分析蘇聯劇變的原因教訓，得出經得起歷史檢驗和人民檢驗的結論來；另一條是站在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不是辯證全面地看待蘇聯歷史和蘇聯劇變，而是片面孤立地看待蘇聯歷史中的事件和人物，甚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運用不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蘇聯劇變問題，必然會形成不同甚至相對立的看法。

這兩種對立的世界觀和立場貫穿于蘇聯劇變的研究，集中體現在對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評價上，體現在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及實踐的評價上，體現在對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及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評價上。總體上肯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必然會肯定列寧及十月革命，也必然會肯定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一脈相承的，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俄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具體運用和創新發展。反之，總體上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就必然會否定列寧主義，甚至會否定馬克思主義，而去肯定赫魯曉夫及其思想，肯定戈爾巴喬夫及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這是因為，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有著思想政治上的淵源關系，后者為前者提供了理論基礎。

回顧并分析蘇聯劇變30余年來研究中的一些錯誤觀點，我們需要反思并警惕的地方有不少。要充分認識蘇聯問題的重要性，防止有人借蘇聯問題說事，影射我們黨和黨的領袖，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有人不好直接批評中國共產黨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于是采用迂回策略，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搞歷史虛無主義。比如，借否定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來否定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借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來否定毛澤東和新中國成立30年來的社會主義成就。還有人甚至從蘇聯那里尋找中國搞“憲政”的依據，認為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根本教訓就是沒有施行“憲政”，沒有搞“馬克思主義的憲政主義”。如果蘇聯能夠仿效西方搞“憲政”，社會主義事業必定屹立不倒。比如，通過修憲廢除蘇共的“一黨專政”，在蘇聯確立多黨制、議會制、三權分立、總統制等西方政治制度，在經濟領域推行全盤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在意識形態領域搞取消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地位的所謂“多元化”。蘇共、蘇聯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亡黨亡國的。事實表明，不是“憲政民主”能夠拯救蘇聯，而是“憲政民主”搞垮了蘇聯。

我們要深刻吸取蘇聯亡國、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習近平意味深長地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7](p.113)時隔5年的2018年1月5日，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上再次深刻指出：“我們常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動山搖的。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東歐劇變不就是這個邏輯嗎？蘇共擁有20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擁有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希特勒，而擁有近2000萬黨員時卻失去了政權。我說過，在那場動蕩中，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么人出來抗爭。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8]習近平還強調：“歷史和現實都告誡我們：全黨理想信念堅定，黨就擁有無比強大力量；全黨理想信念淡薄，黨就會成為烏合之眾，風一吹就散。”[8]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不僅深入剖析了蘇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實質與危害，科學分析了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和歷史教訓，而且深刻闡明了堅定理想信念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大意義，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重大意義。從一定意義上講，理想信念是否堅定，直接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從蘇聯的教訓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必須持之以恒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堅持思想建黨，推進理論強黨，必須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加強意識形態陣地建設，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必須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補足精神之鈣。

要堅定“四個自信”，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和馬克思主義學風。要站在世界社會主義500余年的高度，站在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高度，重視并加強對蘇共歷史和蘇聯歷史經驗與教訓的研究。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關于蘇共歷史和蘇聯歷史的正確結論、關于蘇聯亡國、蘇共亡黨歷史教訓的科學分析，既旗幟鮮明地反對針對中國的歷史虛無主義，也理直氣壯地反對針對蘇聯的歷史虛無主義，堅定捍衛列寧的光輝形象和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客觀分析和評價斯大林的歷史功過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維護國際共產主義的歷史傳承和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脈絡。要鼓勵發表出版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研究蘇聯問題的學術成果，注意從年輕人中培養研究蘇聯問題的人才隊伍，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理論體系、話語體系，為黨和人民事業服務，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當然，也要注意區分學術問題、認識問題與政治問題、原則問題。只要不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政治原則，學術觀點允許自由探討，鼓勵發表不同見解。對于認識上的分歧，則應通過理論辨析和思想引導，努力達成共識，共同進步。

（本文原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1期，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

[2][俄]戈爾巴喬夫，[日]池田大作.20世紀的精神教訓[M].孫立川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3]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王正泉等編.蘇聯東歐大事記[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

[5][俄]米·謝·戈爾巴喬夫.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M].徐葵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6][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M].徐葵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8]習近平.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J].求是，2019，(19).

注釋：

1參見王正泉、姚渭玉：《蘇聯的演變與“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資料選編）》，中國人民大學東歐中亞研究所1997年編，第1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