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李開林：朝鮮崔庸健何曾為唐繼堯掃墓

點擊：  作者：李開林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2-04-28 09:42:24

 

內容提要：1964年朝鮮崔庸健委員長在訪問非洲和柬埔寨之后途經昆明回國，在昆明參觀了云南陸軍講武堂舊址和游覽安寧縣的溫泉，沒有去云南大學和圓通山。可是云南多個單位拍攝的電視政論片《百年講武》第四集，卻說文革中的造反派這時要炸唐墳被部隊阻止，崔庸健才順利去圓通山為唐繼堯掃墓。

 

為紀念云南陸軍講武堂創辦100周年，云南多家單位制作的五集電視政論片《百年講武》，用假材料吹胖了一個巨大的謊言。

 

一、精彩的神話故事

 

《百年講武》的第四集“將帥搖籃”內容中，由一個中年人在電視政論片里現身說法：“當時朝鮮來中國訪問的崔庸健委員長，他提出來，要到我們昆明為他的恩師唐繼堯掃墓，這個在當時的訪問安排中沒有，所以在后來的外事志當中沒有記錄。按照唐雪齡女士她描述的這段經歷，就是說造反派，當時是造反派，把炸唐墓的炸藥都裝好了，引線都拉出來，要炸了，剛好接到崔庸健委員長要來昆明為他的恩師唐繼堯掃墓的消息，才趕快向周總理報告，周總理才發出指示，派部隊守護，所以唐繼堯墓才幸免于難，那么崔庸健委員長的掃墓安排也才順利的進行。”

 

 

電視政論片中的現身說法

 

說崔庸健提出要到昆明，故事編得很精彩，但是，崔庸健1964年訪問的目標國不是中國，而是訪問非洲和柬埔寨之后，途經中國回朝鮮，行程是早就確定的，昆明是必經之路，怎么會是崔來中國訪問后才提出要到昆明呢？

 

這中年人還不了解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當年的外事警衛工作非常嚴格，公安機關對于高層級別外賓可能要去的地方，都實行“抽真空”的警衛措施，在警衛區域內清除所有的閑雜人員，并安排人守在出入路口，一般群眾無法進入警衛區域，更不可能接近外賓。這中年人所述的唐雪玲女士，既不是陪同外賓的省市領導干部，又不是接待人員或警衛人員，不可能親自到場，她的父輩也不可能到場。她是唐繼堯的侄女，在2003年看到云南正在大力吹捧唐繼堯，于是寫文章描述這種新鮮說法。

 

 

崔庸健委員長

 

二、唐繼堯是否當過崔庸健的恩師校長？

 

查查歷史材料便知，1911年辛亥革命時，云南講武堂總辦是李根源，唐繼堯只是當教官。昆明重九起義成功，11月1日云南軍都督府成立，唐繼堯當上了云南軍都督府參謀部的次長，掛名兼任講武堂總辦，緊接著就去貴州“假道北伐”了。

 

唐繼堯去貴州之后，云南講武堂有沒有校長呢？有！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鍔把講武堂改名為講武學校。現在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展覽還可以看到講武學校的歷屆校長有十多人：劉祖武、顧品珍、韓鳳樓、張子貞、吳和宣、唐繼虞、戢翼翹、劉國棟、鄭開文、高向春、龍云、胡若愚、王兆翔等。

 

1913年10月袁世凱調任唐繼堯為云南都督，講武學校只是云南都督署管轄下的千百個單位中的一個，唐回云南后，就一直以省級都督的權柄管轄全省，當然也包括講武學校，沒有時間和精力再去擔任講武學校的校長或者教官，唐對講武學校是要求教育方向忠實于他的軍閥政策。現在有人夸耀講武堂的學生是唐繼堯培養出來的，簡直如同夢囈。唐繼堯的注意力并不在講武學校，而是考慮如何在全省實施窮兵黷武的措施，侵犯鄰省，實現西南王美夢。

 

云南陸軍講武學校的學制是兩年，崔庸健于1923年（或說1922年）進入講武學校學習，而1922年至1925年的校長是劉國棟，絕不是唐繼堯！講武學校畢業證上有校長姓名，雖然同時也印有督軍唐繼堯職務姓名，但學生們不一定見過督軍。

 

在崔庸健學習期間，唐繼堯壓根兒就沒有當過校長，更沒有當過恩師，崔庸健與唐繼堯本來就沒有什么交情，數十年后怎么可能會專程去祭掃他的墳墓呢？

 

 

朝鮮次帥崔庸健

 

三、外國領導人來訪有何種秘密行程？

 

因為云南《外事志》中沒有記載掃墓這件事，于是就謊稱是秘密行程，電視熒屏中的中年人又說：“他要求增加一個秘密行程，去祭掃他的恩師校長唐繼堯的墳墓”。又不是在自己國內可以“微服私訪”，自己可以秘密遛跶到某個地點去，這是代表朝鮮國家出國訪問呀！一個國家級領導人無論走到哪里，警衛人員和接待人員都是前呼后擁的，哪里會有什么秘密可言？崔庸健是國家級的領導人，如果真有秘密行程，為了保衛他安全，避免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必然要動用大量的公安人員進行警衛工作。對外可以保密，宣傳部門可以不報道，但是警衛人員都要寸步不離，否則，貴賓的人身安全出現危險怎么辦？警衛工作和接待工作的內部資料必然要記載所謂的秘密行程。

 

現在云南陸軍講武堂展覽中有1964年12月21日崔庸健來昆明訪問的照片，當時崔是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政治軍事地位僅次于金日成。鮮血凝成的中朝友誼使昆明人對朝鮮領導人充滿敬愛之情，崔庸健來訪問受到中國政府盛大歡迎，無論走到哪里都會引起人們的密切關注。省里組織大中專學校的學生排在街道兩旁，從飛機場至外賓住宿的賓館，舉行盛大的夾道歡迎，筆者當年在讀書，與同學們一道，手捧花束參加了夾道歡迎的隊伍。

 

 

崔庸健在訪問期間無論走到哪里都有警衛和接待人員陪同

 

四、何時有造反派使用炸藥？

 

政論片說到有造反派，那就更離奇了。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才開始的，文革期間才出現造反派，怎么會提前兩年在1964年崔庸健訪問中國時，就誕生什么造反派呢？

 

唐繼堯墳墓在市區邊緣的圓通山，圓通山是一個不高的小山包，半個世紀前就定名為昆明動物園，唐繼堯墳墓北面是獅子老虎大象區，東面是鳥類區，南面三四十公尺就是圍墻外的居民住房，誰敢不顧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去使用炸藥？造成居民傷亡和財產損失誰來承擔責任？最蠢的爆破手也不愿冒這個險！唐繼堯墳墓是圓形大土堆，土堆的圓周用石塊鑲嵌，破四舊時學生用鋤頭都能把石塊和土挖下來，既不是鐵丘墳，也不是鋼筋水泥堡壘，何必使用炸藥呢？如果1964年真有造反派，那么造反派可以開一輛挖掘機或者推土機就能將其夷為平地。

 

崔庸健要來昆明訪問的消息，是什么時候傳到圓通動物園的？造反派是群眾組織，能接到高層級別貴賓出行路線的絕密消息嗎？誰通知他們的？當時中國的長途電話尚處于人工接線的技術水平，需要花費時間，經過幾個省的中轉樞紐才能從昆明接到北京去，并不像現在的長途電話能直接撥通。既然“炸藥的引線都拉出來了，要炸了”，時間那么緊迫，如果真有其事，那么還沒等到長途電話接通，炸藥早就點燃了！但這里的情節卻是突然剎住不炸，一直等到長途電話折騰完畢才恢復活動，是孫悟空的定身法把在場的人都定住了嗎？

 

退一步說，即使昆明人能夠接通國務院辦公廳的電話，日理萬機的周總理就一定會來接電話嗎？再退一步說，如果真是周總理接到了電話，而且指示要求派部隊守護，那么就更談不上“秘密”了，云南的外事志和接待檔案、公安志和警衛檔案，肯定會把這件驚動國務院的事情記錄下來。

 

五、外事志的記載與新聞報道的內容相吻合

 

事實上，崔庸健委員長來昆明的這一次，是1964年12月率領經濟貿易代表團在訪問非洲及柬埔寨后途經昆明回國，在昆明是作短暫停留。據《云南日報》刊登的新華社消息：崔庸健于12月20日星期日上午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西哈努克親王設宴歡送崔庸健，當天下午崔庸健乘專機到達昆明，受到昆明人民熱烈的夾道歡迎。據《云南省志·外事志》記載,董必武副主席當天晚上設宴歡迎崔庸健委員長，崔庸健在宴會上說：“今天是星期日，昆明市人民幾乎是傾城出來歡迎我們，這體現了朝、中兩國人民在長期的共同斗爭中用鮮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戰斗友誼。”

 

 

董必武副主席

 

劉披云副省長

 

《云南日報》以頭版頭條刊登大幅照片和標題，報道了第二天（12月21日）的行程：“崔庸健委員長參觀云南陸軍講武堂、游覽溫泉”。“劉披云副省長設宴歡迎崔庸健委員長，董必武副主席出席宴會”。《云南省志·外事志》記載：“21日上午，崔庸健委員長和其他朝鮮貴賓在韓念龍、趙健民、劉披云、史懷璧等陪同下，參觀了原云南陸軍講武堂（即軍官學校）舊址，崔庸健委員長曾在1923年春進入云南陸軍講武堂學習兩年，舊地重游，倍感親切，之后，朝鮮貴賓們游覽了溫泉。22日清晨，崔庸健委員長一行乘專機離昆回國，董必武副主席、韓念龍副部長、周敏副司長到機場送行”【注：《云南省志·外事志》237頁，云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纂，云南省外事辦公室編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在昆明短短的訪問期，時間排得滿滿的，而且時時有眾多領導干部陪同，崔庸健的行程是去翠湖西邊的云南講武堂參觀，并且到安寧縣的溫泉游覽洗澡，根本沒有到圓通山，更沒有去祭掃什么唐繼堯墳墓！省政府外事處接待人員所看到的崔庸健行程，與云南日報社記者所報道的行程完全相同。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崔庸健從柬埔寨到達昆明，董必武副主席設宴歡迎

 

崔庸健委員長到中國訪問時，中國剛剛熬過了連續三年的困難，階級斗爭的弦繃得很緊，對于國際國內政治問題特別敏感。1964年云南正在深入進行“五反”政治運動，而且8月8日至10日昆明16萬群眾舉行“支持越南人民抗擊美國侵略”大游行，援越抗美的呼聲就像當年“抗美援朝”一樣。中國的黨和政府對于唐繼堯歷來是持批判性的評價，崔庸健作為一個友好鄰邦的國家領導人進行隆重的訪問，沒有必要違反被訪問國的政治立場而另搞一套“秘密”行動，去為政敵掃墓，干中國人民所唾棄的事情，給兩國的友好關系制造不和諧的雜音。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政治氛圍寬松，人們的語言行動很自由，你即使去祭掃袁世凱的墳墓也無人說你有政治問題。我們不能用現在寬松環境中形成的思維模式去臆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和朝鮮的政治環境和深厚友誼。

 

六、崔庸健的政治立場

 

崔庸健在中國革命隊伍中20余年，192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親自參加了中國的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始終與中國工農紅軍、東北抗日聯軍的廣大革命將士并肩戰斗，立場觀點與中國同志完全相同，都鄙視唐繼堯這些殘酷統治云南的階級敵人，怎么會去祭掃他的墓呢？再說，崔庸健與朱德都曾畢業于云南陸軍講武堂，崔庸健是朝鮮的委員長，朱德是中國的委員長，朱德評價唐繼堯是“可憎的，小皇帝，唐繼堯的毒手”，崔庸健不會不知道中國的黨和政府對唐繼堯的評價，朝鮮的幾位領導人在歷史上與唐繼堯都沒有一點點關系，崔庸健委員長和各位領導人對中國舊時代軍閥都是持批判態度。

 

 

周保中曾經在抗日戰爭時期是崔庸健的上級領導

 

無論哪一國的領導人，在外交場合的言行舉動都是非常謹慎的，哪些話不該說，哪些話該說，怎樣措辭，與誰共同祝酒，怎樣使雙方滿意，向誰獻花，到哪里掃墓，都代表自己國家傳達著重要的意義，不是隨隨便便就行動的。如果對唐墳當作一個景點去參觀一下也未嘗不可，但如果去掃墓，那就是代表國家傳達政治態度的原則問題了。在中央電視臺播放的節目中，云南電視政論片竟然胡謅唐繼堯是崔庸健的恩師校長，編造崔庸健去祭掃政敵唐繼堯墳墓的謊言，欺騙中國和朝鮮，欺騙世界。

 

退一步說，即使唐繼堯真的是崔庸健的“恩師校長”，崔也不會選擇這么一種政治背景來掃墓。崔庸健雖然是朝鮮的次帥，但也必須遵從國家的外交意圖，不會私自去掃墓。

 

七、唐繼堯的銅像

 

電視政論片第四集“將帥搖籃”的解說詞，吹噓唐繼堯是“云南辛亥革命和護國運動中立下豐功偉績的領導人物”，配合數十年前拍攝的唐繼堯銅像和墳墓的舊照片進行播放。唐繼堯的銅像原是安放在昆明西邊郊外五公里遠的大觀公園，并不在市區，更不在街頭。市區與大觀公園之間的交通，是并列著的大觀河及大觀路，河與路兩側是大片的耕地，春天麥浪滾滾，秋季稻谷飄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城市面積逐漸擴大，這些農田才陸續被征用，蓋起了房子。電視紀錄片的解說詞卻說唐繼堯銅像“傲立于昆明街頭十數個春秋”，在安放地點這個小問題上都要附帶說點謊，期望達到夸張的效果。

 

1960年中國總結了大躍進的教訓，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而就在這一年，云南人把唐繼堯的銅像拆除了【注：昆明園林志》第104頁，昆明市園林綠化局編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銅像是沉重的東西，若非黨和政府有關部門組織實施，當年的人民群眾普遍工資低，沒有私家汽車和起重機械，那是無法拆除的。電視片《百年講武》的解說詞也在講：“唐繼堯銅像被拆除，在煉鋼爐里化成了銅水。”

 

八、唐墳四次遇毀的話題

 

電視里的中年人不僅說唐繼堯的墳墓險些被造反派炸毀，還曾經發表文章說四次遇毀。在《百年講武》播放之前，昆明圓通動物園內豎起的宣傳欄寫道：“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唐繼堯墓，曾幾度險遭拆毀。1961年一些人打算拆除唐墳建蓋一座‘聶耳音樂廳’，被時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于一川及時制止，并要求將已拆除部分按原樣修復。1966年‘文革’初期在破‘四舊’的風潮中，唐墳被打開一道口子，聞風而至‘好奇’的昆明人三五成群地進去參觀。不久市相關部門又將‘完全拆除’唐墳一事提上議事日程，并上報省人委，所幸報告未獲批準。‘文革’后期的1974年，墳墓石砌圍墻被人挖開，還放上炸藥，引線都已安好，欲將墓炸毀，幸好正遇朝鮮的崔庸健委員長訪華，時任中共云南省委書記的周興得知，及時向周恩來總理報告了此事，總理下令迅速制止了這一破壞行為，省委還派部隊守護，唐墳方得幸免。（資料來源：陳秀峰《唐繼堯墓四次遇毀記》，刊于云南日報）。制作宣傳欄的人很聰明，把資料來源寫了上去，如果內容有錯誤，那就責怪作者吧，別來批評宣傳欄的制作人！

 

唐墳并非不能拆除，拆與不拆在當時只是件很小的事，只在省市的幾個部門中商討，從城市建設是否需要拆的角度考慮，并不存在是非曲直的政治爭論問題。新中國在舊世界的廢墟上建立新城市，必然要拆掉一些舊設施。昆明拆除的舊建筑和舊設施很多，隨著城市建設的進程，能保留的就保留，保留不了的就拆除，很多古董都被破壞了，曾經蔚為壯觀的大南門城樓、城墻和其他幾處城樓、城墻都被拆除了，黃武毅公祠和很多廟宇也被拆除了。座落在圓通山麓的黃毓英銅像以及座落在昆華醫院的楊振鴻銅像都被拆除了，馬驤的墳墓也沒有保存下來，這是辛亥革命時期“云南革命三杰”在昆明的遺跡，可惜都被毀掉了。后來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昆明市的標志性建筑金馬碧雞牌坊也被拆除了。而殘害革命人民的唐繼堯的墳墓沒有被拆除，現在還好意思喊什么冤！

 

對于唐墳是怎樣埋葬，一般很少有人關心。據這個中年人發表的文章說，有個昆明人親眼見到墳里有個空空的墓室，用四根鐵鏈吊著棺材，還說有個昆明人親眼見到墳墓正中的墓碑實際是一扇可開啟的石門等等，這聽起來似乎是為了方便盜墓而設計石門。1995年12月在云南省紀念護國運動80周年學術討論會期間，一個年紀很大的從臺灣來的唐繼堯的侄女在小組會上發言說：“在埋唐繼堯棺材時，把一個金碗埋在了棺材的下面”，筆者和云南文史館館員陶任之、貴州社會科學院著名歷史學家顧大全，都在小組會上聽到了這些話。如此看來，唐繼堯的棺材也象昆明地區常見的墳墓那樣直接用土覆蓋，不同于上述兩個昆明人所講的墓室情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北京興起了“破四舊”熱潮，昆明學生也破四舊，但持續時間非常短。附近學校的一些學生把唐墳上的土刨掉了一部分。緊接著，席卷全國的大串連就開始了，坐火車不要錢，學生們都被吸引去大串連，坐火車到北京和各省去了，唐墳沒有繼續被刨土。如果唐墳真的被挖開了一個口子看得見墓室，哪個干部會違反自己的革命觀點去修補唐墳？即使唐繼堯的親屬當上了省市的黨政領導干部，在當時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沖擊大潮面前也不敢去修補。

 

在文革“破四舊”之后不久，筆者星期天去圓通動物園游玩，見到唐墳被扒掉了墳頭西面大約三分之一的土，西面圍墳的石塊也被扒下來一些，墳包形成一個斜坡，學生們并沒有刨開墳墓的中心部位，也不象某些人吹牛聊天所述挖開了墓室一個口子能見到里面的情況等等，更不存在修補口子之類的事情。此后過了十多年，唐墳象普通廢墟一樣無人問津，沒人修補它，也沒人想炸它，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人向政府寫申請索款重修唐墳。

 

九、1964年和1974年的時間窗

 

崔庸健委員長訪問昆明的1964年12月，周興不在云南而在山東，擔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1974年周興在云南任省委書記和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時，崔庸健委員長卻沒有來昆明訪問。把周興和崔庸健寫在一起，有點像關公戰秦瓊，張飛打岳飛。

 

在1964年崔庸健委員長訪問昆明期間，如果真的有什么問題需要向中央請示，那么云南的省市領導干部可以直接請示當時正在昆明陪同崔庸健委員長訪問的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如果不向董必武副主席請示，而要舍近求遠去打長途電話找周總理，難道是云南的干部嫌董必武副主席的官太小，不屑于向董必武副主席請示嗎？這里暴露出編故事的人百密一疏，沒有考慮到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已經在昆明，也沒考慮到周興還在山東，他如果編造說云南副省長劉披云向董必武副主席請示，再編造董必武副主席要求保護唐墳，豈不很巧妙嗎？何必用周興和周總理的名義來編，編得破綻百出！

 

此外，編故事的人不懂得一個簡單的常識，就是公安機關對于外賓即將參觀的警衛區域都要仔細檢查，如果發現有爆炸物或槍支彈藥等不安全因素，就要及時清除，還沒等驚動省市領導干部，公安機關就直接處理掉了，哪里會出現炸藥放在外賓要路過的地方沒有清除，倒讓省委書記親自過問和親自處理的事？而且省委書記周興竟然沒有權力作出清除炸藥的決定，還需要請示周總理，真是怪誕！

 

 

12月21日下午崔庸健從溫泉回昆明，劉披云副省長設宴歡迎

 

崔庸健曾三次來中國訪問：公安機關的史志，反映出1957年崔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副委員長身份來昆明訪問過，并沒有什么祭掃唐繼堯墳墓的事。《云南日報》的連續報道，可看到1963年6月5日至23日崔庸健以委員長身份來中國訪問，訪問了北京、天津、哈爾濱、長春、沈陽等城市，并與劉少奇主席發表聯合聲明，但沒有到昆明來。然后就是前面所說的1964年來訪問昆明，參觀講武堂和游覽溫泉。

 

在長達十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崔庸健都沒有來過昆明，1972年崔庸健任朝鮮國家副主席，1976年9月19日病逝，終年76歲。

 

報紙上《唐繼堯墓四次遇毀記》文章，把崔庸健寫成1974年來昆明訪問，純屬捏造。崔庸健若真的來訪問，報紙將會報道為“朝鮮國家副主席崔庸健”，不會寫成委員長，作者在職務稱謂上又露了馬腳。

 

1974年雖然仍屬于文革時期，但自從1968年開始軍事管制和1969年全國各省區成立革命委員會之后，經過幾年的反對資產階級派性和維護穩定工作，造反派發號施令的狀況已不復存在，我國正朝著恢復經濟的軌道運行。1974年4月，根據毛澤東主席提議，鄧小平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主席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1974年是各省“抓革命，促生產”經濟逐漸恢復時期，社會秩序比較平靜，昆明哪里發生過造反派想用炸藥炸唐墳的事？況且1974年崔庸健副主席確實沒來昆明。

 

 

云南陸軍講武堂側門

 

十、云南省《外事志》、《公安志》和外事工作檔案沒有崔庸健掃墓的事

 

我們查閱了多種資料檔案，不僅云南省外事志中沒有記載崔庸健掃墓，而且公安志中也沒有記載。筆者多次去云南省檔案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希望能尋找到崔庸健掃墓的點滴資料，可結果一無所獲。

 

省外事辦的馬處長說：“外事檔案中沒有崔庸健為唐繼堯掃墓的資料，這很容易理解，譬如我國領導人去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訪問，會不會去掃這個國家反對派的人的墓？你在云南查不到掃墓資料，還可以去北京查閱黨中央對外聯絡部的檔案。你還可以去尋訪當年參加接待的老人，如果有人說是見到崔庸健掃墓，那就在報紙上寫文章呀，那可就生動啦，何必查什么檔案？”

 

外賓和我方領導干部的出行，無論公開出行還是秘密出行，公安警衛人員都是全程陪同的。朝鮮貴賓來訪問，按照高層級別的警衛方案，除了動用沿途區域的公安保衛力量設置線路崗哨之外，還有隨行警衛人員在鞍前馬后的護衛。我們走訪了許多人，時至今日，沒有哪一個警衛人員看到過崔庸健去掃墓。

 

十一、現身說法者的回應

 

2009年云南創作的五集電視政論片《百年講武》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筆者向“紀念云南講武堂創辦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提交了《云南史學丑聞》論文，指出電視政論片用假材料宣傳唐繼堯，這么重要的事情尚未調查落實就搬上電視進行宣傳，很不嚴肅，嚴重影響到電視政論片整體質量和中國主流媒體的公信力。這部電視片的創編者急忙汲取教訓，修改了一些解說詞后在中央電視臺重新播出，第三集和第四集主要內容是“擔保”和“掃墓”，創編者修改時不肯刪除這兩大謊言，因為刪除后就播不成這兩集電視片了。

 

用謊言裝裱起來的電視政論片，當時居然獲得云南的一個優秀獎，可大家都心知肚明，掌握了話語權的人只要公關工作做得到位，捧個獎杯獎狀也不是難事，至于學術價值和誠信元素嘛，就太馬虎了，令人聯想到動畫影片《小馬虎》，小馬虎先生用蛋糕補衣服，獲得了馬虎國王頒發的用馬糞紙做的馬虎勛章。

 

 

唐繼堯墳墓

 

筆者寫的《朝鮮崔庸健沒有為唐繼堯掃墓》，發表在2011年度的《盤龍江文化》雜志上，文章指出了掃墓謊言的荒謬。

 

在電視政論片上現身說法的陳姓中年人看到筆者的文章，也寫了一篇《1964年崔庸健來昆明有秘密之行嗎？》（以下簡稱《陳文》），發表在2012年度的《盤龍江文化》雜志上。從文章標題看，對于崔庸健是否掃墓已經不持肯定態度，金蟬脫殼，退而改為討論是否有秘密之行。

 

 

2012年《盤龍江文化》發表的《陳文》

 

2014年筆者把考證謊言的論文《電視政論片“百年講武”中的唐繼堯》提交到昆明市社科聯主辦的紀念講武堂105周年研討會，昆明市社科聯由于缺乏資金，遲遲沒有出版論文集，而把筆者這篇論文單獨提出來，刊登在2015年第二期的《昆明社科研究》雜志上，對筆者這篇考證文章做了肯定。后來資金到位，出版的論文集也收錄了這篇論文。

 

2017年底，筆者在一個微信群里發出了《朝鮮崔庸健何曾為唐繼堯掃墓》文章，《陳文》作者在群里看到后，這個群里又發出了《1964年崔庸健來昆有秘密之行嗎（正式修訂稿）》。筆者又有機會與之進行磋商探討。

 

《陳文》對自己在電視片中講的“1964年造反派在唐繼堯墳墓安放了炸藥要炸唐墳、剛好接到崔庸健委員長要來昆明為他的恩師唐繼堯掃墓的消息、才趕快向周總理報告、周總理指示云南派部隊守護、使崔庸健為唐繼堯掃墓得以順利進行”之類的故事內容，在正式修訂稿中完全回避不提。

 

《陳文》記敘了他們專程訪問當年親自接待外賓的云南省委老干部，希望能找到一點崔庸健去過唐墳的依據，可訪問結果大失所望，省委省政府的接待人員誰也沒有看到崔庸健去過唐墳。

 

《陳文》轉述了唐雪玲信中的內容，關于崔庸健為唐繼堯掃墓的故事，唐雪玲是聽父親唐繼塤講的。唐繼塤是唐繼堯堂弟，這就找到故事的起源了，那么唐繼塤是如何知道掃墓的事呢？是親自看見嗎？當時80多歲的唐繼塤能夠進入警衛現場嗎？從兩年之后唐繼塤被批斗抄家的政治遭遇看，省委省政府不會特意邀請唐繼塤參加接待崔庸健。

 

唐雪玲的信中說：“我父親于 1970年就去逝了，在我寫的文章中怎么會寫成 1974年，事隔這么多年是我寫錯還是會澤（唐繼堯）研究會編輯誤寫已無法查證”，信中表達了“1974年”是筆誤的意思。

 

既然是筆誤，就沒有必要糾纏，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絕對沒有筆誤。

 

《陳文》）敘述作者在一次采訪中，“唐雪玲給大家講述了崔庸健訪昆為伯父唐繼堯掃墓鮮為人知的事實。她說，在21日那天的各項活動結束后，崔庸健還與在北京的周恩來總理通了電話（注：國家領導人通電話是高檔機密，唐雪玲如何知道？）。崔庸健在表示感謝之余還暢談了他訪昆的感想，談到他對講武堂和唐墓的‘破敗狀態’感到意外”。

 

《陳文》后來又論述：“實際上，當時經修復后的唐墓也‘破敗’不到哪兒去，至少如同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還寫道：“把已拆除的大觀樓旁的唐繼堯銅像又奇跡般地修復后搬到了圓通山大草坪上”。那么請問：如果當時已經有過這樣一些準備，省委還會拒絕崔庸健去圓通山看一看嗎？《百年講武》原先的解說詞已經敘述唐繼堯銅像被拆下來在煉鋼爐里化成了銅水，《陳文》卻說銅像又搬到圓通山大草坪上，而且講的是熔化成銅水幾年之后的1964年，這不是打《百年講武》的臉嗎？電視政論片經過修改后重播的解說詞，說唐繼堯銅像 “早在五十年代末期便下落不明”，這更使《陳文》寫的大草坪上有銅像難以自圓其說。

 

 

電視片《百年講武》截圖

 

2009年電視政論片《百年講武》播出兩年后，崔庸健掃墓的謊言已經流毒全國。《陳文》論述：“ 2011年 3月，在廣東著名學者陳予歡編著的《云南陸軍講武堂將帥錄》一書中，記述崔庸健在擔任朝鮮國家領導人出國訪問期間，曾專程赴昆明晉謁云南陸軍講武堂和唐繼堯陵墓，可見崔庸健 1964年昆明之行的主要目的，已為學界所認同”。作者沾沾自喜，對于以訛傳訛有了成就感。著名學者陳予歡把電視政論片中的掃墓謊言，寫進自己編著的書里，又將成為供給廣大讀者引經據典的“可靠資料”，今后誰要想辟謠就更難了。

 

云南自1987年開始吹捧唐繼堯，一些人用假材料對媒體和歷史文化單位的領導洗腦，使領導干部以為唐繼堯是對辛亥革命和護國運動做出重大貢獻的的領導人物，最近十年還鼓噪要為唐繼堯重新鑄銅像，幾年前云南省委初步同意了，后來發現唐繼堯歷史真相與媒體宣傳的不一樣，立即叫停了鑄銅像的事。這話題又被某些人移植到1964年，說崔庸健訪問昆明時云南省委表示要為唐繼堯塑像。

 

《陳文》作者為了尋找崔庸健一上午游三地“講武堂----云大----圓通山（唐墓）”的證據，滿懷信心地專門對當年參與接待的省委老干部李一凡進行電視采訪。由云南影視文化中心總經理李玉森做東，地方志專家張一鳴、昆明市社科聯主席龍東林參加，還邀請了幾位記者，《都市時報》記者楊理銳作了專業的采訪記錄。采訪成果是：崔庸健參觀了講武堂，因為講武堂拆得僅剩下主樓，而且地板破破爛爛，崔庸健看了，面上有慍色，是對講武堂的破敗有意見。李一凡明確地說崔庸健沒有去唐墳，至于是否去了云大他不知道：“如果我陪同去，我一定會記得，我陪著去了講武堂，印象是很深的，記憶是很清楚的”。

 

李一凡當時是省委常委會記錄組組長，對于崔庸健提出了何種要求、與中國官員的談話內容、以及在昆明的行走路線，李一凡都要記錄。崔庸健參觀講武堂后，如果又去了云南大學和圓通動物園，李一凡也必須隨著車隊一起去，也必須記錄。但是崔庸健離開講武堂就去安寧縣的溫泉洗澡游覽，李一凡該記錄的外賓意見已經記完，沒必要繼續陪同外賓去安寧縣洗澡了。

 

人們無法驗證《陳文》中訪問內容的真實性，但是僅從《陳文》的敘述看來，崔庸健掃墓的故事變成了崔庸健要求掃墓而被省委婉拒，再后來的敘述又逐漸變成了崔庸健是想去圓通山“ 看一看”，去圓通山看一看那就僅僅是游覽而不是掃墓了，作者到底想認定哪一個問題呢？

 

《陳文》作者想尋找崔庸健去了云南大學的證據。說是據云大教授李作新介紹，本系的胡維箐教授向李作新講過1964年崔庸健來過云大參觀，可如今胡教授已去世多年。這給人留下疑問：如果崔庸健真的去了云大，為什么云大的那么多老師都不知情，只有胡教授一人知道？李作新現已年逾八旬，當年三十來歲，也在云大工作，為何不知道崔庸健來云大參觀的事，還要靠本部門的一個人講給他聽？

 

崔庸健不曾在東陸大學（云大的前身）讀過書，會對參觀云大感興趣嗎？云大是黨和政府培養新中國建設人才之地，如果崔庸健真去云大訪問，新聞報道怎么會秘而不宣呢？游覽圓通山的昆明動物園也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如果真的去了，怎會不報道呢？退一步說，即使崔庸健真的到昆明動物園為唐繼堯掃墓了，新聞報道也可以不寫掃墓這一情節，而只寫游覽昆明動物園就行了啊！

 

《陳文》）作者還采訪了“昆明工業學校”的楊璋先老師，楊老師曾議論崔庸健不僅去過唐墳，還去過唐家花園等，文章轉述這些話時，語氣都不很肯定。

 

經李一凡指點，《陳文》）作者一行人又采訪了當年在省委警衛部門工作的李明根，當作者向他打聽崔庸健為唐繼堯掃墓的事時，他一口咬定說：“記不得了，記不得了！”李明根講了很多事，“沉浸在擔任其警衛任務的難忘往事中”。各樣事情他都記得，唯獨崔庸健掃墓記不得，你叫他編造，他也編不出來。

 

難為《陳文》）作者興師動眾花費了極大的功夫，想把崔庸健掃墓之說進行坐實，而最后卻沒有找到像樣的鋼鞭材料，可用一句老話來總結掃墓之說：捕風撲影，查無實據！《陳文》作者長期為塑造唐繼堯功勞而奔忙，撈取名利雙收，電視片《百年講武》播出后更是聲名鵲起，多家文史單位聘請當顧問，可以在更多的平臺推送謊言。

 

《陳文》先把唐繼堯說成是崔庸健的校長，再說成是恩師，然后煞有介事地復述崔庸健為唐繼堯掃墓的故事，最后寫文章反問道：“唐繼堯若不是崔庸健的恩師，他能提出祭掃唐墓的要求嗎?”用循環論證的手法強調自己的觀點。

 

《陳文》）嘗試了各式各樣的猜想、推測，還說：“從 1964年 12月崔庸健訪昆至今已逾半個世紀，仍無當事人寫出一篇回憶‘全過程’”的文章，當然也莫指望能看到( 可能就不存留) 相關的檔案資料了。于是，依據前后經過及蛛絲馬跡作合理推論就成了能答疑解惑的較為可行的方法了。當年崔庸健提出來有機會想到他曾經的求學之地昆明走走看看的夙愿，可能在 1963年 6月來中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時，在與中國領導人暢敘友情時就提出來了。”難為作者依靠各種合理推論的苦心孤詣，在掃墓謊言不能成立時，又把崔庸健提出要到昆明走走看看的可能性安裝到1963年6月去了。“合理推論”本來無可厚非，可惜的是，有共同企望的人互相添油加醋，結果就不一樣。只要有人把一項合理推論的話講出來，另一人就寫進文章去，其他人再引用為自己文章的依據，最終形成互相贊同的結論，就用來代替客觀的歷史事實。

 

如果省委省政府沒有檔案資料，那么，厚得像磚頭一樣的《云南省志·外事志》又是靠什么資料編纂出來的呢？

 

十二、檔案記載是鐵證

 

真的如《陳文》）所述沒有檔案資料了嗎？不，省政府外事處歷年接待外賓的檔案，在云南省檔案館都保存得很完整（檔案全宗號216，目錄號3，案卷號157）。各級公安機關也留存了警衛工作檔案，昆明市公安局的《朝鮮崔庸健委員長來昆保衛工作》專卷檔案，云南省公安廳的《董必武副主席陪同朝鮮崔庸健委員長來昆保衛工作專卷》檔案（全宗號6，目錄號7，案卷號89，檔案長達63頁），都能證實崔庸健沒有去過云南大學和圓通山，更沒有為唐繼堯掃墓。

 

公安機關的警衛檔案，記載了昆明市公安局和盤龍區、五華區、西山區、官渡區等各公安分局為保衛朝鮮貴賓進行的大量工作，不僅檢查企事業內部單位，還對外賓可能會去游覽的翠湖公園、圓通山的昆明動物園、西山森林公園等地，都進行了安全檢查，要做到外賓安全萬無一失。

 

中國和外國的一些領導人也曾經多次到云南大學參觀過，報紙也作過新聞報道，公安機關也是按照高層次警衛工作的要求做到“抽真空”。云大個別教授認為警衛工作“戒備森嚴，如臨大敵”，在很多年之后回憶往事，把國內外領導人參觀云大的多次警衛情境，猜想為崔庸健也來過云大，那是可以理解的。

 

 

安寧縣的溫泉號稱“天下第一湯”

 

安寧溫泉的摩崖石刻

 

公安機關存留的警衛檔案中，還有省公安廳各個警衛小組陪同外賓出行之后的總結發言內容，反映出崔庸健委員長率領的經濟貿易代表團58人，于1964年12月20日下午到昆明，會見我國領導人董必武副主席，當天傍晚參加董副主席招待的盛大宴會。21日上午崔庸健參觀云南陸軍講武堂，因為當時的講武堂舊址尚未經過修葺，校舍被另一個單位的職工居住使用，崔庸健參觀了講武堂的校舍，隨即乘車去安寧縣的溫泉，中午飯是在溫泉吃的，下午游覽溫泉、洗澡。崔庸健的夫人王玉環沒有去溫泉，而是從昆明乘車去路南縣的石林風景區參觀，他們都有警衛和接待人員陪同。

 

 

路南縣的石林風景區

 

傍晚，兩組人都回到昆明，劉披云副省長等云南省黨政領導人設晚宴招待朝鮮貴賓，然后一起觀看文藝晚會，22日早晨貴賓們乘飛機離開昆明回朝鮮。

 

崔庸健在昆明訪問的時間早就排得滿滿的，每項行程都有中方人員陪同，要想抽出點空閑時間搞秘密出行都抽不出來。崔庸健在昆明訪問的整個停留期間內，不僅沒有祭掃過唐繼堯墳墓，而且連圓通山都沒有去過，根本沒有搞什么尚未公開報道的秘密行程。警衛工作計劃是經中央批準的，云南不能輕易變更，崔庸健率領的代表團是租用蘇聯的飛機，蘇聯機組人員有12名，崔庸健也沒有耽擱蘇聯同志的時間，完全是按照原定計劃走完行程。

 

昆明市至安寧縣的公路，是抗日戰爭時期云南軍民緊急修筑的“史迪威公路”的起始段，經過幾十年重車碾壓，坑坑洼洼，多次修修補補。上世紀六十年代，這條路有彈石路段，有石條路段，有砂土路段。雖然養護工人經常用沙土墊填坑洼，但有些路面被行駛車輛碾壓出起伏波紋，汽車稍微開快就猛烈顛簸，駕駛員稱之為“排骨路”、“搓板路”，昆明汽車約需兩個小時才能到達三十多公里外的安寧縣。崔庸健參觀了講武堂后乘車到安寧縣外七公里的溫泉吃午飯，如果當天“一上午游三地”，怎么來得及趕到溫泉吃中飯？

 

2009年筆者寫文章及時指出電視政論片《百年講武》中的謊言后，創編人員急忙進行修改，重新播出，但是中央電視臺發現修改后重播的電視政論片仍然存在嚴重的虛假問題，立即從科教頻道撤下了五集電視政論片《百年講武》的視頻，但是其他網絡當時已從央視科教頻道下載了視頻節目，仍在源源不斷地向網絡的點擊者播出。循環放映著這些荒誕的謬誤。

 

一座唐繼堯墳墓，里里外外充斥著謊言，墳里的人在護國運動前緊張捕殺反袁的革命黨人，護國運動后編造“召開了五次秘密反袁軍事會議、保護蔡鍔不被袁世凱密探張一鯤謀殺”等等的謊言，墳外的人編造“崔庸健為唐繼堯掃墓”等等的謊言，合成了富麗堂皇的音響，演奏著云南史學界的糊里糊涂和以丑為美的歡歌。

 

世界上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可以去尋找證據。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到哪兒去尋找“沒有發生”的證據呢？掃墓一事沒有發生過，只能從檔案記錄中查看崔庸健的實際行程，每個時間點他在做什么。崔庸健離開講武堂就乘車到安寧溫泉去了，如果省委省政府哪位接待人員或者省市公安機關哪位警衛人員看見崔庸健去了云南大學和圓通山，請他拿出證據來，可以翻開本單位送存檔案館保存的檔案，或者本單位還留存的檔案材料，哪怕是親歷者個人自存的日記之類，讓大家看看也好嘛！

 

如果僅僅靠“合理推論”和越演越烈的道聽途說，就下結論認定崔庸健曾經為唐繼堯掃墓，或是認定崔庸健曾經要求去圓通山看一看，這恐怕是不能說服人的。

 

作者：李開林 系云南省中國近代史研究會理事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