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佐夫)
2020年,時年96歲的前蘇聯元帥亞佐夫與世長辭。
至此,所有的前蘇聯元帥都已駕鶴西去。
在一個月前,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曾接受普京的囑托,特意慰問這位“老兵”,并向其授予了“為祖國立功”三等獎章。
在私下里,紹伊古也和這位前蘇聯的元帥私交甚篤。
這位前蘇聯元帥在未滿18歲的時候,就已經扛槍走上了戰場,曾經親歷列寧格勒保衛戰,亦曾駐守過極寒的遠東地區。
他榮辱一生,曾位居元帥,也曾被打入大牢,為蘇聯、為俄羅斯鞠躬盡瘁。
蘇聯解體后,亞佐夫并不受葉利欽的待見,直到普京當政,亞佐夫才感受到了軍人應有的榮光。
在他80、90歲生日當天,普京都專程為其慶生,并向其授予了象征著軍人無上榮耀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勛章。
在臨終之前,亞佐夫曾向俄羅斯媒體留下了一段錄音,并要求媒體在其離世之后再公布錄音 的內容。
在錄音中,亞佐夫強調了普京的貢獻,表示他無愧于俄羅斯領袖的身份。
此后,亞佐夫表示:中國道路是個人與國家結合最好的道路,俄羅斯應該向中國學習。
這段錄音公布后,人們起初是驚訝,因為人們只知亞佐夫是一名軍人,卻不是他同樣是一位洞悉時局的“學者”。
之后,人們便是感動,這樣一位功勛卓著的元帥,至死都在惦念著自己的國家。
那么,亞佐夫對中國有著怎樣的研究呢?他什么要勸普京走“中國道路”呢?
一、亞佐夫視角下的中蘇合盟
盡管亞佐夫的職業是一名軍人,但是他自幼就對中國頗有研究,甚至可以被稱為一名“中國學家”。
亞佐夫是第一批主張從中國的角度認識中國的軍人,此外,作為蘇聯政府對華政策轉變的見證者和當事人,亞佐夫和中國打了很多交道。
無論是在伏龍芝軍事學院讀書時,還是在軍隊任職時,亞佐夫始終認為中蘇關系和平向好契合兩國利益的需要。
(亞佐夫)
亞佐夫可以被稱為中蘇關系的推動者,他自豪于親自訪問中國,幫助蘇聯政府確定中國之行工作的范疇。
在擔任遠東軍區司令期間,亞佐夫一直在考慮過去幾十年間中蘇關系不斷變化的特點。亞佐夫提出了幾個重要的問題:
是什么構成了正常的中蘇關系,對抗還是合作?利益之爭是否根深蒂固到阻礙了真正的和睦關系?北京和莫斯科能否改善關系以改變亞洲甚至世界勢力的平衡?我們是否夸大了中美關系對中蘇關系的影響呢?
圍繞著這些問題,亞佐夫對中蘇同盟的內部關系進行了客觀的研究,并在訪華期間表示:
“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一樣存在矛盾,但是中蘇友誼不可分割,中蘇不該被割裂。”
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蘇聯政府就宣布與國民黨殘余的“廣州政府”斷絕外交關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天,中蘇兩國正式建交。
建國后不久,毛主席應斯大林邀請訪問蘇聯,共同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亞佐夫元帥對于這段歷史有著獨到的見解:
“蘇聯迎來了意識形態上的新盟友”,“中蘇將作為戰略伙伴來制衡美國”。
(50年代中蘇友好宣傳畫)
在朝鮮戰爭當中,中國人民志愿軍和蘇聯的戰機有著密切的合作——蘇聯飛機幫助中國奪回了陣地的制空權,志愿軍戰士們則是為社會主義陣營而奮戰。
在1958年的臺海危機期間,赫魯曉夫在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一封信中宣稱:“攻擊中國就是攻擊蘇聯”,并稱將對向中國使用核武器的國家進行核武報復。
當時的亞佐夫正在軍事學院學習,他認為,這兩個事例表明,中蘇同盟使得中國得到了軍事的保障,而蘇聯則是鞏固了國際影響力,中蘇兩國和則兩利,友誼深厚。
亞佐夫認為,中國在科學人才培訓方面和蘇聯同樣有著攜手前進的美好歷史。
在50年代,有大約7000多名蘇聯的顧問在中國工作,這為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家向工業現代化提供了更進一步的動力。
而中國投桃報李,在蘇聯面對危機時挺身而出。
1956到1957年間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即所謂的東歐危機。
(東歐危機)
危機發生后,蘇共深感事態嚴重,于是邀請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參與蘇波會談,協助解決問題。
亞佐夫認為,中國介入東歐危機絕不是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是出于偉大的中蘇友誼。
盡管兩國在方法上發生了分歧,但是中蘇兩國的出發點都是好的,兩者都希望陣營團結。
蘇聯主要在“強硬”和“懷柔”之間徘徊,中國的態度是限制蘇聯施加于陣營內其他國家的特權。
最后,中蘇聯合公報正式發布了關于陣營關系的協議:社會主義國家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之間的關系建立在列寧主義的民族平等原則之上的。
這份公報重申了1954年中印協議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東歐十月危機)
亞佐夫認為,由于中國的調節,蘇聯和波蘭的關系得到鞏固,波蘭國內及東歐緊張局勢得到了緩和。
同時,中國解決陣營內部關系方案被采納也提升了中國政府在陣營內外的聲望,而且沒有損害中蘇聯盟的團結,中蘇友誼得以進一步鞏固。
1953年,斯大林去世,標志著個別領導人對共產主義運動支配的結束,四個月后,朝鮮半島的停火使中國擺脫了一個軍事上的負擔。亞佐夫認為,上述兩件事情對日后中蘇同盟的影響非常明顯,導致了中蘇矛盾漸深。
但是,亞佐夫依然深信著中蘇必須走上和諧向好的道路。
二、亞佐夫視角下的中蘇矛盾
在當時由于“個人崇拜”的存在,只要斯大林在世,像中國這樣缺乏經驗的國家就得對克林姆林宮膜拜;只要朝鮮戰爭持續,就會使中國可能面臨大規模戰爭,中國對蘇聯就有著完全且迫切的依靠。
(斯大林)
但是,這兩個條件的消失了,中蘇的關系似乎不再像是以往那般緊密。
從經濟方面來看,中蘇同盟的經濟互動主要體現在:貸款、“工業項目”、技術援助及貿易。
亞佐夫認為,如果中國償還貸款,這會使得“中國對蘇聯的出口在未來很長時間內是沒有回報的”。
但是,中國仍然堅持著還清了貸款,這讓亞佐夫感到驚訝,他認為中國在不斷地走向獨立。
對于中國的強大,亞佐夫并沒有擔憂,反而感到驚喜。
亞佐夫認為,中國的發展弱化了蘇聯在經濟方面的影響力,使中國在未來政策的決定上減少了對蘇聯的依賴。
(亞佐夫)
他曾讀過中國《人民日報》社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
蘇聯還有一些錯誤和失敗的經驗……照抄蘇聯的某些經驗。曾經使我國的革命力量遭到嚴重的失敗……如果不是這樣做,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對此,亞佐夫深表贊同,并且鼓勵中國謀求真正的獨立自主。
針對波蘭事件,亞佐夫指出,毫無疑問中國對此持譴責態度,中國官方曾對蘇聯和波蘭的對話進行警告說:“大國注意避免沙文主義,相對較小的國家避免民族主義,以平等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友誼和團結無疑將會得到加強”。
中國在1979年宣布,不會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正式終止一年后恢復該條約,但也表示說隨時準備無條件討論中蘇關系。
(蘇聯一度在中國邊境陳兵百萬)
另外,東北地區和新疆地區的貿易往來在中斷十五年之后又重新開始。中蘇之間的貿易額度雖然只是雙方全球貿易的一小部分,但仍然在數量和質量上穩步增長。
雙方對價值方面相互譴責的停止,被邊境兩端真實的生活所代替,這為兩個面積和意識形態上如此接近的鄰國敞開了更放松的關系的大門。對于中蘇產生的矛盾,亞佐夫表示:
這并不是不可調和的大事情,中蘇的關系必將緊緊相連。
在訪華期間,亞佐夫指出:在軍事領域,相對于早期蘇聯為中國提供完全噴氣式飛機、足以復制蘇聯坦克和火炮力量的生產能力以及包括柴油動力潛水艇的海軍核心技術,現在的蘇聯已經難以展開援助了,因為中國已經足夠強大。
亞佐夫滿含期待地表示道:在政治領域,兩國仍然能夠重現中蘇同盟全盛時期宣稱的“緊密團結”關系。
可惜的是,在亞佐夫訪華不久之后,蘇聯便是宣告解體,而他本人也被迫下獄,完全地淡出了政治舞臺。
(蘇聯解體)
直到普京登臺,亞佐夫才逐漸走向公眾的視野,享受到了軍人真正的榮光。
不過,前蘇聯早已遠去,年邁的亞佐夫也不再干預政事。在新世紀的開始,俄羅斯與普京的名字緊密相聯。
普京被俄羅斯人稱為繼列寧之后,俄羅斯歷史上最有影響的領袖之一。
自執政以來,普京一直保持著60-70%以上的民眾支持率。可見,普京的治國思想代表了當今俄羅斯社會的主流思想。
普京社會發展道路的確立,是基于總結“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基礎上。
在普京的帶領下,俄羅斯迎來了由衰轉盛的20年。
但是,遠離政治的亞佐夫為何在臨終前留下遺言,表示“俄羅斯要學習中國道路”呢?
三、普京道路
普京當政之初,揚棄了葉利欽時期的國家虛無主義,提出了以“國家”調節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即媒體所謂的“普京道路”。
(普京)
普京完全控制了俄羅斯的政治節奏。
在保護原有憲政格局的前提下,普京有效地削弱了地方割據勢力、寡頭經濟勢力和官僚腐敗分子這“三大政治勢力”。
普京還倚重中央的強力部門,構建起自己的權力基礎:
通過強力集團,控制了俄羅斯的“強力部門”;通過圣彼得堡幫,控制了克里姆林宮;通過“統一俄羅斯”黨,俄國會——杜馬變成了普京的助手;通過溫和改革派,普京得以推進其經濟改革。
俄羅斯社會學家奧爾加·庫留西塔諾夫斯卡婭在《普京先生的精兵強將》一書中,對此現象做了這樣的解釋——作為前蘇聯最有權勢的強力部門,克格勃是蘇聯解體的最大“失意者”,克格勃近半成員、約30萬人被迫“下崗”,其中約2萬人受雇于“寡頭”,更多的克格勃則陷入了貧窮。
(昔日的克格勃)
普京的執政,使得克格勃的袍澤找到了歸宿,開始全力支持這位同僚能有所作為。
作為普京的老鄉、校友或昔日同事的圣彼得堡幫,是普京的第二大權力支柱,也是普京平衡、制約克格勃勢力的主要力量。
在2000年的大選中,普京駕駛蘇-27戰斗機突然視察車臣首府格羅茲尼等經典舉動,出自于圣彼得堡幫的策劃,這為普京當選總統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普京的帶領下,俄羅斯人口出生率增長了18%,未成年人口死亡率在俄羅斯歷史上最低。
在世界經濟普遍低迷之時,俄羅斯經濟連續5年穩定增長,成為全球經濟繼中國之后的又一大亮點。
在許多俄羅斯人看來,也許是天意——俄羅斯人該過上好日子了。
因為,普京的俄文名、姓和父稱的頭三個字母正好是“國內生產總值”一詞的縮寫,一些報刊往往就用此來代表普京的全稱。
(俄羅斯迎來新發展)
俄羅斯國內政治與行政學會委員莉利婭·舍夫佐娃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電話采訪時說:“對許多俄羅斯人而言,普京能成功地給人們漲工資,這就已經令他們非常滿意了。”
普京道路最大的特點是兼收并蓄,總體顯得多彩繁雜甚至矛盾。
但是,看似平靜的俄羅斯,卻是暗流涌動,甚至存在著致命的缺陷。
四、普京道路的缺陷與俄羅斯的未來
普京道路的一個中心任務是,加速經濟發展,保證俄羅斯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
但是,這是現有的普京道路無法解決的難題。
俄羅斯經濟發展主要依靠能源原材料出口拉動。聯邦政府收入的30%和外匯收入的45%,均來自石油與天然氣及其產品的出口。
目前俄羅斯的經濟,仍然沒有擺脫二十世紀90年代形成的能源原材料出口依賴型的發展模式。
前政府總理卡西亞諾夫曾說,俄羅斯一旦失去原料出口優勢,“進口就會大大超過出口,這有可能導致嚴重的財政危機”。
這種畸形的經濟結構,使得俄羅斯經濟增長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和不確定性。
此外,由于俄羅斯投資環境差、政策多變、行政腐敗、社會治安不良以及證券市場不發達等不利因素存在,使得投資效率低,外國投資者望而卻步。
俄羅斯經濟結構不合理狀況,短期內很難改變,同時,阻礙著整個經濟形成良性循環,這是普京面臨的最大經濟難題。
俄羅斯輕工業發展滯后,投資結構不合理。
投資不足使固定資產的老化率居高不下,目前老化速度仍高于更新速度。除有出口市場的能源原材料工業外,大部分加工工業老化的生產設備將無力進行更新,目前淘汰比例為 20%。
行政障礙多、地下經濟猖獗等問題使得失業問題難以解決,貧困人口仍高達總人口的29.4%。
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一方面存在著極富的人群控制著大部分的財產,另一方面還有大約 27%的人群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那些偏遠地區的居民,包括生活在遠東、西伯利亞的人,仍處在艱苦的條件中。
雷厲風行的普京雖然使得一些不法寡頭遭到打擊,但“隱形寡頭”左右經濟的情況仍然存在。
重新全面實行國有化,會導致政治上的極度對抗,社會上會再次出現嚴重分裂,經濟上則會受到嚴重打擊,資本會加速外逃。
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言,“普京總統并不打算,也不可能向所有大資本家宣戰,即使是考慮到他們不太清白的過去。改變私有化結果對于我們所有人來說,可能會產生致命的后果。”
因此,普京如何利用寡頭之間的矛盾和利益沖突,削弱、分化和控制寡頭,仍是一個挑戰。
壟斷問題、行政權力膨脹和腐敗問題,不僅僅嚴重危及到俄羅斯的經濟發展,還影響著俄羅斯的政局。
對于俄羅斯這樣一個半西方化的國家,歷史轉折關頭的焦點向來就是政治,而在普京的改革中,政治層面的權力配置至關重要。
正如普京所說,“政治的藝術是在‘必須’和‘可能’的之間找到平衡。我們每次遇到的情況都是千差萬別的。適應這樣的變化,這便是一種藝術。”
普京希望出現兩黨制或多黨制,并且相互之間產生競爭的局面,在現今俄羅斯社政治利益非常復雜多樣的背景下,還是遙遙無期。
選民對普京本人的擁戴,仍是任何一個政黨都無法取代的基本因素。
此外,普京的外交調整對國家利益和民族心態都將產生影響。如果調整不當,還可能是普京執政生涯的一個陷阱。
美國《國家利益》發表俄羅斯問題專家特列寧的文章,他指出,俄羅斯在外交問題上,由于缺乏連貫的外交戰略,與美歐中包括與日本的關系,經常受到“短期”和“務實”因素的指引,因此顯得搖擺不定。
(特列寧)
就普京的外交戰略而言,俄羅斯現有的經濟實力無法與其強國目標相匹配,現在的俄烏戰爭就是一大明證。
俄羅斯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還存在諸多不利因素,甚至面臨著致命的缺陷。
亞佐夫口中的“中國道路”看似美好,但是必須要適合國情。
面對俄羅斯這些深層次的問題,“中國道路”未必行得通。
而且,普京對進一步深化俄羅斯經濟和社會體系的改造充滿信心。
對普京來說,“發展目的就是要使公民能豐衣足食。為達到這一目標,要采取負責任的步驟”。
俄羅斯的命運依舊掌握在普京的手中,而俄烏戰爭前景未卜,一切難有定論。
普京道路或許會帶來奇跡,對我們來說,唯有靜觀其變。
參考資料:
《Бывший советский маршал Язов》
《戈爾巴喬夫、亞佐夫和軍界》 戴爾·赫思普林 蘇聯問題參考資料
來源:溫太浪聊歷史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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