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深處的一條長河
——在紀念小河會議召開75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習遠平
今天，我們來到榆林，在這里隆重紀念小河會議召開75周年，重溫那段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深切緬懷革命先輩的豐功偉績。在此，我謹代表我母親齊心同志，向所有參加會議的來賓和朋友，表示親切的問候！并向榆林老區的父老鄉親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時，我也代表參加過小河會議的革命先輩后代，向舉辦這次活動的各級領導和各位來賓，表示衷心的感謝！一年前，我曾經追尋父輩的足跡，參觀過小河革命舊址。在黃土高原連綿的群山中，這個叫小河的村莊幾乎名不見經傳。如果不是刻意尋找，你根本找不到通往這個小村莊的路，也不會發現在縱橫的黃土溝壑間，還有一條時隱時現的小河。但就是這個不起眼的小河村，在1947年7月風云際會，虎嘯龍吟，偉人毛澤東在這里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解放戰爭重要轉折關頭作出重要決斷。從此，這條“小河”成為歷史深處一條奔騰的長河。從延安到小河并不遙遠。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從1947年3月18日主動撤離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由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先后輾轉延安、延川、清澗、子長、安塞、靖邊、橫山、子洲、綏德、佳縣、米脂、吳堡12個縣的37個村鎮，歷時1年零5天。所經過的地方都在今天的榆林。這段歷程與歲月，對中國革命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蔣介石指揮國民黨軍主力向陜甘寧解放區和山東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的時間是1947年3月。但對于我父親來說，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的戰斗，早就開始了。1946年11月上旬，胡宗南就根據蔣介石的密令，調兵遣將，對陜甘寧邊區擺出了進攻的態勢。對于國民黨軍隨時可能襲擊延安 的企圖，中共中央采取了堅決自衛的方針，作了周密部署和充分準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陜甘寧邊區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緊急動員起來。強調要把所有人力、物力組織起來，一切服從、一切為著自衛戰爭的勝利。為了統一作戰指揮，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部主任劉少奇于2月10日命令以第一縱隊、教導旅、新編第四旅、警備第一旅、警備第三旅組成陜甘寧野戰集團軍，任命張宗遜為司令員、習仲勛為政治委員、王世泰為副司令員、廖漢生為副政治委員，閻揆要為參謀長、徐立清為政治部主任、冼恒漢為政治部副主任。野戰集團軍剛一成立，就打響了保衛延安的外圍戰。先是兵分三路，與向隴東進攻的胡宗南部激戰于西華池，重創了國民黨整編第48旅，殲敵1 500余名，擊斃敵旅長何奇，收復慶陽、合水二縣，彭德懷稱此役為“延安保衛戰序戰”，隨即又急行軍開赴延安以南地區，正式拉開了延安保衛戰的序幕。1947年3月13日，蔣介石命令胡宗南部發起向延安和陜北的全線進攻，總兵力達25萬人之多。中央軍委電示張宗遜、習仲勛，通告國民黨軍分四路進攻延安的作戰部署，并令“習仲勛同志即回延安與彭德懷同志一處主持邊區全局”。3月16日，我父親從前線匆匆趕到延安王家坪，向中央軍委和毛主席報到。3月17日，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發布命令：西北解放軍在防御作戰中達到疲勞與消耗敵人之目的后，即可集中五個旅以上的兵力打運動戰，各個殲滅敵人，徹底粉碎敵人進攻。命令最后明確指出，上述各兵團及邊區一切部隊至3月17日起，統歸彭德懷、習仲勛同志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戰史》里有這樣一段話：“彭德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具有統帥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豐富經驗和才能，在全軍的威望很高，由他直接指揮邊區部隊同十倍于我軍的敵軍作戰，無疑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英明決斷。習仲勛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與邊區的黨組織、政府和人民群眾關系密切，由他會同彭德懷指揮邊區部隊更有利于發揮黨政軍民的總體力量。”3月18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召集彭德懷、習仲勛等開會研究作戰問題。當時，許多指揮員對撤離延安想不通，毛澤東則意味深長地說：失地存人，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就在他們開會的時候，敵機轟炸延安，有一顆炸彈就在離毛澤東住處不遠的地方爆炸，會議搬到防空洞里繼續進行。會后，在彭德懷和我父親的再三催促下，毛澤東才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延安。果然如毛澤東所料，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后立刻背上了包袱，而西北野戰軍則兵力更加集中，提高了機動作戰能力。為了誘敵深入，西北野戰軍派出小股部隊迷惑敵人，使胡宗南誤以為西北野戰軍主力已向安塞方向撤退，遂以五個旅的兵力向安塞方向急進，同時命令整編第27師31旅向青化砭前進。當晚，西北野戰軍得到情報，為抓住戰機，彭德懷、習仲勛徹夜仔細查看地圖，分析敵情，準確判斷敵軍動向，決定采取伏擊戰術，堅決迅速殲滅敵第31旅，打好撤離延安后的第一仗，并致電毛澤東，報告軍事部署和殲滅敵31旅的決心。為了確保初戰勝利，彭德懷、習仲勛親自帶領旅以上指揮員到青化砭查看地形，現場部署兵力。大家經常看到的一張彭德懷和我父親、還有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副參謀長張文舟等查看地形的照片，就是當時戰地記者拍攝的。3月25日上午十點，敵31旅鉆進西北野戰軍設置的口袋陣，彭老總一聲令下，伏擊部隊以排山倒海之勢，勇猛地向敵軍發起沖擊，敵31旅還來不及展開攻擊即被西北野戰軍壓制在十四五里長、二三百米寬的山溝里，首尾不能相顧，亂成一團，全線崩潰。我父親與彭德懷一起站在青化砭西北的一個山頭上，手持望遠鏡觀察戰場情況，僅一個半小時左右，就將敵31旅完全擊潰。彭德懷興奮地對我父親說，敵人看上去氣勢洶洶，我們以絕對優勢兵力壓倒了他，在具體戰斗中就得殺雞用牛刀！當天下午，彭德懷、習仲勛向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報告殲滅敵軍31旅的經過：旅長李紀云以下無一漏網，戰斗時間短，子彈消耗少、繳獲多。次日中午，就收到了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的致彭德懷、習仲勛電報，祝賀青化砭戰斗的勝利。青化砭戰斗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轉戰陜北的信心。3月27日，毛澤東電告彭德懷、習仲勛、賀龍、李井泉：中央率數百人在陜北不動，這里人民、地勢均好，甚為安全，目前主要敵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敵即可改變局面，而打破此敵是可能的。在中共中央離開延安前，我父親與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同志，向中共中央和任弼時同志轉交了陜甘寧邊區各地的黨組織關系，使中央在轉戰陜北期間，每到一地都能與當地的黨組織取得聯系，提前作好保障工作。青化砭戰役之后，彭德懷、習仲勛指揮西北野戰軍，又接連取得羊馬河、蟠龍戰役的勝利。“三戰三捷”奠定了粉碎胡宗南對陜北重點進攻的基礎。為此，中共中央專門派出周恩來副主席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參加在真武洞舉行的祝捷大會。大會前夕，我父親意外見到了經組織安排前來參加大會的我母親齊心。父親一見我母親就說：這么艱苦你怎么來了？戰士們在流血犧牲，我哪能與家人團聚？如果戰爭十年不結束，我寧可十年不見你！我母親后來回憶說：“雖然他當眾批評了我，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更從內心敬佩他，愉快地接受了批評。”革命理想大于天，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這就是我父母他們那一代人對待革命與愛情的態度。真武洞祝捷大會之后，彭德懷、習仲勛又率領西北野戰軍主力西進，打響收復隴東、三邊的戰斗。當時正值盛夏，兩萬余人穿越毛烏素沙漠的艱苦行軍，對全體指戰員來說，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彭德懷和我父親時不時將馬讓給傷員騎，將自己省下來的水給傷員喝。行軍途中為了解渴，連馬尿都成了只有傷員才可以喝到的救命水。彭德懷還下令殺死了一些走不動的戰馬，飲馬血、食馬肉，部隊終于渡過難關。在彭德懷、習仲勛率部出擊隴東、三邊之際，毛澤東也在國民黨軍的追擊中率部轉移，于5月9日到達小河村。盡管毛澤東和中央機關也身處險境，兩進小河村，但仍然時時關注西北野戰軍的戰斗情況。從5月27日到7月7日，西北野戰軍苦戰41天，在隴東到三邊南北370公里、東西180余公里的地域內南征北戰，打擊了青海馬步芳集團和寧夏馬鴻逵集團，解放了面積廣大的三邊地區。6月30日，劉伯承、鄧小平按照毛主席和中央軍委的部署，率晉冀魯豫解放軍主力4個縱隊12萬人，從魯西南張秋鎮至臨濮集50公里的河段上一舉強渡黃河，在冀魯豫軍區配合下，發起魯西南戰役，揭開了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解放戰爭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7月4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習仲勛，就陳賡、謝富治縱隊是西渡黃河來陜北還是南下出擊鄂豫陜三省交界地區征求意見，并告陳賡約十二三日可到小河村，彭、習是否也可來小河村會商一次，“如若你們贊成開會，則我們即電約賀龍同志亦來開會，時間大約可定在13日。”電報發出之后，毛澤東仍不放心，又派中央軍委秘書長楊尚昆帶著11名警衛人員，到西北野戰軍駐地張家畔送去一封親筆信。為了送這封信，楊尚昆一行在路上整整走了5天。為什么這封信這么重要呢？彭德懷主動請纓指揮西北野戰軍時就提出，等賀龍西渡黃河來陜北后，他就將指揮權交給賀龍。西北野戰軍主力部隊，大多數都是賀龍領導的120師和陜甘寧晉聯防軍所屬部隊。毛主席的這封親筆信，正式對彭德懷、賀龍作出了分工，一個負責前方，一個負責后方。所以，彭德懷讀罷來信對我父親和楊尚昆說，這是一個韓信、一個蕭何么！彭德懷和我父親，還有王震和張宗遜快馬加鞭、風塵仆仆趕到小河村，已是7月19日傍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一見到他們立即迎上來，大家緊緊地握手。毛主席說，撤離延安這幾仗，你們打得好啊！陳賡一見我父親就說，沒想到你們陜北這么苦，來了幾天還沒有吃上一頓肉，你得盡地主之誼，好好管我們幾頓飯吧。陳賡來小河村開會，讓隨行的警衛部隊給中央機關帶了些吃的，但杯水車薪，根本不夠。看到中央在這里開一次擴大會議，卻連吃飯都困難，我父親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立即派人找來綏德地委的負責同志，想方設法弄了些豆腐、粉條、酸菜和洋芋，還殺了幾只羊送到小河村，總算讓參加小河會議的同志們見到了一點兒葷腥。周恩來說機要科的同志們最辛苦，還把一部分羊肉分給了機要科的同志們。在轉戰陜北的艱苦條件下，開這么一次重要的會議并不容易。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會議不僅討論了解放戰爭的戰略問題，還重點討論了土地問題、金融貿易問題。毛澤東首次提出對蔣介石的斗爭，將用五年時間來解決。毛澤東《在小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國內講到國際，既有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內容，又講了統一戰線、土地問題，高瞻遠矚、見解深刻。這篇講話是小河會議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建議小河會議會址將這篇講話全文陳列出來，供大家學習。小河會議后，中央軍委批準彭德懷、習仲勛、張宗遜、王震、劉景范組成中共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彭德懷為書記。同時決定，西北野戰部隊定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習仲勛任副政治委員。依據小河會議的決定，晉綏軍區重新并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賀龍任聯防軍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王維舟、閻揆要任副司令員，張仲良任副政治委員，張經武任政治部主任，統一領導陜甘寧和晉綏兩個解放區的地方武裝。
林伯渠、賀龍、彭德懷分別比我父親年長27歲、17歲、15歲，但我父親與他們相處得十分融洽。尤其是在彭德懷和賀龍兩位很有個性的領導人之間，由于我父親的溝通和協調，前方與后方之間減少了許多矛盾。我父親與賀龍、林伯渠不負中央重托，迅速實現了兩區財政經濟的統一，集中兩區的人力、物力、財力，全力支援西北解放戰爭。1948年1月，毛澤東贊揚說，你們前后合作得很好，后方雖然運輸困難，但糧食都運上去了。為了配合主力作戰，我父親和賀龍一起，在解放區進行全民動員，發動了150多萬群眾，擴大地方兵團，開展游擊戰爭，保障軍糧供應，救護傷員，傳遞情報，站崗放哨，堅壁清野。彭德懷則指揮大軍在前線英勇作戰，一次次重創敵人。1948年4月22日，延安終于又回到了人民的懷抱。我父親有敢于擔當的革命精神，也善于調查研究，走群眾路線。小河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曾專門就土地問題與我父親談話，要他多搞調查研究，有問題隨時向中央報告。在晉綏和陜甘寧邊區調查研究時，我父親敏銳地發現當時土改運動中存在“左”的傾向。尤其是在康生所謂“晉綏土改經驗”的影響下，一些干部放棄黨的領導作用，提出了“群眾要咋辦就咋辦”的錯誤口號，動不動就捆、綁、吊、打地主和基層干部，搞“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分浮財，挖地財”，在群眾中引起了極大恐慌。邊區政府副議長李鼎銘先生、安文欽先生，還有劉志丹的父親、常駐議員劉培基先生都被當作地主分子受到沖擊。在這種氛圍下，誰也不敢反對這種極“左”的土改，誰反對就會被拉去批斗。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開著名的“十二月會議”。父親趕到楊家溝的當天晚上，就向毛主席如實地反映了土改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左”的偏差，同時還就這個問題向任弼時同志作了匯報，毛澤東和任弼時高度關注。在隨后召開的會議上，毛澤東點名讓我父親發言，我父親將陜甘寧邊區和晉綏土改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一一列舉出來，足足講了3個多小時。毛主席本來坐在稍遠的位置，聽著聽著，就把椅子挪到了我父親的對面。在作總結講話時，毛主席說，很久沒有聽到這么多真實情況了，他特意表揚說“習仲勛同志是正確的”“政治上已經成熟了”，他還對與會的同志大聲說，把西北交給仲勛同志，我放心!會議正在進行之時，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逝世。我父親由此想到了土改中出現的沖擊民主人士的問題，他和林伯渠一起向中央建議，追悼會要有黨外人士參加，特別要請安文欽以邊區參議會副議長的身份致悼詞。毛澤東非常贊成，并專門為李鼎銘先生寫了兩幅挽聯。十二月會議之后，我父親就土改糾偏問題，又多次致電毛主席和黨中央，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1948年1月20日，在轉發我父親的一份關于西北土改工作情況的報告時，毛澤東主席專門加了批示：“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作為小河會議和毛澤東轉戰陜北的親歷者，我父親在1994年寫下的回憶文章中指出：“小河會議是在全國解放戰爭處在偉大勝利時刻召開的，這次會議形成的指導人民解放軍大舉出擊、經略中原、發動戰略進攻的正確方針和加強西北戰場的重要措施，反映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把中央的決心與前線指揮員的見解有機結合起來的戰爭指導藝術，對我軍在陜北戰場迅速轉入戰略進攻解放大西北，奪取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今天，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里，來到小河會議革命舊址，來到“塞上明珠”榆林，我的心中感慨萬分！陜甘寧這塊革命的熱土，是黨中央和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黨帶領人民軍隊奔赴抗日前線、走向新中國的出發點。我們一次又一次探訪革命舊址，一次又一次緬懷先輩的光輝業績，學習黨史，重溫黨史，就是為了“把苦難輝煌的過去、日新月異的現在、光明宏大的未來貫通起來，在亂云飛渡中把牢正確方向，在風險挑戰面前砥礪膽識，激發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信心和動力，風雨無阻，堅毅前行，開創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偉業”。
（作者系陜甘革命根據地主要創建者親屬；來源：“甘肅政協發布”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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