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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雨瀟：猶太資本大亨沙遜是“上海人”嗎？

點擊：5641 作者：戴雨瀟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11-25 09:03:09

復旦大學的李天綱教授為了將所謂“形成了獨立本土意識”的“新上海人”和其他普通的“中國人”區分開，發明了一套“新上海人并不只是中國人”的謬論，把在上海的外國殖民者給強行算成了“新上海人”。他給出的論據是“猶太房地產大亨維克多·沙遜就認為自己是上海人”。

我們先不論維克多·沙遜這個祖籍巴格達、生于意大利、長于英格蘭、拿英國國籍的猶太人到底有沒有“認為自己是上海人”，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沙遜到底是什么人。

李天綱稱維克多·沙遜是“房地產大亨”，搞房地產通常需要可觀的原始資金積累支持。而沙遜的資金是哪來的呢？

答案是從印度向中國走私鴉片。

沙遜原本是來自中東的猶太家族。維克多·沙遜的曾祖父大衛·沙遜在1832年為躲避土耳其政府追捕，從巴格達逃到了印度孟買，開始在當地做生意。大衛意識到重視“自由貿易”的大英帝國和自己的商業利益高度重合，因此在政治上緊緊地抱住了英國的大腿。

當時鴉片貿易是一種利市百倍的生意，大衛作為嗅覺靈敏的猶太商人自然不會放過。他很快圍繞鴉片建立起了一套成功的三角貿易：他從印度出口鴉片和棉花到中國，然后在中國換取銀、茶和絲綢賣到英國，最后用英國的制成品和現金在印度買鴉片。他對英國的忠心耿耿和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讓英國政府授予了沙遜英國國籍以及在鴉片貿易上的“壟斷權利”。

沙遜家族是當時禍害中國的主要販毒集團，后來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其中就有大量來自沙遜公司的鴉片。中國政府的禁毒舉措導致沙遜等團伙的利益受損，這是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重要原因之一。

1842年，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獲勝，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雖然條約并未將販賣鴉片合法化，但由于其后租界的設立和外國勢力的包庇，清政府再也無法阻止鴉片流入國內。大衛看準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派遣他的兒子埃利亞斯·沙遜去中國進一步“開拓市場”。

埃利亞斯沒有辜負家族的重托，在隨后的三年時間里相繼在上海、廣州和香港設立沙遜公司的辦事處（即后來為人熟知的“沙遜洋行”），用于從鴉片貿易中牟利。上海則成了沙遜家族在華的業務中心。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鴉片獲得了“合法”的貿易地位。沙遜家族迅速擴大了對華鴉片貿易的規模。1867年，埃利亞斯另外成立了自己的埃利亞斯·大衛·沙遜公司（E. D. Sassoon & Co. 也稱新沙遜洋行），主營鴉片買賣和紡織品貿易，并逐漸取代老沙遜洋行在上海的業務。

在之后的三四十年，沙遜家依靠在中國的鴉片貿易壟斷大發橫財。據統計從1840到1914年，沙遜家族通過鴉片獲得的利潤高達1.4億兩，直接賺了近三分之一的庚子賠款！

從1870年開始，沙遜洋行取代怡和洋行成了上海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鴉片商，到了七十年代末更是控制了70%的印度鴉片，占當時全部中國鴉片銷量的兩成以上，時稱“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后來沙遜家族確實也和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了）

到20世紀初事情發生了變化。1907年英國答應清政府逐步終止鴉片貿易，六年后進一步收緊了鴉片政策。但沙遜家族控制的各家公司仍然在繼續向中國輸入鴉片，試圖從謀財害命的骯臟交易中榨取最后一分錢。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沙遜家族靠走私鴉片發家的往事有大量的專著和論文詳細記錄，并非稗官野史，也不是什么“反猶”陰謀論。沙遜家族的后人、美國喬治城大學歷史學教授約瑟夫·沙遜也接受《以色列時報》采訪親口承認自己家族這段不光彩的歷史。

到了1924年埃利亞斯的孫子維克多接手沙遜產業的時候，由于缺少英國官方的支持，鴉片貿易已經難以為繼，因此沙遜家族才把不得不眼光轉向了其他營生。

翌年愛國反帝的五卅運動爆發，在中國人民抵制洋貨的浪潮中，沙遜家族的進口貿易遭受重創。在這種情況下，維克多決定把他繼承的家產從印度全部轉移到中國，押寶房地產，并很快憑借祖上三代販賣鴉片積累下的巨額臟款成了上海最大的地產商。

到了1941年，沙遜家族旗下的房地產賬面價值已經飆升至8689萬元，為20年前的6倍多，一年僅靠房租就能入賬688萬元。直到解放前沙遜家族仍是上海最大的房地產商，擁有房屋近2000幢，占地678畝。

維克多同時大舉進軍金融市場。從1930到1934年沙遜直屬和附屬企業共發行了3628萬元公司債券。他們還在上海外匯和股票市場上進行投機活動，獲得巨額利潤。維克多和其家族是當時上海證券市場興風作浪的主要參與和幕后策劃者之一。他們利用中國人的崇外心理，將外股作為主要投機籌碼，操縱股市、哄抬價格，使無數家庭遭到嚴重的損失。

維克多甚至試圖干預中國金融體系，操縱中國貨幣。1935年，維克多在英國政府的指示下向中國提出“磅券計劃”，內容是讓中國舉借英鎊，發行以英鎊為本位的新幣“鎊券”。這一妄圖把中國貨幣體制納入英鎊集團范圍的計劃最后由于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而不得不擱置。

維克多本人作為一名無良資本家，長期持有鮮明的反共立場，再加上他害怕家族走私販賣鴉片和金融投機的黑歷史遭到人民的清算，所以到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后，他的沙遜洋行開始從上海全面撤退。50年代上海財政局長顧準曾提到：“上海有名的沙遜，把南京路外灘的沙遜大廈（現在的和平飯店）和舊租界的華懋飯店（現在的錦江飯店）抵交欠稅后離開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