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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亞夫：書房中的紅色印記

點擊：  作者：朱亞夫    來源：昆侖策網(wǎng)  發(fā)布時間:2024-02-02 13:11:11

 

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會址紀念館

 

我國古代讀書人埋首書房，崇尚“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但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大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和共產(chǎn)黨人，身在書房，心系天下，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他們的小小書房，或在陋室，或在柴房，或在亭子間，筆走古今，編織激揚文章；心連廣宇，暢訴天地真情，以一腔熱血，演繹了一幕幕波瀾壯闊“先覺覺后覺”的紅色活劇，為后人留下了許多紅色印記。

 

“柴房書屋”聽春雷

 

2017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大勝利閉幕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會址時，曾仔細觀看了紀念館的一件重要展品——《共產(chǎn)黨宣言》中譯本，這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共產(chǎn)黨宣言》中譯本。習近平并多次說過當年陳望道在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時“蘸著墨汁吃粽子,還說味道很甜”,這是“真理的味道”。你可知道，當年它的中譯本是陳望道在“柴房”中翻譯出來的。

 

 

陳望道像

 

陳望道（1891-1977），原名參一，筆名陳佛突、陳雪帆、南山、曉風、龍貢公等。浙江義烏人。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出身于農(nóng)民家庭，早年就讀于金華中學，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學習文學、哲學、法律等，攻讀馬克思主義書籍，回國后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國文教員，后負責《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復旦大學校長，民盟中央副主席等。擔任過皇皇巨著《辭海》總主編，著有《漫談“馬氏文通”》、《修辭學發(fā)凡》等。

 

1919年，五四運動剛爆發(fā)，陳望道便從日本回國，積極投身于新文化運動，熱情宣傳馬克思主義，與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參與社會主義青年團籌建工作。1920年2月，陳望道名義是回鄉(xiāng)過春節(jié)，實際上是受命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共產(chǎn)黨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共產(chǎn)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發(fā)表于1848年2月21日。這是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第一個綱領性文獻，是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重要標志。原來當時李大釗、陳獨秀讀此書英文版后，大加贊嘆，認為應當盡快將此書譯成中文，后經(jīng)邵力子推薦，陳望道榮當此任。

 

陳望道的故鄉(xiāng)義烏縣城西分水塘，是一個不大的村莊。它四面壞山，山水相依，地勢險要，景色秀美。村前有一個水塘，水塘兵分兩路，西北一路注入浦江縣，東南一路匯入義烏城，“分水塘”由此而得名。陳望道的故宅，是一間普通的磚瓦平房，坐落于路旁的低洼處，宅旁植有綠樹，貌不驚人，平平常常。陳望道避開來來往往的親友，躲進老宅的柴房里一心譯書。這間屋子，半間堆著柴禾，墻壁積著一層厚重的灰塵，屋角布滿蜘蛛網(wǎng)。陳望道動手打掃整理了一下，又端來兩條長板凳，橫放上一塊鋪板，權充書桌；在泥地上墊幾捆稻草，當做凳子。真是一個因陋就簡的“柴房書屋”。

 

入夜，他點亮一盞昏黃的油燈，著手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二月正是隆冬，陣陣寒流，不斷襲入那窗無玻璃的“書屋”，凍得他手腳發(fā)麻。陳望道就請母親灌了個“湯婆子”。恩格斯曾說過： “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是異常困難的。”確實如此，陳望道當時既缺乏必要的工具書，又少有參考資料，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陳望道“柴房書屋”（模型）

 

陳望道在“柴房書屋”中，煙、茶比往日多費了好幾倍，香煙一支接一支，茶壺里，一天要添加好幾回茶葉。他有個習慣，每抽完一支煙，總要用小壺倒一點茶，洗一下手指頭。為抓緊時間，他一日三餐是老母親給他遞送過來的。有一次，母親見陳望道累瘦了，特意裹糯米粽子并加一碟紅糖端進來，反復叮囑趁熱吃，他就一邊吃粽子一邊斟酌文句。隔了一會兒，母親在外面問：“紅糖夠不夠？”他隨口回答：“夠甜的了。”后來，母親收拾碗筷時，竟看到兒子滿嘴都是墨汁，碟中的紅糖卻一點沒動。原來他翻譯入迷，竟是蘸著墨汁吃完了粽子。母子倆不禁相對大笑，這是“真理的味道”。大約過了兩個月光景，他硬是“費了平常譯書五倍的工夫”，把《共產(chǎn)黨宣言》全文譯了出來。1920年8月，《共產(chǎn)黨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譯稿在上海問世。這里還有個小小的插曲：由于印刷倉促，封面的書名錯印成了《共黨產(chǎn)宣言》（紅色封面版），這個差錯在次月出版第二版（藍色封面版）時做了更正。至1926年5月，社會主義研究社印行的《共產(chǎn)黨宣言》多至17版，更有難以計數(shù)的“盜版”，《共產(chǎn)黨宣言》成為在國內影響最大的共產(chǎn)主義學說經(jīng)典著作。毛澤東1936年7月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chǎn)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 周恩來曾對陳望道說：“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陳毅元帥也說，他是看了《共產(chǎn)黨宣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共產(chǎn)黨宣言》中譯本正式出版，他開始起用“陳望道”這個名字。改名“望道”，是表示他信仰共產(chǎn)主義，熱切地瞻望著中國出現(xiàn)新的革命道路。陳望道也因此被譽為“傳播《共產(chǎn)黨宣言》的千秋巨筆”，名垂青史。而陳望道的故鄉(xiāng)從此也成了地下黨經(jīng)常活動的地方，他的故居也被譽為“革命的房子”。在浙江南湖革命歷史紀念館的“早期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對中國影響”的展室中，有一個“陳望道柴房書屋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的場景模型，與陳望道故居一模一樣,情景幾能亂真，人物栩栩如生。

 

“逃墨館主”寫宏文

 

茅盾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批黨員,中國革命文藝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不朽名作《子夜》，是我國現(xiàn)代文學園地中的瑰寶。這部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著作，開創(chuàng)了茅盾文學生涯的新階段，在我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然而，《子夜》的最初署名曾經(jīng)是“逃墨館主”。

 

茅盾 (1896-1981)，原名沈德鴻，筆名茅盾、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桐鄉(xiāng)人。年輕時積極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參與組織文學研究會，并主編《小說月報》。1921年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1928年去日本，后積極參與左聯(lián)活動。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文化部部長、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作協(xié)主席，并主編《人民文學》。著作除長篇小說《子夜》外，尚有中篇小說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等，有《茅盾全集》。1981年3月14日，茅盾自知病將不起，將稿費25萬元人民幣捐出設立茅盾文學獎，以鼓勵當代優(yōu)秀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

 

 

茅盾故居一角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茅盾自牯嶺回到上海，蟄居在虹口橫浜路景云里11號的一棟陋室內，“足不出門，整整十個月”。同一條弄堂里還居住著葉圣陶、周建人等，以后魯迅從廈門來到上海后，也一度住在景云里，“景云里”可謂是現(xiàn)代作家的聚居地。以后，茅盾搬到愚園路口樹德里的一棟石庫門內的三樓廂房。這三樓廂房帶一間過街樓，共有三間房。房東是個商人，不問政治，茅盾對他說自己是教書的，彼此倒也相安無事。

 

當時，茅盾萌發(fā)了創(chuàng)作《子夜》的念頭，意圖通過藝術形象，大規(guī)模地反映三十年代初的中國社會現(xiàn)象，一方面回答托派“中國并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化了。”另一方面顯示1930年那一時期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暗示中國革命雖陷于低谷，卻處在一個新的高潮前面。

 

“子夜”，是長夜中最黑暗的時候，可雖然黑暗，畢竟距離黎明不遠了。當時，茅盾在“左聯(lián)”中擔任行政書記。行政書記與宣傳部主任、組織部主任共3人，組成秘書處，負責“左聯(lián)”的日常工作。為此，茅盾向當時任“左聯(lián)”黨團書記的馮雪峰提出辭職，以集中精力創(chuàng)作《子夜》。魯迅聽說后，十分贊同，說“現(xiàn)在的左翼文藝，只靠發(fā)宣言是壓不倒敵人的，要靠我們的作家寫出點實實在在的東西來。”但馮雪峰沒有同意他辭職，只同意他請長假。《子夜》寫好一半以后，應《小說月報》主編鄭振鐸的要求，由《小說月報》于1932年1月起連載，小說署名為“逃墨館主”。

 

茅盾署此名，蘊含著一片深意。20世紀八十年代，茅盾在自傳《我走過的道路》中披露說“這無非一時的好奇，讓人家猜猜：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從沒有寫過企業(yè)家和交易所等，現(xiàn)在有人寫了，這人是誰呢?孟子說過，天下之人，不歸于陽，而歸于墨。陽即陽朱，先秦諸子的一派，主張‘為我’，陽朱的書早已亡失，僅見《列子》的《陽朱篇》保存‘為我學說’的大概。我用‘逃墨館主’不是說要信仰陽朱的為我學說，而是用了陽字下的‘朱 ’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傾向于赤化的。”據(jù)查，“逃墨”語出《孟子·盡心下》：“逃墨必歸于陽，逃陽必歸于儒。”茅盾署名“逃墨”，表示他身居白區(qū)，心系紅區(qū)，向著共產(chǎn)黨。所謂“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他要“逃墨”而近朱；由此可見茅盾的良苦用心。

 

誰知，正當萬事俱備，就待《子夜》呱呱落地之時，上海發(fā)生了“一·二八”戰(zhàn)爭，商務印書館總廠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燒毀。在熊熊的戰(zhàn)火中，茅盾的那份稿子也被焚毀了。所幸的是那份稿子是茅盾夫人手抄的副本，茅盾自己還留有原稿。商務印書館被毀，《小說月報》只得停刊，連載計劃自然夭折。1933年1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子夜》單行本，具名改署“茅盾”。這樣“逃墨館主”雖未及問世，但作者在“逃墨館”中的創(chuàng)作，終于大白于人世間。

 

新世紀后，茅盾故鄉(xiāng)——浙江人民出版社在2006年曾出版過一部《“逃墨館主”——茅盾傳》，直接將“逃墨館主”標在茅盾的名字前面，這是對這段紅色印記的最好紀念。

 

“聽車樓”中蘊紅潮

 

套用“文如其人”的這句古語，我們也說“齋名如其人”。從齋名中，我們能看出書房主人的思想和品格。從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早期領導人之一、現(xiàn)代作家潘漢年的書房名“聽車樓”中，我們可品味出一個共產(chǎn)黨人的革命情操和高尚品格。

 

潘漢年(1906—1977)，無產(chǎn)階級左翼文化運動的創(chuàng)始人和領導人。筆名亞靈、天長、水番三郎等，因長期從事地下工作，曾用化名蕭開（小K）、潘健行、胡星等。江蘇宜興人。1924年參加創(chuàng)造社，主編《洪水》。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30年前后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一任書記等職，出面組建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抗戰(zhàn)爆發(fā)前，又作為中共正式代表，到南京參加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以后即一直在上海、香港等地領導地下斗爭和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曾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華中局社會部長等職。上海解放后，歷任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和副市長等職。1955年7月蒙冤入獄。1982年8月中共中央為其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有小說集《離婚》等。

 

 

潘漢年在上海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潘漢年來到上海，和葉靈鳳居住在繁華的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某幢小樓里。小樓臨街，室外馬路上喧嘩的車馬聲清晰可聞，于是他命其居室為“聽車樓”。他在聽車樓中，接待同志，研討工作，編排稿件，組織活動，真可謂風聲雨聲車馬聲，聲聲入耳；小事大事家國事，事事關心。“聽車樓”聽的是人民的車馬之聲，聽的是黨的號角之聲。

 

他也經(jīng)常在小樓中伏案寫作，緊密聯(lián)系當時的時局變化，在自己主編的《幻洲》、《現(xiàn)代小說》等刊物上，以《聽車樓隨筆》為題，發(fā)表許多文筆犀利、深入淺出的雜文。文末又常署“聽車樓”。一時“聽車樓”風靡滬上。在聽車樓里，他創(chuàng)作了不少構思別致的小說。他的小說集《離婚》，收入作品八篇，曾作為“幻洲叢書”之一，于1928年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在聽車樓中，潘漢年頂著白色恐怖，運籌帷幄，組織左翼文化運動。據(jù)有關史料披露，1929年，時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委書記的他，召集在上海的黨員作家和進步文學工作者座談，借坐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館，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新精神，要求立即停止對魯迅、茅盾的論爭和批判。而蜚聲中外的左翼作家聯(lián)盟，也是由他出面籌建起來的。據(jù)夏衍回憶，這一時期，潘漢年寫了第一篇緩和這場論爭的文章。這就是1929年10月15日發(fā)表在《現(xiàn)代小說》三卷一期上的《文藝通信》。他還針對當時文藝與政治的關系、革命文藝家應該寫哪些題材，這個爭議不休的問題現(xiàn)狀，寫道：“與其把我們沒有經(jīng)驗的生活來做普羅文學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的一切事物來做題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羅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普羅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tài)是否屬于無產(chǎn)階級來決定。” 為左翼文藝陣營廓清了迷霧，分清了是非。之后，他又在上海成立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團結和爭取了大批追求民主進步的左翼文化工作者，以革命 的“紅潮”，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展開了有力的斗爭，為粉碎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促進進步文化工作的繁榮，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可以說，潘漢年是黨在白區(qū)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重要領導者、指揮者和實踐者。對潘漢年在統(tǒng)戰(zhàn)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貢獻，毛澤東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一些場合，曾給予高度評價。

 

筆者曾寫過一首《文房頌》：“陋室卻見飄瑞氣，茅廬何以有異香？莫非府第藏珍寶？原是舍間有文房。”那么，如果一間文房再有紅色印記，存有朱紅基因，不是更值得后人深情地回望，真誠地紀念了嗎？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會員；來源：昆侖策網(wǎng)【原創(chuàng)】，本文原載《上海灘》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