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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明明 劉依:美國陷入疫情困境的體制根源
點擊:  作者:劉明明 劉依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0-08-15 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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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國政府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不力有其深刻的體制根源。美國民主體制濫用自由導致失序風險,權力分散影響治理效能,存在低效缺陷。美國民主以個人主義為基礎,使社會逐步陷入自我泥潭、公共和個人生活的隔閡逐步擴大。美國民主唯資本邏輯難以實現其所宣稱的保障人權的價值目標。美式選舉以及美國自由民主與霸權主義的共生關系決定了其難以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履行相應的國際義務。


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斗爭中形成的,它在客觀上幫助人們擺脫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壓迫和人身依附關系,促進了人的發展,推動了社會進步。但如果看不到生產資料私有制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根本制約,就可能像福山那樣,走向對自由民主制度的迷戀和崇拜,甚至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將會是“人類政體的最后形式”。

面對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沒有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其短板反而限制了政府履責的范圍和效率。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堅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在最短時間內有效控制住了疫情。揭示美國疫情防控不力與自由民主制之間的內在關系,更能彰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堅定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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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20年5月13日,在美國華盛頓的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工作人員運送患者】

 

美國民主治理體系存在低效缺陷

疫情防控中,美國擔責阻力很大程度源于其民主治理體系的低效缺陷。在西方國家追求民主與資本主義結合的過程中,出現了對自由的濫用、權力分散以及利益集團掣肘等“副產品”,使得低效問題成為美國民主政治揮之不去的弊病。

濫用自由帶來的失序風險。民主與自由被稱為資本主義國家政體的精神支柱,但實際上資本主義條件下二者的關系并非絕對協調:自由關心個人權利,而民主關心對個人和集體行為的控制。這意味著兩者存在矛盾關系并在一定條件下呈現緊張狀態。對自由的狂熱和迷戀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西方社會,導致了民主政體的無序化運作。

這種無序化在美國政治中表現突出,“譬如行政部門蔑視議會,常以‘緊急狀態’為由逃避已確立的規則和程序”;對于自由的濫用在美國普通群眾中也屢見不鮮,這在民眾抗議“居家防疫”的游行活動中可見一斑。因此,自由泛濫所帶來的失序風險威脅著治理效率。秩序是效率的前提,為提高效率提供規范保障。失去秩序理性的保障,政府防控措施便會陷入低效泥潭。

權力分散影響治理效能。民主視域中的西方政府要想獲得民主體制問題的最優解,其作用必須雙重化:一方面,限制自身權力,與市民社會權力達到最佳程度的和解;另一方面,強化自身治理運作能力,有效解決民眾的疑難問題。美國采用在縱向上對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分權,橫向上實行三權分立的做法。這雖然滿足了權力制衡的要求,但在有效治理方面卻顯得能力不足。

權力從本質上來說具有強制性,具有高效調配資源的作用,對于權力的分散劃分,無疑會降低政府處理市民社會事務的效能。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對權力的設計面臨民主分權與有效治理的兩難問題。民主政治是配置社會資源的重要力量,以分權保民主的做法必然會產生資源配置的低效缺陷。在面臨重大社會問題時,這一缺陷便會被放大。疫情期間,美國雖擁有強大的醫療體系但依舊無法提高防控效率,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利益集團掣肘影響決策。從市民生活方面來講,西方社會的公民也積極尋求政治話語權,通過各種利益集團活動影響政府決策。作為個人與政府的中介,利益集團通過游說、輿論等方式對決策者施加壓力,維護自身代表的群體利益。

客觀來講,各種利益集團的發展對擴大公民政治參與是有所助益的。但這些利益集團的主張只是一定經濟社會背景相似的小群體的利益主張。伴隨經濟社會多元化而形成的是錯綜復雜的不同利益群體,這些群體的主張難免存在沖突,甚至與社會共同利益產生矛盾,進而成為政府決策的掣肘。

因此,疫情期間不同群體的利益紛爭和游行等方式往往成為政府提升防控效率的絆腳石。為了平衡利益,政府只能在無休止的爭論和博弈中左搖右擺地進行決策,這無疑拖慢了決策和執行速度。

美國民主體制下社會聚合力不足

社會聚合力體現著一個社會協調內部沖突、動員社會成員的能力。在面臨重大危機和事件時,這種緩和沖突、凝聚合力的社會力量十分重要。但是,以個人主義觀念為價值基礎的美國民主政體存在社會聚合力不足的缺陷。

美國民主在個人主義基礎上逐步發展完善。客觀來講,美國民主的發展得益于這種追求自主性的個人主義,但也使得社會逐步陷入自我泥潭,公共和個人生活的隔閡逐步擴大。美國嘗試克服其個人主義傾向,建立社團以轉移和調和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對立。但是,個人主義對自我的強調與社團對集體的強調之間存在著價值沖突。除非有一種強大的社會融合體制,否則社團對個體的整合作用會受到極大限制。

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融合體制是不具備的。資本具有強大的流動性,受資本影響形成的社會關系便處于不穩定狀態,這種不穩定狀態影響著社團效能的發揮。個人難以承受社會不穩定結構帶來的負擔,自我的不合理訴求更會進一步沖擊社會團結的基礎。因此,民眾很難聚集力量抗擊疫情,甚至各州政府的疫情處理方式也無法擺脫個人主義的思維藩籬。相較于中國各省區市的互助合作,美國各州政府更像是爭奪醫療物資的競爭對手。

一些西方學者竭力為個人主義開脫。他們認為,中產階級能夠將個人主義與同胞普遍利益結合起來,發揮團結社會的作用。中產階級因其知識、技術力量以及數量優勢被稱為社會穩定器,他們可以將自身發展與周圍環境結合在一起,凝聚社會力量。然而,這種淺顯的視角無法透視中產階級的本質,實際上,中產階級的經濟根基才是將自身與周圍環境聯系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中產階級是“以在勞務市場出賣服務而不是以買賣資產贏得利益,從職業而不是從資產獲取直接收入”。因此,中產階級是為大資本家階級獲取資本而服務的。

作為資本的附庸,中產階級的生存狀況要受到資本流動的影響。資本從實體企業流向金融部門往往導致大量藍領技術工人失業,而世界金融體系的波動又會導致金融技術人員生存環境惡化。中產階級的命運是由資本決定的,并且隨著資本的運動而沉浮,因此無法成為社會團結穩定機制的中堅力量。

疫情期間,部分中產階級甚至需要出賣資產支付醫療費用,艱難度日的那部分中產階級更希望早日復工,對于居家隔離的封閉式做法不予支持,而那些在經濟上受疫情影響較小的中產階級則支持居家隔離。美國社會在各種利益紛爭中難以團結一心抗擊疫情,更無法得到傳統融合力量——中產階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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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白宮冠狀病毒應對工作組重要成員安東尼·福奇在2020年7月31日表示,未全面“關閉”是導致近期美國新冠病例激增的主要因素之一】


美國民主唯資本邏輯難以充分保障人權


西方民主“主權在民”的理論來源,決定了自由民主制在理論上保障人權的價值目標。但在疫情防控時,宣稱是民主政府的美國出現了名義上保護人權而實質上損害民眾利益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由于資本運行的特殊社會條件,即資本是由大資產階級掌控并且與政治緊密關聯,西方政客極易產生唯資本的邏輯。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西方政客很容易將資本需要與人民需要對立起來,導致民眾權利難以被有效保障。

美國的資本游戲與政治利益相聯系,民眾的利益往往成為二者的幌子和犧牲品。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白宮政府以“流感論”淡化病毒威脅,欺騙民眾,讓民眾繼續工作,以維持資本增值。疫情蔓延后,超負荷運轉的醫療系統難以收治數量巨大的感染者,普通民眾的生命利益只能成為犧牲品。在股票市場中,這種資本邏輯與政治利益的聯姻表現得尤為突出:

一方面,一些國會議員在公開場合淡化疫情的嚴重性,麻痹市場和股民,但私下卻根據得到的內幕信息,提前拋售股票而躲避損失。

另一方面,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美股造成的沖擊,為防止股票市場崩盤,維持金融市場穩定,美國政府采取了“無上限”的量化寬松政策。在刺激措施的提振下,與美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不斷攀高形成強烈反差的,卻是美國股市呈現反彈之勢。美國股票市場的表面繁榮既可以轉移民眾的視線,為政客連任贏得民意基礎,又可以讓資本家賺得盆滿缽滿。但是,普通民眾卻要承擔由此而引發的風險。

在新自由主義的作用下,西方政府普遍認同資本能夠在市場中獲得自由增殖的環境和條件。在資源配置上,即使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也不過是為了暫時疏通大資本流動的阻礙因素。大資本家與普通民眾的利益對立,可以在政府福利與工作環境改善的情況下暫時隱藏。這種遮掩在社會物質資源總體豐富時或可勉強維持,一旦面臨資源短缺的情況,資本主義社會的利益對立就暴露無遺。

美國疫情期間,“經濟實力強的人群往往能得到更高水平服務”就是例證。在西方政客的唯資本邏輯中,民眾擁有的勞動力只有與資本結合才是有價值的;一旦失去勞動力,就會被資本主宰下的民主制度所摒棄。因此,在疫情期間一些勞動能力退化或喪失的人,被排除在醫療救治之外就不足為奇了。

美國民主政府推卸國際責任

由于民主政體的缺陷,美國在國際關系中履行疫情防控責任的乏力感也得到充分暴露。為了贏得政治選舉和維持自身的霸權地位,美國的一些政客不惜諉過推責和污蔑他國,撕下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虛偽外衣。

美國總統選舉的各個階段都是候選人在選民中塑造聲望、進行角逐的過程。這種做法在形式上是符合西方傳統民主思想的,然而,美式選舉的弊病在于只是將選民作為工具來進行虛幻的討好,而不是將其作為真正的執政基礎來負責。民意會成為“贏者通吃”規則的犧牲品,競選者贏得選民支持數量只要少于對手就意味著喪失全部支持。于是在競選活動中鉆營選舉策略,為迎合選民、騙得支持而無所不用其極就成為普遍做法。

所以,當美國政府在應對重大社會事件中表現糟糕時,執政黨為繼續參與競選游戲,便炮制謊言、美化自身、抹黑他國,以達到愚弄選民的目的。“美國共和黨競選部門專門撰寫長達57頁的‘謊話紅皮書’,手把手教該黨競選人就疫情問題抹黑中國”就是鮮明例證。可見,美國在國際上諉過推責并非偶然,而是美式民主選舉規則的必然結果。

白宮接連“退群”、宣布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斷供”,傳達出美國霸權主義對世界單極控制的慣性渴求。自由民主的口號與霸權主義的做法似乎存在矛盾,但只要稍做分析就會發現兩者的共生關系,并發現美國因疫情防控不力而將責任不斷推諉他國的原因。

一方面,霸權主義促進了美式民主在世界的傳播。現代美國霸權主義的經濟動力依然是金融資本的擴張需求。在國際舞臺上推銷自由民主,其目的在于使其他國家能夠如美國意愿接受資本擴張,美國亦可按其意愿獨霸世界。

另一方面,美國民主思維也同樣推動自身走向霸權主義。美式民主執著地認為可以用這種思維確定國際治理秩序。美國在13個州的基礎上建立了共同的行政機構,認為在各獨立體的基礎上完全可以建立一個更高的管理體(華盛頓政府),并且由這個管理體為各州制定行為總則。這種民主政體曾在西方廣受追捧,使得美國愈加認為可以將其運用到國際上。

美國設想,各國政府保持部分獨立性,而美國作為這個世界聯邦的“華盛頓政府”為各國訂立準則。美國理想的世界秩序應當是其主導的自由民主世界,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對13州可能做到的事在更廣闊的國際領域里卻不一定能做到”。美國推行霸權需要其民主體制的支撐,但這種體制在應對疫情中表現糟糕,而中國模式則呈現出壓倒性優勢。為了繼續維護其霸權地位,一些美國政客將疫情污名化和政治化,將責任推給他人,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綜上所述,美國政府應對疫情防控的乏力感并非憑空而來,而有其深層次的制度原因。因此,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若想擺脫治理困境,還是應從維護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入手,但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框架內,這幾乎是不可破解的難題

(作者:劉明明,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天津市高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聯盟特約研究員;劉依,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前線理論圈”,原刊于《前線》雜志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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