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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漢丨新冠疫情危機后的世界：四重歷史趨勢同步加快步伐

點擊：作者：朱云漢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9-02 08:58:22

百年不遇的大封鎖

2020年4月7日，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正處于大爆發階段，一位住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老朋友趙穗生教授，在微信群里發了一則讓他很感傷的新聞：位于丹佛市中央火車站附近，見證了128年輝煌歷史的“布朗廣場酒店”（Brown Plaza Hotel），突然無預警的歇業。

《丹佛郵報》的記者很感慨地寫道，這座富麗堂皇的五星級酒店從1892年開業至今，從來沒有歇業過一天。它挺過許多歷史事件的沖擊，無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及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都不曾讓這個丹佛市民引以為傲的地標性酒店關門歇業。

無論用哪一種歷史尺度來衡量，這場百年不遇的全球流行病給社會帶來的價值選擇難題、社會壓力、心理震撼以及生計損害都是空前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速度是空前的，在短短4個月內就席卷了全球200多個國家與地區。它引發的全球金融震蕩與債務危機將超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的失業人口比例將直追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給許多國家帶來的生活秩序與生產活動的沖擊也絕不亞于兩次世界大戰，它對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經濟運行帶來致命性打擊。它讓原本人潮洶涌的芝加哥、阿姆斯特丹、迪拜、新加坡、香港等空運樞紐機場頃刻之間門可羅雀，并讓原本銜接得天衣無縫的全球供應鏈處處顯露斷鏈危機，主要經濟體連續數月處于休克狀態，全世界四成以上的人不得不遵守不同程度的禁足或隔離措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4月14日發布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把這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命名為“大封鎖”(The Great Lockdown)，與“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論，凸顯這場疫情給世界經濟帶來的沖擊是百年來所僅見。

疫情的未來發展態勢還有諸多的不確定，沒有專家可以斷言全球社會何時可以擺脫病毒的肆虐，但很多世界政治經濟問題專家已經開始迫不及待地對“后新冠病毒世界”提出各種預測。

不少國際知名的觀察家把這場疫情定位為歷史分水嶺事件，意味著新冠病毒會將人類歷史帶入一個新的時期，將帶來結構性的改變或啟動新的趨勢。值得重視的預測有四個方向。

一、對全球化前景的悲觀預測

例如，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在《外交政策》雜志的專輯上發文稱，“我們所熟悉的全球化將一去不返”，新冠肺炎疫情將是壓倒全球化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得過普利策獎的知名評論家加勒特（Laurie Garrett）預言，跨國公司將會重新評估跨國遠距供應鏈在災變下的脆弱性，它們會設法將全球供應鏈進行收斂，讓生產資源調配在空間上更緊湊，增強供應鏈抵御突發事故風險的韌性。

二、對美國國際領導地位隕落的預測

美國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劃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3月刊的《外交事務》發表關于“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的評論。他們提醒美國決策者，如果說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暴露了大英帝國的無能為力，并使其丟失了超級大國的資格的話，這次抗疫或許會成為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時刻”。如果美國不能在這場抗疫中展現政治體制的有效治理能力，并在全球抗疫行動中不再能扮演國際公共財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那么中國會填補美國留下的真空。

美國國際關系學界現實主義學派的領軍人物、哈佛大學沃爾特（Stephen Walt）教授，在《外交政策》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能力聲譽之死”的尖銳評論。他認為，美國過去享有的國際影響力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美國擁有的強大經濟與軍事復合體；二是盟國的堅定支持；三是其他國家對于美國能力的信任，相信美國在各專業領域具備世界上最稱職的能力，可以制定出最值得信賴的標準與正確的決策。但是在這場關鍵的能力檢驗上，特朗普政府卻暴露出疏忽、失職、無能與慌亂，讓美國國家權力最重要的三大支柱之一徹底崩解，難以修復。

《大西洋月刊》的主筆寫道：“病毒并沒有打碎美國，而是揭露了一個早已破碎的國家。這些問題存在已久：腐敗的精英階層，僵化的官僚體制，冷酷無情的經濟，四分五裂且心煩意亂的公眾。”目前，全世界正在目睹美國成為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牛津大學著名歐洲歷史學教授艾希(Timothy Garton Ash)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我感到極度悲傷”，這次新冠肺炎危機動搖了“美國例外主義”的基本假設。過去憑借價值觀與國力的巨大影響而成為全球領導者和世界榜樣的美國，在二戰后數十年扮演了一種特殊的角色。這次是戰后70年來第一次，在一場全球危機中沒有人尋求美國扮演領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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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重擊意大利的旅游業，圖自新華社】

三、對西方自由民主體制前景的預測

很多觀察家都預告這場疫情將導致西方民主體制的衰敗，以及西方國家將失去良好治理的話語權。他們的擔憂來自兩方面。

首先，這場災變必然大幅擴張國家的權力邊界，讓各種限制個人自由與侵犯隱私的措施趨于合理化，甚至常態化。緊急權力的擴張必然鞏固在位的強人領袖，或讓更多有強烈威權主義或民粹主義傾向的政治人物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政治土壤。

其次，在這場對政治體制的決策質量、學習與糾偏、應變與靈活、協調與統籌、執行與貫徹、調度與配置、動員與號召，以及公民政治信任最嚴酷的考驗中，西方民主體制明顯敗下陣來。因為最嚴重的疫情擴散，最慘烈的生命與財產損失，居然集中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從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到美國，無一幸免，這完全顛覆了人們的傳統認知。過去發展中國家都是將西方民主國家奉為圭臬，深信西方體制具備最佳的公共治理能力，能為公民提供最好的醫療與公共衛生保障。

西班牙前外長帕拉西奧（Ana Palacio）擔心，自由民主能否在新冠肺炎危機之后存活下來，因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隨后的長期經濟困局已經讓歐洲公民失去對本國體制的信心，而在這場大流行病之后，經濟危機必然進一步惡化，人們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懷疑必然加深，它在世界思想市場中的競爭地位也將更為脆弱。

《彭博新聞》總編輯米思偉（John Micklethwait）和《經濟學人》政治版主編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聯名發表了一篇題為“病毒應該喚醒西方”的長文，他們憂心忡忡地提醒西方政治領袖，這場大流行病顯示西方的核心機構無法履行保護公民的基本職責。他們的結論是：“西方世界毫無疑問面臨著二戰以來最大的危機。世界面臨一個巨大的地緣政治問題，即西方國家能否可以像以往那樣面對挑戰，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論和實踐，還是自欺欺人，最終讓出全球領導地位？”

四、對新自由主義步入歷史終結的預測

很多社會評論家都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將給過去40年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的棺木釘上最后一枚釘子。左翼批判學者紛紛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將新自由主義的貽害暴露無遺。為了讓資本擁有者享受短期利潤極大化，過去40年以市場的優越效率為名，將國家能力逐步掏空，在全球化旗幟下，許多國家經歷了產業空洞化，構造了一個極為脆弱的金融結構，每一次危機爆發都依賴國家出面搶救。在新自由主義發源地的美國與英國，政府對防疫與公衛體系的投資嚴重不足，公共產品屬性的新疫苗研發已淪為制藥集團的牟利工具；行政官僚體系的專業能力全面下降；大多數基層勞動者都陷入貧困邊緣，缺乏工作與收入保障，普遍欠缺承受經濟風險的能力。

在過度市場化的美國醫療體系中，以利潤為導向的醫療集團都聽命于一批擁有MBA（工商管理碩士）學歷的專業經理人（而不是資深醫學專業人士）。他們最重視的是財務報表，而不是維護病患健康或保護醫護人員。在疫情爆發高峰期，許多美國醫院的第一線醫生護士，嚴重缺乏專業防護裝備，由此導致出現極高的醫護人員感染率。

這場危機也導致資本主義體系出現有史以來最嚴峻的經濟萎縮，各種市場機制都失去功能。美聯儲為了緩和股市的極度恐慌，推出無上限的債券回購計劃，把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在短短幾個星期內擴張了四兆多美元。金融市場的正常資產定價機能全部失效，逼近零的長短期公債利率也完全失去指標意義。曾經是新保守主義陣營大將的福山，在接受法國《觀點周刊》的采訪中承認，新自由主義已死。他判斷新冠病毒危機會促使西方社會重新找尋社會保障和國家干預之間的平衡。他說，我們將回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或稱為鑲嵌自由主義），即市場經濟、對私有財產的尊重，以及通過干預手段減少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的高效國家三者并存。全球大流行病再次表明，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必要的。

應該如何來評斷上述這些對“后新冠病毒世界”的各種預測呢？客觀上來說，這場大疫情給各國經濟與社會帶來的各種短期沖擊都已經陸續浮現了，但危機究竟是否會給世界秩序帶來永久性的改變，或扭轉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呢？

任何一場大流行病的爆發都不是這種病毒天然本質（如感染途徑、傳播速度、發病率或致死率）的單純展現，而是這種流行病的天然屬性與特定社會條件的互動結果。要回答這場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會將人類歷史帶入一個新的時期，我們必須把這場“庚子年大疫”放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結構、制度與文化脈絡之中，以及放在疫情爆發前已經形成的歷史發展趨勢之中來進行分析、推敲與判斷。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歷史脈絡

從歷史對照的角度來看，盡管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后導致的感染與死亡人數規模（無論是絕對數值還是相對比例）會遠小于“西班牙大流感”，但當前的全球疫情所造成的短期社會經濟沖擊，肯定會超過一百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簡單：

首先，21世紀人類社會的人員流動，在規模、空間距離、移動頻率與速度，以及伴隨而來的頻繁人際交往與大型群聚活動，都遠遠超過20世紀初期。這不僅導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快速傳播與擴散，也讓任何對人員流動的嚴格管制措施帶來更大的社會與經濟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級全球化時代發展的高度細密的國際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應鏈，以及極為頻繁的跨境金融交易與高度復雜的所有權結構，讓世界各地群體的社會、經濟、信息與金融聯結與相互依賴程度遠高于一百年前。世界任何角落的社會運作的短暫休克，都會打亂距離遙遠的廣大群體的正常活動。武漢是全球汽車零部件的重要生產基地，武漢全面停工就會波及鄰近國家大汽車企業的裝配線；醫院使用的橡膠手套60%在馬來西亞生產，正當全球訂單快速增加時，馬來西亞政府開始實施人員移動管制，立刻導致全球供應嚴重短缺；華爾街股市暴跌之后，全球風險性資產全面崩跌，游資快速流出新興市場，拉丁美洲國家的債務危機立即浮現。

第三，在新自由主義思維的驅動下，21世紀西方發達國家的多數群體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數最小化、資源分配短期邊際效益極大化，甚至寅吃卯糧的狀況下。這種在懸崖邊緣的金融操作、生產方式、社會管理、勞動雇傭或個人財務模式，會讓任何一場突如其來的震蕩之沖擊出現數倍或數十倍的放大效果。

第四，21世紀很多社會長期信奉的價值觀與世界觀，讓多數人很難承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對自己關聯群體的生命與健康的急劇摧殘，尤其在一個信息流通極為迅速的網絡傳播時代，他們被這些震撼的消息與畫面所籠罩，無所遁逃。不同社會處境下的人群之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別，曾經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或當下生活在敘利亞、阿富汗或南蘇丹的百姓，因為飽經戰亂與天然災害，都有更高的承受能力。

相對而言，長期生活在安逸狀態下的人們，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賴政府的保護能力，他們難以接受醫院尸體成堆來不及火化的這種悲情畫面，他們更無法相信一個原來講求寵物生命權的文明社會，居然有一天會面臨必須在讓大批年長者死亡與讓經濟大衰退之間進行抉擇，甚至讓醫生不得不做出有限的呼吸機讓哪些病患優先使用這樣的生死判決。

西方發達國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體制與醫療體制應對傳染病危機的能力要遠超非西方國家，遠超發展中國家。但事與愿違，西方發達國家居然成為全球疫情集中大爆發的新震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在應對疫情第一波爆發所展現的應變、控制、協調與調度能力，以及把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增長曲線迅速而有效控制下來的客觀記錄，給西方社會精英帶來巨大的心理震撼，他們對自身的體制與文化自信、自尊與優越感遭遇到一次顛覆性的打擊。讓西方社會原本就有濃厚種族主義與排外主義傾向的政客與群眾特別焦慮與挫折的是，在對抗新冠肺炎過程中最關鍵的醫療資源，從口罩、防護服、呼吸機、制藥的原料，到測試新冠肺炎所需要的化學試劑，居然都需要大量從中國進口。

大封鎖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帶來的最大改變將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轉，各種不利于全球化的因素都會因這場疫情而變本加厲。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進動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會支持基礎嚴重流失，新自由主義意識思維指導下的超級全球化讓國家失去經濟主權，削弱政府的社會保障職能，并導致經濟整合的風險劇增與利益分配嚴重不均。西方發達國家的大量中產階級與勞工長期陷入經濟困頓，社會安全網減縮，貧富日趨兩極化，激進右翼與激進左翼反全球化政治勢力紛紛崛起。

第二，中美關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對華鷹派占據政策主導地位，加劇構筑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圍堵，加大對中國的經濟冷戰，并試圖讓世界兩大經濟體全面剝離。

第三，美國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轉向激進單邊主義，拋棄國際領導責任，擺脫所有國際規范與多邊體制的約束，對無法支持自己政治需要的多邊國際組織進行抵制、打擊或干脆退出，導致戰后自由國際秩序搖搖欲墜，開放貿易體系瀕臨崩解。

第四，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日趨嚴重，各主要經濟體的債務結構持續惡化，負債比例不斷創歷史新高。各國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機后實行無上限的量化寬松政策，只是勉強不讓資產泡沫危機全面爆發。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有增無減，美元的幣值信用問題越來越突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已經開始產生相當作用。世界貿易增長減速，跨國直接投資規模縮水，跨國金融機構收縮全球業務，跨國企業面對中美科技戰與貿易戰的風險，被迫重新評估全球產業布局，以美國市場為導向的制造業基地部分移出中國大陸，轉入東南亞、南亞與墨西哥，適合全面自動化生產的也有少量遷回美國。

很多研究機構對全球化前景提出悲觀預測，因為他們認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會助長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個趨勢可能加速進行：

一是經濟民族主義抬頭；

二是中美戰略對抗加劇；

三是全球事務群龍無首，多邊協調與合作機制加速崩解；

四是全球經濟增長動力熄火，債務危機加深，歐美經濟滑向日本式“零利率陷阱”，新興經濟體出現債務危機。

這場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強化下列趨勢：

一是強化各國社會精英更深刻地認識到人類社會禍福高度相依的事實，沒有一個國家能成為獨善其身的孤島；

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淺無能，美國政府在應對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現，以及疫情失控導致的經濟重創；

三是在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需要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機制，應該提升多邊體制功能，而非削弱國際機構，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力應對這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以及伴隨而來的全球經濟危機；

四是加速5G+物聯網、數字經濟與人工智能的發展，激發全球范圍5G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各種替代人員群聚與空間移動，依托云端與虛擬世界的經濟、社會活動將大量涌現，有效追蹤與控制病毒擴散的社會治理創新模式會加速推廣。

《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金融時報》的評論中指出，新冠病毒后世界的面貌取決于人類社會在這場危機中如何面對兩個關鍵抉擇：一個是選擇極權監控還是公民賦權，另一個是選擇民族孤立還是全球團結。如果我們走上分裂道路，各國各自為政，甚至以鄰為壑，不但會讓疫情危機更看不到盡頭，也很可能引發更大的全球災難。

逆全球化的制約因素

進一步而言，目前出現的各種悲觀預測有明顯的盲點，我們也必須正視下列因素：

第一，不宜高估國家退出全球化與區域整合這個選項的現實可行性；

第二，在與中國徹底經濟剝離這個議題上，美國社會精英并未形成統一牢固的共識；

第三，全球多邊體制的韌性能夠經受美國缺席或抵制的考驗，絕大多數國家都有支撐全球多邊體制的強烈意愿，中國與新興經濟體也愿意承擔更多責任；

第四，全球化仍擁有廣大社會支持基礎，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模式早已面臨困境，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正在為全球化挖掘新的動力與開辟新的路徑。

經濟民族主義的情緒必須面對客觀現實。絕大多數國家政府很快就會發現，本國的經濟社會常態運作根本脫離不了全球相互依存結構，閉關自守與尋求經濟上自給自足會削弱自己社會生存發展條件。歐洲國家不可能選擇去全球化，新興經濟體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仍有很高的期待。

在疫情爆發高峰期，不少國家飽受無法自行生產防疫物資之痛，也飽嘗爭奪防疫醫療用品與設備之苦，所以在疫情消退后，條件允許的國家必然會將醫療資源視為與糧食和能源一樣重要的戰略資源，建立戰略儲備，以及確保一定比例的本國自制能力。

但畢竟只有少數富裕國家有能力儲備大批的醫療資源，也只有屈指可數具備高端醫療科技與完整產業體系的大國，才有能力全方位地生產從醫用口罩、呼吸機、斷層掃描儀、病毒檢測設備、藥品原料、抗生素與疫苗，到加護病房設備等醫療產品。而且任何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與應急儲備有其極限，要有效應對像新冠肺炎這樣的急速爆發的大流行病，一定要在全球范圍建立一套應急資源互助機制，以及醫療物資緊急生產動員與跨國調配機制，一方有難八方馳援。中小型國家及落后國家更需要這個互助機制，大國必須通過這套機制集體履行對小國的救援職責，否則自身也難逃池魚之殃。從長遠來看，建立一套完整的健康與公共衛生全球互助機制勢在必行。

跨國企業全面收縮全球供應鏈的選擇也必須通過經濟合理性的檢驗。這場疫情沖擊，突顯了跨國產業供應鏈缺乏因應突發大型災變的韌性，他們必然會重新考慮如何降低遠距離供應鏈的斷鏈風險。主要工業大國也會順勢引導本國企業重新布局，從跨地域的水平分工轉向空間上更緊湊的區域垂直整合。因而有些研究機構預測，全球產業供應鏈可能重新組合為三大垂直整合體系：以美洲市場為腹地，圍繞美國為核心的供應體系；以歐洲市場為腹地，圍繞德國為核心的體系；以亞洲市場為腹地，并以中日韓為核心的體系。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報告指出，在疫情消退后，全球供應鏈布局的大移轉未必會發生，因為大規模移轉需要新的投資，跨國企業在因應經濟衰退時對大筆資本支出會更保守；更何況，中國政府展示出有能力在短時間內有效控制疫情，以及能在相當短時間內有序復工，如果新冠病毒將來反復爆發，就降低供應鏈風險而言，中國反而有比較優勢。所以合理的推測是，未來跨國企業會試圖分散供應鏈的風險，避免集中于單一國家。但是最具制造業競爭力以及產業供應體系最完整的中國，仍將在全球供應鏈占最大的分量，尤其是高附加值的產品。此外，中國自有品牌的高端制造業也將持續在世界市場上擴大份額。

美國反華派所鼓吹的全面發起對中國的經濟冷戰，讓中美經濟徹底剝離，本來就是損人不利己的選項，而且殺敵五千可能自損一萬，所以很難貫徹到底。從奧巴馬政府開始就鼓吹制造業回流美國，特朗普更高舉這個目標作為自己的當選承諾，但要落實起來非常困難。因為美國產業空心化已久，許多產業部門的供應鏈早已消失，各專業領域的技術工人都難找。許多美國跨國企業都明白，如果把生產線遷回美國，它們不但會失去中國市場，也會失去海外市場，而且還需要關稅保護或美元大幅貶值才能競爭。如果美國政府強迫許多大公司把生產線遷回美國，那么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將立即下降，通貨膨脹必然上升。對一個負債總額早已瀕臨爆表的經濟體而言，通貨膨脹導致利率上升將帶來災難性后果。

馬斯克非常清楚中國的比較優勢，所以他把特斯拉的前途押在上海的超級工廠上，這個關鍵性決定經過了新冠肺炎危機的初期考驗。作為在中國大陸最早復工的企業之一，特斯拉上海工廠2月10日起就開始全面復工。據中國工信部合格證產量數據顯示，其復工后產能已超過疫情前。等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爆發，3月下旬特斯拉在加州費利蒙（Fremont）的整車工廠被迫停產，上海工廠成為唯一能制造整車的特斯拉工廠。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于2019年1月正式動工，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完工建成，高效的項目審核與建設速度引發全球業界矚目，讓特斯拉的股價從谷底反彈。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的二期工程也已開工，規模比一期更大，預計2020年底完工。

少數更激進的反華派甚至主張全面發起金融戰，把中國逐出全球美元支付系統。與上述極端主張一樣瘋狂的是，最近少數美國政客鼓吹向中國索取天價賠償，以彌補本國在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生命與財產損失。無論美國政府以何種理由凍結中國政府與企業在美國的資產，或是切斷與中國的金融往來，就是準戰爭行為，形同發動一場相互毀滅的金融核大戰，這樣也會自毀美元霸權的長城。

此舉只會逼使中國壯士斷腕，寧可犧牲巨大經濟利益與承受金融震蕩，也要用盡全力建立人民幣貨幣圈與貿易圈。一旦美國出此下策，只會迫使中國全力推動本幣貿易結算，加速推廣人民幣數字貨幣，擴大與各國雙邊換匯規模，中國人民銀行也將不再以美元外匯儲備作為貨幣發行準備。當美國也必須用人民幣才能購買中國制造產品時，美國就很難繼續靠長期維持巨額貿易逆差來彌補國內消費透支與儲蓄不足的問題。中國不再扮演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重要支柱角色時，必然全面動搖全球財富擁有者繼續以美元資產作為價值儲存工具之信心，美元霸權的終結將加速到來。也正因為如此，華爾街金融資本一定會全力阻擋這樣的災難發生。

【2020 年 5 月 29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將終止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系，圖自新華社】

特朗普政府的激進單邊主義的確削弱了許多現存的多邊體制。但另一方面，全球氣候變暖、大流行病、保護主義，以及經濟大蕭條風暴等這些迫在眉睫的全球性危機，反而更突顯全球政策協調與多邊合作的重要性。在G20成員中，沒有國家跟隨特朗普的反時代潮流做法，美國的長期盟友也反對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從未松動他們對現有多邊體制的支持。

在2020年4月15日特朗普公開批評世界衛生組織（WHO）并宣布暫停撥付資助經費后，剛從醫院返家的英國首相約翰遜通過發言人表示，英國不會跟隨美國暫停撥款的決定，并強調世衛組織在全球對抗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隨后舉行的G7視訊峰會上，特朗普完全孤立無援，六國領袖都表達對世衛組織的堅定支持。特朗普對WHO的敵視立場也不代表美國主流外交精英或眾多專業群體：美國醫學會（AMA）公開呼吁請特朗普收回成命；比爾•蓋茨夫婦馬上宣布在原先對WHO捐贈1億美元的基礎上再追加1.5億美元；由美國流行樂壇天后“女神卡卡”（Lady Gaga）發起的全球慈善演唱會“一個世界，一起在家”，在幾個小時內為WHO設置的團結基金募集了將近1.3億美元。

其實，在過去3年里，所有國家都對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國不抱任何期待，各國都在設法如何在美國退出甚至阻撓的情況下繼續讓《巴黎協定》、伊朗核協議、世貿組織、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等持續運作。絕大多數國家的決策者都清楚地認識到，在面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威脅時是別無選擇的，必須同舟共濟。中國、德國、法國、日本等醫藥科技強國都明確支持以緊密國際合作的方式，推進新冠肺炎特效藥與疫苗的研發，而且承諾成果由全球分享。

2020年的關鍵大選

當今美國社會高度分裂，從奧巴馬上臺到特朗普執政，美國政治精英間的裂痕不斷深化。2016年大選，希拉里與特朗普給美國選民提供的路線選擇截然不同，2020年的11月大選又將是一場對美國外交政策走向以及世界政治格局會產生深遠影響的關鍵抉擇。這場大選的結果對時局的長遠影響絕不次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由于特朗普在應對新冠病毒危機上的表現荒腔走板，他能否順利連任還是問號。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爆發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已經陷入困境，全球化的紅利與風險的分配嚴重不均，全球性金融危機頻發。在發達國家，經濟開放的社會支持基礎流失，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引發社會強力反彈。過去幾年，全球化路徑與游戲規則必須修正的呼聲此起彼伏。要重建全球化的社會支持基礎，就必須讓經濟全球化服膺于包容性增長的目標，必須配合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不能讓全球化的游戲規則獨惠跨國企業、跨國金融資本或壟斷數字平臺的科技巨獸。這次新冠病毒在西方帶來如此嚴重的健康與經濟災難，除了源于西方人對亞洲人種族主義式的傲慢與偏見，而導致輕忽疫情風險外，過去30多年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貽害也暴露無遺，尤其是在疫情最嚴重的美國。

所以，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協同發展伙伴推進的經濟合作新模式與區域融合新路徑，會在疫情消退后在廣大發展中世界得到更高的認可，將為全球化注入新的融合動力，也有助于世界經濟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嚴重衰退。“一帶一路”倡議本來就是應對逆全球化挑戰與世界經濟增長趨緩的有效策略，這個策略有四個重要的抓手：

第一，中國在能力允許范圍內提供更多補充性與替代性國際公共服務產品，包括提供跨國信息、商務與金融基礎設施，創建多邊開發融資機構，以及在綠色農業、新能源、醫療衛生、智能化治理等領域的知識分享、技術支持與人才培育；

第二，是通過政府主導的“區域+1”政策協商平臺、官方投資基金的杠桿、指針性開發項目、教育與文化交流計劃等機制深化南南合作；

第三，協助發展中國家加速打造數字經濟與網絡社會，讓個體、微型企業、中小企業、社會企業等都有機會（繞過跨國企業）直接參與全球范圍的經濟分工、產銷合作或金融互助；

第四，建設跨區域甚至跨洲際的運輸、通信、能源、信息、金流與支付系統等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

這四個抓手可以幫助許多發展中國家激發潛在的經濟增長動力，讓經濟融合覆蓋更多的潛在受益群體。

在新冠肺炎疫情消退后，中國協同全球經濟伙伴開辟全球化與區域融合新路徑的積極作為，必然會遭遇來自西方國家更險惡的阻力與更惡毒的攻擊。在新冠肺炎危機爆發前，西方政客與媒體已經對“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發展模式進行各種妖魔化的指控，并不斷拋出“銳實力”、“債務陷阱”、“數字極權主義”等誣蔑性的概念。中國治理模式展現出來的相對優勢，削弱了西方國家政治精英的優越感，尤其是中國作為廣受發展中國家歡迎的新型國際公共服務產品提供者，現在又成為全球防疫援助大國，更讓西方國家咽不下這口氣。所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客與媒體必然掀起新一輪對中國的詆毀與攻訐，西方媒體與智庫也會炒作全球化“去中國化”的議題，對中國的海外合作項目以及中國企業“走出去項目”，各種妖魔化的指控必然變本加厲。

但是他們無法阻擋中國引領的全球化新路徑，因為這些新路徑并不依靠美國或西方主導的多邊機構或區域貿易協議；也不必擔心美國利用科技與網絡封鎖來阻撓，這是因為在所有關鍵領域，中國都可以提供功能相當的平行系統。但要提防美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非洲大陸制造動亂與內戰，或設法扶植親美政治勢力。其實，“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可給陷入經濟停滯的歐洲帶來各種商機，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機會之門將為歐美跨國企業、金融機構與專業人士而開。

深化南南合作的勢頭并未被疫情打亂。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20年第一季雖然中國進出口總額下降，對歐盟與美國的進出口下降幅度最為明顯，但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仍增長3.2%，對東盟的進出口增長6.1%。而且東盟第一次超過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美國已經退居第三。此外，2020年第一季中歐班列共開行了1941列，同比增長15%，有力保障了疫情時期對沿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

從比較長遠的角度來看，進入新世紀以來，人類歷史前進的腳步加速。過去認為牢不可破的結構開始全面松動，過去認為浩浩蕩蕩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出現明顯退潮與反轉，所謂百年不遇的大變局之輪廓日益清晰，全球秩序進入劇烈重組階段。有四重歷史趨勢同步出現轉折：

第一，在冷戰結束后達到頂峰的單極霸權體系開始式微，美國的權力基礎全面動搖，在各領域的支配能力下降，國際領導威信大幅衰落；

第二，曾經被譽為人類政治文明演進終點的自由民主體制走下神壇，西方代議體制治理失靈問題日益嚴峻，合法性基礎動搖，人類歷史回歸政治文明多元并舉的常態；

第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過去30多年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原則的“超級全球化”明顯失去動力，全球社會裂解與再融合力量交替涌現，更能響應包容性增長需求的，以南南合作為增長動力的新型全球化模式蓄勢待發；

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開始式微，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人類歷史進入后西方中心時代，世界經濟重心快速向亞洲轉移，新興經濟體開始全面參與國際社會規則與標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