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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謝覺哉夫人王定國:活著就要有用
【人物介紹】王定國,“延安五老”之一謝覺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的她,是目前仍然在世為數不多的長征老紅軍。她以百歲的壯麗人生,見證大國的崛起,并為偉大的時代謳歌!
如今,百歲高齡的她,腳步依然忙碌,還時常外出參加社會公益活動,作了人們認為在這個年齡不可能做到的事。新年伊始,記者來到王定國位于北京北四環附近的家中,看望并采訪了這位值得至深崇敬的百歲老人。
見到王定國老人時,她正在家中和子女打麻將。王老打牌,干凈利落,落牌之聲,清脆有力。閑時,王老愛打麻將,身邊的人說,她只要一上麻將桌,立馬精神百倍,“大殺四方”。我不禁好奇百歲老人為何有如此之好的身體和精神,王老的小兒子謝亞旭道出“秘訣”:“我們老太太是一個活在精神世界的人,她對吃穿住這些物質上的東西看得開,沒有任何要求,有時出門回家餓了,就吃包方便面,還不用水泡,就干啃。老太太常說,兩萬五千里長征都走過來了,還有什么挺不過來的。”
90多歲高齡,重走長征路
1933年12月,王定國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出任四川營山婦女獨立營營長、川陜蘇區保衛局婦女連連長,為紅軍送彈藥、清剿土匪,拿過槍、上過戰場……1935年3月,王定國調入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前進劇團,自此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路。
回憶長征路上的艱辛磨難,王老出奇地平靜,“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們文工團要做宣傳鼓動工作,行軍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遠不止2萬5千里,應該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還凍掉一個腳趾頭,“就是用手一撥,趾頭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過往的艱苦歲月,王老不愿多談,但長征在王老的記憶中永不磨滅。
“母親一直想去當年走過的地方看一看,看看革命老區,看看當年的鄉親。我們知道母親心底有重走長征路的心愿”,謝亞旭對我說,2004年,王定國91歲,恰逢紀念紅軍開始長征70周年,謝亞旭跟母親商定了重走長征路的計劃,“那段時間,母親情緒非常好,很興奮。但考慮她年事已高,不可能沿原來的線路再走一遍,我們就挑選了一些關鍵點,比如她參加紅軍的地方、入黨的地方、第一次打仗的地方……并打算用幾年的時間來完成她的心愿。”
2004年,91歲的長征老戰士,重新踏上了長征路。
王老重走長征路的第一站選在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轄的瀘定縣,紅軍長征時期著名的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戰役就在這里發生。“到達瀘定縣,我們稍作休息就走上了鐵索橋,那天的江水特別湍急,站在橋面往下看就直頭暈。但母親非常興奮,站在鐵索橋上不用人攙扶走了一個來回。站在瀘定橋上,母親把我們招呼過去,對我們說,‘長征中我走的不是這條路,但你們父親是從這條鐵索橋上過去的,當時他已經50多歲了,我這次帶你們到這里來就是讓你們感受父親他們當年的不容易’”。當時王老的三個兒子謝烈、謝云、謝亞旭陪在她身邊,一起重走長征路,“像這樣的話,母親一路上說過多次,在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政府父親當年住過的房前,母親也說過,并且要求我們做兒女的,要帶自己的孩子到這里來看看他們的爺爺,讓他們不要忘記過去、忘記歷史。”
“彈指一揮七十年,血染山河馬列堅。立新革舊非常業,星火燎原乾坤傳。七十年后又進川,心潮難平語萬千。”這是王老2006年為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而作的詩。幾十年來,她最喜歡穿的衣服是紅軍的灰軍裝、八角帽,最喜歡寫的字是“紅軍萬歲”,她還曾寫道,“70年前,我和我的戰友們為了中華民族的命運,為了子孫后代的幸福,進行了史無前例的萬里長征。雪山、草地,留下了我們的足跡;戰火硝煙中,無數英勇先烈為了理想信念而奮斗,最后成就了偉大的勝利。從紅軍長征到今天,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為了理想和信念矢志不渝地奮斗著。”
活在精神世界的人 最怕沒事干
王定國是在長征路上“邂逅”比自己大29歲的謝覺哉,后來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再度與謝老相遇,并結為革命家庭,自此一直與謝老相伴。
1971年6月15日,謝覺哉與世長辭。王定國為失去良師、戰友、丈夫而痛不欲生。1978年,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務是將謝老的遺著收集整理發表,這將是對黨的重大貢獻”的要求,王定國開始清理謝老留下的手稿、日記。她在謝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寫、出版了《謝覺哉傳》《謝覺哉書信集》《謝覺哉日記》《謝覺哉評傳》《謝覺哉文集》等多部歷史文獻,把謝覺哉一生心血的結晶奉獻給黨和國家。
整理出版了謝覺哉日記、文章、詩歌后,王定國把所有兒女都召集回來并當眾宣布:“多年來,我一直照顧你們和你們的父親,從現在開始,我要去做我應該做的事了。”在王老心目中,自己應該做的事不是為了自己這個“小家”,而是國家這個“大家”。 之后的歲月,她為國家的事業四處奔走忙碌。
1984年以來,她參與籌備成立了中國文物學會,并擔任副會長,促成了《國家文物保護法》的頒布;她倡導成立中國長城學會,并擔任副會長兼秘書長,組織有關電視臺拍攝了38集的《萬里長城》專題電視片,并暢銷海外,讓世界對中國的長城充滿向往。
在國家致力快速發展經濟的時候,王定國就已將目標投向青少年和老年人,她認為中國必然要邁進老年社會,到那時社會壓力會非常大。于是,王定國一直為創建與發展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和中國老齡工作委員會這兩個組織奔走呼號。“等到后來,國家經濟發展得差不多,回過頭想解決青少年兒童和老年人的問題時,就發現已經有兩個現成的組織機構了。”王老的高瞻遠矚著實讓兒子佩服,“她總是能想到國家將會面臨而當時又顧不上的問題,既然國家顧不上,那她就先嘗試做”,謝亞旭對記者說,“她雖是一弱女子,但卻有很強的‘江山’情懷,總覺得國家的一些事是自己應該做的,”而做事,她從不圖名圖利。
在上世紀80年代籌備長城保護協會時,她認為長城是中華民族的象征,但當時長城破壞嚴重,周邊老百姓盜掘青磚修補房屋,這讓她憂心忡忡。學會籌建之初,沒有一分錢經費,王定國就找到磚窯,拉著燒好的磚,挨家挨戶去換老百姓盜掘的長城磚。長城學會成立以后,王定國堅持“三不要”原則:不向國家要經費、要編制、要辦公場所,王定國當時在北京東城區翠明莊的家成了辦公室,工作人員日常吃飯在翠明莊附近的食堂,費用都是從王定國離休工資里扣除。
當這些組織發展起來,王定國卻選擇了淡出,把名利都讓給別人,也許她看來,與吃水比起來,打井更重要。
年齡在增長,王定國并沒有停下腳步。在兒子看來,“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最怕沒事干。”
記者采訪時,王老家中來了三撥十多人。謝亞旭告訴我這還算人少的時候,“家里人多的時候有近百人,每個屋子里都站滿了人,因我母親在法院工作過,這些人基本都是來告狀申冤的,她來者不拒”。為更好地傾聽解決大家的問題,王老還自創了一套“群眾工作法”——“只要家里來人多了,她就讓大家不要動,她來動,她挨個屋子問情況,這樣效率高而且都能顧及到。”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這就是王老的情懷,她向來不問自己該得到什么,而是總想自己該對國家做些什么。“她活著就要有用!”
時刻不忘百姓苦
(王老送的字)
在王老的家中,掛著一幅全家福,照片里父母慈愛、兒女茁壯。王老和謝老一生共養育了7名子女,其中謝飛是國內知名導演。采訪當天,記者見到謝飛,他正陪著王老打麻將。謝飛現在從創作一線退下來,專心從事影視教學工作,只要一有時間他就回來陪母親。采訪期間,他牽著王老的手散步,并一直拿手機給王老照相,雖然王老的相片很多,“但用自己手機照,留在自己記憶中”,謝飛說。
在兒子眼里,自己的母親與天下的母親是一樣的,一樣的勤勞能干、一樣的溫柔慈愛。在延安時,王定國率領的生產小組種的蔬菜、養的豬總在邊區生產展覽會上獲獎。“所以,那時毛主席總來我們家打牙祭。”謝亞旭哈哈一笑。
“后來定居北京,別人家的院子都是花園,我們家的院子是菜地。我們家光玉米每年就能收四五百斤。后來還養了一頭豬。上個世紀60年代初,自然災害嚴重時吃不上肉,我們家把豬殺了,產下100多斤肉,我們本來想把豬肉分給徐特立、董必武這些父親的好友,但父親卻說這些老同志受中央照顧,比起他們,老百姓的日子苦,于是父親就讓我們把肉分成一塊一塊,送給胡同里的鄰居。”謝亞旭難忘當時情景,“以至于現在偶遇老鄰居,他們都還記得謝家的好。”
謝老和王老夫婦身體力行教育自己的兒女。如今謝家子女在各自崗位都出類拔萃。謝家最大的女兒謝宏是共和國最早一批常駐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建國初,因外事工作繁忙,不幸罹患癌癥,英年早逝。“母親言傳身教告訴我們怎么做人,在學習上她從來不約束我們,學習是為自己,工作要自己找,在這方面,她不會為我們說一句話。我們謝家現在這么多人,從沒紅過臉,一家人很和睦。”
從領悟“只有共產黨才可以救婦女”,到“只有跟共產黨才能取得勝利”,再到“相信共產黨,才能沖破一切困難”,進而牢記“共產主義事業是終身的奮斗目標”,王定國以自己的行動踐行共產主義信仰,在采訪中,記者深刻體悟到,這樣一位有80多年黨齡的共產黨員不正是“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這一真理的真實映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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