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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里，珍藏著一份“北大月刊”，在這份95年前的月刊上刊登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立啟事。研究會由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組織發(fā)起，成員有鄧中夏、高君宇、劉仁靜、何孟雄、朱務善、羅章龍等19人，他們中有14名成為建黨初期的共產黨員。馬克思學說的思想魅力，把這些年輕的先驅者凝聚在一起。他們一起閱讀馬克思，學習馬克思，在讀懂馬克思中找到救國圖存的道路。

2014年五四青年節(jié)，習近平總書記到北大考察，在看到這份啟事時，感慨說道：“追根溯源，看來源頭在這里啊！”

李大釗是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1920年3月31日，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聚集了一批進步青年知識分子，擴大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影響，為黨的成立定下雛形。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專門撥了房間作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室，他們親切稱這個小屋為“亢慕義齋”，“亢慕義”取義于“共產主義”的德文音譯。在亢慕義齋里，李大釗組織有志于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青年，搜集整理和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著作。要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首先必須做一個馬克思的讀者。他們時而伏案研讀，時而走進群眾進行宣講。聚攏在一起的火種發(fā)出金色的光芒，照亮勞苦人民的心田。

青年毛澤東對于馬克思學說的接觸與學會有極大的影響。毛澤東曾回憶說道：“我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的時候，在李大釗手下，很快地發(fā)展，走到馬克思主義的路上。看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直至今日，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依然能夠看到蓋著“亢慕義齋”印章的共產主義文獻。“亢慕義齋”，這個名字，把博大精神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中國文明典雅簡潔地結合在一起，“紅樓雪晴讀書窗”，思之令人神往。

時值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95周年之際，我萌生了一個想法，尋訪“亢慕義齋”的舊址。根據羅章龍等人的回憶，“亢慕義齋”位于景山東街2號，齋室內墻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像的兩邊貼有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jiān)獄，南方兼有北方強”。帶著對那段崢嶸歷史的向往和崇敬，我們來到景山東街，筆直的馬路綠樹成蔭，兩側是整齊的民居。經過歲月的洗禮，“亢慕義齋”不見任何痕跡，彼時的郎朗讀書聲已掩藏進老百姓鍋碗瓢盆的生活中，我們也只能對著這灰磚瓦紅窗欞遐想當年第一批共產主義者在這里的意氣風發(fā)的身影。

亢慕義齋舊址

沒有找到“亢慕義齋”的“一鱗半爪”，帶著未盡興的心情，我走進位于石駙馬后宅胡同的李大釗故居。這里既是李大釗和家人的居所，也是他組織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場所，在這里居住時，是李大釗人生事業(yè)的一個黃金時期，也是他異常忙碌的時期，這里見證了“亢慕義齋”的成立和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故居里的擺設極為樸素，僅有幾件簡單的家具。

1918年，時任北大經濟系和歷史系教授的李大釗回鄉(xiāng)省親，一位親戚見他穿著簡樸，李大釗的女兒更是穿得土里土氣，就問李大釗，“你在北京到底是干啥啊？”李大釗說“點種”。這位親戚不解，“鄉(xiāng)下人點種，你個大學教授點什么種啊？”1916年從國外留學回來的他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中，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名主將。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極大的鼓舞和啟發(fā)了李大釗，并確立共產主義信念，認為只有這一真理才能夠救中國。他發(fā)表了大量宣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成為共產主義的先驅。

北京的李大釗故居

1919年，李大釗接過歷史的接力棒，公開闡明“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時年三十整。馬克思主義閃耀著真理的光芒，更洋溢著青春的激情。馬克思在寫作《共產黨宣言》時也只有三十歲。1920年初，李大釗和陳獨秀在北京和上海分別活動籌建中國共產黨，史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陳獨秀寫信詢問黨名是否稱“社會黨”，李大釗回信一錘定音就叫“共產黨”。李大釗點的這個種就是共產主義火種。“人道的鐘聲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理想信念和踐行信仰的行動是統一的，他的所作所為完全熔鑄在自己的信仰中。

當時，李大釗在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并兼任經濟系歷史系教授，每月能到200-240多銀元的收入，按當時的物價，兩元即可買25公斤面粉。毛澤東曾說過：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這段時間，每月有8元的工資，解決了生活問題。按照李大釗的收入，他完全可以過富裕生活的。但他的收入不用來置辦家業(yè)，更不講究吃穿。李大釗的學生張爾巖回憶：“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車，中午不回家吃飯時，自帶干糧，有時是一張大餅，有時是兩個饅頭或窩頭，就點小菜和白開水下肚。他不吸煙，很少喝酒。我對此很不理解，建議他多注意營養(yǎng)。”甚至于，他的夫人趙紉蘭無法處理買米買菜度日的最低開支，直到校長蔡元培知道此事，親自告訴學校會計，每月都要直接給夫人趙紉蘭送去一部分李大釗的月薪，好用來安排全家度日之用。那么，李大釗的收入都用在哪里了？根據考證，他把一多半薪金交黨費，用來維持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日常活動，購買共產主義文獻。截止到1922年4月，已有英文書籍數百冊，報刊上百種，設有英、德、法三個翻譯組，出版了中文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等。還有一部分收入用來資助學生，李大釗還經常到工人中宣講共產主義，給工人買糖果茶葉。這樣算下來，留下來給自己的就微乎其微。

李大釗在《犧牲》一文中寫道：“人生的目的，在發(fā)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fā)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fā)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曾通知李大釗等人去武漢成立中央分局。李大釗回答說：“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給誰做？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1927年４月６日，奉系軍閥張作霖進入北京后，對共產黨員進行抓捕，李大釗被捕后，社會各界人士曾設法營救李大釗。李大釗在獄中寫就《獄中自述》。他寫道：“釗自束發(fā)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yè)，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在獄中，敵人對他施以酷刑，企圖獲取更多黨組織的信息。用竹簽釘進他的指甲縫，最后竟剝去他的指甲。李大釗從容地說“大丈夫生于世間，寧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當車，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氣節(jié)。”隨后，蔣介石密電張作霖立即處決李大釗。面對死亡，李大釗從容鎮(zhèn)定，他拖著被酷刑折磨的身體走向刑場。站在絞刑架前，他挺直身軀發(fā)表了最后一次演說：“你們不能因為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我們已經培養(yǎng)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花的種子，撤遍各地，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大義凜然，第一個走上絞架，張作霖使用從德國買來的絞刑架，采用“三絞法”，歷時長達28分鐘，將李大釗絞殺，犧牲時不滿38周歲。在隨后的日子，我們的黨正如大釗同志所斷言的那樣，從建黨初期的50名黨員發(fā)展到今天8600萬黨員規(guī)模的世界第一大政黨，并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時期，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世人矚目的成績。縱觀李大釗的一生，他生活拮據，沒有任何物質享受，甚至在人生最后時刻受盡折磨，但我們能說他的一生是不幸的嘛？！

馬克思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指出，“真正的真理和正義至今還沒有統治世界，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們正確地認識，所缺少的只是個別的天才人物，現在這種天才人物已經出現而且已經認識了真理。這種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500年的迷誤、斗爭和痛苦。”每個時代，不乏這樣的天才，正是這種天才成就了不同時代的傳奇，為大多數的幸福而舍棄自己的利益。這種天才不是從降生就注定其天才的身份，他們與常人共享一樣的身體結構，不同的是他們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本質就是理想信念。

李大釗用一生都在捍衛(wèi)自己的信仰，也正是因為有無數像李大釗一樣的革命先烈，他們認定了共產主義能夠實現全人類的幸福。為了這個信仰，他們英勇無畏，勇于獻身，才成就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

離開李大釗故居的時候，正值傍晚，在李大釗故居不遠處是北京繁華的西單商業(yè)圈，霓虹閃爍，人流如織。在物質極大豐富的當下，信仰似乎成為稀缺品，“不信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錢”的人比比皆是，不用說甘為信仰而獻身，就是為信仰堅守也難做到。人們比的是金錢多少，比的是職位高低，卻很少有比比信仰的。幸福產生于人們對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而信仰表征著對美好事物和崇高價值的追求。當我們覺得信仰可以有可無，甚至為了物質而丟棄信仰時，也這正是我們背離幸福時。所以，做一個幸福的人，從做一個有信仰的人開始。

（來源：紅色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