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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問，為什有人討厭孔子？

答：

我并不討厭孔子。一個死去兩千年的老人，與我有什么關系？

但是，我反對過分拔高、宣揚孔子的思想。

回答這個問題，應該看看孔子思想的來源和五四運動的歷史。

孔子的出生地魯國，原先是周公的封地。

周公輔成王，是很有名的歷史典故。周公時代，武王趁紂王主力出征東夷，國內空虛，伐紂成功，干了一把蛇吞象。

奪權之后，武王很快去世。怎么控制商紂故地，這是武王沒來得及解決的問題。

周公大搞分封，商民遷徙分散，姬姓遍及天下，封地犬牙交錯，通過聯姻加強與異性貴族的聯系，建立了家天下的格局。

通過大宗、小宗等家族制度，建立了以周天子為金字塔尖的樹狀社會結構，周天子——諸侯——貴族——平民，統治階級內部逐層存在血緣關系。

這種樹狀結構之中，天子高于諸侯，諸侯高于貴族，貴族高于平民。一些人高另一些人一等，彼此之間等級森嚴，上級對下級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

然后，周公在血緣的基礎上建立禮樂制度，層層控制，這是封建宗法的雛形。

周朝末期，諸侯之間血緣關系不斷疏遠，商地舊民造反的威脅性下降，周天子直接控制的領土萎縮，周天子軍事實力下降，諸侯之間靠實力說話彼此吞并，禮樂制度自然土崩瓦解。

孔子生活在禮樂崩壞的時代。他認為，只要恢復禮樂制度，就能天下太平。他完全看不到，諸侯之間血緣疏遠、商民威脅下降是因，諸侯之間彼此吞并、社會動蕩、禮樂崩壞是果。希望本末倒置解決問題。

再次強調，法律也好，社會行為規范也好，不是法律規范社會行為，而是法律和社會行為規范反映社會現狀。如果法律和社會行為規范與社會現狀相沖突，被修正甚至被廢掉的不是社會現狀，而是法律。那時，法律如果沒有被公開廢止，也是一紙空文。禮樂就是這樣。社會現狀已經改變，禮樂自然崩壞。

孔子希望以一紙空文改變社會，自然是在做無用功。所以，他活著的時候，沒人重用他。劉邦在打天下的時候，也是極度看不起儒生，曾經把他們的帽子當尿盆。

孔子死后，隨著秦統一天下，劉邦消滅項羽，中國從分封制開始進入官僚制。秦朝實踐證明，單純依靠法家建立的官僚制，并不穩定，還需要封建血緣關系作為補充。一方面為了避免官僚集團在關鍵時刻集體反水，需要家天下維持穩定，另一方面是僅僅編戶齊民、搞同坐、鼓勵鄰里告發還不夠，還需要通過家天下的模式，把觸角伸向基層。家天下內部，不適用法律，于是，開始強調封建宗法。

至此，儒家咸魚翻身。先是劉邦啟用叔孫通制訂禮樂，后是漢武帝不擇手段消滅諸侯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來經過若干代完善，宗法制度成為封建制度下，重要的統治手段。家族之外，有刑律；家族內部，有宗法；全國服從皇帝。法律管不到的地方，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君主對臣民，大宗對小宗，長輩對晚輩，有強有力的控制權。

儒家思想，就是這些封建宗法的理論依據，為其提供理論合法性。儒家思想存在嚴格的等級性，上級對下級有不能質疑的絕對權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不死，不亡，就是不忠，不孝。

需要注意的是，孝不僅僅包括孝敬自己的父母，也包括孝敬本族的老人，以及尊老，尊重三老，族長。家族是封建王朝的基層組織，三老和族長是封建王朝的基層觸角。族長和多數家族成員的血緣關系可能已經很疏遠了，但是仍然有權代表家族決策，仲裁家族內部紛爭，控制家族公共資產，指導規范家族成員行為，舉報家族內部不法分子，宣傳教化落實封建王朝的重要精神……所以，仍然對家族成員有絕對控制權。比如，雖然趙太爺質疑阿桂的姓氏，但是實際上對阿桂有極強的控制力。趙太爺對阿桂的控制，源于封建宗法制度，合法性依據來自儒家思想。

而孔子思想，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孔子的思想源于周公創立的家天下，族長管理家族的管理制度。這種制度之中，族長與家族成員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是不對等的。族長（鄉賢）管理基層，統治者給族長（鄉賢）撐腰。當然，族長（鄉賢）在管理過程中，必然夾雜大量私貨，順手薅羊毛。支付代價的是倒霉的被管理者。當然，這也是統治者對族長（鄉賢）的酬勞。

事實上，也正是因為孔子理論之中，權利和義務不對等，所以才能為以家族為基礎的層級管理提供合法性。以孔子的思想為基礎，很容易推導出皇權至上。所以，孔子的思想非常適合為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的管理制度提供合法性。每個封建帝王，只要不太傻，基本都能看到這一點。

反過來，如果人人生而平等（至少表面如此），那么族長憑什么管理家族成員，皇帝憑什么做皇帝？

這套思想及其支持的統治技術很適合封建中國，所以，不斷修補完善，增強合法性，增加實施細則。從周公設立的等級制度、孔子思想、儒家思想，到最后進化出來的孔教，封建統治的意識形態工具日臻完善，用了兩千多年。

但是這套社會管理模式和理論體系，在工業化時代就不好使了。

所謂，有孔教則無德先生。不論腐朽墮落反動萬惡資本主義民主還是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都無法和孔教共存。

這不是說腐朽墮落反動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是真民主，真正實現了人人平等民眾共同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而是說如果有孔教存在，連腐朽墮落反動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都不會存在。

所以，袁世凱要搞封建復辟，要登基，要當皇帝，首先要祭孔。反過來，袁世凱一祭孔，馬上引起國父的警惕。這不是國父神經過敏，事實證明，不久之后袁世凱就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復辟帝制。

說到這里，為什么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高呼打到孔家店，反對孔教支持德先生，就不用再贅言了。

考慮到袁世凱登基、張勛復辟，五四運動反對孔教，要求德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避免封建復辟。更重要的是為了粉碎大地主、封建官僚等殘存封建勢力等保守勢力，繼續統治社會的合法性。當然，青年學生反對孔教除了國家進步等原因之外，還有切身利益——家里的父母對他們有極強的控制力，在諸多問題上，他們沒有自由，尤其是愛情和婚姻。我在《道德、婚姻、性交易與中國革命》之中，分析過這一點。

我們現在感覺不到孔教對我們的威脅，封建宗法制度的殘酷，對人身自由的壓抑和束縛，恰恰是因為當年投身五四運動的學生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推翻了孔教在中國意識形態之中的統治地位，剝奪以孔教為基礎的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統治的合法性。

一般來說，孔子的思想，作為歷史上的統治思想之一，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之中，有其存在的歷史必然性，不必妖魔化。但是，如果某些人在今天的社會生產關系條件下，過分拔高、宣揚孔子思想等適合封建等級社會統治的思想（或者其他打著傳統文化幌子的思想，比如女德、比如弟子規、比如新儒家），甚至宣揚用尊孔替代德先生，那別人自然要懷疑他宣揚這些為等級制度提供合法性的思想的目的，警惕他的葫蘆里準備賣什么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