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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青春：字節跳動終于雙休了

點擊：  作者：黃青春    來源：科技雜談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7-11 10:46:29

 

大小周能在大小互聯網公司沿用至今，其實是一種公司與員工“雙向選擇”的結果。

 

字節跳動終于雙休了。

 

7月9日晚間，據新浪科技報道，字節跳動正式宣布 “公司將于2021年8月1日起取消隔周周日工作的安排，請大家做好相應調整，8月開始有需求的團隊和個人，可以通過系統提交加班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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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廠“慢”下來了

 

今年6月起，互聯網大廠突然默契的開始討論起取消大小周（上六天班為單休大周，上五天班為雙休小周）的問題——先是騰訊光子工作室提出取消大小周；接著，快手第一個跳出來宣布7月起正式取消大小周。

 

 

 

當時字節跳動因為一份調研左右為難——字節跳動CEO梁汝波公布了關于“大小周取消”的調研結果，1/3的員工支持，1/3的員工反對，甚至有新員工表示，“取消小周，每年損失10萬。”

 

 

 

可能有人會問，既然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為什么不把單雙休的選擇權交給員工？問題是大廠員工分工高度精細化，早被馴化成一顆顆螺絲釘，一旦某個項目有人加班必然會關聯到其他人正在推動的工作，所以只能一個部門加班或者不加班。

 

塔門在《誰動了年輕人的周末》中提到，“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今人們越來越能意識到自己正在被異化。一方面，人們能夠認識到個人對于龐大的資本機器而言僅僅是一個螺絲釘；另一方面，對工作系統的反抗是不現實的。”

 

否則，字節跳動CEO梁汝波也不會在是否取消大小周問題上搖擺，并在內部進行調研。因為即便取消大小周也不會讓工作總量減少，對很多人而言不過是換個地方加班。

 

另外，知乎答主@Kevin Zhang針對“互聯網加班文化”給出過一個十分有趣的視角，“一個女人生孩子需要懷胎十月，但是十個女人也不能一個月生出來”。

 

要知道，字節跳動自2012年成立起就一直保持著大小周的工作傳統，以此每年擠出近20個額外工作日——外界一度將其歸結為字節跳動得以快速擴張的核心原因。

 

說實話，字節跳動高歌猛進的這幾年，公司陷在一種快速生產——高速增長——快速生產的死循環中，這必然會給員工帶來高負荷、長時間的工作承壓，以確保高效的執行力。

 

 

 

而且，大小周能在大小互聯網公司沿用至今，其實是一種公司與員工“雙向選擇”的結果。

 

一位前字節跳動人力資源部門員工告訴《財經》記者，有跳槽來字節意向的人員中，介意加班的只有不到10%，更多人忽略加班要求，更看重字節的工作經歷以及高于行業均值的薪酬。

 

毫不夸張的說，字節員工兩個大周趕上五一長假，一個月房租都掙回來了。畢竟，相比節假日，當代年輕人更缺錢。

 

比如，2020年3月，江西省、浙江省和甘肅省隴南市三地相繼發布通知，鼓勵推行2.5天假日制。結果再無下文，當地企業該加班照樣加班。

 

 

 

而且，很多大廠通過 “圈養”，最大限度緩和著員工的抵觸。拿字節跳動舉例，一位此前曾在大廠任職的資深HR對虎嗅說道：

 

“營養豐富的三餐，下午茶、零食不限量供應，基礎娛樂設施配套齊全，10點后下班還報銷打車費，單身年輕人在這樣的職場環境只要安心加班掙錢就行了，換做其他公司這些破事兒誰給你兜啊？說句不好聽的，一群進不來大廠、渾渾噩噩混日子的人為目標清晰的大廠年輕人操心。”

 

況且，大多數求職者早在面試時，就已經在心底反復權衡過利弊。說的殘酷點——想要“活少”就不要貪戀高薪，選擇高薪就不要奢望不加班。

 

 

 

難怪有人在微博上嘲諷：

 

“經濟學家凱恩斯1930年大蕭條時曾預測，2030年每人每周只需工作15小時就能過上不錯的生活，然而2021年很多人每周加班的時間都不止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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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大小周是一場雙贏嗎？

 

前些年，各大社交平臺流傳最廣泛的其實是華為的狼性文化——早在十年前，華為就曾整出來《奮斗者申請協議》，要求員工自愿放棄帶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費。

 

華為以一己之力帶火了狼性管理和加班文化后，大廠加班制度逐漸成為諸多中小企業為員工畫餅的案例素材——隨手一搜，2020年7月就有諸如“北京一互聯網公司被曝工位旁支帳篷”、“某互聯網公司掛出‘不畏加班、不念下班’標語”這樣的新聞。

 

很多企業的毛病在于，給不起加班費卻試圖通過“上價值、盯考勤”的強制手段脅迫員工加班，這類企業你和它談工資，它和你談加班；你和它談加班，它開始跟你談效率。

 

 

 

說實話，并非所有企業都適合推行加班文化。

 

在傳統行業，比如富士康，有訂單這種極大確定性的任務時才會要求工人加班，畢竟多組裝一臺手機就有一份錢；反觀互聯網企業，很多社畜加班情況則完全不同——一些小公司左突右奔，不過是為了跑通業務的盈利模型，進而拴住更多投資人；而諸如BAT這樣的大廠，則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損耗在“部門墻”以及眼花繚亂的會議匯報上。

 

誠如某大廠員工對虎嗅吐槽的那樣，“當員工以搶到會議室作為一天工作的最高成就時，你很難不去思考組織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加班反而變成了互聯網企業做大之后的“副作用”。也就是說，此前互聯網企業確實在顛覆傳統企業模式，并培養出了更高效的組織，但是如今部分大廠組織架構復雜、人員冗余，這幫人效率低不說，人力成本還“賊貴”。

 

這其實能理解，大廠快速擴張時會把任務分解到每個部門變成具體的KPI、OKR，不僅工作量，壓力也會從高往低層層累加，結果公司給員工說“我給你錢，你每天精神飽滿工作10小時”，先不說合不合理，問題是這現實嗎？

 

所以，形式主義加班成為每個大廠員工必須精進的一門課程（俗稱“摸魚”），并以此和公司斗智斗勇，相愛相殺，達成某種平衡。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互聯網企業逐漸滋生出一種非常冷血的“潛規則”，就是互聯網人的“35歲困境”，很多人就因為年齡這個坎被老東家無情淘汰——反正對公司而言，既要“年輕”的頭腦，也要年輕的身體。

 

況且，大廠取消大小周，員工工作壓力就會減少嗎？

 

日本在上世紀60~80年代也是加班文化盛行，年輕人頻頻爆出過勞死事件。為此，日本政府專門出臺《勞動方式改革關聯法》，試圖威懾企業主。

 

結果，計劃實施兩個月后，某家連鎖咖啡店統計數據顯示，下午6點以后光顧咖啡廳的人數明顯增多，就為在店內完成剩余的工作。

 

 

 

或許，正如《相約星期二》里老教授臨終前的感悟：

 

“他們生活得太匆忙了，他們沒有找到生活的意義所在，所以在忙著尋找，他們得到了新的車子、新的房子、新的工作。但過后他們發現這些東西同樣是空的，于是又重新奔忙起來。”

 

文章來源于虎嗅APP ，作者黃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