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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讀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看后評價：我覺得這本書寫得不好

點擊：作者：漫步史書來源：今日頭條發布時間:2021-07-11 10:27:30

愛新覺羅·溥儀

前言

晚清時期的中國積貧積弱，飽受西方列強的欺凌與壓迫，也正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社會中不斷地涌現出一些有識之士，他們迫切尋找拯救中國命運的辦法，歷經百年的時間，最終才換來了新中國的成立，從此中國擺脫了欺凌壓迫，真正走向了獨立自主且富強。

新時代的人有新的生活，而舊時代的人也要努力跟上新時代的發展，只是對于溥儀而言，這似乎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鴻溝，畢竟曾經作為皇帝，想要適應在新時代下的生活，恐怕不是那么的容易。

溥儀生于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1908年冬（即光緒三十四年冬），一個決定了中國半個多世紀的老太太將年僅3歲的溥儀捧上了龍椅。自此開始，溥儀一生便背負上了沉重的包袱，這個包袱不是他想要背的，而是別人讓他背的。而這個沉重的包袱，溥儀背了大半輩子，一直到1959年12月4日這一天，才徹底的放了下來。

末代皇帝的一生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在東北的關東軍一觸即潰，而被日偽扶持起來的偽滿洲國也于一夕之間垮臺。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儀也頒布了《退位詔書》，并準備到沈陽東塔機場坐飛機前往日本，被蘇聯軍隊抓獲，隨即被關入監獄之中。

年輕時候的溥儀

在被蘇聯關押的3年多時間里面，溥儀受到了蘇聯的格外關照，甚至幾次表示要求加入蘇聯共產黨，并希望能留在蘇聯。有推測表明，溥儀一系列的行為很有可能是害怕日后被追究責任。1946年8月10日，溥儀作為證人出席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并聲稱：自己在偽滿洲國任皇帝期間，完全為日本當局所擺布，沒有身為國家元首的一切權利和尊嚴。不過溥儀后來也承認自己在出庭作證時，因為害怕被追究責任，作證時將部分責任推卸給日方，有關這一點一直到1950年溥儀被引渡回中國以后，才承認了這一點。

1950年8月1日溥儀與偽滿洲國263名戰犯由蘇聯在綏芬河移交給中國，后來被送往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溥儀的囚犯編號為981。

偽滿洲國時期溥儀

根據當時人的回憶，溥儀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時“頭戴黑禮帽，身著黑西服，一手持文明杖，一手挎件風衣，隨身攜帶一個黑皮箱，后面跟著一幫隨從“，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員認為，想要徹底改造溥儀的思想，就必須將他與家人、侍從分開才行。不過即便如此溥儀最初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仍受到了特別的優待，給他的安排也只是相對簡單的勞動。

溥儀離開了侍從與家人以后，一開始表現出很大的不適應，他不會系鞋帶、不會扣扣子、也不會疊被子，日常生活基本上存在問題。后來在周圍人幫助下，才慢慢適應了這些簡單的事情，并能從事相對簡單一些的工作，有時候還能幫助醫生簡單的量一下血壓，只是有一件事兒溥儀難以忍受，就是值日的時候倒馬桶，溥儀認為這件事兒“上辱祖宗，下羞子侄”。

偽滿洲國時期溥儀

不過經過思想教育，溥儀對社會的認識提升非常快，撫順戰犯管理所還讓他參加了“日本戰犯的認罪和檢舉大會”，溥儀這才第一次認識到了，原來自己當初所依靠的“皇軍勇士”，盡都是一些兇惡殘暴的野獸。

1956年溥儀出席了沈陽最高人民軍事法庭，作為證人對日本戰犯進行控訴，溥儀稱：“這是平生第一次真正為祖國人民服務的最光榮的事。”

1959年12月4日，撫順戰犯管理所大禮堂召開特赦大會，會上會宣布這次特赦人員的名單，溥儀一開始幾乎不抱有任何希望，他覺得“有誰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惡嚴重，論表現我也不比別人強。我還不夠特赦條件。”

可隨著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劉春生宣布特赦名單的時候，溥儀的名字是排在第一個，就連溥儀自己也沒有想到，自己今生還會有特赦的一天，當聽到自己名字的時候，溥儀先是楞了一下，然后才站起身，緩緩走到前臺，雙手接過那份“赦字001號”的通知書，溥儀緩緩的鞠了一躬，等他回過頭時，人們才發現，溥儀早已經淚流滿面。

1959年12月4日，溥儀雙手顫抖接過特赦通知書

毛主席的關注

溥儀之所以能第一批被特赦，除了在管理所表現良好外，還和毛主席的關照有很大原因。

1955年7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邀請了一個特殊的代表：愛新覺羅·載濤。

載濤是清朝宗室，輩分很高，其實從名字上就能看出來。載濤是清宣宗旻寧的孫子，醇賢親王愛新覺羅·奕譞第七子，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異母弟，清宣統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叔叔。

愛新覺羅·載濤（1887-1970）

雖然是作為宗室子弟，可載濤身上并沒有晚清貴族身上所有的好逸惡勞等惡劣行徑，相反的是作為宗室子弟，載濤是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曾在法國留學學習騎兵戰術，作為清朝代表考察歐洲等國，可即便如此以當時晚清政府的頹勢，載濤無力挽救，民國時期載濤還曾受邀出任禁衛軍司令、國難會議會員。值得一提的是載濤曾拒絕到偽滿洲國出任偽職，這份民族氣節讓人十分欽佩，建國后載濤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部馬政局顧問，歷任總后勤部民政局顧問、國家民委委員、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員。

新中國成立以后，載濤作為清朝之中活著的、輩分最高的宗室子弟，也因為品性優良，在宗族之中威望也很高，因而受邀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毛主席接見載濤

也就是在休息的間隙，周總理將載濤引見給了毛主席。毛主席親切地詢問了他的生活狀況以后，話鋒一轉問道：“你與溥儀還有來往嗎？”

載濤很顯然沒有想到毛主席會這樣問，一時之間有些局促不安，當即回答：“他是戰犯，我怎么可能和他來往呢？”

毛主席笑了笑繼續說道：“我們消滅的是整個剝削階級，而不是哪個人。你們家族要關心他、幫助他，共同使他改造成新人。聽說溥儀學習得不錯，你可以去看看他。“

載濤這才明白，這一次主席和他見面，是要賦予他任務。沒過多久，北京市人民政府專門派人趕到了載濤的住所，讓他去看望一下他的侄子溥儀。

1956年3月10日，載濤帶著部分宗族子弟看望溥儀，由于時間倉促，撫順戰犯管理所事先也來不及告訴溥儀，直到見面以后才確認是誰，雖然已經時隔多年沒見，但溥儀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七叔”，溥儀忍不住抱住載濤大哭起來。

改造時期的溥儀

事實上這次會面，對溥儀的影響也很大，特別是黨中央對他的關懷，也讓他十分感動，對于改造也不再那么的抗拒。

對于溥儀這樣的人進行改造，也是新中國建立以后比較關注的大事，對于這些出生在舊時代，思想觀念也較為局限的人，如何改造他們對社會的認識以及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指出：“我們連被俘虜的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都不殺。不是他們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不殺頭，還給他們飯吃。對于這些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他們留一條生活出路，使他們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其中又指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也因為黨中央的關心，溥儀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后來在管理所潛心創作自傳《我的前半生》。

改造期間溥儀在縫襪子

毛主席看《我的前半生》

1959年12月4日，溥儀被特赦后，先是在妹妹家里住了幾個月，后來在政府的安排下到了一家旅館住下。

對于這部分被特赦的人如何安排，黨中央也是費了一番功夫，尤其是身份較為特殊的溥儀，一開始溥儀考慮，自己稍微懂點醫術，能否安排到醫院工作，但溥儀畢竟不是專業的醫生，因而這一要求被拒絕，后來又有人提議，讓溥儀到故宮工作，畢竟他對那里也非常熟悉，可周總理再三衡量，還是放棄了這個打算，畢竟溥儀身份太特殊，安排到故宮工作，一旦引起周圍人的圍觀，很容易出現安全事故，后來決定安排溥儀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園報到。

溥儀在植物園工作時的場景

1960年2月16日，溥儀帶著北京民政局開的介紹信到植物園報到，每天的工作就是給花澆澆水，慢慢的又被安排到了觀察溫室和繁殖溫室。

對特赦人員安排工作，相關的安排政策其實是到1961年以后才落實的，考慮到這部分特赦的人員大多數都經歷過中國近代的發展，因此周總理決定在全國以及各個地方政協下屬機構設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61年3月，溥儀調全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

不過要說起來，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時候，就曾寫下過一本有關自己前半生的經歷，特赦以后溥儀就曾將這件事兒告訴過周總理。周總理對此很感興趣，并對草稿進行細致的閱讀后，留下了很多建議，后來這份草稿還被送到了毛主席桌案前，只是毛主席讀了這本書以后，卻有不同的看法。

溥儀在文史工作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

1963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會見阿爾巴尼亞來賓時，還專門提到了對溥儀《我的前半生》的看法：“我覺得書寫得不怎么好，溥儀本人將自己說得太壞，把責任都推到自己身上，其實這是舊社會制度下的一種合理情況。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下，出現這樣一位皇帝也是理所當然合理的。”

其實毛主席對《我的前半生》的評價是十分中肯的，因為早在一開始，《我的前半生》就是一本悔罪性質的書。

1954年撫順戰犯管理所開展了戰犯大坦白、大檢討運動，其中提到了要求戰犯們拿起筆，通過梳理歷史，總結過去來反省自己的罪惡。杜聿明最早寫下了自己的材料，并取名叫做《我的罪惡的前半生》，大家都覺得這個題目非常合用，于是紛紛拿來使用。

自1954年開始，溥儀就開始撰寫《我的前半生》，溥儀的弟弟溥杰回憶稱：“（這本書由）大哥口述，由我執筆，從家世、出身到他三歲登基，一直寫到一九五七年，其中也插進一些我的經歷，總共寫了四十五萬字。這份材料，只能說是一份自傳性的自我檢查，不像是書。”

《我的前半生》手稿

在溥杰以及一些偽滿大臣的幫助下，到1957年溥儀完成了45萬字的《我的前半生》初稿，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軍區撫順戰犯管理所油印成冊，這也是最早版本的《我的前半生》。

1958年春，油印版本的《我的前半生》共60冊，報送到了全國政協、公安局以及統戰機關，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到第二年秋，統戰部部長徐冰當即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領導同志。這也是《我的前半生》第二次印刷版本，采用的是十六開本，印刷了大約400冊，分送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們進行審閱。

不過以上兩個版本都屬于未定稿版本，而毛主席、周恩來所看到的也是未定稿的版本。

正式出版發行

1961年1月26日周總理在百忙之中接見了溥儀以及其家人，并談到了對《我的前半生》的看法，周總理對溥儀說：“你寫的那份《我的前半生》還不錯。”

這對溥儀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不過參考毛主席的建議來看，這本書還有很大的不足之處。毛主席看《我的前半生》初稿，對溥儀能夠進行徹底的認罪，愿意重新做人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可對書而言，書中檢討的部分太多，也同時指出，不能把溥儀在改造過程中的表現提的太高。

在匯總了黨中央各級領導的意見后，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決定，將該書的正式出版版本交給了公安部所屬的群眾出版社進行出版，1960年1月，群眾出版社正式印刷出版了《我的前半生》，為三十二開本的，上下兩冊。

這一版本是以撫順戰犯管理所油印版的“未定稿”印刷的，其中除了匯總各方意見外，還修改了一部分史實上的錯誤。包括后來我們見到的幾個版本，基本上都是以這個版本為基礎，因為封皮大多數為灰色（也有黃色版本），因此被稱為灰皮版的《我的前半生》。

灰皮版《我的前半生》

灰皮版只印刷了5000冊，而且也不是公開發行的，而是內部發行，僅限“17級以上干部”閱讀。不過由于該版本對原稿幾乎沒有大的改動，因此疏漏的地方也非常多，各方匯總來的意見也有不少，當時負責外交工作的陳毅也指出：要求有關方面盡快組織力量修改，爭取正式出版，然后由外文出版社譯介到國外去。

考慮到溥儀單獨完成這份工作有些困難，公安部與群眾出版社經過商量，決定由群眾出版社編輯李文達來完成，李文達通過細致的審稿后認為，原稿的問題很多，如果在原文上進行修改，恐怕難度會很大，因此決定征得溥儀同意后，在原稿的基礎上，通過細致的考證歷史史料，出了一個50萬字的版本。

溥儀

1960年4月初李文達入住香山飯店104號房間，當時溥儀尚在植物園工作，李文達每天下午趕到植物園，與溥儀進行逐字逐句地對照修改，由溥儀口述，李文達筆錄。這項工作耗時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一直到1962年6月，重新整理修改的工作才算是完成。定稿的《我的前半生》約有50萬余字，分上中下三卷，印成十六開大本，之后將印好的定稿分送各方征求意見。

1962年11月27日下午，由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邀請全國一流的專家學者與著名歷史學家，對《我的前半生》提出修改意見，根據這些意見，李文達與溥儀又進行了細致的校對，九改九校，又是耗費了兩年的功夫，1964年3月北京和香港公開出版發行了《我的前半生》，之后被翻譯成多國文字，由外文出版社對外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