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說：“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要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闡釋，幫助國外民眾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真正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而奮斗，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要圍繞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多個視角進行深入研究，為開展國際傳播工作提供學理支撐。要更好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以文載道、以文傳聲、以文化人，向世界闡釋推介更多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精神、蘊藏中國智慧的優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調，既開放自信也謙遜謙和，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說：“我們有本事做好中國的事情，還沒有本事講好中國的故事？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我們有信心有能力，做好中國的事情、講好中國的故事。講好中國故事，是中國崛起之路上需要同步跟進的一項話語技能。要讓中國崛起之路上的故事走向世界，讓世界人民認識中國、認可中國、接受中國，讓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民族的世界各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真正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而不再是“中國威脅論”，那么可以說，中國為世界又做出了一個比較大的貢獻。“中國威脅論”最初起自西方近代建立在其殖民主義思想之上的一種看待中國的“黃禍論”思潮，尤其列強在侵略掠奪、瓜分中國的幾十年中，盡管晚清政府腐敗無能，但中國人民一次次不屈不饒的反抗，讓他們感到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是不可能象其他殖民地那樣輕易被瓜分，不可能象南北美洲、非洲、亞洲其他國家那樣實行殖民統治，他們同時也看到，中國人中的先進分子從英國轟開中國大門的時候起，就努力尋求著富國強兵的道路。西方列強從心里害怕一旦中國醒來走上振興，會不會向西方報復，加之歐洲歷史上曾深受蒙古帝國蹂躪，他們將這種恐懼，稱之為“黃禍”。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徹底趕跑了帝國主義，在意識形態上，西方又將這種恐懼上升到了“中國威脅論”，以為共產主義中國將危及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安全。當年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體系，但并沒有直接威脅到顛覆西方國家政權，推翻他們的資產階級統治，而是支援或者聲援第三世界各受壓迫的民族從西方殖民體系中獨立與解放出來，這是人類正義之舉，而不是與西方國家搞武力對抗。改革開放之后，我們的工作重點轉向國內建設上來，韜光養晦，抓住戰略機遇期，一心一意謀發展。西方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以前不存在，改革開放以來更不存在。經過四十多年發展，我國飛速進步，經濟總量直追美國，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正在全力、迅速地崛起，正在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相比于中國，世界第一大國的美國已顯現出發展遲緩，甚至衰落的景象，在歐洲，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早已往日風光不再，發展同樣駐步不前，其他還有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西方發達國家無奈地眼看著中國飛速發展，可以理解的是，他們心理上多多少少產生了某些不平衡心態，也許還有些嫉恨。中國是一個國土遼闊、十三四億人口的大國，如此體量的一個曾經被他們數次打敗，并向他們割地賠款的國家，如今卻發現中國已不再是舊記憶里的中國，而是一個已然強大起來的龐然大物，并在超越著他們，可以說，“中國威脅論”在西方又被順理成章地拿出來，而且欲圖共同聯手，以此為理由遏制中國的崛起。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十三四億中國人堅定不移的奮斗目標，不會為任何外來勢力所阻擋，同樣在復興進程中，也不會威脅、侵略、掠奪別人，關于這一點，中國領導人在建黨一百周年慶祝大會上已公開表明。我們偉大復興的步伐不會止步，在面對周邊國家乃至西方的不解、排斥甚或敵對的情況下，需要我們對外要講好中國故事，消解某些國家和民族多少所產生的恐慌，化解對中國接觸不多、不了解的某些國家和民族的錯覺，也要以講好中國故事的方式從敵視中國的陣營中瓦解其勢力，轉向到理解、同情和支持中國的立場上來。由此，講好中國故事是我國對外宣傳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是伴隨實現民族復興同步而行的必不可少的工作。回顧我們的對外宣傳，之所以國際上有不少不了解、誤解，以至心生敵意的的情況，除了政治上長期視中國為敵的頑固反華勢力外，單從我們自己來說，多少與我們還沒有講好中國故事有很大干系。
我們還沒有講好中國故事，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官方色彩過重。對外宣傳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我們的一切對外宣傳，不論客觀與否、正確與否，因此都被涂上了濃厚的官方色彩，降低了吸引力和說服力。
（二）宣傳隊伍單一。目前外宣在語言、文風、內容上，以至思想上都比較偏重政治性，不夠靈活豐富，中國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偏少，主要原因還是外宣隊伍都在官方專門部門，而積極想發聲的社會各界人士受到制約，在國際上有世界影響力的中國作家、學者比較少，受到國家支持并向世界推舉的作家、學者就更少。
（三）內容形式單調。當下的外宣不僅側重于政治方面，過于強調我們的政黨制度、國家制度、社會制度等等的優越性，而且講述風格簡單、結論直接，容易使外人感到某種宣傳的假，難以讓人愉快輕松地接受，若對中國存有偏見，則直生反感。所以我們外宣用功很大，但實際宣傳效果并不太好，成效不大。對某些外宣內容，作為國內之人，有時也認為那只是外宣的需要。（四）缺少我們自己的話語權體系。對外宣傳中，常常套用西方的概念、邏輯，以及單方面迎合西方口味。但這種套用與迎合，因中西思維方式、價值觀的不同，有時卻適得其反。如參加某些獎項的評選，以為是討好了西方，但西方卻借此更加抹黑中國。（五）過于急功近利。我們對外宣傳中，往往缺少恒心恒力和長久為功的定力，一旦發現成效不大，則馬上改變。其實，宣傳就是獲取人心，這種朝秦暮楚，會使人感到目的性太強，一旦被人看到其中有不實成分，遠離或者厭惡是不奇怪的。宣傳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旨在感染他人、影響他人、團結他人，讓更多的人認可與接受自己，愿意與自己交朋友的獲取人心的慢功夫。要改變這些不足，需要努力找到能巧妙地達到我們對外宣傳的目的，取得成效的途徑，則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些改進：
（一）對外宣傳工作，需要根據我國國情，在黨和政府的統一領導和支持指導下，建立起一支體制內外結合的宏大人才隊伍。除了外事部門和對外新聞機構需要完成對外宣傳的職責外，應該廣泛利用來自國內外社會方面的積極人士以及有關機構、企業也參與進來，多些非官方的聲音，盡量降低當前外宣政治色彩較濃的問題。
在對內管理上需要有所放松，如有國內作者在海外發表了某些與官方不完全一致的聲音，只要擁黨愛國的基本立場沒有問題，應該寬容對待，不必上綱上線，更不得與其工作和家屬搞“連坐”。海外親華的作者，也不得與其國內的親屬搞“連坐”。適當放寬限度，減少過重的政治色彩，就是讓境外看到到中國社會也是自由多元的。對于國內外的有關機構或新媒體，可以與之采用合作或指導的形式，發揮他們自由、多樣、靈活、接觸廣泛的作用。對外宣傳不能只見官方，否則形式是單一的，力量是單薄的，要將中國故事講給二百多個國家的人們聽，將十三四億人的故事講給六十億人聽，單靠官方是做不到也做不好的，必須調動國內外社會各界的友好力量來做。（二）在宣傳上應有創新和突破，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概念、邏輯說話，要打破西方話語權體系，形成一套由中國主導的話語權體系。西方率先掌握了現代科技，長期占據世界舞臺的中央，他們的學術思想、標準、路徑、概念、方法及其價值觀、思維方式，構成了一整套的話語體系。我們國內也習慣照搬這套話語體系，習慣以西方視角俯視中國，相比于意識形態，這種習慣更加有學術的色彩，影響更廣，要打破更難。中國要真正實現復興崛起，最后一役必須要突破西方主導，起碼在世界一定的范圍內有中國所主導的話語權，否則我們只能算一個地區強國。如在突破上，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有無窮的智慧與力量。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等，除了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之外，其實很多方面是與我們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有關，比如現在談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強大的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的優越性，這次所表現出來的武漢抗疫的勝利，其實這些都是深深根植于我們民族的歷史中，是與古代人民大規模修筑長城、開鑿大運河等等超大工程有緊密的歷史傳承的。區別在于古代的集體工程是少數統治者組織動員無數被統治者，而社會主義中國，則是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來組織動員，無數人民群眾來響應，在性質上發生了根本變化，但形式上則是傳承。如果西方更多地了解我們的歷史，也許就能理解和接受我們現代的一些思想和做法。要突破西方的文化壟斷，我們可以開設一些獎項，如儒家思想現代化方面，中國作為儒家文化圈的主體，可以首先利用東亞儒家文化圈的某些共性，開設文化研究與創新，獎項要設高一些，這樣才有更大吸引力和影響力。第一步可以先要主導東亞地區的話語權影響力，再次逐步走向世界。（三）我們要利用好西方親華人士的作用。要敢于信用、培養對華友好、有一定影響力的西方人士多為中國說話，用他們的人向他們講好中國故事，就如當年的斯諾一樣。如果選對人的話，是比我們自己向外宣傳要好得多，大有事半功倍之效。國與國之間相互滲透是無可厚非的，西方同樣也在中國尋找和利用為他們說話之人。比如，日本邀請國內某些公知作家訪問日本，優厚接待，目的是專為日本講好話。同樣，我們信用他們的親華人士來為我們講話，也是不輸理的，有的完全可以公開做，有的則可以背后進行。（四）盡量在表面上減少政治色彩較濃、簡單直白的對外宣傳。要與西方拉近親和力，如果目的性過強，對方必然會產生抵觸甚至反感厭惡，所以目的性不能顯得過強。任何宣傳都有其目的，但方式方法則可以巧妙，這種巧妙，就是講好故事的一種大本領。我們還可以多向西方宣傳中國的歷史、飲食、習俗、地理、城市建設、人民生活、感人事跡等等，其中切不可過于吹捧，要展現出一種實事求是的講述心態。如果可以，也可以講講中國還存在的問題、不足，以至做的不好的地方，讓人感到我們不隱晦，是誠實的。近年拍攝的《舌尖上的中國》紀錄片，就在西方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這是中國文化的魅力，是西方無曾接觸過的、非常感興趣、能夠打動他們的東西。在內外兩種宣傳上，還是要盡可能在關鍵節點上要保持某些一致。信息時代，盡管有內外宣之別，但國內一有東西，也會快速傳至國外，如果同一東西在內外宣上差別過大，說法兩立，那么外宣給境外之人的感覺很可能會先質疑，這是不是政治宣傳？一切宣傳，要懂得潛移默化，一味地突出什么、想快速得到什么，卻往往得不到。實事求是地說，我們中國人的確不如歐美等民族的人更會講故事。如以電影為例，我們的電影，以前是見了開頭也就猜到了結尾，后來濫用大場面、豪華裝飾掩蓋其故事情節的簡單無聊，因此我們的很多電影缺少思想性和藝術性，整個故事顯得淺顯，這說明我們真的不太會講故事。而西方很多電影，有的要么回味無窮，要么驚奇連連，要么懸疑連環，要么情感細膩，思想性與藝術性很強，所以外國大片在中國的票房普遍較高，也有很多中國人專愛看外國電影。這就是在講故事上我們與西方的典型差異，我們中國人要學會講故事，是需要向西方學習的。（五）要特別重視文化在外宣上的潤物細無聲的強大作用。再以中國飲食文化為例，它是近些年在海外影響擴大非常快的一項中國文化，有走向世界的趨勢。上月印度商務部長因疫情宣揚要抵制已遍布印度的中餐，但卻遭到印度人的強烈反對，經營中國餐的不是中國人而都是印度人，印度人如今已對中餐愛吃到了瘋狂。如今中國餐飲在世界各地都有著很不錯的影響力，中國餐征服了很多民族的胃口。再如中國的春節文化，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已將春節定為當地的一個重要節日。每逢春節，已出現全球各地一同共度的春節文化景觀。端午文化，亦是如此。作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國文明，其文化在本質上與其他文明沒有激烈沖突，是完全可以相近相融的，這也是我們很多優秀文化之所以為其他文明的人民所接受所喜愛的主要原因。孔子學院的開辦已遍及許多國家，這又是中國文化向外宣傳的一個比較好的例子。文化的輸出，最是潤物細無聲，又最能持久的，這是文化外宣的一個規律，不能違背其規律性。（六）在對外宣傳上要堅持長期投入，久久為功，不可急功近利，切不能冒進。要將發現培養宣傳人才、組織宣傳隊伍，聯合海內外社會各界積極人士講好中國故事，要作為一項持久的文化工程去做，不要指望每一項工作都能取得成效，沒見成效但又不能因噎廢食，所以堅持長期宣傳的確是很不容易的。最后要說的，任何對外宣傳，本質上都是真實的自己向外的一種展示，所以說到底，我們自身的真正實力與形象才是一切宣傳的根基。任何宣傳，無非是形式對內容的一種外在。中國實現真正的富強，也許就不再需要主動的對外宣傳了，但復興崛起過程中，這種外在形式的宣傳又是必不可少的。外宣中還要注意與世界各民族平等友好、相互尊重和理解，切忌狹隘民族主義的膨脹。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講好中國故事。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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