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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更新穎的手法講好中國故事、

——評電影《我和我的父輩》

陳先義

從《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到這部《我和我的父輩》，由中影集團等單位開創的“我和我的”系列電影作品，已經是第三部了。可以說，這樣一種用集納故事的形式創作的電影，開創了中國電影史上的一種非常新穎的形式。至于這種形式符不符合電影創作的傳統形式，在我看來已經不顯得那么重要了，因為任何形式都是為內容服務的。電影題材從無到有，進而形成一定的范式，不都是根據大眾的審美需要不斷完善，才形成現在的套路和模式的嗎？

可以說，當下這種故事集納的模式雖然還要等待進一步的實踐檢驗，但是到目前為止，大眾對這樣一種形式不僅是認可的，而且是歡迎的。汲取前兩部的創作經驗，這一部《我和我的父輩》在思想主題的表現上可以說又有新的探索。哪些地方屬于新探索呢？我認為主要的是題材。作品從晉察冀的烽火歲月一下子跳躍到了2050年的科幻年代，從戰爭年代的英雄一下子跳躍到科技新時期智能領新潮的年代，從寫實的現實主義一下子跳躍到了敢于想象的夢幻新時代。觀眾的思維隨著編導的大膽創新，進行跨時代的大幅跨越。如果從審美的角度分析，這是具有強烈思想性和藝術審美意義的一種創新。

《我和我的父輩》由四個單元匯集而成：《乘風》《詩》《鴨先知》《少年行》。作品由章子怡、吳京、徐崢、沈騰聯合導演，像張藝謀、李雪健、陳道明等這樣的一批知名演員直接參與了創作。但是，這部作品并未僅僅在打明星牌上做文章，而是在思想內容上下了足夠的功夫。

這部作品，以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為歷史坐標，從題材看來是散的，但是形散而神聚，從不同的歷史視角，通過“家和園”的故事描寫了幾代父輩的奮斗歷程，講述了中國人的血脈相連和精神傳承，再現了中華民族從炮火紛飛的烽火歲月，到和平建設的新時期努力拼搏的時代記憶。不同歷史時期各個階層群體在為祖國利益，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的奮斗歷程，從家庭關系觀察父輩人生這一特殊視角和載體，反映了時代的變遷和民族精神世代繁衍和生生不息。

第一個單元《乘風》，取材于抗日戰爭時期一支戰功卓著的英雄部隊——冀中騎兵團，為保護群眾撤離，以死決戰日軍，塑造了冀中人民共同抗擊日寇侵略的軍民群像。危難關頭，騎兵團的英雄們迎著彈雨沖鋒，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在作品中表現的淋漓盡致。青紗帳、大刀隊、騎兵等這些特別的冀中抗日元素，在作品中都以過去從來沒有過的真實畫面，得到最真實最鮮活的表現。這里邊，騎兵團父子兵上陣，在馬上持槍并肩作戰等，那種熱血場景，讓人過目難忘。第二單元《詩》主角演員章子怡用女性細膩的情感，再現了一個航天工作者和母親雙重身份的堅韌和溫柔。而電影中的女兒長大后成為航天員遨游太空，這其中如泣如歌的敘述，讓觀眾對航天工作者那種甘于奉獻和敢于犧牲的精神，表示發自內心的由衷敬意。這部以1969年研制長征一號火箭、發射首顆人造衛星為背景的作品，以一個普通家庭為切口，展現了一代航天人的航天精神。可以說，這是以往的同類題材作品所沒有的。

如果說前兩個單元更多的是“英雄敘事”的話，那么后兩個單元《鴨先知》和《少年行》則主要寫了平凡人的故事。《鴨先知》取材于中國第一個電視廣告誕生的背后故事，寫了一個平凡人家的父親敢為人先的那種艱辛探索和敢于第一個吃螃蟹的不服輸的精神。編導一下子把筆觸伸進了上海弄堂的平凡生活，并以這個弄堂為背景，反映了那個年代的中國人求新求變的改革精神，反映了改革是適應了整個時代的呼喚。相比來說，《少年行》這部帶有極強科幻韻味的作品，更多的反映了當下的最鮮活的生活。給觀眾帶來的不僅是現實也是對未來的想象。作品以機器人“星一號”肩負特殊使命從2050年回到2021年，邂逅了懷揣科學幻想夢的少年小小，兩人意外組成了一對臨時父子。在機器人老爸的影響下，少年小小堅定地追求科學夢想。少年強則國家強，偉大夢想、科學創新精神在這對“父子”間實現了非常自然的傳承。這樣的作品，想必一定會對沉迷網絡游戲的孩子們有別一種人生啟示。

《我和我的父輩》這部作品之所以受到觀眾的普遍好評，我認為其經驗非常值得總結，一個形式上完全新穎的電影作品，一開始還曾經被認為顛覆傳統樣式會引來社會責難的擔憂，而現在卻給人耳目一新的良好評價，其根本原因在于編導遵循電影藝術的創作規律，講述了普通人的故事。

無論《乘風》中的乘風父子，還是《詩》中的一家人，抑或是《鴨先知》中的那個癡迷創新的父親，或者是《少年行》中的虛擬父子，應該說，這些都是普通人，都是千百萬人民群眾的代表。在他們身上發生的故事，都是最普通的中國老百姓的故事。這就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這樣的故事會受到觀眾的特別青睞？沒有別的，因為這樣的故事，一下子拉近了藝術與老百姓的距離，讓人看了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親切感。過去的電影，雖然也有這樣的敘事，但總體來說，還是寫大人物、大事件、大背景的較多，好像只有寫這樣的故事，才能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大片，才能吸引觀眾，才能贏得雙效益。其實，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不在于你表現的題材和人物的大與小，而在于你寫沒有寫出老百姓的真感情。《乘風》中的乘風父子，《詩》中的父子母女一家，都是虛構的普通人，但在觀眾眼里，這些人物，都鮮活地生活在我們周圍，都是我們身邊的“這一個”。我們這個社會，正是因為有了這樣千百萬具有家國情懷的普通人，國家才不斷實現發展和飛躍。

另外一點，眼下電影創作，藝術家應該有怎樣正確的創作態度，這是作品成敗的關鍵。有一種長期以來被誤解的認識。有的人認為，名角、名演員不能演小角色，一定要演大角色、演主角。應該說，這部電影開了個非常好的頭，無論是著名導演張藝謀，還是著名表演藝術家陳道明、海清、李雪健等等，作品使用了一大批堪稱“大家”的知名演員，但是在劇中擔負的都是 “偏座”的普通角色。不要小看了這件事，這對于這些年的電影創作，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名演員是否一定不能演普通角色？一個時期影視圈里似乎有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名牌”演“大牌”。因此耍大牌、擺譜似乎也就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這部《我和我的父輩》在這方面做了一個很好的示范，因此有許多觀眾反映，老一輩藝術家那種執著于藝術的良好作風好像又回來了。這種好作風的帶頭人，是一批像李雪健那樣被稱為勞動模范級別的著名藝術家。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當下整頓演藝圈的作風的背景下，這樣一次帶有示范性的創作，應該給全國藝術界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我想，這樣一個示范，對重建演藝界的良好作風，對于真正推舉出德藝雙馨的優秀藝術家，具有不同凡響的意義。這是《我和我的父輩》給電影創作又一個更深刻的啟示和示范。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紅色文化網；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