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海峽對岸的百年爛黨急了:
兩個“反對”,不過是繼續玩弄“不統不獨”那套騙人的鬼把戲,一點創新也沒有。
這個百年爛黨早已跟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先生沒有了任何瓜葛,更沒有任何資格以中山先生的繼承者自居。
國民黨的前身是孫中山先生1894年創立的興中會、中國同盟會;1912年同盟會聯合四個小黨派改組,1919年才正式稱中國國民黨。1923年1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先生發表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改組前的國民黨根本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政黨,更像一個幫派組織。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孫中山先生正式改組國民黨,重新詮釋了“三民主義”,提出 “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并使用蘇聯顧問,仿照蘇共的組織形式,試圖改組成一個“列寧式的政黨”。因為擔心帝國主義干涉,共產國際兩次拒絕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請求。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實施“清黨”和大屠殺,1929年的黨員總數比四一二之前銳減1/3以上。僅以長沙為例,清黨前號稱黨員19萬之眾,清黨后僅剩下“合格黨員”1526人,“農工兩界寥寥無幾”。清黨打擊的不僅僅是國民黨左派力量,基層組織更是損失殆盡,從而使得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得以建立。從信念、政策、組織形式上徹底背叛了孫中山先生改組的那個“革命黨”。
所以,今天的百年爛黨,其實早已背叛了國民黨曾經的“革命黨”出身,蛻變成了一個極端反動、腐朽的保守主義政黨。
百年爛黨大約沒搞清楚一個事實:孫中山先生首先是一個革命者,然后才是國民黨的一員;辛亥革命首先是一場革命,然后才是國民黨參與并領導的革命。
即便如此,辛亥革命的果實還立即被舊軍閥竊取。
在魯迅先生看來,其實有兩個“辛亥革命”:
一個是作為全新歷史開端的,向人民許以自由和消滅貧困、消除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和壓迫的真正意義上的“革命”;
一個則是以“革命”的名義發生的、并非作為全新歷史開端、以中華民國名義出現、作為歷史循環的又一個階段。
魯迅先生在《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三中寫道:
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
我覺得什么都要從新做過。
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
于是,魯迅先生便以自己的小說來給民國修史立傳,以此探求辛亥革命真正的精神。
姜文電影《讓子彈飛》里湯師爺拿出的委任狀上落款的日期是民國八年,張麻子到來之前的鵝城卻仍被惡霸黃四郎統治著。黃四郎的真實身份當然不止是鵝城的一個土皇帝,鴻門宴上黃四郎聲稱,二十年前曾經同張麻子有過一面之緣。這當然不是戲謔之言,電影的后面,黃四郎拿出一顆地雷交給假張麻子,想讓他用這顆地雷炸死張麻子,并且告之假張麻子,這種絕版地雷本來有兩顆,在辛亥革命的時候,炸了一顆。
毫無疑問,殺人如麻、已經扼殺了四任縣長的黃四郎本人就是辛亥革命的參與者,甚至還是重要參與者,只是辛亥革命的果實已經被黃四郎之流竊取了。
魯迅先生當然不是給黃四郎、蔣介石一類的“劊子手”立傳。在他看來,這類“劊子手”的“革命”不過是“城頭變幻大王旗”,不過是“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
魯迅先生是要給真正的革命者修史立傳。
一類是阿Q式的革命者。小說《阿Q正傳》中,阿Q的悲劇在于他一開始根本沒搞懂什么是“革命”,只是簡單以為革命來了,自己就可以有吃、有穿,能去地主的牙床上和姨太太滾一滾。革命以前,阿Q是做奴隸的,雖然他也“姓趙”;革命以后不多久,阿Q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不配姓趙”。
雖然“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魯迅先生其實對阿Q是有著巨大希冀的:
“他在路上走著要‘求食’,看見熟識的酒店,看見熟識的饅頭,但他都走過了,不但沒有暫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這類東西了;他求的是什么東西,他自己不知道。未莊本不是大村鎮,不多時便走盡了。村外多是水田,滿眼是新秧的嫩綠,夾著幾個圓形的活動的黑點,便是耕田的農夫。阿Q并不賞鑒這田家樂,卻只是走,因為他直覺的知道這與他的‘求食’之道很遼遠的。但他終于走到靜修庵的墻外了。”
作為一個最弱小、最卑微的平民的典型,在被“生計問題”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阿Q前所未有的孤立,被剝奪成了徹底的“無物質條件”的情況,阿Q們的迷夢最終被打碎,讓他們直面無法直面的現實,從而重新獲得改變現實的可能,阿Q身上潛在的“反抗性”與“革命性”被激發了出來,這是孫中山們沒有看到的。
另一類則是夏瑜式的革命者。小說《藥》辛辣地嘲諷了吃“人血饅頭”的看客,謳歌了夏瑜這樣堅貞的革命者,但同時也指出了夏瑜的革命只是局限在少數人,脫離了群眾,沒有去教育群眾、發動群眾,這才是造成悲劇的真正根源。
魯迅先生后來自己談小說《藥》時說到了群眾與革命者的雙重悲哀:
“《藥》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說,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斗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并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增加群眾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魯迅先生的“藥”不僅僅是給革命群眾的,要去徹底喚醒群眾;同時也是給革命領導者的,告訴他們脫離群眾的革命是沒有前途的。
張麻子的“再革命”選擇的途徑就是放手發動群眾,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兄弟幾個游俠式的精英壯舉。
革命當然是不完美的,更不是能“畢其功于一役”的。辛亥革命剛剛勝利,革命的果實就被袁世凱之流竊取;鵝城革命剛剛勝利,“再過三天,劉旅長的部隊就要到了”,老三們也帶著花姐去了浦東,遠行的列車上黃四郎的身影若隱若現……
再革命之后怎么辦?姜文似乎沒有給答案。
剝奪剝奪者,反剝奪;再剝奪,再反剝奪……真正的革命當然不是簡單的反復,當群眾參與到剝奪剝奪者的斗爭過程中去了,剝奪者還能照舊的方式剝奪下去嗎?
毛委員帶領農民剝奪了地主,給農民分到了土地,白狗子回來后又奪回去了,但此時的農民已經不再是原來的農民,革命的精神已經深深地植入到了他們的內心。
而魯迅先生以文字為辛亥革命修史立傳,恰恰具有這樣的雙重意境:他不僅僅是在思考革命之后怎么辦的問題,也是在為新的革命作醞釀。
須知,革命本身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精神,這也應當是紀念辛亥革命的意義所在。
文 / 秦明 來源:子夜吶喊 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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