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控制某個落后國家，他們傾向尋找比較反動的、懦弱的領導者，因為只有這樣的兒皇帝、傀儡皇帝才會聽話，才不至于成為威脅。李承晚、吳庭艷都是如此。某些西方國家自私自利的零和思維方式在私有制社會是普遍的，地主階級也好，資產階級也好，都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物。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是資本的人格化，是擺脫不了資本本性制約的。
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一些西方國家一直對中國革命有較大影響。梳理一下西方國家對中國革命中不同政治勢力及其代表人物的態度，會發現有一定的規律性。比如，在大清王朝慈禧太后和太平天國洪秀全之間，他們選擇了支持大清王朝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是統治者，洪秀全是反抗者。慈禧太后代表著沒落守舊的封建正統勢力，洪秀全則代表著當時試圖尋找新出路的革命群眾。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會”，按說是和西方有著更多共同語言的，他想建立的社會制度，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新制度的成分，但是西方列強的洋槍隊還是把屠殺的槍口對準了他們。在孫中山和袁世凱之間，他們選擇了支持袁世凱。袁世凱代表著封建復辟勢力，而孫中山則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孫先生留過洋、吃過洋面包，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使中國像西方列強一樣富強起來，曾是孫先生的理想。如果從制度和意識形態來劃線，似乎孫先生和西方列強更親近，可是西方列強選擇的是袁世凱。至于最后袁世凱大不得人心，西方列強拋棄他，也不過是為了尋找新的代理人而已。孫中山先生滿懷希望遠赴西方尋求支持，結果卻碰壁而歸。在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他們選擇蔣介石。蔣介石和毛澤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兩個很重要的人物，他們所秉承的政治理念、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戰略決戰已成為歷史，中國人對此耳熟能詳，這里就不再贅述。這兩個人都曾經圍繞“中國命運”這個主題作過深入思考，并有過筆墨較量。抗日戰爭勝利之后，中國向何處去?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了一本叫做《中國之命運》的小冊子，而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的開幕詞，就是后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的《兩個中國之命運》一文。在蔣介石看來，近代以來中國悲慘命運的根源就在于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在毛澤東看來，近代以來中國悲慘命運的根源在于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蔣介石主張建立一個“一個主義”“一個黨”的國家。“一個主義”就是三民主義，“一個黨”就是中國國民黨。一言以蔽之，他要建立的是一個由國民黨獨裁，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中國。而在毛澤東看來，中國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具有聯合性質的民主政府，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一句話，通過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線，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首先是因為某些西方國家自私自利的零和思維方式。他們不希望中國發展強盛起來。因為在他們看來，讓任何一個落后國家強壯起來，就是給自己制造對手。因此，他們不希望任何被他們視為對手或者潛在對手的國家有開明能干的政治家，有蓬勃向上的政治力量，有強國富民的社會制度，有后來者居上的發展機會。相反，為了控制某個落后國家，他們傾向尋找比較反動的、懦弱的領導者，因為只有這樣的兒皇帝、傀儡皇帝才會聽話，才不至于成為威脅。李承晚、吳庭艷都是如此。某些西方國家自私自利的零和思維方式在私有制社會是普遍的，地主階級也好，資產階級也好，都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物。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是資本的人格化，是擺脫不了資本本性制約的。按照這個邏輯分析問題就比較清楚了。在西方列強看來，在慈禧太后和洪秀全之間，如果洪秀全當政的話，有可能會使得中國獲得新的發展，維護民族利益的決心可能更堅定、態度更強硬、能力更強大。在袁世凱和孫中山之間，孫中山顯然在政治上更進步，視野更開闊，作風更扎實，更有可能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強大，因而他們要選擇對內強硬、對外軟弱的，滿腦子封建思想、想著當皇帝的袁世凱。同樣的道理，新中國成立后，誰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著干，誰能夠把中國搞亂，誰能夠扯中國的后腿，某些西方國家就支持誰。達賴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極端宗教勢力、暴恐勢力、亂港勢力、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某些公知大v等等，就是這樣一些得到某些西方國家支持的勢力。
其次是出于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考慮。在以往的人類歷史上，一個國家要搞封建主義，一般并不排斥其他國家搞自給自足的封建主義。但在資本主義時代，一個國家搞了資本主義，卻往往不允許其他國家成為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要瓜分世界市場，它不想有對手與他分割利益。當然，一個國家搞了資本主義，更不能允許其他國家搞社會主義。因為一個國家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開辟了人類發展的新道路，探索了人們生產生活的新活法，不光會影響所在國的人民，也會影響西方國家的人民，統治者害怕人民發出“再也不能這樣活下去了”的呼聲。俄國革命如此，中國革命也是如此。因而都無一例外地引起某些西方列強的仇視和破壞，他們需要同發生革命的國家的反動力量聯合起來。這種“國際主義”的出發點也是為了維護他們自身的利益。由此就不難理解，在俄國，他們為什么會反對列寧、斯大林領導的俄國革命，而支持克倫斯基、高爾察克之類。在中國，他們會支持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一派，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人民的革命進步勢力。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某些西方國家更加焦慮，他們擔心的不光是中國實力的增加，而是中國不走西方制度的老路，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新路，也能實現現代化這個事實。因為這樣一來，他們長期推銷的“普世”的理念、制度、模式、價值觀等等，就不再那么迷人了。這種軟實力方面的失敗動搖的是人心，某些國家和政客的焦慮并非毫無根據，但是很無奈，于是徒勞地做了一些損人不利己的營生。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倒退……涇渭分明！歷史已經告訴人們，某些西方國家一直就選擇支持中國代表黑暗的、倒退的、沒落的力量，這是一個規律。而他們支持的這些勢力最終都失敗了或者正在走向失敗，這也是一個規律。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長安街讀書會”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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