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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石胡勇：“草地密電”辯析之北進途中的張國燾迭生枝節

點擊：作者：雙石胡勇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12-15 10:05:34

心有旁騖——北進途中的張國燾迭生枝節

雙石胡勇

沙窩會議后，張國燾又一次得到了“督軍會議”的成果，但卻并沒有因此而滿足。

在回到卓克基、馬爾康地區后，又生他念的張國燾再次提出紅軍主力經阿壩占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的主張[62]。為此，中共中央又于8月15日14時致電朱德、張國燾，陳述利害，要求左路軍迅速靠攏右路軍，合力北進，“左路阿壩，只出支隊，掩護后方前進。五軍、三十二軍即速開毛（爾蓋）”[63]。

1935年8月18日，右路軍開始北上。

8月18日，葉劍英、程世才率紅三十軍二六四、二六五團作為右路軍右翼部隊先遣隊，從卡龍村出發進入草地，經臘子山東麓的谷興隆洼谷地，翻越冬亞卡以東埡口，經熱拉公瑪谷地，向年朵壩前進。[64]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爾蓋索花寺廟召開，與會者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徐向前、李富春、聶榮臻、林彪、李先念（周恩來因病未能與會）。會議聽取毛澤東關于夏洮戰役后行動問題的報告。

毛澤東的報告指出：

我們的行動方向，一是向東(陜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陜、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目前我們的根據地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將來向東發展，后方移至甘肅東北與陜西交界地區。

毛澤東最后作會議總結，進一步指出：

向東還是向西是一個關鍵問題，應采取積極向東發展的方針。夏洮戰役應采取由包座至岷州(今岷縣)的路線，可集中三個軍，甚至全部集中走這條路線。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阿壩要迅速打一下。應堅持向東打，不應以一些困難轉而向西。[65]

張聞天提出：“由澤東同志起草一決議，補充上次政治局決議（即1935年6月28日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的決議）。[66]

當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指出了夏洮戰役后紅軍主力的行動方向：“在目前具體的敵人情況之下，為實現六月二十八日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基本的決定，要求我們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東岸）地區，并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陜甘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繼迸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絕并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該地區去活動）[67]”。

據劉伯承回憶，毛澤東在“沙窩會議”后開始構思和起草決議時就曾對他說過：“我總想，這個根據地要在黃河以東，不能在黃河以西，這樣才好和群眾結合”[68]。

多年后，劉伯承感慨道：

這句話很重要，我記得很深刻。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毛主席說：唯物主義，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徹始徹終，就是領導群眾斗爭。他說：“我提出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給群眾辦好事，不領導群眾斗爭，那[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據地放在河東——以后抗日東進，就看出主席這個思想來了。[69]

毛澤東的這番話也好，《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也好，其實都是針對張國燾企圖逃避民族革命斗爭大方向而孜孜于“南下”或“西進”的糾結心態而去的——會議結束后的兩天里，徐向前、陳昌浩就曾兩電朱德、張國燾：“……不宜分兵出西寧[70]”，“……目前主力西向或爭取西寧不當……[71]”。

毛爾蓋會議后，右路軍主力陸續開始北進。

8月21日，黃開湘、楊成武率紅一軍團四團作為右路軍左翼部隊先頭部隊，從毛爾蓋索花村出發，從屈錦橋進入草地，翻越麥拖崗，經協然布更沙、熱拉哇爾瑪谷地，向年朵壩前進，林彪率紅一軍團二師跟進。[72]

8月22日，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等與徐向前、陳昌浩等率前敵總指揮部隨右路軍右翼部隊跟進；23日，聶榮臻率紅一軍團一師、軍團直屬隊和軍委縱隊，隨右路軍左翼部隊跟進。紅三軍團隨后跟進[73]；與此同時，李先念率紅三十軍主力4個團（欠二六二、二六七、二六九團）、許世友、王建安率紅四軍7個團（欠二十九團），亦隨右路軍右翼部隊路線陸續跟進[74]。

8月24日，黨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通報毛爾蓋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精神，解釋中央北上方針，對張國燾進行規勸：“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并不拒絕并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該地區去活動）……[75]”。而徐向前、陳昌浩也于當日致電朱德、張國燾：“必須左路馬上向右路靠進，或速走班佑，以便兩路集中向夏、洮、岷前進。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關，盼立決立復示，遲疑則誤盡中國革命大事[76]”。

迄至8月底，右路軍主力陸續到達班佑，在巴西、阿西茸、包座地區集結，并取得了包座戰役的勝利。紅一軍團開始經拉界（那蓋）前出，偵察北進的道路情況。

朱德、張國燾回到卓克基、馬爾康地區后，亦率左路軍主力開始北進。8月19日左路軍先頭部隊占領查理寺，20日占領阿壩。迄至8月底，紅軍總部及左路軍部分部隊進至查理寺、阿壩地區集結。

8月23日，先期到達阿壩的紅四方面軍一部在由阿壩格爾登寺喇嘛羅車兒兄弟帶路，翻越加絨拉熱爾山口，沿結柯河進至黃河邊的齊哈瑪（屬甘肅省瑪曲縣），探尋渡口和渡河路線。但因連日秋雨綿綿，河水暴漲，該部經三天偵察探尋無果，不得不循原路于8月28日左右返回阿壩。[77]由此可證，張國燾在此前后，已經在打“西進甘、青”的主意了——如果是為了北進夏、洮地區執行“夏洮戰役計劃”，那是不可能選擇齊哈瑪渡黃河的：夏、洮地區位于黃河右岸。齊哈瑪渡河是渡過黃河到左岸，如果要由此去夏、洮地區，那就得再渡一次黃河以進至黃河右岸——黃河正好在這片地區有個“回頭彎”（參見圖4-1）。

8月28日，左路軍先頭部隊紅五軍開始進入草地，向嗄曲河畔探路前進[78]。8月30日，朱德、張國燾率紅軍總部從查理寺出發，進入草地[79]，并致電左路軍駐卓克基、馬爾康后方部隊首長周純全、倪志亮，部署北進事宜。但同時也指示川康省委：“以阿壩為中心，瑞龍在阿壩，將來三十一軍政治部亦開阿壩大大開展工作，使阿壩成為蘇區一部”[80]。次日2時，張國燾再電徐向前、陳昌浩，猶豫拖沓之態開始顯露：“西固不會是敵空隙，敵已有備。一、三軍單獨深入奪取，不能制敵，反為敵制”，“五軍、九十三、二十五師共七團，須三天后才能到班佑”，“弟等宜兵力集結再大舉前進。三軍須休息一二天，在包座須備與敵決戰，諸商政局，速即復”[81]。

8月31日14時，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報告“一軍明繞道向羅達出動，三軍即到或跟進”的部署，同時也催促左路軍主力迅速前來會合，共同北進：“目前責[貴]在速集全力出動，突破岷、西、成封鎖線。康則敵力集中之路。除留兩三個團向阿壩、查理寺掩護后方外，其余都應迅速集結即來。三十一軍決不能分散，決必[不]能到該地掩護。又此方糧、房甚多，□[補]左路有余，前進更多”。[82]

次日14時，徐向前、陳昌浩與毛澤東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詳陳敵情及繼續北進的有利態勢，表達了“候左路到達，即以一支隊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隊向文縣方向佯攻脅敵，集中主力從武都、西固、岷州間打出。必能爭取偉大勝利”的懇望之意[83]。

然而張國燾依然在拖延推諉。9月2日，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

徐、陳：

⒈葛曲河水漲大，不易消退，偵察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架橋材料困難，各部糧食只有四天。

⒉葛曲河水小時能徒涉，我們不能待，現在繼續偵察徒涉點，并設法架橋，明日各部均在原地不動。

⒊請你們酌派（帶工兵連）一二團兵力，由二十四馬鞍腰，經牙磨河草區到達渡河點，與我們會合。葛曲河有岸有樹林，可架橋。

⒋請速查清班佑、阿依跟康、上下三安曲、查理寺道路，以便將來二縱隊改由該路進。

⒌注意右翼，防敵打斷我們右翼連絡。

朱、張

九月二日[84]

張國燾這個電報中的態度很不誠懇：當天，朱德、張國燾率紅軍總部已進至甲本塘（當時的電文中譯作“箭步塘”），紅五軍先頭部隊已進抵嗄曲河畔。嗄曲河雖然漲水，但河面不寬，左路軍中又有一支很能干的造船隊，架橋舟渡均可——某些河段甚至徒涉也有可能。至少，派出少數偵察人員過河探明道路情況，也是不難辦到的。但他卻要遠在班佑、巴西地區的右路軍派人遠涉數百里草地前來接應甚至偵察路線，這不是橫生枝節故意拖延，又是什么？

就這樣了，毛澤東與徐向前、陳昌浩等商量后，也準備派部隊前去接應[85]。

然而，張國燾第二天就翻了臉——他要南下了！[86]

這里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朱德總司令自始至終主張執行中央的北上決定，電文署名“朱、張”，并不能說明朱總司令批準或同意此類電報的內容。當時紅軍總部電訊部門被張國燾把持，他完全有條件瞞著朱德、劉伯承向外發電。有朱德回憶可證張盜用他的名義，本文所引當時通信部門負責人宋侃夫的回憶也說明了這種情況。

注釋：

[62]《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25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63]《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應專力北上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年8月15日14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2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4]《陳昌浩、徐向前關于右路軍出動情況及對左路軍行動意見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年8月18日18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執行向洮河東岸發展的方針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年8月20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2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葉劍英1982年3月1日談話記錄》，轉引自《葉劍英傳》第104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1月第2版。

[6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毛澤東年譜（1893～1976）》（上）第507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6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毛澤東年譜（1893～1976）》（上）第507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張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260～第26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67]《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毛兒蓋會議）（1935年8月20日政治局通過）》，《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37～第63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8]《劉伯承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委會同志的談話（從張國燾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69]《劉伯承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委會同志的談話（從張國燾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70]《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執行向洮河東岸發展的方針致朱德、張國燾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2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1]《陳昌浩、徐向前關于以岷州為根據地向東發展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年8月21日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2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2]《陳昌浩、徐向前關于黨中央方針和右路軍行動情況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年8月21日晚）》，《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36～第63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林彪關于紅二師到臘子塘情況致聶榮臻等電（1935年8月21日18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4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3]《聶榮臻關于部隊行動情況致林彪電（1935年8月22日6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4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4]《陳昌浩、徐向前關于黨中央方針和右路軍行動情況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年8月21日晚）》，《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36～第63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5]《中央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2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以主力向黃[洮〕河以西或失先機，敵沿洮河封鎖，致我被迫向黃河以西，然后敵沿黃河東岸向我封鎖，則我將處于地形上、經濟上、居民條件上比較的大不利之地位。因這一區域，合甘青寧三十余縣，計人口共不過三百萬，漢人不及一半，較之黃河以東，大相懸殊。而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經營，尤為彰明較著[《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給左路軍的通報（1935年8月24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4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