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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3日，韓國總統尹錫悅宣布實施戒嚴，此舉如同晴天霹靂，在國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尹錫悅在宣布戒嚴時，指責主要反對黨支持朝鮮，并指控反對黨發動“反國家”行動，進而決定通過戒嚴手段解決國內的政治困境。在深夜發表的電視講話中，尹錫悅聲稱，為了“鏟除反國家力量”，必須采取戒嚴措施。2024年12月3日，韓國總統尹錫悅宣布全國進入戒嚴狀態，這是自1980年以來，韓國首次采取這一嚴厲措施。在預算問題上與反對黨激烈爭執的背景下，尹錫悅做出了這一震驚全國的決定。韓聯社報道稱，戒嚴令一下，韓國所有軍事單位立即進入高度警戒和戰備狀態。在全國直播的講話中，尹錫悅鄭重聲明：“為捍衛自由的大韓民國免受北朝鮮共產主義勢力的威脅，鏟除那些破壞民眾自由與幸福的反國家力量，我特此宣布實施緊急戒嚴。”

他接著指責反對黨：“反對黨罔顧民生，為了彈劾、特別調查以及庇護其領導人逃避法律制裁，已致政府工作陷入停滯。”尹錫悅還痛斥國會現狀：“我們的國會已淪為罪犯的避難所，成了立法獨裁的溫床，企圖阻撓司法與行政系統正常運作，顛覆我們的自由民主秩序。”他強調，實施戒嚴是“為確保自由大韓民國的存續而不得不做的決定”，并澄清此舉不會影響韓國的外交政策。最后，尹錫悅用“大韓民國正處于崩潰邊緣，國會猶如一頭怪獸，企圖顛覆自由民主”來形容當前的嚴峻局勢。

戒嚴令的突然頒布，仿佛讓韓國一夜之間回到了那個令人不安的軍事統治時代。軍隊接管政府事務，國會大廈內警察與士兵的身影，以及樓頂盤旋的直升機，都透露出一種不尋常的緊張氣氛。戒嚴不僅禁止了一切抗議和集會，連新聞和言論自由也受到了嚴格限制。然而，這并未得到國會的認同，反而激起了民眾的廣泛反對，就連尹錫悅所在的政黨內部也出現了不少質疑的聲音。在韓國人的記憶中，戒嚴總是與軍事獨裁緊密相連，因此舉措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國會迅速作出反應，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就否決了戒嚴令。局勢瞬間變得緊張而激烈，議員們不顧一切地沖進國會大廈，與軍隊發生了沖突。

最終，通過緊急會議的投票，戒嚴令被成功撤銷。尹錫悅雖然隨后宣布解除戒嚴，但政治局勢已經變得錯綜復雜，反對黨立刻提出了彈劾動議。在隨后的國會緊急會議上，議員們以壓倒性的優勢否決了尹錫悅的戒嚴決定，190票反對，無一支持。這對尹錫悅來說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顯示出他在國內政治中的孤立無援。反對黨借此機會要求總統辭職，指責其行為違法違憲。民眾的情緒也達到了高潮，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國會前，高舉標語要求尹錫悅下臺，誓言絕不容許韓國再次回到專制統治的時代。

尹錫悅發布的戒嚴令，雖時代背景已不同往昔軍事政權，但仍透露出強烈的政治管控意圖。特別是在社會抗議頻發、政治局勢動蕩的當下，政府或許視戒嚴為恢復秩序的一劑猛藥。然而，韓國歷經從軍事統治到民主化的曲折歷程，這一歷史背景讓戒嚴措施在當今韓國顯得格外敏感。尹錫悅宣布戒嚴后，美國政府迅速表達“嚴重關切”，并在戒嚴令被撤銷后長舒一口氣。美方重申，民主制度是美韓同盟的基石，韓國作為美國的長期盟友，其民主狀況直接關乎兩國的戰略合作關系。搞笑的是，美國仿佛忘記了，曾經，美國對韓國軍事政權的支持，才使得韓國政府能夠更加肆無忌憚地控制信息并鎮壓民主運動。

韓國的戒嚴歷史，如同一道難以愈合的傷痕，深深刻印在20世紀的歲月中。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韓國政府首次宣布戒嚴，旨在保障戰時安全，卻無意間為軍政結合埋下隱患。1961年，樸正熙通過軍事政變推翻政府，隨即宣布戒嚴，開啟了近二十年的軍事統治。1972年，他再次利用戒嚴之力強推《維新憲法》，大幅擴張總統權力，韓國正式步入“總統獨裁”的黑暗時期。每次戒嚴，表面上應對國家安全危機，實則為鞏固政權而服務。

1979年，樸正熙遇刺，韓國政局驟然失控，軍方再度通過戒嚴企圖穩定局勢。然而，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在戒嚴的鐵腕下遭遇血腥鎮壓，數百無辜生命隕落，成為韓國歷史上的永恒痛楚。光州事件無疑是1980年代韓國政治史上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之一。戒嚴舉措，不僅未能化解國家治理頑疾，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與政治動蕩，成為韓國歷史中令人難以啟齒的負面遺產。全斗煥利用軍隊的力量和情報系統的控制，通過實施戒嚴措施鞏固了其統治地位，使得軍政府得以在國內政局動蕩的時期維持政治穩定，抑制了民主化運動的潮流。然而，戒嚴所帶來的極端手段，也在韓國社會內部激起了巨大的反彈。

有意思的是美國。盡管美國政府口頭上支持韓國的民主化和人權保護，實際卻在冷戰格局下選擇支持全斗煥政權，因其對抗共產主義的立場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的支持使得全斗煥政權能夠在光州事件后繼續執政，加劇了韓國民眾對美國的不滿和反感。美國通過軍事與外交援助，間接支持韓國軍政府，而這不僅沒有遏制民主化的呼聲，反而為韓國反美情緒的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光州事件成為了韓國歷史上反美情緒的重要起點，也讓許多韓國人開始質疑美國在韓國的外交政策，認為美國更關注的是穩定政權和反共立場，而非民主和人權。

戒嚴在短期內有效地維護了軍事政權的穩定，但其最終未能阻止韓國民主化的進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進程。1987年，民主化浪潮席卷韓國，民眾對民主的渴望勢不可擋。在學生運動和反對派的推動下，韓國實現總統直選，選舉制度迎來重大變革。美國政府順勢調整立場，從對全斗煥政權的默許轉向對韓國政治自由化的公開支持，為韓國的民主改革注入強勁動力。進入1990年代，韓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和政治環境逐步改善，民主化進程穩步推進。然而，戒嚴的陰影如幽靈般揮之不去，成為社會反思的重要議題。2024年，尹錫悅突然宣布戒嚴，此舉如平地驚雷，立即引發社會各界強烈反對。反對派領袖及部分同黨成員指責其違憲，認為這是對韓國民主根基的嚴重挑戰。民眾對政治壓迫的恐懼再度被點燃，戒嚴作為歷史遺留問題也隨之重新浮現，暴露出韓國政治體制的脆弱與內部分裂。

尹錫悅的戒嚴令宣布的時機，恰逢其政府面臨嚴重的黨派對立和國內不滿情緒的積壓。尹錫悅自上任以來便面臨嚴重的政治困境，特別是2024年隨著反對黨民主黨在國會的強大影響力，尹錫悅政府在預算、政策、人事任命等方面遭遇了嚴峻的立法與政治挑戰。經濟下滑、民生艱難，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尹錫悅的支持率持續下滑，民眾的不滿情緒愈發高漲。在這種背景下，尹錫悅選擇通過宣布戒嚴來打破政治僵局，試圖借助軍事力量恢復政府控制。明眼人都能看出，這并非出于對外部安全威脅的擔憂，而是對韓國國內政治困境的無奈之舉。

但若要以為尹錫悅只是為了一己私利，那還真錯了。尹錫悅再愚蠢，也不會故意如此表演。其實，韓國社會的政治裂痕和國家主權的危機，而韓國當代士大夫們卻又無能為力，才是導致尹錫悅決定實施戒嚴的深層次原因。尹錫悅在宣布戒嚴時提到“反國家勢力”和來自北朝鮮的威脅，但并不僅僅是外部威脅所致。實際上，外部文化壓力，特別是美國通過女權主義、動物保護等極端議題對韓國社會的滲透，成為了這次政治危機的重要背景因素。美國打著“人權”和“社會進步”的旗號，推動這些議題的同時，卻無形中加劇了韓國的社會矛盾和政治分裂，最終迫使尹錫悅通過極端手段來維護政權穩定。

美國通過女權主義和動物保護等議題在全球范圍內推行其極端意識形態，試圖在文化上侵占他國社會。這些議題，看似與韓國的社會進步、性別平等和動物福利相關，實則是美國試圖通過意識形態滲透，改變他國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工具將性別和動物保護問題政治化、極端化，美國不僅試圖改變韓國的傳統價值觀，還刻意制造社會沖突。女權主義，原本應致力于男女平等，但隨其激進化，矛盾從男女平等轉向對男性的敵視與指責，性別關系被政治化，家庭結構和社會紐帶遭到破壞。這種意識形態的滲透并未帶來社會的普遍進步，反而加劇了韓國社會的分裂與對立，激化了代際、性別和意識形態的沖突。

動物保護運動同樣類似。美國通過動物保護的名義，試圖強行改變韓國等國家的傳統飲食文化，推行國際禁令和制裁，試圖強迫其他國家放棄傳統的文化習慣。這種做法無視韓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實質上是文化侵略。美國的文化滲透導致韓國社會在性別、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分裂，激進女權和動物保護運動，已成為韓國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內外壓力下，尹錫悅選擇通過戒嚴來應對國內的政治紛爭和社會分裂。戒嚴令的宣布，不僅是對黨派分裂和社會動蕩的回應，實際上也反映了他在面對美國強勢推動的外部極端意識形態時的無力感與政治選擇。

四、首爾之春還是大韓之寒？

尹錫悅宣布戒嚴雖迅速撤銷，卻為其政治生涯平添巨大變數。反對黨即刻啟動彈劾程序，其執政命運懸于國會投票一念之間。若彈劾成功，韓國將迎來新總統選舉，政治局勢將步入更復雜動蕩的階段。尹錫悅當前的首要挑戰是修復政府與民眾的信任裂痕。自他執政以來，社會分裂加劇，政治體制僵化與黨派對立導致政策推行受阻，政府支持率大幅下滑。在腐敗指控與民眾不滿的雙重夾擊下，尹錫悅的執政前景愈發不明朗。未來數月，韓國如何擺脫政治危機，重振法治與民主秩序，成為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政治體制中的深層次問題，包括黨派對立、政治分裂及民眾不滿，亟需有效解決方案。若無實質性改革與政治對話，韓國或將持續陷入政黨爭斗與社會分裂的泥潭，喪失發展動力。

韓國政治體制深受黨派對立與政治分裂之困，成為國家治理的一大難題。作為多黨制國家，本應促進意見交融與妥協，卻因極端黨派對立和意識形態鴻溝，導致政治氛圍對抗性強、排他性重，偏離了理性與和解的政治中道。尹錫悅執政以來，黨派矛盾進一步加劇。其所在執政黨與最大反對黨共同民主黨之間的較量，不僅限于政策執行，更滲透到立法、司法及日常治理中。在國會，兩黨陣營分明，共同民主黨強烈抵制尹錫悅的改革舉措，無論是預算編制、政策規劃，還是人事安排，均頻遭阻撓。這不僅削弱了政府執行力，還使政策實施陷入不穩定與惡性循環之中。

韓國政黨政治的核心特征是高度不穩定且變動性強，政黨名稱、人員結構頻繁變化，且政黨間的競爭和權力轉移主要依賴于黨內精英的斗爭與整合能力。政黨是否能取得政權，關鍵在于其是否能夠克服黨內派系斗爭、整合資源，壓制對手。政治斗爭的核心在于如何通過危機整合實現政權的穩定與延續。從樸正熙的軍事政變到全斗煥的軍事統治，韓國歷史上一直處于軍事政權和保守力量的主導之下，其政黨政治被軍事政權深刻塑造。軍事政府通過戒嚴和壓制反對派，使政黨政治非制度化，變成了軍事政權的工具，政黨失去了獨立性。這種政治環境導致了政黨的弱化與政治競爭的局限性。韓國政黨政治長期受到保守主義的主導，尤其是在冷戰和反共背景下，保守主義政治文化深深根植于韓國社會和政黨體系中。韓國的政黨制度被保守力量壟斷，所謂的“進步勢力”很難在體制內生存。

保守主義政黨通過漸進的改革維持現有政治和經濟秩序，進而鞏固了其對政權的掌控。韓國政黨政治的歷史反復呈現出“危機與統合”的模式。在面臨政治危機時，政黨往往通過內部的整合和“統合”來克服危機，爭取權力。政黨政治的變遷通常伴隨著黨內斗爭與聯盟的形成。這種模式深刻影響了韓國政黨結構的變化與政治格局的形成。韓國從建國起就受到了美國占領政策的制約，其憲法和政黨政治體系是在美國的影響下逐步形成的。韓國的政黨制度起初并沒有完全從本國的社會需求出發，而是受制于外部的政治壓力，尤其是美國的干預。

美國在韓國的政治格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在冷戰時期對韓國軍事政府的支持，間接強化了保守勢力的統治，并限制了進步勢力的發展。大韓民國從建國之初便形成了以反共為核心的保守主義政治文化，保守陣營通過漸進式改革維持現有的政治和經濟秩序。進入21世紀，盡管進步主義一度崛起，但保守主義在韓國政壇中始終占據主導，特別是“新右派”的崛起，進一步鞏固了保守派的政治地位。此外，美國的對外政策和對朝鮮的封鎖策略，也推動了韓國國內新右派和親日派勢力的崛起。

韓國政黨政治具有“吸收合并”的歷史文化特征。這與李氏朝鮮的政治文化相似，政黨和派系之間的斗爭并非通過制度化的規則解決，而是通過內部力量的合并與“吞并”來維持政治穩定。韓國政治中的派系斗爭和領導人之間的權力更替常常表現為“個性化”和“魅力依附”，這種政治文化影響了政黨體系的長期變動。盡管韓國經歷了多次民主化進程，保守派和軍事政府的影響依然深刻，進步主義力量始終面臨制度內生存的困難。韓國的政黨政治經歷了從非制度性到制度性、從軍事統治到民主化的復雜轉型。盡管民主化進程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政黨政治仍然面臨著許多挑戰。政黨間的競爭和對抗，政黨內部的分裂與重組，依然是韓國政治發展的重要特征。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思想引力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