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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商事登記非常便利，但香港并非不怕收到假材料，只不過相對于事先的嚴防死守，香港的法律更注重事后嚴懲，規定遞交假材料辦理企業登記的，責任人將受到罰款和監禁懲罰。

　　我的一個朋友不久前住院，出院時病歷材料和發票都被偷了，十多萬元的住院費沒辦法報銷，即使找醫院拿到發票底單和其他所有住院材料，能夠翔實證明住院的事實和每一筆費用，醫保部門還是拒絕報銷。他很煩惱，就因為一張發票，幾萬塊錢的醫保報銷就“報銷”了。

　　查詢了相關政策，幾年前衛生部（當時還沒有合并成衛計委）和財政部下發了一個文件，規定醫保報銷一律只接受發票原件，丟失的不予報銷。再一查，這幾年丟失發票報不了醫保的患者還大有人在，一些人甚至將醫保部門告上法庭，但由于有兩部委的文件規定，法院無一例外都判患者敗訴。

　　兩部委為什么會發布這么嚴格的規定？原因之一是前幾年出現了一些騙取醫保的案例，一些人用同一套資料在不同地方或是不同類型的醫保中重復報銷。這幾年醫保基金吃緊，堵住騙保漏洞情有可原，但像我朋友那樣無辜的善良者，只是因為意外原因丟失發票，但有足夠的材料可以證明醫療事實和支出的，卻也被醫保拒之門外。

　　這種政策的本質是讓好人承擔壞人的成本——原本是防范壞人的政策目標，由于政策內容的不合理性，最終卻使好人受損。

　　現代社會日益復雜化，各種騙局和陷阱層出不窮，為了防止欺詐，人們辦事的時候出示一定的證明材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假如政府將所有的證明責任都推給個人，或是要求個人承擔無限的證明責任，那么即使不算“懶政”的表現，也是治理理念出現偏差的結果。

　　曾經有報道稱，一個人為了辦教師證，被要求辦無犯罪證明，到了派出所后，派出所要求她首先找教育局開具“需要無犯罪證明的證明”。對于公民來說，不管哪個部門，政府都是一家，倒是政府各部門之間相互見外了。許多人遇到的“證明困境”恰恰就是政府部門之前“踢皮球”所致。不同部門奉行的不是精誠合作的精神，而是相互推脫的狀態。

　　我曾在香港讀過書，每年都要續簽一次香港簽證。如果個人去，便要提供不少證明材料，大部分是學校開具的。直到有一年，學校“醒悟”過來，為什么不批量辦理？從那以后，只需要學校向香港入境處遞送一份名單和續簽的信息，等辦好后，學生們去領回來就可以了。那么入境處不擔心學校報送假材料嗎？

　　香港的商事登記非常便利，即使是食品藥品進口這類需要較高強度監管的企業，也只需要簡單登記審批便可成立公司開展業務。但香港并非不怕收到假材料，只不過相對于事先的嚴防死守，香港的法律更注重事后嚴懲，規定遞交假材料辦理企業登記的，責任人將受到罰款和監禁懲罰。

　　這種事先把人當做好人，事后嚴懲不貸的做法，才不至于使好人承受壞人的成本。當然，這種做法無疑要求各職能部門內部有較高的信息和審核系統，有較好的執法水平。一言以蔽之，好的政策應該承擔保護好人懲罰壞人的責任。若有的政策折騰了好人，首先得檢視自身政策和理念是否出現問題了。

　　（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廣東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