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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本文是《大國是怎樣崛起的》一書的作者、軍事科學院研究室副主任張國君同志的講課稿。中國軍事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博士生導師查金路曾撰文評價：“當讀完《大國是怎樣崛起的》之后，在我心靈深處產生了不小的震撼，既震撼于他敢于選擇如此重大的戰略問題特立獨行地開展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見，又震撼于他在職務內工作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寫出了極具特色的理論專著，更震撼于他坦率直言，實話實說，道出了許多令人振聾發聵的話語……”因篇幅限制，本文分三篇發表。此為中篇。

　　(3)國家崛起必須具備的五大優勢

　　事實證明，無論世界上發生什么事情，事前都會有一些征兆。尤其是像國家崛起這么大的事，征兆更為明顯。

　　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標志著大不列顛帝國即將崛起，特別是其皇家海軍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后，進一步奠定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到1860年前后，也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用只占世界2%的人口，生產了全世界53%的鐵、50%的煤，其對外貿易總額比法、德、美三國的總和還要多。到第一次大戰前，其商船噸位幾乎占世界總噸位的一半。

　　19世紀下半期，發生在美國的科技革命，標志著美國農業機械化和工業科技化基本形成。從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到1890年，僅僅25年，美國的經濟總量就躍居為世界第一。1916年10月，英國財政大臣曾預言：“到下一年(也就是1917年)6月，或更早些時候，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就會處于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對我們發號施令的地位。”英國財政大臣為何出此言，因為，他看到了美國崛起的征兆。在這里，我們把它歸納為五大優勢：

　　一是人才優勢。人，是人類社會的主宰者，也是推動國家發展、國家崛起的力量之源。真正的國寶是什么?不是大熊貓，也不是一幅書法作品，而是人才!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人才，發展或崛起就是一句空話。秦始皇為什么能統一中國?是因為有商鞅。沒有商鞅變法，秦始皇能統一中國當上皇帝嗎?我看不一定。英國為什么能發動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因為他有鐘表匠——凱伊、編織工——詹姆斯·哈格、牧師——艾德蒙特·卡特萊特、機械修理工——詹姆士·瓦特等一批發明家。美國為什么能夠在一片殖民地上迅速崛起，并在世界頂端傲立百年不倒，也是因為它有世界頂級的人才。試想，如果沒有《獨立宣言》、《聯邦憲法》、《專利法》，沒有惠特尼(發明軋花機，使清除棉籽效率提高1000倍)、克里斯托弗·肖爾斯(發明打字機)、約翰·潘伯頓(藥劑師，發明可口可樂配方)、愛迪生(發明專利1000多項)、萊特兄弟(發明飛機)等一大批科學家、發明家，美國大規模的科技革命不可能發生，其經濟實力增長也不可能那么迅速。因此，美國十分重視人才。除大量培養人才外，還在世界各國挖人才。愛因斯坦本來是德國的物理學家，只是因為他有猶太人的血統，而在德國科學界受到排擠，結果被美國所重用。當時法國科學家朗之萬就說：“當代物理學家遷到了美國，現在美國成為世界物理的中心了。”

　　為了及時俘獲歐洲特別是德國和意大利的頂尖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美國專門成了一支特殊部隊——“阿爾索斯”諜報隊。這支部隊在諾曼底登陸之后，立即以一個傘兵師、兩個裝甲師和第6集團軍作掩護，搶在蘇聯之前，對德國和意大利的優秀科學家以及技術情報資料進行了全面收攏和勸降。后來，這些科學家，都成了美國科技界的主力軍。被譽為“火箭之父”的馮·布勞恩，就是其中的一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占有世界頂級人才數量，幾乎超過了其它國家中、歐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總和。

　　二是體制優勢。是不是有了人才，國家就能強大呢?不見得!因為，有了人才，不把人才當回事。要么棄之不用，要么無端指責，要么排擠陷害。不僅成不了事，而且容易壞事。鄧小平同志說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事，甚至走向反面。”美國遠東問題專家阿瑟·賈德森·布朗曾這樣描述辛亥革命前的中國：他說“中國的整個公共服務體系都因貪污而腐朽了，官員們不管是應得的薪俸，還是可拿可不拿的、拿了也不算犯法的灰色收入，都照單全收。中國的官員受賄成風，向上賄賂成風，清朝末年的吏治絕對是賄賂公行。”“很多在美國待了10～15年的中國留學生都不愿意回到北京。他們這樣選擇的原因，倒不是因為他們貪戀美國的榮華，不愿意為祖國效忠，而是他們湊不齊送給當權的滿清王公的賄賂款項。”(摘自阿瑟·賈德森·布朗的《辛亥革命》)

　　說到這里，我們不得不來討論一下什么是好體制、什么是壞體制的問題?在很多人看來，好體制就是能夠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讓好人更好、壞人不敢壞的體制。壞體制就是打擊人的積極性，讓好人不敢好、壞人任意橫行的體制。

　　由于體制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而不斷變化的。一種體制適用于這個時代，不一定適用于另一個時代。這就如同奴隸主專制和封建專制體制，只適用于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一樣。根據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也就是說，一個國家要想保持平衡健康發展，必須做到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為進一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筑也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封建社會的國家，也是最早建立封建體制的國家，因此，在西方國家沒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之前，中國的發展一直是領先的。然而，正是由于這個體制在中國持續太久(2000多年)，所以，后來漸漸落后了。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也是最早結束封建專制的國家。所以，它成功崛起了。試想，如果當時英國不實行資產階級共和政體，也就不會有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沒有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它也就不可能成為世界霸主。

　　蘇聯是最早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因此，最初的經濟發展異常迅猛。它從1929年開始實施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規劃，到1937年第二個五年規劃結束時，就已經建成6000多個大型企業。也就是說，它只用了不到30年時間，工業總產值就增加了6倍，超過了當時的法、英、德，躍居歐洲第一。農業機耕面積達到了70%，初步實現了農業機械化。人均產值為510～542美元，已經接近日本的554美元。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共產黨思想僵化，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進一步完善政治體制，使整個國家失去了發展的活力，結果在美蘇冷戰中敗下陣來。

　　再看美國，當初盡管有人說，美國的總統制是新版的君主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實際上這個新版的君主制，要比英國原來的君主制進步得多。一是制度設計更加體現民主。正如《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馬斯·杰弗遜和本杰明·富蘭克林所說：“人之為惡，只是壞的社會制度和愚昧所造成的”，“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委托給它的。一旦它實行暴政，人民有權用革命手段推翻它而代之以新的政府。”因此，《聯邦憲法》始終蘊涵著民主共和、人權和對政府權力的限制的政治理念。二是責任更加具體明確。《聯邦憲法》對總統和參眾兩院以及國會的產生，權力和責任都進行了規定，操作性比較強。三是權力制衡更加嚴謹。也就是說，在美國根本不存在不受制約的權力，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約。總統看起來至高無上吧，但其權力要受到眾議院和國會的制約。也就是說，如果眾議院認為，你不適合當總統了，它就有權彈劾你。當然，彈劾案最終還要由參議院審判，并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審判。四是對腐敗限制更加到位。比如《聯邦憲法》第一條第九款規定：合眾國不得授予貴族爵位。凡在合眾國屬下擔任任何有薪金或有責任的職務的人，未經國會同意，不得從任何國王、君主或外國接受任何禮物、俸祿、官職或任何一種爵位。又如：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總統在任期內不得接受合眾國或任何一州的任何其他俸祿。”正是由于美國實行了更優于英國的政治體制，因此它的發展速度比當時的英國要快的多。

　　三是戰略優勢。戰略優勢包括戰略思想、戰略機遇和戰略行動。人們常說，機遇總是垂青那些有準備的人。準備什么?我認為，首先是思想準備。因為，有思想才能發現機遇、謀劃機遇、抓住機遇，并利用好機遇。對于傻瓜來說，給再多的機遇也不會產生什么好效果。記得在香港回歸之前，有一位媒體記者問撒切爾夫人，你把香港交還中國，你不怕中國強大嗎?撒切爾夫人回答說：“你們根本不用擔心中國，因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內，無法給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這句話，看起來是對我們中國人的蔑視，實際上是對我們的提醒。自近代以來，我們的確沒有出幾位在世界上著名的思想家。好不容易出了個毛澤東思想，近些年又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詆毀的差不多了。這不僅是我們國家的悲哀，更是我們民族的悲哀。其次是戰略謀劃。古人講：“善弈者謀勢，不善弈者謀子。”謀勢，包括判勢、造勢、順勢和用勢。毛澤東是戰略籌劃的高手，高就高在他頭腦非常清醒、非常有遠見。早在1935年，毛澤東就預感到日本要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他說：“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根據這種變化了的形勢，我們的黨已經規定自己的任務。目前的形勢是怎樣的呢?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顯示他們要向中國本部前進了，他們要占領全中國。(1935年12月27日，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報告)。”接下來，他又全面地分析了中國各階級的狀況，分析了紅軍和國民黨的狀況，并提出了著名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共和國”、爭取“國際援助”的戰略思想。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后的第16天。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明確指出：反抗日本侵略戰爭的“兩個方針”(一個是堅決抗日，一個是妥協退讓)、“兩套辦法”(第一套：全國軍隊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抗日外交、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并立即開始實行、國防教育、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長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第二套：與之相反。)、“兩個前途”(一個是實現自由解放的前途，一個是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1938年5月，毛澤東又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結果證實，毛澤東對國際形勢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形勢的判斷及應對措施，完全是正確的。所以，我們說毛澤東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不是阿諛奉承，是歷史事實。其次是戰略決斷。大家知道，俄國十月革命前夕，在列寧領導的革命隊伍內部，有少數人認為革命還未成熟，反對立即起義。當時列寧很生氣，親自撰寫了《危機成熟了》一文，強調“革命的轉折時機顯然已經到來”，“放過目前的時機，就等于斷送革命。”并給黨中央寫信說：“放過了時機，那就是犯了滔天大罪!”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總結說“卷入這場斗爭的帝國主義強盜都全力以赴，進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以致無論哪一個帝國主義集團都無法集中較大的力量來反對俄國革命。在十月的時候，我們恰好碰上了這個時機，我國革命恰好碰上了一個幸運的時機。”再舉一個例子，就是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對這次戰爭，現在仍是眾說紛紜。有人說該打，有人說不該打。說該打的，也說不清為什么該打，說不該打的理由更顯得幼稚。其實，在打與不打的問題上，當時毛澤東也進行過反復衡量。鑒于美國在朝鮮戰爭爆發后，一方面派兵進入朝鮮，一方面又命令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毛澤東看出了美國的戰略圖謀，就是要用武力進一步干涉中朝內政。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指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愿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適當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至于戰爭能不能取勝?毛澤東也有所考慮。他說：美國在軍事上有長處，也有短處。概括起來是“一長三短”。一長就是鐵多;三個弱點：第一，戰線太長，從德國柏林到朝鮮;第二，運輸路線太遠，隔著兩個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戰斗力太弱。在毛澤東看來，最壞的結局，無非就是再來一次世界大戰。對于這個結果，毛澤東也是有準備的。他說“我們中國人民是打慣了仗的，我們的愿望是不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后打敗你。”如今，我們到美國的西點軍校，一提起美軍戰爭史時，他們的教員都會說，美軍建軍史上有兩大恥辱：一個是朝鮮戰爭，一個是越南戰爭。并說，越南戰爭只是政治上的失敗。美國政府由于懼怕中國參戰，不允許軍隊越過北緯17度線，可以說美軍一直是在束手束腳的打仗。而朝鮮戰爭則完完全全是軍事上的失敗，一個世界公認的最強大的國家，陸海空三軍聯合立體作戰，卻沒打過一個貧窮國家、裝備原始的陸軍，真是美國國家永遠的恥辱。現在看來，我們不得不佩服毛澤東的戰略判斷和戰略決斷能力。

　　四是技術優勢。自人類社會從刀耕火種時代進入工業時代起，科學技術便成了生產力強弱的重要標志。從英國的崛起到美國的獨霸，再到現在世界各強國的發展，哪一個不是技術強國?僅有2.5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和813萬人口的以色列，為何敢逞強于中東?很重要的一個要素，就是人家的技術先進，尤其是電子監控系統和無人機技術，連美國人都佩服。據統計，從1948年建國以來，先后有10名以色列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如今，全球頂尖的企業英特爾、IBM、微軟、惠普、雅虎、Google、升陽微系統，在以色列都有研發中心，在納斯達克上司的以色列企業數目僅次于美國，逾80家。其中包括全球最大非專利藥制藥企業Teva(梯瓦)和以色列的最大企業、全球網絡保全產品巨頭Checkpoint軟件科技公司，以及著名的國防承包商Elbit(埃歐百特)系統。另外，以色列還是繼美、英、俄、中、法五個核大國之外，少數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鄧小平評價這句話時說的：“事實證明，這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同時，還指出：“實現人類的希望離不開科學，第三世界擺脫貧困離不開科學，維護世界和平也離不開科學。”據世界科學發展史介紹，近代以來，科學中心經歷了五次轉移：第一次是由中國轉移到歐洲，當時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世界科學中心在意大利，主要標志是伽利略的物理學、天文學;第二次是17世紀由意大利轉移到英國，主要標志是牛頓的經典力學理論;第三次是18世紀中期由英國轉移到法國，主要標志是拉瓦錫的化學物種分類新體系;第四次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由法國轉移到德國，主要標志是工業革命的第二階段;第五次是20世紀20年代由德國轉移到美國，主要標志是信息技術。美國學者厄力斯·帕克曾說：“美國工業中并沒有什么秘密。我們一旦獲得新發明產品便馬上應用了。那就是我們所以興盛得如此迅速的一個原因了。”

　　如果說科學技術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的話，那么，什么是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根本動力呢?愛因斯坦說過，“創造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創造力幾乎概括了這個世界的一切，它推動技術進步，它甚至是知識的源泉。”縱觀世界大國崛起的過程，幾乎都伴隨著大量的發明創造。如果英國沒有編織機、蒸汽機、焦炭煉鐵法、蒸汽鼓風冶金法等一系列的發明創造，就不會有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沒有第一次工業革命，也就不會有英國的崛起。如果美國沒有打字機、空調器、洗衣機、塑料、飛機、電燈、電話、留聲機、發電機、電影機、電子數字計算機、全球定位系統等一系列的發明創造，恐怕也難支撐起美國今天的霸主地位。

　　德國為什么敢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除政治、軍事、經濟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其具有強大的科技實力。據統計1851年～1900年間，德國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為202項，接近美、英、法三的總和(美國為33項，法國為75項，英國為106項)，1901～1920年，獲得諾貝爾獎的人員中，美國有2人次，英國有8人次，法國有11人次，而德國達20人次。時到今日，德國的創造力仍居世界前列，這也就德國經濟常勝不衰的重要原因。

　　再看看日本，一個小小的島國為什么敢這么猖狂?除了有美國作后盾外，其科技實力也是讓它看不起鄰國的一個重要原因。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十分注重發展科學技術，十分注重保留科學技術人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兵力嚴重不足，很多十四五歲的孩子和文科大學生、甚至文科教授都補充到部隊，送上戰場，而日本數萬理工科大學生卻未上戰場而被保存下來，正是這批理工科大學生成了戰后日本科技的主力軍。日本人始終相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肯定比巨人更高。”因此，其科技發展的基本思路是“一號機引進，二號機國產，三號機出口。”目前，其科技發展基本走出了從完全引進到技術移植、模仿，再到個別改良、綜合創造，直到產品國產化的道路。再看看在我國高速公路上跑的汽車、辦公室用的高檔辦公用品，有多少日本技術?大家比我更清楚。

　　五是安全優勢。安全是發展的根本保障。沒有安全就不可能有持續穩定的發展。無論對個人還是對國家來說，安全與發展，都是兩個不可或缺的基礎。沒有安全，就無從談發展，沒有發展，也就無從談安全。因此，有人說，安全與發展，相互依存，互為條件。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輛馬車，安全與發展就是兩個輪子，無論哪個輪子出了問題，這輛車都無法全速前進。

　　看看曾經崛起過的國家，哪一個不是軍事強國。西班牙當時有無敵艦隊，英國有皇家海軍，美國就更不用說了。早在美國內戰期間，其軍事工業就得到了全面發展，現代大炮和小型武器大批量生產并投入實戰，鐵甲艦、旋轉炮塔、早期的魚雷和水雷，以及攔截商船的蒸汽快艇，也開始批量生產。到1864年12月，美國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700艘戰船的海軍。美國現代海軍之父——馬漢的《海上權力對歷史的影響》發表后，美國進一步加快了海軍建設的步伐。到19世紀末，其海軍實力已經由世界第12位上升到第5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滿足歐洲戰場的需要，又進一步擴大了軍事工業的生產規模，空軍、海軍和陸軍裝備得到了全面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其武裝部隊的總人數超了1200萬人，軍費開支高達90多億美元。不僅擁有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空軍，而且還建立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核武器庫，數百個軍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杜魯門總統便自鳴得意地說：“勝利已使美國人民有經常而迫切的必要來領導世界了!”

　　(4)國家崛起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綜合分析，一個國家崛起，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個是具備足夠的實力;另一個是具備有利的國際環境;第三個是具備大戰略。

　　首先，說說足夠的實力。過去，人們衡量一個國家強大不強大，通常看綜合國力。由于“綜合國力”這個概念比較籠統，不好把握。20世紀90年代，也就是冷戰結束后，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提出：一個國家的實力可以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硬實力”是指“硬性命令式實力”。即通過威脅或獎勵讓別人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它包括基本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軟實力”是指“軟性同化式權力”。即通過吸引力而非強制手段讓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東西的能力。它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或政治價值觀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國際規則和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

　　上述解釋，雖然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認同，但究竟哪個實力重要，哪個實力是第一位的，哪些實力是必須具備的，還不是十分清楚。因此，我們又對其進行了重新劃分。也是分兩大類：一類是戰略實力。主要包括體制實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軍事實力、教育實力和文化實力。其中體制實力主要是指國家政治體制的影響力和作用力;經濟實力主要是指國家最低階層的購買能力;科技實力主要是指國家引領時代科學技術發展的能力;軍事實力主是指軍隊維護國家利益的能力;教育實力主要是指國家在培養和造就人才上的能力;文化實力主要是指國家主流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類是戰術實力。即國運用各種發展要素的能力。主要有資源、外交、貿易實力等。其中，戰略實力是國家發展或崛起的重要支柱，是必須具有的實力;戰術實力是實現戰略實力不斷發展的基礎和手段。也就是說，在國家發展或崛起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國家戰略實力的發展。

　　其次，說說有利的國際環境。人類社會發展史證明，一個或多個國家崛起，往往伴隨著國際新秩序，的誕生。中國人常講，天時、地利、人和，這些條件缺一不可。20世紀初，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整體實力已經大大超過了英國。當時美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和糧食生產國，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債權國。它既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黃金儲備，又有超級公司和廣闊的國際市場。其走俏商品諸如汽車、農業機械、辦公設備的生產，比英、法、德、意、日、蘇加在一起還要多。然而，這個時候，美國并沒有“指點江山”。用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話說：“他仍然是個沉睡的巨人。”

　　為什么當時的美國要甘當“幕后大國”呢?難道美國人真的不想當老大?回答是否的!可以說，美國人做夢都想當老大，只是覺得時機還不成熟，它是在養精蓄銳、等待“東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世界，還是個亂世。特別是在歐洲，群雄競起，英、法、德相互角力，蘇聯社會主義高速發展，東亞的日本也在蠢蠢欲動。這個時候的美國選擇了“中立”，和誰都做生意，誰也不得罪。第二次世界大戰打響后，美國仍表現得與己毫不相干，繼續做著自己的買賣。等到別人打得筋疲力盡了，自己才出山，結果落得名利又收，并一舉成為世界霸主。這一招，是美國的密招。已經多次使用，并且還在使用。表面上看來，有些路數不同，實際上只為一個目的。就是挑動對手內部或與他國之間的矛盾，搞得大家都心神不安、無暇顧及，只得都去求他，他好提條件、從中取利。這一招，一次又一次地幫助了美國，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美國，一次又一次地保住了美國的霸主地位。

　　當前，美國已經正式將我國視為對手。可以說，未來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越來越險惡。我在《大國是怎樣崛起的》一書說過，中國越是接近崛起目標，美國包括日本以及周邊少數大國，就越發不安，對我們威脅就越大。對此，我們必須以萬全之策加以應對。

　　最后，說說大戰略。人是有思想的動物，也是最善于利用各種手段的高級動物。可以肯定地講，只要世界上有人存在，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博弈就永遠不會停止。有博弈，就需要戰略。大國之間博弈，則需要大戰略。究竟什么是戰略呢?顧名思義，戰，是指戰爭，略是指謀略。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略是為了戰爭目的運用戰斗的學問。”《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則把戰略定義為“籌劃和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戰爭”的內涵和外延大大拓展，“戰爭”一詞，已經不再限于軍事領域，而涵蓋到人類生產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近年來頻頻提到的“金融戰爭”、“貨幣戰爭”、“信息戰爭”、“文化戰爭”、“能源戰爭”等等。因此，美國人把“大戰略”定義為“是指在平時與戰時，為獲得對國家政策的最大限度的支持，發展與運用國家的政治、經濟、精神以及軍事力量的藝術和科學。”目前，我國還沒有“大戰略”這個概念。軍事科學院的吳春秋研究員曾經建議，我們也要制定“大戰略”。并指出，“大戰略既適用于一個國家，也適用于國內的政治集團和超國家的聯盟。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大戰略既適用于戰時，又適用于平時;既管國家安全，又管國家發展;既有對外的一面，又有對內的一面。”但由于很多學者對此看法不同，至今也沒落實。現在看來，我們的國家確實需要制定大戰略。因為沒有大戰略，才導致很多人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只顧自身利益，不顧國家利益。2007年，我到某縣調研，該縣有一個煤礦。縣委領導匯報說，要把產量從年產200萬噸提高到2000萬噸。當時我就問，這個煤礦的總儲量是多少?他說，大約2億噸。也就是說，若每年開采200萬噸，可開采100年，若每年開采2000萬噸，只能開采10年。煤可是不可再生能源啊!本來可以用100年的能源，我們10年就把它開采完。這是什么行為?難道不是典型的“殺雞取卵”嗎?最近，我去一家企業參觀。這家企業是做LED燈的。該企業老總介紹說，他們的產品質量很好，壽命可達10萬小時。不過，這也帶來一個問題，用戶的更換周期太長。有人給他建議，通過縮短壽命的方法降低用戶的更換周期。我給這位老總說，這絕對是一個“餿主意”。你們的企業靠什么創“品牌”、靠什么生存?不就是質量嘛!你人為地把質量降低，你的企業還能存活嗎?類似這樣的問題太多了!正是因為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技術才上不去;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的“百年老店”才少之又少;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的“中國制造”才不得不貼牌生產，受制于人。去年，我向中央建議，盡快制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并作為國家大戰略統領各行各業的戰略，以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力量，使整個國家形成“一盤棋”，防止和避免各行其是、盲目開發、惡性競爭等短視行為。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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