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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啟璧：中國崛起，迫切呼喚農村第二次工業化

點擊：  作者：蔡啟璧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3-05 08:51:38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其中工業化區域協調發展問題，事關發展大局。當前，我國工業化進程中存在著城鄉之間工業發展嚴重不平衡問題：一邊是城市存在著工業產能過剩、供給側結構失調、制造業成本驟增等問題；另一邊是農村存在著工業發展滯后、農業整體低效、農民增收乏力等問題，城市和農村工業化發展何去何從，如何實現國家工業化城鄉區域布局上的協調、平衡發展，值得引發中央及地方決策者的關注、深思和探討。

　　一、城市工業化存在“新問題”

　　所謂的工業化，多數情況下指的是城市工業化，這已是約定俗成。目前，我國工業產業主要集中于縣級以上的城市，并且偏重分布于沿海發達區域。

　　新中國建國以來，我國工業化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49年至1972年，蘇聯援建，自立更生，基本完成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

　　第二階段為1972年至1978年，打破封鎖，首開國門，引領工業對外開放發展；

　　第三階段為1978年至2000年，全面開放，多元協調，鄉鎮企業暴發式發展（即中國農村的第一次工業化，但經90年代多輪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改革，農村工業基本上已自生自滅，目前所剩無幾）；

　　第四階段為2000年至今，加入世貿，融入全球，制造業快速壯大發展。特別是2000年以來，中國制造業快速發展，迅速成為全球第一制造大國，目前在舉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浪潮下，中國工業化正在向著最后階段沖刺。

　　但是，總體上我們國當前的工業產業主體仍屬于傳統產業，仍在工業食物鏈的中低端掙扎徘徊，而且出現了產能過剩、供給側結構性問題，難以適應大國崛起和全球競爭的發展需要。

　　其中存在一個尤為突出的問題是，2008年以來在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全球經濟下行的形勢下，一方面是眼睜睜看著國內一批勞動密集型工業產業紛紛遷離中國海沿城市前往境外發展，卻無比婉惜、無可奈何；另一邊是廣大農村工業化水平仍然很低，急需承接沿海城市產業轉移，卻無所作為、無計可施。

　　可見，當前中國城鄉工業化發展二元結構問題已經相當突出。城鄉工業化如何有效對接？如何才能以城帶鄉？已然成為當前農村能否持續繁榮發展、國家工業化能否順利推進的迫切問題。

　　（一）“三駕馬車”逐漸失靈。

　　在美國2008年暴發次貸危機、歐洲2012年暴發債務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持續漫延，經濟嚴重下行的國際大形勢下，中國也難以獨善其身，出口增幅出現較大回調，2000年以來全球化給中國發展帶來的助推火箭的燃料沒有了，中國經濟一直賴以發展的“三駕馬車”——投資拉動、消費拉動、出口拉動似乎已不再那么靈便了。

　　特別中國政府的財政刺激和投資拉動，最大的效果僅僅為了維持經濟增幅指標不太難看，對長期來說帶來的或將是通貨膨脹的壓力，因此難以帶來真正實質上的繁榮！

　　中國需要尋求一種新的發展模式。

　　（二）外儲偏高存在隱患。

　　當前，中國經濟對外儲存度存在偏高的問題：2010年中國出口占GDP的26.8%（美國僅為8.8%），達到頂峰，之后開始逐步下降。2011年中國出口占GDP的25.4%，2012年為24.9%，2013年為23.3%，2014年為22.6%，2015年為20.9%。

　　當今世界是買方市場，當GDP中26.8%的經濟活動直接依賴于外部市場，中國無法不受制于美國，也無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對外部市場的高度依賴，只能使中國經濟更加脆弱，讓中國外交難以堅挺，讓國家安全更多顧慮。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絕不是大國的根本出路。

　　從本質上看，中國入世以來正是美國的資產膨脹拉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的第二級火箭的燃料就是美國的資產泡沫，這中間存在著一個突出的問題：這種資產膨脹能夠無限持續下去嗎？當美國債務驅動型模式瀕臨破產，歐洲和日本也隨之不再樂觀，發達國家的長期不景氣使得中國的外向型經濟模式難以持續，中國將被迫進行經濟轉型。

　　（三）傳統工業尋求騰挪。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制造業快速發展，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一制造大國，但仍為中低端制造業層次，遠難以適應大國崛起、世界競爭的需要。

　　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隨著全球經濟下行，由于出口依賴型經濟發展受到極大影響，中國沿海和城市工業產業低端、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顯，加上2016年年初中央實施不夠精準的房地產“去庫存”產業政策，致使國內一二線城市新一輪房價失控性暴漲，同時導致勞動力成本、企業經營成本逐年攀升，許多勞動密集型工業資本，紛紛退出中國，遷產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更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此種景象不禁使人焦心、讓人婉惜。

　　沿海工業化承度高的地區，開始對制造業進行騰籠換鳥、轉型升級，本是必然趨勢、無可非議。但是，就印度、越南等地，與我國早已改革開放近40年的多數農村城鎮相比，其基礎設施、政府服務、軟硬環境不見得就更具優勢，且事實上他們的投資環境多數邊我國農村城鎮不如！

　　然并卵，這些外資企業、國內私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卻仍然不會就近遷往國內農村，卻舍近求遠、千里迢迢地撤離中國。這個問題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我們不禁想問：是廣大農村工業化程度已經夠高了不需要再發展工業了嗎？農村現有的個體分散小規模經營的低效農業足以支撐今后農村的繁榮發展嗎？現有城鄉發展二元結構問題就讓它長期存在下去嗎？要讓約占60%（57.35%）的農村戶籍人口永遠在為沿海發達地區提供廉價勞動力嗎？要讓廣大農村帶著留守老人兒童問題永遠衰敗凋蔽下去嗎？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未曾在宏觀層面對農村工業化進行系統的頂層規劃，廣大農村長期缺乏工業化發展的規劃引導和政策支持，以致廣大農村在新一輪國家制造業產業結構調整中、在承接沿海城市因產業轉型升級而轉移產地中錯失良機，同時，面對當前存在的一系列“三農”問題卻束手無策、無效作為。

　　二、農村工業化存在“老問題”

　　當前，農村的三次產業發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合理問題，直接影響了農村經濟發展后勁，特別是工業化基礎異常薄弱問題，已成當前農村發展滯后、財政增收無方、農民增收無門的關鍵性問題。2016年10月份，筆者對地處福建省內陸的三明市的7個縣（市）12個鄉鎮進行了調研，發現鄉鎮農村工業化程度普遍較低，多數鄉鎮基本上沒有象樣的現代工業，工業產業對多數鄉鎮財政增收、農民增收的貢獻率微乎其微。即便作為南方沿海開放省份的內陸農村，其工業化發展與沿海發達城市相比，也可謂冰火兩重天，工業化程度差距巨大。

　　（一）現有農業與工業相比，投入大、效益低。

　　在內陸地市的廣大農村，我們所看到的多是一派凋蔽景象，由于沒有工業產業，農村多數青壯年人口出外打工謀生，留在鄉村的是“386199”部隊，即僅剩下婦女（3·8婦女節）、兒童（6·1兒童節）、老人（9·9老人節），外出打工謀生的勞動力只有春節才回鄉過年幾天，農業生產依靠的幾乎全是留守的“386199”部隊，絕大多數邊遠耕地因無人耕種而無奈拋荒，農業基本上無“產業化”可言，農民已化為“農民工”四處謀生，農村早已活力不再。

　　就現有農業產業來說，主要種植的仍然是傳統農業，農資投入大，人工投入多，實際效益卻很低，未能形成產業化，僅能解決留守人員的口糧和維生問題。個別良田地塊通過圈地買斷或長期租賃形式引進資本大戶，實行建大棚、雇農工式集中經營，僅僅個別零星存在。因此，在仍然以個體經營傳統農業為主廣農村，其整體效益仍然相當低下。

　　如，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的青水畬族鄉在內陸來說算是工農業底子都較好鄉鎮，非常重視農業產業發展，改變耕作模式，全力發展煙葉、蔬菜、茶葉、林竹、畜禽養殖等特色產業，2015年全鄉種植煙葉1萬畝、蔬菜1.6萬畝、甜玉米2.1萬畝、茶葉1萬畝，鮮筍產量2.5萬噸，筍干產量達1000噸，林下種植金線蓮、鐵皮石斛達1000畝，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占全鄉現存勞動力的60%以上，全鄉實現農林漁牧業總產值3.92億元；而在發展工業方面，全鄉現有礦產品加工等工業企業30家，從事工業勞動力約占10%，實現規模以上工業產值13.89億元，即全鄉以6倍于工業的勞動力投入農業，所創造的產值僅為工業的四分之一。

　　中國農業的整體低效的原因，一方面與農業自身的生產效率有限、農產品市場容量有關；另一方面取決于人多地少的中國國情，農民人均擁有區區耕地，僅發展農業難以致富；再一個方面，以我國現有的農民土地承包權、經營權私有化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想通過集約化經營，大規模提高農業經營效益實在是任重道遠。

　　自入世以來，我國糧食市場日漸被國外搶占和壟斷，全國糧食對外依存度已超過10%（遠超5%的安全線），其中大豆進口比例達80%以上。中國農業在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境況下，實現自給自足已免為其難，還想讓農村快速發展談何容易。有道是“無工不富”，要使廣大農村經濟整體繁榮、真正富裕，推進農村工業化無疑是不二之選。

　　（二）農村盲目發展生態旅游，有形象、無實效。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抓農業致富難，那就發展服務業好了，比如大搞農業觀光、生態旅游、休閑旅游業。于是乎，近年來國內生態觀光旅游業很是熱門，呈現出“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的景象。

　　許多鄉鎮由于缺乏區位、資源優勢，覺得走工業化道路費神、費勁、費力，難度太大，談何容易，因此都想走農業觀光、生態旅游、文化旅游業的捷徑，看得見、摸得著，有形象、有政績。殊不知，這些地方不知不覺已陷入與周邊地區同質化、無特色的誤區，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資金，結果是有效游客稀少，難以形成一個產業，事倍功半。

　　檢驗一個產業發展效益的最終指標是財政增收、農民增收，沒有游客規模的旅游項目說是“景點”，其實不過是鄉村公園，如此處處發展農村旅游，往往造成重復建設。

　　如，建寧縣客坊鄉，地處紅軍時期中央蘇區的范圍，也有紅軍醫院、閩贛游擊司令部、紅軍兵工廠、紅軍銀行等革命舊址，周邊縣鄉已有許多紅色旅游目的地，且由于該鄉為閩贛邊區，區位偏僻、交通不便，哪有游客？何來產業？

　　又如尤溪縣聯合鄉，近年來依托“聯合梯田”著力打造旅游支柱產業，圍繞建設“全省知名特色生態旅游小鎮”的目標，加大投入，成立聯合梯田農業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科學規劃梯田景區旅游發展藍圖，投入大量的資金建設基礎設施，修建設旅游接待中心，新建公共停車場、星級達標公廁，每年還通過政策補助鼓勵農民在梯田上種植水稻、油菜籽，名義上2015年到該鄉旅游總人數12萬人，旅游業產值只有區區538萬元，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旅游業收入占比簡直微乎其微。

　　（三）現有農村城鎮化發展，無工業、難支撐。

　　從經濟發展史的內在邏輯看，城鎮化和工業化是相伴而生的。工業化是城鎮化的經濟支撐，是城鎮化的發動機，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城鎮化。

　　沒有工業產業的農村鄉鎮，就無法集聚常住人口，沒有滿意的鄉財收入、農民收入，就無法有效帶動鄉村消費，城鎮化建設就會成為無源之水。

　　如，明溪縣的夏陽鄉以經營傳統農業為主，有生態優勢，同時還培育“紫云—下坂—集鎮—俞云坂—御簾”特色鄉村休閑旅游線路，但工業產業薄弱，轄區內基本無象樣工業項目，本地區就業崗位少，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外流，也出現耕地拋荒現象，工業財政稅源較少，城鎮化建設中基礎配套設施投入難以為繼，城鎮化建設后繼乏力，鄉鎮所在地日漸凋蔽。

　　（四）現有農村工業化水平，總量小、潛力大。

　　當前，從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著不夠重視農村工業化傾向，上面的理由可能是“環境污染壓力”，因為沒有工業就少一點污染；基層的理由是“沒有資源優勢、區位優勢的地方發展工業太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目前，多數農村僅靠傳統的低效農業維持生計，幾乎沒有象樣的現代工業產業，表現為策劃及在建工業項目少，工業企業數量少、層次低、效益差，工業總量小，解決農村就業能力差。

　　然而，也是由于當前農村薄弱工業基礎，因此包含著巨大的工業化發展潛力，如果有國家和地方的產業支持，只要當地黨委、政府及主官有抓工業的正確思路、科學規劃和實干精神，廣大農村必然會暴發出強大的潛力和效應。

　　如，大田縣武陵鄉，是傳統農業鄉鎮，原來幾乎沒有工業，但近年來該鄉開辟了大石工業園區，以產業轉移和返鄉創業項目為重點，抓好招商引資，著力引進新型工業項目，新引進投產了一批工業企業，實現工業經濟穩步發展，2015年武陵鄉規模工業總產值8.866億元，比增12.08%，2015年度三次產業比例約為13:79:8。目前武陵鄉正在引進央企華電集團將開建總投資4.18億元、裝機容量為5萬千瓦的武陵風電場項目，項目建成投產后工業產值將翻一番，潛力可觀。

　　三、中國工業化呼喚“城帶鄉”

　　自1949年建立新中國以來，在“中國工業化之父”毛澤東的富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下，舉全國之力，擠全國之余，經過20多年的艱苦奮斗，到了70年代初步完成了中國城市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

　　1966年，毛澤東作出允許農民辦工業的“五七”指示，國家開始鼓勵發展“五小”工業（小鋼鐵、小煤窯、小機械、小水泥、小化肥），廣大農村瞄準市場對商品的巨大需求，辦起了社隊工業（公社工業、大隊工業）。1972年，毛澤東打破西方封鎖，開始引進西方資金和技術加快推進工業化。

　　1978年后，鄧小平通過一系列農村解放生產力的體制改革和持續對外開放，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中，中國農村鄉鎮企業在邊議論邊疏導中“異軍突起”，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獲，由此掀起了中國農村第一次工業化發展浪潮。鄉鎮企業的意外興起，使中國工業化走上了一條農村工業和城市工業同步發展、以城帶鄉城鄉結合協調發展的路子，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經濟結構，在城鄉經濟和工農業生產中發揮著重要的紐帶和橋梁作用。

　　遺憾的是，經過90年代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私有化改制，除少數鄉鎮企業在個別能人成功經營下得到做大做強外，絕大多數農村企業都因經營不善，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壽終正寢了。然而，在中國農村第一次工業化香消玉殞20年后的今天，廣大農村還有可能推進第二次工業化嗎？

　　（一）啟動內需潛力在于農村——開辟大市場。

　　當前，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到了不得不轉型的時候了。

　　近170年來，中國一直是個勤奮好學的好學生，先效仿西洋，后學習東洋，然后師從蘇聯，最終傾心于美國，結果發現，全盤照搬哪種模式都有問題，中國必須在借鑒其他國家經驗基礎上走自己的道路——中國模式。

　　目前，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絕不是大國的根本出路。中國的脆弱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對國際市場的嚴重依賴。2010年，中國出口占GDP的26.8%，而美國僅為8.8%，誰更依賴誰，一目了然。

　　在這樣不對等的情況下，中國無法不受制于美國，也無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特別是像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將出口視為發展的主要動力，這無異于將命運的主宰權拱手送人！

　　中國對外部市場的高度依賴，只能使經濟更加脆弱，讓中國外交難以堅挺，讓國家安全更多顧慮。它不僅帶來與別國的貿易激烈摩擦，產生危險的政治對抗情緒，也使中國無法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和號召力。

　　現在，中國能夠生產的絕大多數出口產品，十年后就可能被轉移到印度、墨西哥、越南或其他國家，無非是看誰生產成本更低。當中國的貨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世界原材料價格、環境污染惡化等因素到達一定的臨界值，跨國公司拋棄中國將如棄敝履，不會有絲毫猶豫和半點憐憫。

　　將國家命運寄托在這樣的增長模式上，實在是危如累卵，令人寢食不安！中國未來的發展模式的核心，應該是毫不猶豫的將發展國內市場置于最優先的戰略地位，堅定不移地將出口依存度逐步降到GDP的10%以下的安全區域，把國民經濟的主要資源從輸送國外市場，改為向國內市場傾斜。

　　中國人耗費了勞動力、時間、能源、資源、土地、原材料、糧食、電力，承受了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的壓力，所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應該優先由中國的消費者自己享用。以中用國內市場取代國際市場，以中國消費置換美國消費，把出口資源轉向國內，這將極大改變中國與所有國家的關系，這樣貿易沖突就可能變成了貿易和平，激烈排斥轉化為熱情合作，對中國的敵視，會被中國市場的誘惑所折腰，政治圍堵、軍事遏制的聯盟將不攻自破。

　　最大的市場，意味著最大的權力！要創造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關鍵的問題在于從何處著手。出口行業所形成的生產規模是面向全世界市場的，難以啟動的內需能夠消化過剩的生產能力嗎？答案是：希望在農村！

　　中國最大的內需市場潛力，在廣大農村。當今中國，城市的消費市場雖然還在持續發展，但隨著房價畸高、供求飽和，城市消費增長空間已經有限；然而可以想見的是，廣大農村卻孕藏著一個不可限量消費市場。中國新崛起的最大空間在于農村，關鍵是要看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開辟農村消費這個新市場、大市場。窮極所思，真正能夠最有效地刺激農村消費的途徑就是農村工業化！

　　（二）農村呼喚二次工業化——再生強動力。

　　在富員遼闊的中國，我們一邊正矢志不渝地推進城市工業化，一邊卻忽視占戶籍人口六成的廣大農村的工業化，這樣的國家工業化無疑是失衡的、畸形的。只有全面推進農村工業化，才能真正實現國家工業化，廣大農村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全面繁榮。

　　在改革開放接近40年時間里，中國經濟曾依靠前15年（1980－1995年）的第一次農村工業化，以及后15年（2000年以來）的中國制造融入全球化，推動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發展至今。未來的中國，必須發掘新區域、新增長、新動力，才能繼續保持良性、快速、持續發展。我認為，這個刺激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途徑就是農村第二次工業化，以信息化、集約化、高科技化、城鎮化為核心的新的農村經濟爆發，這是讓中國擺脫現存和即將出現的經濟困境的正確選擇。

　　中國人口的結構，決定了農民仍將是中國未來的主要群體。農村繁榮，國家才繁榮。如果經濟增長忽略了農村，既不道德，也不可能持續！城鄉經濟差距的擴大，同樣也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隱憂。事實上，農村經濟在90年代中陷入緩慢發展之后，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由此前的每5年翻一番，變成了每10年翻一番。雖然政府取消了農業稅，但各種攤派和隱形支出，使農業的經濟資源持續不斷地處于失血狀態。改革開放前15年所形成的寶貴農業資本積累，在后15年已逐漸消耗怠盡。農村經濟不啟動，內需振興就只是一句空話。沒有社會中大多數人口的收入增長，就不可能創造出一個國內大市場！不過，農民收入的增長，也絕不應該僅僅通過財政補貼或轉移支付來實現，所謂救急不救窮，以救窮的心態去發展農業經濟必然失敗。有效和持久的增長，必須也只能來源于生產率的大幅提高！農民必須通過創造更多的財富，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在歐美經濟未來長期不振、全球經濟仍然下行的前景下，啟動農村第二次工業化進程，也將會成為啟動內需的突破口。農村只有推進工業化，才能帶來比農業更高的生產率，才能真正振興農村經濟。

　　城市現代工業化成果中信息化、高科技化以及先進的商業模式，應該再次向農村進行大規模的技術轉移和擴散。如果說80年代農村工業化是農民主動向城市尋找技術擴散的需求，那么這一次應當由政府和城市主動向農村廉價供應。

　　既然城市工業化的剩余資本、技術有向外轉移的客觀需要，廣大農村又有啟動第二次工業化的客觀必要，那么，現有廣大農村是否具備工業化的客觀條件呢？

　　決定工業化的客觀條件，最重要的不外乎是勞動力、土地、交通等方面。

　　其中，勞動力方面，隨著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掀起了新一輪結構調整、轉型升級，城市制造業由傳統產業向中高端產業邁進，許多產業以工業機器人替代人工操作已成必然趨勢；同時，隨著自2014年以來，全球經濟嚴重下行，在多方困境中大約接近三成小微型傳統制造企業被淘汰而倒閉，一些勞動力密集型型的在尋求外移，今后城市制造業對農民工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因此或存在部分農村勞動力回流農村尋求就業出路的趨勢。

　　土地方面，廣大農村有著遠比城市豐富的集體土地資源，完全可以通過開山辟地、功能置換、租賃入股等多形勢解決工業用地需求。

　　交通方面，近年來隨著國家對廣大農村交通基礎設施的大投入，多數地方已基本上實現村村通水泥路、縣縣通高速公路，許多農村還通鐵路，廣大農村交通基礎設施條件已大大改善，已基本具備農村工業化發展的條件。

　　既然中國農村二次工業化的確是有機會、有必要、有需求、有條件，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就是國家層面的規劃引導和政策支持，只有將農村二次工業化納入國家發展戰略，自上而下、真抓實干，才能真正有力有效推進。

　　首先，要制定實施戰略規劃。從國家層面研究做好頂層規劃，要將農村新型工業發展納入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全國動員、全面行動，強力實施、穩步推進。

　　其次，要出臺落實國家政策。從國家層面研究出臺農村工業化相關配套的產業政策、優惠措施，產業政策要做到“精準”，要具有可操作性。

　　第三，要著力引導城鄉對接。當前農村工業化核心問題是要解決產業資金、技術、市場等問題，就是要充分把握當前沿海城市制造業“騰籠換鳥”、轉型升級的契機，通過國家統一的宏觀政策，動員和引導廣大農村引進發展符合產業政策和生態環保要求的城市外遷的產業和企業，實現以城帶鄉、輻射發展。

　　第四，要鼓勵創新體制機制。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鼓勵出臺地方相應配套政策，使農村形成比境外發展中國家地區更具比較優勢的政策高地，形成吸引集聚資金、技術、市場的工業化洼地，多措并舉地推進農村工業化。

　　同時，通過以農村工業化，擴大帶動更多的消費需求，刺激農村服務業的興起，吸引消化因城市工業轉型升級節省下來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打工仔）回歸農村就業創業，形成農業人口在農業、農村工業、城市打工、農村服務業上四分天下、齊頭并進的發展格局。

　　（三）優先發展工業產業——支撐城鎮化。

　　十八大報告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顯著特征，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從經濟發展史的內在邏輯看，城鎮化和工業化是相伴而生的，工業化是城鎮化的經濟支撐，是城鎮化的發動機，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城鎮化；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空間依托，是工業化的加速器。

　　首先，要優先做好工業發展規劃。在編制城鎮化發展藍圖時，首要任務是要做好工業化的長遠規劃，規劃好鄉鎮工業園區，通過規劃有效引導工業產業規范發展。《福建省主體功能區規劃》雖然將全省84個縣（市、區）劃分為優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農產品主產區、重點生態功能區等4個類別，其中22個縣市屬農產品主產區、12個縣市屬重點生態功能區，均為限制開發區域，同時取消34個縣（市）的地區生產總值考核，實行農業優先和生態保護優先的績效考評方式。但是，即便被省上列為農產品主產區、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縣市，也并非不需要推進工業化，并非不需要發展工業產業。在現階段一、三產業效益普遍不高的廣大農村，無工肯定不富。如果不因地制宜全力發展本地工業，有再好的生態環境，也會被激烈的區域競爭所淘汰！

　　其次，要重視農村工業園區建設。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要對工業進行合理布局，加快工業園區建設，搭建工業招商引資平臺，推動產業集聚發展，吸引一批帶動能力強、科技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的主導產業入園，實現工業企業的相對集中，推進工業項目進園區，讓更多勞動力在一個地區進行聚集，充分發揮園區的聚集效應和聯動效應，通過政策引導、資金扶持和環境優化等措施大力促進特色優勢主導產業的發展。

　　第三，要通過工業化助力城鎮化。農村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就容易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就會轉移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同時，通過工業企業，農村人口向集鎮轉移集聚，農村城鎮化就有了人氣支撐、產業支撐和經濟支撐，讓農村工業化有效助力和促進農村城鎮化。

　　第四，要通過城鎮化推進工業化。工業化過程是一個資本等生產要素不斷集聚的過程。要通過推進城鎮化，提供配套齊全的基礎設施，打造良好的投資硬環境，打造誠實守信、投資者利益得到切實保護的良好人文政策環境，打造包括方便快捷的交通服務、均衡優質的教育文化資源、適宜人居的自然環境等，造就一大批懂技術、懂經營、會管理的農村工業化高素質人才隊伍，以此帶動農村工業化加快健康發展。

　　（四）金融理應“避虛就實”——助推工業化。

　　金融業與工業化聯系密切，金融服務與實體經濟互依共生，農村二次工業化離不開金融業的有效服務和大力支持。

　　在當前全球經濟持續下行的形勢下，要在保持宏觀政策穩定的同時，引導金融機構圍繞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創新服務方式，有效破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特別是要從國家宏觀戰略層面，制定相應支持農村工業化的政策和舉措，充分發揮股票上市直接融資和國有商業銀行間接融資的作用，強力助推農村工業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取得了長足進展，也為國民經濟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但這些年來，金融業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如金融中心城市遍地開花，產權和衍生品交易所多如牛毛，居民理財產品爆發式的增長，民間借貸和融資銀行過分膨脹等。其中一個最突出傾向就是金融業“脫實向虛”，金融服務業脫離實體經濟自我循環、自我創新、自我膨脹，導致了資本配置失衡，產業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出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出現了空心化的危險趨勢。

　　虛擬經濟虛胖必然助推和加速金融資本、資產、資源的泡沫化，同時也導致資本在實體經濟的體外空轉，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融資困難，產業資金流失，實體經濟失血，國民經濟虛弱萎縮。在這種情況下，有形商品與無形商品變相證券化、債權化、資本化，地下的影子經濟和金融虛擬經濟激進發展，正在極大地沖擊實體經濟，導致經濟過度投機化、超前虛擬化、人為空心化。

　　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要求回歸住房居住屬性。這句話同樣也可以引申到金融證券市場，必須堅持“股票是用來為實體經濟融資的，不是用來炒的”，正確引導和把握股市的融資屬性。

　　誠然，經濟成長過程中形成的一些非實體經濟因素如金融證券、債券、房地產和金融投機交易，只要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對經濟是有利的；但如果嚴重脫離資本和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必然會導致虛假繁榮和泡沫經濟。

　　金融業原本脫胎于實體經濟，金融業發展必須與實體經濟發展相適應，且服務于實體經濟，否則就沒有存在必要。

　　因此，還必須從國家層面通過推進金融業“防虛向實”的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有力抑制房地產泡沫，適可而止地發展期貨、股市等投機性市場，讓更多的社會資金流向農村工業化領域，支持制造業轉型升級、持續發展，提高金融監督、調控和服務的有效性和質量，讓中國廣大農村在第二次工業化中全面繁榮、加快崛起。

　　（作者單位：三明市政府辦公室；【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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