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啟璧：新中國建國以來工業化發展歷史進程及現狀——誰說毛澤東時代的民生清貧？那是勒緊褲腰帶為國家的工業化奠基！

點擊：  作者：蔡啟璧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1-11 13:10:54

 

　　一、蘇聯援建，自立更生，基本完成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1949年至1972年）

 

　　解放初始，幾無工業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建國，中國沒有任何現代化工業。從清末的洋務運動到民國期間，我國建立了一些工廠，比如比如中國第一條鐵路是慈禧年代建立的，中國江南造船廠慈禧年代建造，中國的發電廠，第一家火柴等都是慈禧年代建立的，但其特點機器全是買的外國現成的，技術工人都全請外國工人，自己是技術一點沒有，所以，說不上工業化，工業體系更無從談起。隨后經歷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戰爭，又少之又少的工廠基本全毀。到1949年，我國幾乎沒有任何工業體系和技術，只有一些殘破老掉牙的工廠。正因為沒有工業，近代一百多年來，中國屢屢受人欺侮、喪權辱國，淪為“東亞病夫”，讓封建腐朽政府的大刀長矛去抵御西方列強的飛機、軍艦、大炮，確實免為其難。

 

　　新中國成立時重工業基礎薄弱程度，可以比較中國與印度、美國間的鋼和電產量：1950年印度人均鋼產量為4千克，美國為538.3千克，而中國1952年才2.37千克；1950年印度人均發電量10.9千瓦時，美國是2949千瓦時，而中國1952年僅2.76千瓦時。因此，新中國建國之初，中國工業產業處在近乎于無的現狀。

 

　　以合作化，保工業化

 

　　關于工業化的重要性，毛澤東在40年代就反復強調，我們在推翻三座大山之后的最主要任務是要搞工業化，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

 

　　1955年，毛澤東曾說，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要建成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50年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段時期。毛澤東非常清楚地闡述了國家的工業化一定需要農業的合作化來支撐來保證，因為它提供商品糧和原料，它為工業化提供市場，為國家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

 

　　1953—1957年實施了“一五”計劃，按照“一化三改”（“一化”是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是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支持和保證國家工業化建設。1953年開始，農村開始進行農業合作化，合作化開始之初是以農民自愿為原則，漸進推進。到1955年，由于工業化的需要，合作化運動加快推進，合作化進程大大提前，在農業領域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1953年底以前著重發展以加工訂貨為主的初級與中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從1954年起，開始轉入重點發展公私合營這種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1955年開始，隨著農業合作化的加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隨之加速，到1956年除了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基本實現了公司合營，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從體制上保證了重工業的快速發展。

 

　　蘇聯援建，艱難起步

 

　　直到解放以后，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通過打贏抗美援朝戰爭，爭取到了民族獨立和長期的和平發展環境，爭取到了蘇聯的有償援助，建設實施156個大型工業項目，優先發展重工業。50年代工業化起步階段，蘇聯總共向中國提供了高達66億盧布的援助，相當于16.5億美元（超過了二戰后美國對德國進行“馬歇爾計劃”所提供的援助總金額14.5億美元）。另外，在蘇聯的帶領下，東歐各國向中國提供的技術設備援助共計30.8億盧布（7.7億美元），中國從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總共獲得了大致24億美元的工業化外來資本，中國開始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工業化進程，在能源、冶金、機械、化學和國防工業領域，陸續展開了“156項”（實際完成150項）重點工程。原來預計用15年來逐步完成的私有經濟向國有經濟轉化的進程，在外部資本大量進入的情況下，被大大壓縮到了5年。當然，這筆資金并非免費的午餐，中國必須以農業產品和工業初級原材料來進行交換。

 

　　超高積累，以農支工

 

　　毛澤東實施了一線富有前瞻性的工業化路線政策和制度體系。1953年，毛澤東提出“兩翼”戰略——在城市搞國家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在農村開展“統購統銷”、“合作化”。因為土改之后產生了完全均平的小農經濟，使農業失去了過去以自耕農作為規模生產主體和以地主作為規模流通主體的經濟結構，導致工農兩大部類無法交換、工業幾乎無法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如果不搞國家工業化，廣大農村和城市的消費市場必將被國外產品壟斷（如印度）；如果搞農村私有化，國有工業化就難以為繼。

 

　　自1958年，全國實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人民公社這種農業集體化制度安排，與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形成一個有機整體，關鍵體現在以農業集體化的高積累，全力支持國家工業化。通過實行全國性的人民公社農業集體化經營，農業無條件地支持工業建設。通過平均每年接近30%的農業高積累，強力轉移，作為國家工業工業化的原始資本，這是一條痛苦的漫漫長路。

 

　　如在三年自然災害加前蘇聯逼債時期，高積累甚至達到了令人驚駭的程度，1957年時積累24.9%，1958年為33.9%，1959年達到43.8%，1960年仍高達39.6%，如此之高的積累比例，使廣大農民不得不大幅減少口糧，以保證工業發展。1950年代的集體化，實質是為城市重工業產品提供了市場，用高價格的城市產品、低價格的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方式支持了國家工業化，向城市輸送工業化的原始資本。

 

　　毛澤東時代的民生清貧，都是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中國人民大學老一輩農經教授嚴瑞真1978年研究顯示，建國以來前20年的農業集體化，通過“剪刀差”從農業提取了7000－8000億元人民幣的積累，而1978年前，中國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是9000億人民幣。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孔祥智研究顯示，60年來，城市從“三農”獲得總積累竟達17.3萬億元人民幣。

 

 

　　自立更生，建立體系

 

　　50年代，中國曾享受了蘇聯工業化技術擴散的紅利，在使中國工業技術雖然有了個別起步，但離當時的世界水平仍然存在巨大差距。1958年前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專程來中國提出要在大連建立海軍基地的要求，遭到毛澤東的斷然拒絕后，于1959年10月1日在國慶典禮大會上，赫魯曉夫告知毛澤東停止幫助中國研制原子彈，接著全面終止了對華的各項援助，不久便向中國討債逼債。

 

　　屋漏偏逢連夜雨，58－60年連續3年遭遇自然災害。毛澤東憤怒的說過，中國人民緊緊腰帶，也要把債務還給他們！當時的中國人民為了民族解放和國家主權獨，被美國“經濟流放”，加上蘇聯交惡，在受美蘇兩個霸權體系的同時封鎖的國際環境下，唯一依靠就是自立更生，以全國農業的高積累全力支持工業化，沒有多余的資本發展太多的輕工業。

 

　　正因為有了農業的強力支持，1950-1977年中國工業的發展速度11.2%僅次于日本12.4%，遠高于美國、蘇聯、德國、英國等世界強國。雖然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結構的嚴重失調、積累與消費之間的巨大落差，但經過了20年的艱苦奮斗，到70年代初，中國初步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

 

　　20年中，先后興建了一系列工業項目，形成了以鞍山鋼鐵公司為中心的東北工為基地，沿海地區原有的工業基地得以了加強，華北和西北也建立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建立了種類齊全、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和發達的科技體系，成功地發射了“兩彈一星”。從此，我國開始改變工業落后面貌，向社會主義工業化邁進，為此后幾十年來的經濟建設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工業化的基礎，毛澤東因此成為中國事實上的工業化之父。

 

　　二、打破封鎖，首開國門，引領工業對外開放發展（1972年至1978年）

 

　　打破西方經濟封鎖

 

　　到了70年代，經過兩個十年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已基本上形成了中國自主的工業體系了，接下去要做的就是要調整產業結構了。毛澤東通過打贏援越抗美，使美國再也無力與中蘇兩面對抗，不得不示好中國。1971年10月中國恢復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美國總統尼克松于1972年主動訪華，一時英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意大利、新西蘭、德國等40余國，紛紛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徹底打破了西方的經濟技術封鎖，徹底擺脫了在國際上孤立和外交外境，毛澤東首開了新中國對外（西方）開放的大門。

 

　　引進實施“四三方案”

 

　　毛澤東、周恩來提出了“四三方案”，1972年開始從西方國家引進了43億美元的外資。在引領中國對外開放4年之后的1976年，正當國家開始從重工業轉輕工業的時候，就在中國即將從積累時代轉向消費時代時，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離開了我們，沒有看到人民生活獲得極大改善那一天的到來。

 

　　再引實施“八二方案”

 

　　毛澤東之后的第二代領導陳云、鄧小平、華國鋒等，在70年代后期延續著毛澤東、周恩來的引進外資的勢頭，提出數量更大的82億美元，叫“八二方案”。這樣，在整個70年代構成了一個120多億美元的外資進入。

 

　　三十年造就工業大國

 

　　50、60、70年代，在中國的大地上，工業化不再是從前遙遠的夢想，而是正在起飛的現實！建國后的前30年，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原始積累，僅在“一五”期間取得的經濟成就，就超過了舊中國一百年。

 

　　1953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最快，當時工業增長率平均每年高達18％；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間工業生產仍繼續以平均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

　　中國在短短的30年內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大國之一。

 

　　70年代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且物價穩定的國家，當時國家有相當的財政儲備，國民經濟比例搭配基本合理、門類齊全、工業布局較為均衡、GDP增長一直高居世界之首，綜合國力居于世界前茅。

 

　　1949－1978年，不但國內生產總值達到年均增長7.3%，而且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物價穩定，人民生活無憂。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規模已經超過世界老牌工業強國英法兩國，直逼在西方強國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80年代中期，中國的工業總產值躍居世界第三位。

 

　　三、全面開放，多元協調，鄉鎮企業暴發式發展（1978年至2000年）

 

　　經濟發展路線之爭

 

　　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提出了高瞻遠矚的工業化戰略，實行國家工業化和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把農村的希望寄托在公社（農村）工業化上。但是，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同步推進國家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不現實，只能先推進國家工業化，廣大農村只能先行通過農業集體化，支持國家工業化。當年直到現在仍有相當多領導人對毛澤東實施的這個戰略也沒能想通，以致產生了在社會主義主導下，用資本主義方法改造中國，過早地實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農業大包干等路線主張，以致產生了經濟發展路線之爭的黨內斗爭，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實踐證明，毛澤東比其他人“早看了50年”。

 

　　到了1980年之后，政府財政收入80%以上已主要來源于城市工業了，農村大包干的私有化經營改革機會已經成熟。于是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國家開始改革完善經濟體制，1978—1992年中國擺脫計劃經濟體制實行“轉軌”，政府從最不經濟的農業領域退出，農村恢復到“大包干”體制，這就是1980年以后發生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取得農村經濟體制上階段性創新，客觀上為國家工業化向廣大農村輻射，有效推進農村工業化，創造了得重要條件。

 

　　調整工業化發展結構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開始了一系列經濟改革，進一步推進對外開放。有了前20年所打下的國家工業化的良好基礎，開始進行工業化戰略內的結構調整，從優先發展重化工業轉向優先發展輕工業，采取改善人民生活第一、工業全面發展、對外開放和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逐步完善產業結構，經歷了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增長為主導的時期，和以非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增長為主導的時期，體現了輕工業發展的結構高級化趨勢。

 

　　從1978年開始，輕工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比例連續上升，重工業的投資被壓縮了，經濟資源開始向農業和輕工業大幅傾斜，積累比例掉到了30%以下。到1984年，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比例逐漸協調過來，中國經濟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佳狀態。1981年輕工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比例首次超過了50%，1982～1999年輕工業的總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比例僅略低于重工業，兩者比例大體相當，都在50%上下。

 

　　為了促進輕工業的發展，自1998年起對輕工業實行了“六個優先”政策，即原材料、燃料、電力供應優先，挖潛、革新、改造的措施優先，基本建設投資優先，銀行貸款優先，外匯和引進技術優先，交通運輸優先，這次結構變動的趨勢是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以后工業結構的自然演變。

 

　　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進入了再次重化工化和高加工度化時期。注重發展輕工業的同時，由于消費結構升級、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交通和基礎設施投資加大，也帶動了重工業的發展。1993年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就開始再次出現了重化工業勢頭，為了解決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領域的制約瓶頸，中國的重化工業開始大發展；1997年開始，我國經濟運行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在經濟“軟著陸”和“亞洲金融危機”等背景下，我國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大規模的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徹底告別了“短缺”。也就在這個階段，中國告別了“短缺經濟”，在人們滿足了食品、服裝、電器等需求后，開始追求汽車、住房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需求結構的變化帶動了工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重工業化和高加工度化，成為中國工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這也表明，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余年的快速工業化進程，中國進入了國家工業化的第二階段－－中期階段。從此，重工業、輕工業出現相互促進、結構協調、同步發展格局。

 

　　激發工業化“多源”動力

 

　　城市推進的放權讓利式改革，改進了國有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極大地解放了國有企業的生產力；私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也成為加快我國工業化進程的一個重要力量；外資的大量進入和我國對外貿易迅速擴張，為我國工業發展提供了新的資金來源、技術渠道和市場空間。在多種經濟成分推動下，以消費結構的升級推動產業結構向高度化方向發展的工業化發展思路逐步清晰起來，工業化的總體進程也由工業化初級階段向工業化中期過渡。

 

　　形成農村工業化浪潮

 

　　到了80年代，城市經濟基本完成了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進入產業資本擴張階段，農村經濟休養生息，鄉鎮企業進入產業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農業經營權私有化改革極大地激發了農村和農民的活力，竟然迎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獲－－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由此帶來了建國以來農村的第一次工業化浪潮。

 

　　對這一結果，1987年的鄧小平說“完全沒有預料到”，而鄉鎮企業的發展，事實上就是毛澤東在20年前的1958年就設計好了的“公社工業化”應有之意。改革開放后雖然人民公社解散了，但農村工業化大潮卻難以阻擋，鄉鎮企業大發展仍然是毛澤東工業化戰略的自然延續，是城市工業化向廣大農村的輻射和延伸。

 

　　從1980年開始直到90年代中期，中國鄉鎮企業在全國農村的遍地開花，如雨后春筍般的大發展，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助推中國經濟起飛的第一級動力。農村工業化，瞄準的是計劃經濟時期暫時存在的“短缺經濟”現象，鄉鎮企業就應運而生，利用城市工業淘汰的二手設備，國營企業退休但仍富有“余熱”的技術人員，瞄準巨大的消費市場空白，迅速開動生產機器，以低廉的價格、品質欠佳的產品快速占領了消費品的部分市場份額，在市場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釀酒、服裝、紡織、化工等行業全面開花。

 

　　1980–1996年的大約16年中，農村工業化創造了驚人規模的1.3億個工作機會，占到農業就業的1/3，農業富余勞動力的一半，實現出口6008億元，總產值高達1.8萬億元！在1980–1988年間，全國輕工業產品市場供給能力增加的份額中，鄉鎮企業的貢獻占32%，1988年主要消費品產量中，鄉鎮企業提供的電風扇占全國的45.5%，絲織品占68.7%，尼絨占52.1%。

 

　　到1997年，鄉鎮企業繳納稅金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7.7%，占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8%。凡是農村工業化發達的地區，也是地方財政收人較好的地方。除了對財政收入的貢獻外，鄉鎮企業也承擔起以工補農、以工建農的重任，從資金上支持當地農業的發展。

 

　　1978年至1997年鄉鎮企業以工建農、補農累計736.6億元，農村工業化對農業的反哺作用巨大。在農村工業化的高速發展階段，農民收入中約1/3來源于鄉鎮企業。在這個階段中，農民收入幾乎每5年翻一番，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度最高曾超過50%，一度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可以說，從20世紀80年代初直到90年代中，農村工業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推動力量，農村的富裕和新增購買力，為城市經濟注入了強大的活力。以家用電器和日用消費品為中心，爆發了一場持續10余年的消費革命。農村工業化的成功，遠遠超出了計劃經濟者的預期。

 

　　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政策，無意間形成了兩個收益：一是農民收入提高，導致了糧食增產，當農民以此與城市交換時，既解決了輕工業的原料供應，又刺激了消費產品的需求；二是農村初步形成了資本積累，從而掀起了一場預料之外的農村工業化大潮，在此后十余年中方興未艾，1.3億人口加入了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大軍，大量財富創造又反過來刺激城市經濟的繁榮。

 

　　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遭遇了暫時的逆風。而此時，農村工業化一級火箭的助推作用也已經逐漸耗盡了燃料。當短缺經濟成為過去，當國際競爭開始在中國進行強大的滲透時，農村工業化的弱點日漸暴露，企業在規模、技術、資金、人才、信息、渠道、體制等方面的困難，變得越來越缺少回旋余地。“游擊戰”的經驗已經過去，無邊界的資本、技術、信息的“立體戰”時代開始來臨。

 

　　城市工業化劇烈嬗變

 

　　就在農村工業化風起云涌之時，城市的工業化也在發生痛苦而劇烈的嬗變，國有企業的改革正在日趨深入。經過1989－1991年短暫的經濟調整階段后，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再度點燃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激情，這一次，市場經濟全面取代了計劃經濟，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F代企業制度的推進，加速了城市工業化的步伐，資本市場的崛起，開始為中國經濟起飛提供“金融燃料”。

 

　　四、著眼外向，融入全球，制造業快速壯大發展（2000年至今）

 

　　融入經濟全球化

 

　　1999年開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步入中國經濟全球化，直到1999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頭20年里，工業化基本上被局限在國內市場的狹窄空間里。說國內市場狹窄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率的低下，無法創造出足夠的財富來形成龐大的國內市場交換。加入WTO之后，中國一下子進入了一個幾乎無邊無際的世界市場空間。正如戰后的日本，狹窄的國內市場無法進一步提升工業的生產效率，而一旦面向廣闊的國際市場，日本企業的生產規模開始迅猛擴張，而生產成本則直線下降，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中國加入WTO，是真正對社會生產率帶來第二次重大革命。

 

　　“中國制造”大發展

 

　　入世之后，中國也開始經歷類似的生產率的突變。依托出口拉動、投資拉動、消費拉動三駕馬車，中國成為全球制造大國。2000年以來，世界500強公司的大部分都進入了中國，這是一次難得的技術擴散機遇。中國利用跨國公司來培養技術人才，有點像杜鵑鳥借窩下蛋的模式。無論跨國公司來到中國有著自己怎樣的打算，它們必然要大量雇用中國員工，這相當于中國利用跨國公司的技術資本投入，為國內的科技人員提供“手把手”吸收西方技術的機會。當他們流出時，這些技術擴散將大面積地滲透到中國的企業中。僅此一點對中國未來的長遠效益，就遠遠超過跨國公司在中國所獲得的短期利潤。

 

　　全球化為中國培養了人才，這些人才擴散所形成的技術擴散，只能逐步地滲透到國內經濟體系之內，假以時日才能最終創造出真正的原創性技術突破。經濟的全球化還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公司治理架構和商業模式。復制和模仿商業模式同樣帶來了中國經濟面貌的巨大改觀。2000年以來的“中國制造”革命，借了外國投資的東風，在環渤海、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形成了世界級的制造中心，在100多個生產制造領域占有了世界第一的寶座，“中國制造”的貼牌堆滿了全世界的貨架。全球化的第三級火箭，將中國經濟推到了新的“宇宙速度”。

 

　　出口拉動猛增長

 

　　隨著出口拉動制造業的發展，外向型出口經濟出現爆炸性增長，為中國創造了巨大的新增財富。持續多年的外商巨額投資與驚人的貿易順差一起，將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0年的1656億美元，一舉推高到2011年令人炫目的31811（3萬）億美元！到2014年達最高峰38430萬（接近4萬）億美元，2015年回落到33304萬億美元。中國發展模式的巨大成功，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形成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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