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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講的是“善戰者,只求于勢”,察勢者智,馭勢者贏。如果能察到勢,還能駕馭這個勢,就能獲得勝利。我們要從三個方面來判斷形勢。
在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體系下,頻發的金融危機使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性進一步深化,而金融不穩定又為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家的依附提供了金融上的條件。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古典哲學中,都有一個度的問題。中國古人講“過猶不及”。馬克思主義講量變引起質變。列寧說,真理往前邁進一步就是謬誤。度過則質變。
現階段銀行業應謹慎對待外資持股比例問題,并加強金融業的監管,這對國民經濟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提出了基于程恩富教授“金融業對等開放”原則下的建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也。蘇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將使后人復哀后人,況不哀乎!所有制改革回顧不是自哀自嘆,而是發憤之所為,是述往事思來者。
貨幣的真問題是什么?就兩個,一個是貨幣發多少,另一個貨幣發給誰。前者是貨幣(發行)數量問題,后者是貨幣的結構問題。貨幣應該發多少?發給誰?
數字貨幣不是財產也不是貨幣,必須建立世界央行,統一發行貨幣。人民幣取代美元霸權,是死路一條。我們必須拋棄殖民地金融學,用大同金融學戰勝英美宗主國金融學。
投資者在與數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持有者對賭前應該三思。這就是投機者今年做空人民幣的教訓。
建議把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作為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點,引導非公有制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從整體上振興國有經濟,引導農村集體經濟實現“第二個飛躍”。
中美貿易戰促使中國經濟由“依附性經濟”向“自主型經濟”轉型,實現產業與科技的自主、金融與貨幣的自主、制度與機制的自主,并形成良好的“國家極限生存能力”。
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讓我們在歷史面前多一點謙卑之心;對金融危機多一點畏懼之情;對金融開放多一些風險防范;對金融開放和金融危機間的規律關聯多一份預防的態度。
特朗普這個人是很有創造力的,你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他就有可能使這個事情發生。現在從貿易戰、科技戰轉到金融戰,這是完全可能的。
美元沒有內在價值,又不會被贖回,這使美國在國家博弈上處于一種超越于所有國家之上的地位。從理論上講,美國可以通過印鈔機來征服其他國家的實體產業。
必須立即加強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計劃性作用,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爭取到應對美國挑戰的主動權,才能贏得最后勝利。
應對中美貿易爭端,不能將全部精力用于計算一城一池的得失,計較眼前的輸贏,而是要風物長宜放眼量,超越貿易戰本身,以歷史的、發展的眼光順勢而為。
很大程度上源于美方決策者思想認識深陷悖離客觀經濟規律的誤區,因此注定事與愿違;中方不可能接受對方那些不可能實現的要求,陪特朗普一起挑戰客觀經濟規律。
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帶有一定的庸俗性,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反思成果,不能用來指導中國的實踐。指導中國實踐的只能是馬克思經濟學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
王一新分別從理念、政策、管理、輿論等角度悉心總結了目前存在的15個問題,直言不諱,直指病根,并條分縷析,提出務實改進建議。
我們再也不應該一方面放任金融自由化、復雜化,另一方面又幻想通過監管控制風險,給自己和國家帶來無窮煩惱。
美國的第一愿望是企圖使我國在事關領土主權、金融、規則規制、意識形態等安全方面作出重大的實質性的讓步,讓其不戰而屈我之兵,使中國在一片和平之聲中亡黨亡國。
特朗普口口聲聲說美國吃了虧。我看,是華爾街投行占了大便宜,只不過沒有回饋美國下崗工人。特朗普應該去向金融資本征稅啊! 氣勢洶洶向中國要錢,是何道理?
我們搞理論經濟學、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既要堅持繼承,又要發展。應該提出自己獨立的新的見解來,要有創新。
華爾街的財富游戲到底怎么玩?陳思進曾很直白地說:“在華爾街,以道德標準游走其間是無法生存的。華爾街就是吃你錢的地方,而且是冠冕堂皇地掠奪財富。”
知識產權優勢是指培育和發揮以自主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為主要內容的自主知識產權的經濟優勢,是相對于比較優勢、競爭優勢而言的第三種優勢。
三個有限法則,即有限的國際化、有限的國家化、有限的區域化,是針對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絕對的國際化、絕對的去國家化、絕對的無區域化來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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