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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林：經濟學是自然演進的嗎？對經濟學發展史的社會學考察

點擊：3276  作者：張林    來源： 吉大政經  發布時間:2019-03-10 09:42:32

  

【摘要】經濟學的發展進程從來都受到國家、政治、文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在經濟學成為一個獨立學科的過程中，對經濟學發展影響最大的社會因素是國家結構和文化框架，從而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國家、民族特性。在特定國家，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也催生了新的經濟學說。在當代，意識形態、階級利益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經濟學發展的方向。經濟學幾乎在整個19世紀都打下了深深的國家烙印，而且這種烙印至今并未消失，其中以德國的經濟學最具國家特色。美國的經濟學也有鮮明的國家特色，只不過今天很多人把“美國特色”當作標桿，當作唯一模式，從而消解了它的國家特性。社會現實需要也是影響經濟學發展方向的一個重要因素。從美國經濟學的早期發展史中可以看出，美國不同于英法兩國的自然、社會環境以及國家發展階段和戰略，促使美國經濟學界去探索不同于英法古典經濟學的經濟理論，從而產生了制度主義等適應美國環境、以解決美國現實問題為主要目的的創新性經濟學說。從20世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學在英美的發展進程來看，占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學術團體經常動用所掌控的學術資源、甚至利用國家力量，抑制、打壓異見經濟學的發展，甚至迫害異見經濟學家。這些事例充分表明，經濟學的發展從來不是“自然”演進的，經濟學發展史是一部充滿建構色彩的歷史。本文的結論是，中國也必須建構自己的適應中國現實需要的、能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學。那些呼吁讓經濟學自然演進、無需干預其進程的觀點，是一種無視歷史和事實的謬論。

關鍵詞：經濟學發展史，自然演進，社會建構，科學知識社會學

 

 

科學活動作為人類的一種社會活動必然要受到社會的影響，這本是再明白不過的事實。但是，經濟學（盡管關于它本身是不是科學都還存在爭議）中不時會發出這樣的聲音：經濟學是“客觀”、“中立”的；經濟學的發展過程是“自然”的，不需要人為干預它的進程。追求經濟學的“客觀”、“中立”，多少還帶有一些讓經濟學成為一門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真正科學的偏執，這種看法和努力不能全然否定。但是，認為要讓經濟學“自然”演進、無需干預其進程的觀點，則是一種無視歷史和事實的謬論。

 

整個經濟學發展史中，隨處可見國家、政治、文化等等社會因素對這門學科發展進程的影響，同時其發展進程中也留下了明顯的構建痕跡，只不過這些痕跡被巧妙地掩蓋了。如果是把經濟學發展史單純作為思想史來考察，受“輝格史觀”（Samuelson, 1987）影響編撰的經濟思想史論著中，留下的只是“成功”的經濟學說“自然”發展的歷史。但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把經濟學的發展史作為一個社會現象和社會過程來分析，就會發現所謂的自然演進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在今天更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排斥異己的一種說辭而已。

 

對經濟學發展史的社會學考察雖然不是經濟思想史研究的主流，但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研究方法，比如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史》中，隨處可見結合社會背景對經濟學說的評論。隨著科學社會學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經濟學發展史也成為這兩個學科關注的對象。盡管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數量不多，但影響卻不小。比如尤沃·約納伊（Yuval Yonay, 1998）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1918-1939年）美國經濟學的多元時代的研究；馬里恩·富爾卡德-高林夏斯（Marion Fourcade-Gourinchas, 2001）對英法德美四國政治文化環境與經濟學特性的研究；弗雷德里克·李（Frederic S. Lee, 2009）對英美兩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整個20世紀的艱難處境的研究；馬爾科姆·盧瑟福（Malcolm Rutherford, 2011）對美國制度主義50年興衰史的研究等。這些歷史個案研究都指向一個結論：從古至今，經濟學從來不是“自然”演進的。

 

本文在這些歷史個案的基礎上，采用科學社會學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方法，圍繞三個主題，闡明經濟學的發展既非一部自然演進史，按照某個標準認定的自然演進也絕非這門學科的要求：第一，經濟學是具有國家特性的；第二，經濟學是適應現實需要的；第三，經濟學今天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識地建構的。

 

一、經濟學的國家特性

 

對經濟學發展影響最大的社會因素是國家結構和文化框架，從而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國家、民族特性。經濟學源于歐洲，盛于美國，馬里恩·富爾卡德-高林夏斯（Fourcade-Gourinchas, 2001）對19世紀經濟學發展史的社會學研究表明，英法德美四個國家不同的制度文化環境導致了它們在經濟學思想、理論和范式上的差異。

 

經濟學誕生之時并非一個獨立學科。它的基本架構在英法兩國初具雛形之后，各國的從業者開始尋求學科的獨立性和學科地位的合法化。他們通過各自國家的教育體系、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這個三個渠道，表達這個學科知識的獨特性、學科知識對政策的影響和實用性。正是不同國家在這三個表達渠道上的差別，以及各國從業者利用這三個渠道的能力的差別，使得經濟學在幾乎整個19世紀都打下了深深的國家烙印，而且這種烙印至今并未消失。

 

在英國，經濟學學科的發展與高校和政府的關系不是太密切。從高校來看，盡管在19世紀20年代就有少許高校設立了政治經濟學教授席位，但直到19世紀末，經濟學在一部分主流高校中仍然是附屬于其他學科。比如，牛津大學的經濟學是史學的子學科，在劍橋大學則是道德科學的子學科。即便在一些新成立的大學，比如曼徹斯特大學和伯明翰大學，政治經濟學也是比較次要的學科，而且是面對大眾而非精英開設課程（Mair, 1900）。經濟學在英國大學不受重視，主要原因是當時的工商界和政府并不認同經濟學的實用性，從而在精英教育體系中沒有對經濟學的需求。這種情況在19世紀末才開始改變。從政治渠道來看，經濟學家的政策影響也不大。以《谷物法》為例，很多人把廢除《谷物法》的“功勞”算在了李嘉圖頭上。其實不然?！豆任锓ā?span lang="EN-US">1815年頒布，李嘉圖1819年買了一個議員資格進入議會，開始提議廢除《谷物法》。遺憾的是，《谷物法》直到李嘉圖去世23年之后的1846年才被廢除。

 

精英教育體系和政治體系都沒有為經濟學在英國的發展起到太大的促進作用，這個學科在英國的發展更多靠的是從業者憑借自己的精英身份，通過民間組織（比如1825年成立的倫敦政治經濟學俱樂部）或者個人的影響力來推動的，從而表現出組織松散的特征，更多地是上流社會的玩物。這就不難理解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竟然是由社會精英韋布夫婦私人創立的，同樣也不難理解英國的經濟學總是和某個著名經濟學家以及圍繞這個人而組成的學術圈聯系在一起。

 

與英國同為古典經濟學發源地的法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與英國有很大差別。經濟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這個標簽來自法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們非常注重通過組織化來擴大自己的影響。不過，不同于英國的是，英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更多是在上層社會傳播經濟自由主義信念，而法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主要目標是產生政治影響。這樣一來，法國自由主義者以及他們的組織（稱為“écoles”）就很容易受政治氣候的左右。在自由主義者執政時期（比如1830-1848年的“七月王朝”時期），它的發展進入擴張期，而在保護主義者執政時期（比如1804-1814年的拿破侖帝國和1852-1870年的第二帝國時期），它就急劇收縮。在第二帝國早期，自由主義者和他們的組織甚至受到警察的嚴密監視（Fourcade-Gourinchas, 2001, p.418）。與自由主義對立的其他經濟學思潮的支持者，同樣尋求產生政治影響，他們同樣受到政局的左右。由于與政治聯系緊密，而19世紀法國的政局又尤為混亂，在同為古典經濟學發源地的法國，經濟學的地位并不高。在大學里，經濟學一直是法學的附屬學科，直到1964年（沒錯，是1964年！）才有了獨立的經濟學學位。另一方面，在理工類高校，經濟學成為工程學的組成部分，用于為建筑、鐵路等具體產業的經濟計算服務。

 

因此，盡管法國產生了瓦爾拉斯、古諾這樣的大經濟學家，但它的經濟學卻沒有取得太好的發展。不過，這樣的政治結構為經濟學在法國的多元發展創造了條件。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今法國經濟學界，有調節學派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學術傳統，有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這樣的“離經叛道”者，也有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的莫里斯·阿萊（Maurice Allais）、讓·梯諾爾（Jean Tirole）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人把法國當作經濟學成功進行新古典改造的典范來宣傳，也有“不安分”的法國學生發表反對新古典一元化的聲明，從而掀起了經濟學多元化國際運動。

 

德國的經濟學最具國家特色。早在重商主義時代，德國的重商主義就被稱為“官房學說”。簡單地說，官房就是國庫，官房學說著眼的是國家利益。當經濟學在英法被稱為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德國把它叫做“國民經濟學”。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經濟學中都彰顯著國家主義傳統。由于與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環境高度契合，經濟學在德國最早實現了專業化。雖然德國的經濟發展比英法起步晚，但它的經濟學的組織化程度是英法不能比擬的。早在18世紀末，幾乎每一所德國大學就都設立了經濟學教授席位，只不過當時沒有用“經濟學”這個名稱（Fourcade-Gourinchas, 2001, p.404）。在德國的統一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高速增長背后，國家力量發揮著重要作用。歷史學派對經濟學歷史特定性的強調以及對國家力量的推崇，與俾斯麥這樣的國家強權的代表的主張高度契合，于是歷史學派成為德國的國家經濟學，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大學經濟學教授的任命都要經得歷史學派領袖施穆勒的認可（不僅經濟學，當時德國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也是這種狀況）。要論經濟學的專業化程度和地位，當時的德國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這種專業化還推動了相關學科的發展。由于歷史學派的研究方法要求對歷史資料和數據進行專業處理，推動了德國的統計學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歷史學派在德國的成功，還使得德國的經濟學成為當時后進國家的學習典范。19世紀的后30年，大批美國青年經濟學者留學德國，學習歷史學派的理論、方法，學習德國的學術組織模式，甚至學習德國的教學法（比如今天在美國高校流行的專題研討會（seminar）正是起源于當時的德國）（Parrish, 1967）。

 

不過，德國經濟學高度的專業化也伴隨著高度的壟斷，非國家主義、非歷史主義的經濟學說一概被排斥，因而像熊彼特這樣的才華橫溢的經濟學家在德國高校難有棲身之所。一元化造成了德國經濟學的封閉。這一方面使歷史學派自身的發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在歷史學派勢微之時，難有其他經濟學學術傳統迅速接替它的位置，保持這個國家經濟學的領先地位。對歷史學派來說，成也國家主義，敗也國家主義。走上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道路的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成為邪惡力量的代表，使得與國家的緊密聯系成為了歷史學派的污點。最終，歷史學派消亡了，強調歷史特定性的經濟學也一并被拋棄，嬰兒和洗澡水一起被倒掉了。

 

美國的經濟學也有鮮明的國家特色，只不過今天很多人把“美國特色”當作標桿，當作唯一模式，從而消解了它的國家特性。美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充分體現了美國社會受傳統約束較少、推崇創新、注重實效的特性。內戰前，美國并沒有獨立的社會科學，經濟學自然就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內戰后，作為拜托宗教束縛、努力對各種社會現象進行科學解釋的結果，美國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開始齊頭并進、蓬勃發展，經濟學從而成為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并列的一個學科發展起來。19世紀末，美國的大學革命為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各個學科的專業化創造了良好條件。在各財團支持下，新大學紛紛建立，比如洛克菲勒資助的芝加哥大學、斯坦福資助的斯坦福大學等。這些大學的管理者把社會科學家視為道德進步的代言人，解決社會問題、提高學校聲譽都要靠他們的研究，因而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社會科學家有很大的自由發展空間，經濟學以及經濟學教育在這種背景下迅速得到發展。各種專業期刊的創辦強化了經濟學的專業性。與此同時，這個學科的組織化很快得到加強：從德國留學歸來的年輕一代經濟學家學習德國的經驗，在1885年創立了美國經濟學會。

 

從學科的專業化來看，德國經濟學的專業化程度或許比美國要高，但美國的經濟學與德國有一個重要區別：多元化。美國經濟學的發展受國家和政治的影響不大。與前述歐洲各國的情況不同，美國經濟學家的來源不限于精英社會，普通大眾通過努力可以進入經濟學家的行列。由于當時政治干預較少，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知識和學術傳統是多元的。另一方面，當時美國社會受到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的困擾，無論是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還是站在它們對立面的制度主義，各種傳統的經濟學說都以解決這些問題為首要目標。問題導向使得各種經濟學傳統在一種相對平和的環境中共同發展，而各種經濟學傳統又在多元化營造的競爭氛圍下不斷進步。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梢哉f，19世紀8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是整個經濟學發展史上真正的黃金時期。今天被視為標桿的美國經濟學教育模式、組織模式中好的方面，都得益于這個時期的積累。其他國家之所以沒有出現過經濟學發展的這種良好局面，恰恰是因為美國這個國家具有的鮮明特色。

 

綜上所述，經濟學具有國家特性是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同一種經濟學，其專業化過程、學說的側重點、發展的方向等都受到國家特征的影響，從而在不同國家表現出差別。某一種經濟學之所以在某個特定的國家具有特殊的地位，當然也是國家特性使然。不過，除了國家特性之外，某一種經濟學之所以產生于某國，或者在某國得到更好的發展，還與它適應了這個國家的需要有關。這是本文下一節的主題。

 

二、經濟學因適應現實需要而發展

 

這里首先要解決一個問題：經濟學為了適應現實需要而改變了發展進程，這種情況是不是自然演進？自然演進是相對于人為設計而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上述情況下發生的經濟學發展進程的轉向也是一個自然過程。不過，主張讓經濟學自然演進的觀點還有另一層含義：經濟學從古典到新古典再到現代主流的發展路徑才是自然的，對這條路徑的任何偏離都不是自然演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學的發展進程從來都不是自然演進，因為自系統性的經濟學說誕生之日起，就存在著與古典—新古典—現代主流這個機械的、靜態的、個體主義的學術傳統相并列和對立的一個演化的、歷史的、整體主義的經濟學傳統（賈根良，2010a），包括歷史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制度主義和現代非正統經濟學（Heterodox Economics）。雖然前一個傳統在多數時候和多數國家都處于主導地位，但在某些國家的某些歷史時期，后一個傳統曾經是主流。比如前文提及的歷史學派在長達70余年的時間里在德國經濟學界占據著統治地位；制度主義在20世紀前40年、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在美國經濟學界的地位超過了古典—新古典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曾是絕對主導性的經濟學說。

 

經濟學發展史上之所以出現這些“例外”，表現出“非自然”的演進，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經濟學說適應了這些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現實需要。其實，從根本上說，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步入今天的盲目自大、固步自封狀態之前，它也是適應現實需要的產物。只不過今天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倡導者要么是忘記了這個事實，要么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而回避這個事實。下文以美國經濟學從186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發展史為例，通過闡明美國人如何從現實需要出發發展自己的經濟學，同時改造外來的經濟學，最終既實現了經濟學的自主創新，又幫助了現實問題的解決這個歷史事實，說明經濟學為了適應現實需要而偏離“自然演進”路徑并非什么壞事。

 

美國的經濟學和它的經濟是在內戰后同步發展起來的。同它的經濟發展道路一樣，它的經濟學也不是對英法這些先進國家的復制。正如經濟思想史家埃里克·羅爾（Eric Roll）指出的那樣：“美國經濟學走了一條與歐洲有所不同的道路。凡早期輸入美國的經濟學理論，其系統闡述都得到了改造，以符合于新的環境。后來，完全適應于美國特點的文獻開始出現了”（羅爾，1981，第409頁）。美國經濟學的發展之所以走上和歐洲不同的道路，是因為古典—新古典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不適應美國現實。

 

首先，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的基本信條與美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需要相悖。在這一時期，美國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相對于英法而言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內戰結束后的一段時期，美國的工業、尤其是資本品工業還大大落后于英國，工業成本遠遠高于英國，加上勞動力相對稀缺，美國工人的工資也高于英國。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按照古典經濟學的自由放任信條，奉行自由貿易政策，美國工業將難以同高效率的英國工業相抗衡。因此，美國長期實行保護貿易政策，至少在國際貿易中拋棄了古典經濟學的自由放任信條，這被視為美國崛起的重要保障（賈根良，2010b）。

 

其次，美國的自然稟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發展特征，與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假設不相適應，與古典經濟學的特定理論不相容。美國自然資源豐裕，這與古典經濟學的發祥地英法的自然條件截然不同。所以，古典經濟學的收益遞減規律并未得到多數美國經濟學家的認同。美國經濟處于高速發展時期，不同地方、不同行業的工資率和利潤率差別極大，因而古典經濟學得出的工資和利潤趨于均等的結論也不適用于美國。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美國土地資源極其豐富，而勞動力相對稀缺，于是，古典經濟學的重要命題——工資基金學說很難為美國學者所接受，他們更趨向于認同生產力與報酬之間的聯系。這也是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率先出自美國經濟學家之手的重要原因。

 

美國經濟發展的方式也不同于古典經濟學誕生之時英法的經濟發展方式。由于美國勞動力相對稀缺，節約勞動的機器不斷被發明出來，而且迅速實現了機器和零件的標準化。這為工業品的大規模生產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隨著疆土拓展的完成，美國西部人口越發稠密，加之西部更加靠近原料產地，制造業大量西移，這又為大規模生產的產品創造了巨大的需求。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國制造業的規模是這一時期的英法等國無法比擬的。制造業的大規模生產，以及隨之發生的企業兼并浪潮，使壟斷組織逐漸支配了美國經濟。這樣，古典經濟學據以立論的原子式個體的自由競爭顯然不能適用于這一時期的美國。壟斷的盛行引來了政府的干預，在古典經濟學中扮演“守夜人”角色的政府，在美國要承擔更多的任務。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這項在工業革命發軔初期做出的關于放任主義會對社會幸福產生有利結果的樂觀預言，在‘南北戰爭’以后的幾十年里被證明是很難成立的。……不受限制的競爭和放任主義帶來的禍害，在某種程度上也限制了它們的發展。人民公眾最后終于起而反對了對國家資源的浪費開發以及人們普遍地使用的違法方法，而且由于劇烈的競爭對企業本身所產生的巨大危害，使人們不能不另謀解救之道。這樣，企業的合并與政府管理就成為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福克納，1964，第75-74頁）。

 

最后，這一時期美國的社會環境與古典經濟學的誕生地英法也有不小的差異。社會大多數人普遍的不滿，由此引發的沖突，以及各種改革主張的涌現，是這一階段美國社會的主要特征。同一時期的歐洲也存在這些問題，但在歐洲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論，在美國卻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主流呼聲，美國社會呼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勞資沖突、貧富差距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案又不為美國人所接受，于是美國經濟學家更多地關注的是建立較好的經濟秩序，提高處于弱勢的利益集團的地位，因而他們支持工會，主張通過征收遺產稅和所得稅、養老金、公用住房、最低工資法等措施來補救經濟的失序。

 

源自英法的經濟學同美國現實的種種不適應，促使美國經濟學家去創立能滿足美國自身需要的經濟學。他們向與美國情況類似的德國學習，但并未照搬德國歷史學派，而是學習歷史方法、統計方法。把這些方法和理念與美國自身的文化和學術成果（比如實用主義哲學）相結合，產生了美國自己的經濟學——制度主義。同時，20世紀70年代在歐洲發生的經濟學的邊際革命得到了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的響應，但是這種響應也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結合美國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對相關理論進行發展。比如約翰·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系統闡述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論證工人沒有遭到資本家的剝削，從而緩和在美國尤為尖銳的勞資矛盾。

 

無論是原生的制度主義，還是經過改造的新古典經濟學，都是為了滿足現實需要應運而生，因而這些經濟學說對于解決美國社會經濟現實問題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進步時代”和緊接著發生的“制度主義運動”時期，各種學術傳統的經濟學家提出的解決現實問題的合理方案得到采納，發揮了良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美國的社會矛盾，抑制了壟斷，增進了社會公平。后來，眾所周知，羅斯福“新政”讓美國較快地走出了大蕭條。值得注意的是，“新政”的理論基礎是制度主義，很多具體政策措施都出自制度主義者之手（Zhang and Xu, 2011）。

 

毋庸贅言，美國經濟學的發展史充分表明，問題導向的、適應現實需要的經濟學才是“有用”的經濟學，才會有生命力。經濟學這樣的演進偏離了某種被認定為“自然”的路線，這只能說明那種“自然”路徑并不值得遵循。當然，制度主義最終衰落了，在與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競爭中“失敗”了。但是，這并不能說明是“科學的”、更有用的經濟學取得了勝利，而是在學術網絡的建構過程中忽視了一些關鍵的網絡元素（Yonay, 1998），同時也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響。這是本文下一節討論的話題。

 

三、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建構史片段

 

歷史上的證據無論多么有力，畢竟已成為歷史：歷史學派早已消失，制度主義風光不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地位越來越穩固，到今天，它在經濟學中的主導地位似乎已無法撼動，看起來的確經歷了一個自然演進過程。如前述，如果按照輝格史觀，“好”的經濟學思想和理論戰勝了“壞”的，今天經濟學的局面是必然的、自然的結果。畢竟，“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但是，從社會學視角、尤其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史同其他學科一樣，都是一部建構史。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簡稱SSK）20世紀70年代在科學社會學的基礎上興起，其核心觀點是，不僅科學，具體的科學知識也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就本文目的而言，我們無需對SSK作系統介紹，采用SSK的法國學派的“行動者—網絡分析”（Actor-Net Analysis，簡稱ANA）方法就足以說明問題。ANA把科學和科學知識視為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相互作用的產物（非人類的實體也有行動能力）。科學家總是隸屬于某一種科學理論或知識體系，將其作為自己的信念。不同的科學理論或知識體系之間存在競爭，要在競爭中獲勝，科學家就要盡力讓人們相信自己所屬的那個知識體系。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形成了一個包括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人物、金錢、方法論原則、理論、工具、機制、實踐、組織，等等——在內的網絡，網絡中的行動者或者元素相互支持。一個知識體系構建的網絡越強大，也就是其中包含的元素越多，而且把新元素整合到網絡內的能力越強，那么這種知識體系擊敗競爭者的可能性就越大。

 

西方主流經濟學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構建了一個其他任何經濟學傳統都不能匹敵的強大網絡。構建網絡的過程就是這個學科的社會建構過程。本文不可能反映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整個建構史，只是選擇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事例，呈現歷史的片段。

 

壯大網絡的目的是要擊敗競爭者，那么，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競爭者是誰呢？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也被稱為正統經濟學（Orthodox Economics），就是堅持以資源配置、功利主義、邊際分析、理性、個體主義和均衡為主要特征的新古典范式的經濟學，可以直接簡稱為新古典經濟學（Colander, 2000）。它的競爭者是遵循馬克思、凡勃倫等人開創的批判傳統發展起來的非正統經濟學。非正統經濟學流派眾多，以制度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和激進政治經濟學三個流派為主體。由于非正統經濟學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在與比較成熟的正統經濟學的競爭中處于劣勢。但是，作為替代性的經濟學說，它的存在對正統經濟學始終是個威脅。因此，正統經濟學盡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逐漸確立了在經濟學中的霸權地位，仍然時刻不忘發展壯大自己的網絡，利用網絡優勢打壓、排擠非正統經濟學，強化“世界上只有一種經濟學”這樣的意識。

 

概括來說，正統經濟學的建構策略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學術疏離甚或政治迫害。面對競爭者的挑戰，正統經濟學起初會以挑戰者的學說不屬于經濟學范疇為由將其打入冷宮。在面對影響力足夠大、從而不得不對挑戰作出回應的時候，正統經濟學往往會以新古典范式為準繩來評判挑戰者的價值：因為它不符合新古典標準，從而是沒有價值的。在很多時候，新古典標準也意味著正確的意識形態。在政治氣候對挑戰者不利的時候，學術迫害甚至政治迫害也是正統經濟學對付挑戰者的手段。

 

盡管前文提到，美國經濟學的多元時代可以看作經濟學發展史上少有的黃金時期，不同學術傳統在相對平和的氛圍下競爭，共同發展。但這并不意味著正統經濟學與非正統經濟學之間沒有沖突，也不意味著正統經濟學放棄了構建自身網絡的努力。制度主義最終的衰落，與正統經濟學對它的疏離有直接關系。在凡勃倫發表《有閑階級論》并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時，新古典經濟學家阿林·揚（Allyn Young）認為凡勃倫從一開始就不全然是一名經濟學家。在凡勃倫以及制度主義的影響不斷擴大，不能用這種方式對其置之不理的情況下，正統經濟學一方面告誡自己陣營內的從業者不要理會制度主義的詰難，另一方面對制度主義者采取不包容的態度。比如，制度主義者加德納·米恩斯（Gardiner Means）由于提出與新古典價格理論截然不同的管理價格理論——這個理論后來成為后凱恩斯主義價格理論的基石——而受到正統經濟學的排斥：1933年，哈佛大學的博士委員會駁回了他的博士論文初稿，原因是論文包含了攻擊新古典價格理論的內容。1940年，凱恩斯主義者免去了他在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的職位。面對這種壓力，一些制度主義者選擇了放棄挑戰。比如，弗雷德里克·米爾斯（Frederic Mills）1927年的一項對物價的經驗研究不是基于新古典價格理論，新古典經濟學家就認為它是有缺陷的。而當米爾斯在20世紀30年代使用新古典術語研究物價和技術變革的時候，就被認為是作出了貢獻。

 

與學術上的疏離相比，政治迫害對挑戰者更具毀滅性。大蕭條之后，大學里越來越多的師生開始對“新政”的國家調控措施和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興趣。隨著蘇聯影響力的擴大，左翼思想和言論被國家提升到意識形態威脅的高度。高校成為消除意識形態威脅的主要執行者，采取了諸多措施，比如禁止邀請左翼人士到校演講，解聘左翼教師，限制教師的課堂言論，監視進步師生并向FBI報告，等等。FBI在1941年就已經有了幾萬份美國高校師生的檔案材料。著名制度主義者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雖然是主流社會上層精英，但也被FBI監視長達40年之久。冷戰開始后，對左翼師生的迫害變本加厲。在最為極端的麥卡錫主義時代，甚至發生了左翼經濟學家被迫害致死的慘劇。嚴酷的政治環境對非正統經濟學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進入發展最低谷，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非正統經濟學才借反戰、學生爭取民主運動之機重新開始發展。

 

時至今日，政治迫害或許已不那么明顯，但學術疏離并未減輕。筆者曾邀請制度主義者、美國丹佛大學華人經濟學家何世榮（P. Sai-Wing Ho）到校演講，他在演講中談到非正統經濟學在當今美國的生存狀況時舉了個例子：非正統經濟學從業者如果到正統經濟學主導的大學經濟系求職的話，得到的會是粗暴的答復：“滾！”

 

第二，利用現有網絡元素排斥異己。正統經濟學霸權地位的確立，意味著它的網絡已非常強大，典型表現就是對基金、學術組織、期刊和重要經濟系的控制。在擁有如此強大網絡的情況下，對非正統經濟學稍許的寬容并不會動搖正統經濟學的地位。但正統經濟學并沒有表現出寬容，相反，它對非正統經濟學是絕對的不寬容，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種網絡元素（學術資源）排斥非正統經濟學，絕不允許自己的網絡中滲透進任何具有潛在威脅的因素。

 

期刊是一個典型例子。20世紀80年代后，被認為最權威的美歐經濟學期刊（所謂Top 5、Top 10）成為了新古典范式的獨家舞臺，再難見到非正統經濟學的蹤跡。杰克·里爾登（Jack Reardon）曾對非正統經濟學家向正統經濟學刊物投稿的情況做過調查，調查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后非正統經濟學家的投稿全部被拒絕，以至于他們不再向這些刊物投稿，因為知道它們不會采用。在被問及正統經濟學刊物編輯是否了解非正統經濟學的時候，多數受訪者的回答是：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Reardon, 2008）。受訪者對期刊編輯的判斷不完全對，因為他們知道如何扶持“叛出”非正統經濟學的人，以此既削弱了非正統經濟學的力量，又表現出對待非正統經濟學的寬容。冠以“馬克思主義”之名，行新古典經濟學之實的約翰·羅默（John Roemer）能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多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文，就是這樣的典型事例。還有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事例：1992年，由英國非正統經濟學家杰弗里·霍奇森（Jeffery Hodgson）發起，44名經濟學家聯名發布了一份經濟學多元發展的倡議書。這份倡議書最終以付費廣告的形式刊登在《美國經濟評論》的廣告插頁上。

 

在正統經濟學的網絡中，備受關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一個被用來鞏固正統經濟學地位、排斥異己的工具（張林、溫志雄，2017）。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視為經濟學的最高成就獎，其實不然，它只是正統經濟學的最高成就獎，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在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只有兩名非正統經濟學家受到表彰：美國的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和瑞典的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兩人都是制度主義者，但他們受表彰的理由不是對制度主義理論作出了貢獻，而且這都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事情。

 

諾貝爾經濟學獎從兩方面發揮著鞏固正統經濟學地位、排斥異己的作用：一方面是拒絕非正統經濟學和非正統經濟學家，另一方面是在特定年份選擇合適的授獎者來表達正統經濟學對待某些社會經濟現象的態度，或者以此回應對正統經濟學的批評。第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羅賓遜對新古典經濟學不完全競爭理論的貢獻足以讓她獲獎（而且她1982年才去世，有足夠的時間去領受只頒發給在世經濟學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因為她是后凱恩斯主義這個非正統經濟學流派的領袖，同時對馬克思主義抱有好感，從而諾貝爾經濟學獎有足夠的理由拒絕她。

 

第二方面的例證比比皆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巨變，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轉型。與之相應，強調私有產權的效率和制度變遷的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和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 North）分別在1991年和1993年獲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這種“應景”之舉，在2007年金融危機之后尤為明顯。2007金融危機爆發，200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眾所周知，克魯格曼早就警告了西方世界將面臨“蕭條”的回歸，當蕭條真正來臨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了這位預言者。金融危機爆發后，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愈發激烈，尤其是對其數學形式主義的批評。面對這種批評，諾貝爾經濟學獎2009年表彰了兩位不使用或者很少使用數學的經濟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和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14年，法國人皮凱蒂因質疑新古典經濟學對收入分配的忽視而成為明星。他至少讓正統經濟學陷入了尷尬。正統經濟學對此的應對就是把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一個法國人讓·梯諾爾。

 

第三，借助國家力量強化經濟學一元化、抵制多元化。非正統經濟學在20世紀70年代后不斷取得發展，對正統經濟學的威脅越來越大。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非正統經濟學家倡導的經濟學多元化得到越來越多人的響應，逐漸演變成一場經濟學多元化國際運動。經濟學多元化國際運動主張在經濟學方法、理論和教育上打破新古典經濟學一元化的局面，尤其是對經濟學教育多元化的倡導直接威脅到正統經濟學的根基。面對威脅，正統經濟學充分調動各種網絡元素，借助國家力量化解了威脅，鞏固了地位。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英國開展的“科研評估活動”（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簡稱RAE）。

 

英國從1986年起通過RAE（2014年后改稱“科研卓越框架”，簡稱REF）對各大學的科研成果質量進行國家評估，以評估結果為依據向各大學下撥科研經費，評估排名高，得到的科研經費相應就多。面對多元化威脅的正統經濟學抓住這一良機，通過主導經濟學科的RAE（主要是21世紀開展的歷次RAE），成功借助國家力量對非正統經濟學實施了毀滅性的打擊。正統經濟學主要從兩方面主導RAE，一是控制經濟學評估專家組成員的選擇，二是確定據以衡量科研成果質量的期刊名單。正統經濟學說服RAE組織者，讓正統經濟學主導的英國皇家經濟學會成為評估專家的主要推薦機構，這個機構推薦的評估專家自然都是正統經濟學家。評估專家組確定一個全部由正統經濟學刊物構成的期刊名單，作為評估各大學提供的論文質量、從而確定各大學經濟系排名的重要依據。由于各大學經濟系排名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科研經費撥款的多少，進而直接決定了各大學經濟學科的社會聲譽，各大學經濟系在RAE之后紛紛拒絕了非正統經濟學家（解聘、不再續聘、不再新聘），因為他們對經濟系的排名沒有貢獻。非正統經濟學家被迫離開經濟系，到商務管理、發展、社會學、國際關系等系供職，或者轉入非研究系列，專門從事教學工作。從1996年到2012年，RAE參評經濟系的非正統經濟學家減少了70%。2012年，13個排名靠前的經濟系中，有9個系的教員中已經沒有非正統經濟學家。同一時期，在非經濟系供職的非正統經濟學家增加了將近240%（Lee et al., 2013, p.708）。

 

通過控制經濟學評估專家組成員的任命、限定正統經濟學期刊，RAE被成功地納入正統經濟學的網絡，并在三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驅逐了異見經濟學家，排斥了非正統經濟學；（2）使經濟學研究集中化和同質化，大大增強了新古典一元化；（3）形成了一個經濟系精英集團，也就是排名靠前的大學經濟系，這個集團有力推動了新古典一元化觀念的擴散。這三個作用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在客觀上起到了增強正統經濟學網絡實力、削弱對手競爭力的作用。

 

經歷了六次RAE之后，英國大學的學生仍然在積極呼吁和爭取經濟學多元化。比如，曼徹斯特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在2014年向校方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用有力的證據闡明了新古典一元化在該校經濟學教育中的弊端，呼吁經濟學教育的多元化（曼徹斯特大學危機后的經濟學研究會，2017）。這份報告得到了包括英格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在內的許多實際經濟部門人士的支持，引起了BBC等媒體的關注。但是，學生們的行動已經找不到老師來支持了。他們在報告中提到，為了挑戰經濟系教學中的新古典一元化，學生自己開設了一門選修課，用各種非正統經濟學說的方法和理論來解釋歷史上的金融危機。也就是說，在曼徹斯特大學經濟系，已經沒有非正統經濟學家能夠開設學生需要的這種課程。RAE對英國經濟學方方面面的影響可見一斑。

 

總之，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史中隨處可見建構的事實。本來這不足為奇，科學知識社會學關于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的發現是來自自然科學領域。自然科學況且如此，社會科學就更不用說了。通過強調所謂“自然演進”來否認、掩蓋建構特征，是不是從業者對自己的學科不夠自信的表現呢？

 

四、結語

 

回顧歷史總是有當前的理由。本文對經濟學發展史上若干片段的回顧，自然是要以中國現實為落腳點的。結合上述三個主題，本文提出三個對應中國當前經濟學發展狀況的問題供思考，并嘗試作答。

 

第一，中國經濟學的國家特性是什么？這個問題會有很多答案。本文嘗試給出的答案是：問題導向。中國人通常把經濟二字理解為經世濟民、經邦濟世，研究經濟的學問自然應該是能夠經世濟民、經邦濟世的學問。簡單地說，經濟學要能解決現實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問題。中國人對經濟學的這種理解，注定會讓經濟學朝著致用之學的方向發展。

 

第二，什么樣的經濟學才是適應中國現實需要的經濟學？這個問題的答案與第一個問題有關。適應中國現實需要的經濟學也就是能解決中國問題的經濟學。那么中國問題是什么？中國的問題很多，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問題源于快速的發展變化。因此，能解決中國問題的經濟學相應地也要發展變化，它絕不會是僵化的經濟學，絕不會是自視為一成不變的普遍真理的經濟學。

 

第三，具有中國特色的、適應中國現實需要的經濟學要不要建構？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一種經濟學滿足國民對它的要求，適應本國現實需要，能解決實際問題，那么這種經濟學就值得大力發展，值得理直氣壯地建構。因為它的網絡越強大，就能越好地發揮它的效能。當然，前文闡述了利用強大的網絡排斥、打壓異己的事例，這種維護一元化的思維和做法是要避免的。對于任何學科來說，多元化是學科發展最有力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