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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強：關于美國大幅度調整對華政策的思考

點擊：7955 作者：王立強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發布時間:2019-04-01 09: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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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國想要確保對世界的統治，不是讓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成為它的附庸，就是用金融手段鏟除社會主義中國的威脅。中美建交以來，接觸和封殺始終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兩個基本內容。接觸戰略只是美國的權宜之計，逼中國改制才是它的真實意圖。美國對中國封殺完全符合金融壟斷資本先投資、后奴役的規律。股市是金融危機的策源地。金融危機爆發時財富沒有憑空蒸發，而是從一部分人手中轉移到了另一部分人手中。我們在對外經濟合作中，要敢于給資本立下規矩。要借鑒我黨領導金融業的優良傳統和成功的金融政策，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友好國家的人民幣貸款而不是外匯貸款。用這種辦法可以有效增加海外訂單，利用境外市場需求拉動國內企業走出低谷。

一、封殺和接觸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兩個支點，要求中國改制是美國的核心要求

2018年，因美方全面改變對華政策使中美關系出現歷史性拐點。美國對華政策為什么會出現180度的大調整，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分析。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國想要確保對世界的統治，不是讓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成為它的附庸，就是用金融貿易等手段鏟除社會主義中國的威脅，這可以算作“美國優先”原則在對華關系上的具體表現。美國副總統彭斯于2018年10月4日的講話中，以最嚴厲的措辭批判社會主義，并以解釋美國恢復對華友好前提的方式，表明了中國必須向資本主義方向變革的態度。[1]

特朗普總統是商人出身，他的商業集團和中國也有業務往來，他突然變臉給中國設定了一個政治目標，這似乎超出了他的商人本色。但是，我們結合美國經濟金融化轉型的歷史，就不難發現隱藏在其后的經濟目的和險惡用心，那就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阻礙，讓美國的金融壟斷資本在中國實現金融化的資本積累。金融渠道暢通了，美國才容易憑借自己的金融實力搬空中國的財富，用低價將中國最優良的資產收入囊中。在特朗普總統的天平上，不是千億的訂單平衡不了他的“政治利益”，而是中國允許美國獲取的商業利潤平衡不了美國希望得到的金融壟斷利潤。

中美建交以來，接觸和封殺始終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兩個基本內容。一邊封堵，一邊誘導，千方百計使中國走上改旗易制的道路。國內一些人之所以感覺不到美國封殺中國的政策，第一是中國的媒體揭露不足；第二是因為美國只在第三國堅決地堵截和封殺中國,在中國本土則換上一副親善溫和的文明面孔，執行接觸戰略，鼓勵中國與世界接軌。當然，其中也出現過洪博培大使這樣的個例，他親自走上北京街頭鼓動“顏色革命”，將美國反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暴露無遺。

蘇丹是美國在第三國封殺中國最典型的事例之一。了解了美國在第三國堅定地堵截和封殺中國的歷史，我們對美國今天的態度就不會感覺絲毫的突兀。因為美國的行為邏輯沒有改變，接觸戰略只是美國的權宜之計，逼中國改制才是它的真實意圖。

蘇丹是非洲國土面積最大、地下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在中石油來到蘇丹之前，英美法等國的石油勘探隊都來過蘇丹，勘探或開發蘇丹的石油。蘇丹石油含酸較高，在國際市場賣不出高價，而且對輸油管道腐蝕極其厲害。中石油在很多國家知難而退的背景下，得到了一個接手別國轉讓油田的機會，與蘇丹開展了石油合作。中石油用十年的時間不但幫助蘇丹采出石油，掌握了煉油技術，而且還生產出了石油的下游產品：塑料。中國給蘇丹帶來的工業能力是西方百年海外采油史中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蘇丹的成功吸引了其他有石油資源的非洲國家，它們也要求中石油到它們國家去復制蘇丹的成功。就在中石油榜樣效應正在形成之際，美國跳了出來，無所不用其極地封堵中國和蘇丹的石油合作，不允許中國影響其他非洲國家。

2004年6月29日，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帶著約3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及達爾富爾人道主義危機的話題到訪蘇丹[2]，他直接要求蘇丹總統巴希爾斷絕與中國的石油合作，遭到拒絕之后，美國當年就利用聯合國使達爾富爾問題國際化，組織國際聲討，為外部干預蘇丹事務奠定基礎。國際刑事法院于2009年3月4日，以涉嫌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為由，宣布正式對蘇丹總統巴希爾發出逮捕令。[3]這是國際刑事法院首次對一個國家的現任元首發布逮捕令。逮捕令遭到蘇丹政府拒絕后，美國就鼓動與蘇丹接壤的乍得武裝分子，頻繁越境對油田和煉油廠進行武裝騷擾。為保護油田，中國向蘇丹派出了維和部隊。美國的上述措施沒有明顯成效，索性就利用蘇丹的種族矛盾，鼓動和支持南蘇丹獨立，2011年肢解了蘇丹以儆效尤。[4]

東北亞國家和東南亞國家是我國的近鄰。美國要封堵中國絕對不能放過這些國家。凡是與中國奉行友好政策的鄰國領導，美國出面施壓、搗亂直到搞政變從不手軟。最新的案例是緬甸昂山素季事件。為了反對緬甸軍政府，美國率領西方勢力把昂山素季捧上了天，給她戴上各種桂冠。由于昂山素季最終選擇站在中國一邊，她的桂冠就都被拿走[5]，從西方的盟友變成了敵人。

二、現實無情解析了壟斷資本的行為模式和目標

小資本與壟斷資本獲取利潤的途徑截然不同，小資本需要抓住商機獲取利潤，壟斷資本追逐的是壟斷利潤和超額利潤，它另有一套行為模式。實現行業壟斷是保證實現壟斷利潤的唯一途徑，所以壟斷資本需要先把別人的資產收到自己的旗下才能完成行業壟斷，進而保證壟斷利潤，這就形成了壟斷資本先投資后奴役的行為模式。壟斷資本可以撒出大量的資金去鋪墊市場，它也有足夠的耐心等待市場成熟，最后的企業兼并還要選擇資產價格最低的時候去完成。從殖民主義者出現到當下的國際金融壟斷集團，它們追逐壟斷利潤的套路始終沒有改變。我們今天喝的咖啡，吃的腰果、香蕉等，不少就來自這類永久駐扎在發展中國家的國際金融壟斷財團或者跨國公司。

美國在今天和中國打貿易戰完全符合金融壟斷資本先投資后奴役的規律。美國壟斷資本認為，培育中國市場花了很多錢，用了很多時間，現在是收獲壟斷結果的時節了，可中國共產黨還在擋路，因此不能再耗下去了，必須向中國攤牌，要求中國必須徹底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中國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壓迫已經近70年。經歷了兩代人，我們對帝國主義吃人的警覺本能弱化了，有人已經認不清帝國主義的吃人本質了。他們把中國人民在黨領導下創造出的世界發展奇跡歸功于美國的恩惠，認為得罪了美國中國就再也不可能發展了。我們必須結合現實，從中美貿易戰開始，層層剝筍，將美國壟斷資本追求的真實目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美元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象征，中美國民貿易基本平衡的現實不容混淆

特朗普在中美貿易問題上采用哀兵策略，宣稱中國的貿易順差過大，自己一直吃虧。美國有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群體，連老牌的大英帝國都被美國逐出美洲大陸，世界霸主地位也被它取而代之。難道美國人寧愿吃虧也要幫助中國人民發展嗎？

顯然不是。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經濟研究所采用國民貿易統計方法研究的結果，中美國民之間的貿易是基本平衡的。[6] 原產地統計法和國民貿易統計法的區別在于，國民貿易統計是按照利益歸屬的國籍進行統計，而原產地統計法則按照生產所在地進行統計。按照原產地統計法，在中國設廠的美資企業的外銷數量都計入中國的對外貿易量。按照不同的統計辦法自然就會出現貿易數量上的差異。美國政府是采用兩種統計方法來了解對外貿易情況的，但它不對外公布國民貿易統計數據。[7] 因此，美國政府對中美國民貿易基本平衡的真相是心知肚明的，特朗普揣著明白裝糊涂，借原產地統計法給出的數據硬要加征中國進口商品的稅負，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美元本身就是不平等、不公平的象征。特朗普不愧為商人出身，他居然能罔顧事實指責中國與美國進行不公平、不平等的貿易！確實，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美國不是用真金白銀而是用紙幣在換取別國大量的商品。喪失了商品屬性的美元難道不是從本質上使商品貿易改變了性質，變成不折不扣的不等價、不公平、不平等的交易嗎？特朗普真的沒有道理用“不公平、不平等的貿易”來指責中國。我們應該聯合所有被特朗普指責從事不公平貿易的國家，圍繞使用美元交易是否公平的問題展開全球大討論。壟斷資本御用的經濟學家對美元從“美金”變“綠紙”的話題一向諱莫如深。今天，美國債臺高筑，世界各國難道就不可以共同評估美國的國際信譽嗎？今天，債務人美國反倒來逼債權人中國打開自己的金庫，允許它進去搬錢還債。天下還有這樣的道理嗎？

2.美國并不是中國工業和技術發展的主要來源地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國經濟開始金融化轉型。高端產業流向歐洲，中下端產業的一部分進入中國。就整體而言，美國不是近40年中國主要的技術來源地。

從中美經貿內容來看，中國為美國提供的主要是物美價廉的吃穿用等日用品，都是美國可以用貨幣向全世界采購來的普通商品。美國的消費市場倒是值得一提，它進口數量巨大，對拉動中國出口還是有貢獻的。美國用提高關稅的辦法縮小美國市場對中國的貢獻自然要沖擊中國的生產企業。但是，美國政府的舉措也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市場在經濟戰中的作用，為我們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本領提供了參照。

工業產值在美國GDP中只占20%，服務業占70%。2015年，美國服務業對華出口額高達484億美元，順差為333億美元。對華服務業出口在2014年為美國創造了27.3萬個就業崗位。美國出口給中國的主要商品是：大豆、飛機、載人機動車輛、未梳棉花、銅廢碎料、處理器及控制器、放大器、玉米、廢紙等。美國經濟的特點及對華貿易的基本數據都表明，美國的核心利益不是制造業而是金融業。

3.為壟斷資本利益服務的經濟理論

壟斷資本御用的經濟學家及其發明的經濟理論，或是人為地割裂先投資后奴役的周期，或是只講投資產生的結果。接受投資國家后續發生的一切都被拋在經濟學研究范疇之外。至于為什么這些國家發展舉步維艱，就和他們無關了。2000年6月，法國經濟學大學生在互聯網上發表了一封對經濟學界的請愿書。[8] 請愿書認為，現有的經濟學教學存在著嚴重缺陷：數學本身已成為一種追求的目標；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學的支配地位是壓倒性的和不公正的；教條的教學方式不允許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請愿書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這種智力缺陷，已使它沒有能力解決真實世界中許多重要的問題，因此呼吁對經濟學教育體系進行改革。

紙是包不住火的。無論資本的御用經濟學家怎樣幫助資本主義清洗罪惡，謊言必然被現實戳穿。帶給窮人飯碗的企業同時也是資本奴役勞動者的牢籠。壟斷資本營造的現代經濟，不是勞動者的樂土，而是資本登上霸主地位的階梯。

4.資本積累的金融化轉型是美國要求中國改制的核心因素

美國經濟完成金融化轉型，積累資本的方式也就從產品利潤轉移到了金融利潤。實現金融利潤與實現壟斷利潤對外部的制度環境要求完全不一樣。

有了壟斷企業就可以實現壟斷利潤，因此，獲取壟斷利潤的前提和核心是能否建立企業，逐步讓企業壟斷市場，形成壟斷企業。反壟斷法各國基本都有，但是各國設定的標準并不相同。而實現資本積累金融化則對國家的制度安排有明確的要求。它要求國家的司法體系必須承認和保護在利潤最大化原則掩護下的所有金融投機活動。而中國共產黨恰恰是在這點上始終沒有松動。所以中共今天成了資本攻擊的頭號目標。

金融壟斷、金融投機活動、金融危機相互有什么關聯？它們與資本積累的金融化又有什么內在的聯系？

世界排名前30位的金融機構掌握有超過全球GDP的財富[9] ，這就是今天國際金融壟斷的規模。他們憑借財力可以在任何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上坐莊，設局掙取“快錢”。

在資本市場人為設局，操縱股市來實現自己人的投資利益最大化，就是金融投機活動。

借助股市、利用金融投機鯨吞財富是資本積累的金融化主渠道。只要有人利用股市鯨吞財富，就必然會出現金融危機。只要一個國家為金融投機提供法律保護，金融危機就不會消失，而且重復上演，為資本大鱷提供源源不斷的財源。這就是資本積累金融化與金融危機之間內在的聯系。

“金融危機”這個詞其實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一部分人實現了投資收益最大化，一部分人血本無歸才是“金融危機”的全部內容。可在現實世界里，很少有人告訴大眾，金融危機爆發時財富沒有憑空蒸發，而是從一部分人的手中轉移到了另一部分人的手中。有一批人從別人身上發了大財。更沒有媒體去披露，股市莊家集體套現離場是造成“金融危機”的基本事實。媒體只把資本離場后剩下的“一地雞毛”展現給大家看，并用這“一地雞毛”哄著百姓繼續掏錢去彌補金融損失，填平錢“窟窿”，為金融資本下次洗劫百姓財富做好準備。

有兩位美國教授研究了800年來的金融危機歷史。根據他們的研究，金融資本800年以來都用“這次不一樣”來回應民眾的責難。金融資本的意思是說，我們之所以這次沒能避免金融危機，是因為這次的危機和上次的危機不一樣。兩位教授的研究結論則完全不同。他們認為，只要國家的司法體系承認和保護金融投機活動，金融危機就是無法避免的。靠金融危機來攫取財富是掙錢最快的方法和途徑，也正是美國現在實現資本積累的主要方式和主要渠道。[10] 統計數據也支持兩位教授的結論：美國經濟完成金融化轉型之后，世界發生金融危機的次數成倍增長。貧富之間的鴻溝非但不見彌合，還在窮國后邊又多出來60多個“失敗國家”；為了擺脫“無望”和“絕望”，上億人口在洲際之間流動……這些血淋淋的現實難道還不能說明，世界人民應該反對和反抗國際金融壟斷集團的暴行嗎？

總之，只要政府站在資本一邊，保護他們剝奪百姓的權力，資本積累的金融化路徑就暢通無阻。讓美國人著急的第一件事是鯨吞財富的路徑在中國至今還沒有打通。讓美國人著急的第二件事是，時間耽誤得越長，中國就越不好對付。讓美國人著急的第三件事是，實施接觸戰略以來給中國投的錢和投入的人力，不但都打了水漂，而且可能還幫助了中國發展。“美國不能再當冤大頭了！”這是特朗普和彭斯在不同場合反復重復的一句話。

5.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不接受壟斷資本的邏輯

資本不但要在體力上奴役勞動者，更要在精神上奴役他們。資本要讓勞動者相信，因為有了資本家，沒有活路的窮人才能有地方去掙錢，從而才能生活下去。因此，他們要人們相信，以資本家為核心的制度是天下唯一合理的社會制度。幸好，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主體建設自己的國家，所以，我們不接受資本家的這套邏輯。我們歡迎資本家來中國興辦企業，幫助中國發展，我們也愿意為此向資本家支付合理的報酬或正常的資本回報，但我們拒絕依附資本，拒絕讓政府以資本為核心。

美國資本搭上了中國發展的快車。從中國的迅猛發展中得到了豐厚的回報是美中兩國能長期保持并發展經貿關系的另一個基本原因。但是，“中興事件”表明，美國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變化。他們對正常的商業利潤喪失了興趣，攫取超額利潤的沖動已經讓他們等得不耐煩了。他們害怕“和平演變”戰略給了中國太多自主發展的時間，甚至認為他們的戰略已經被中國利用來發展自己，成長為一個不可遏制的挑戰者。他們不能再等了，他們要卡住中國的脖子，執意要讓中國聽命于資本的指揮，在中國實現他們屢試不爽的先投資后奴役的老套路。

根據美國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博弈期間成功的戰術，可以推斷美國對中國也會采用類似的三大策略。第一，成功解體蘇聯的經歷，會讓美國的戰略家把分裂共產黨領導層作為第一目標。特朗普政府將無所不用其極地向中國施加最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壓力，然后靜觀中國領導層的分化跡象。只要有一點裂痕被確認，他們馬上就會采取措施加深裂痕。美國就是用這套辦法成功分裂了鐵托和蘇聯的領導。第二，借助金融優勢，策動金融攻擊。當年香港金融保衛戰之后，西方對雙方的攻防進行了全面細致的復盤。結論是：美國基金再堅持兩周，輸掉這場金融博弈的就是中國。就從事金融戰的實力、經驗而言，我們對自己處于劣勢地位應有清醒的認識，并立足在這個判斷的基礎上，設置多重的保護機制，嚴防死守不出現系統性錯誤的底線。第三，我們對他們的武裝挑釁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人民軍隊必須加強戰備訓練。我們打敗來犯者的把握越大，發生武裝沖突的概率才能越低。在帝國主義垂死掙扎時期，時刻做好迎戰準備是中國保持獨立自主最重要的舉措。

三、承認區別和利用區別可以成為反擊霸權的對策

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不能接受壟斷資本的邏輯，也絕對不可能放棄獨立自主去換取美國的投資和奴役。美國副總統彭斯的講話里充斥著美國式的傲慢和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無知，他們需要多花點時間來理解中美之間在發展模式上的本質區別。從根本上說，恢復中美友好的主動權握在美方手里，只有美國收回自己的妄想，中美關系才能回到理性的軌道上，只要美國不一意孤行，中美之間就不會發生全面對抗。

所謂讓美國回歸理性指的是：美國認識到中美之間發展道路的不同；美國認識到中國不可能走美國的道路；美國尊重中國自己選擇的發展道路；美國收回現行的霸權政策，雙方回歸正常國家之間的關系。

不少人認為，中美之間大量的經貿利益遲早會讓美國回頭。但先投資后奴役的資本主義規律決定了，中國讓出再大的經濟利益也比不上美國通過中國金融市場獲取的超額利潤，通過奴役中國而獲取的壟斷利潤，因此，這個選項被美國人排除了。中國需求巨大，多采購一些美國貨是可以的，這并不損害我們的原則。雖然這種舉措會起到緩解危機的作用，但距離對方的胃口太遠，無法從根本上讓美國回歸理性。

還有人認為，在中國技不如人狀況沒有根本改變之前，中國應該滿足于世界第二的位置，甘居中國目前占據的世界生產鏈條中的位置，不要讓“老大”感覺自己受到威脅。這種觀點對中國現狀的評價較為客觀，但對美國的判斷失于表面化和主觀化。美國感覺到威脅是肯定的，但美國的對策不是停留在讓中國收斂競爭的鋒芒，而是要用金融手段，徹底消除中國對美國造成的威脅。把美國的感受作為我們調整政策的標準，恐怕會馬上突破中國的所有政策底線，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審時度勢，根據中國必須加速發展經濟的需要，果斷調整了全黨的工作重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制訂了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框架的對外合作格局。這次歷史性轉變的核心是把資本從單純的敵對力量劃入合作對象。中國自力更生用30年時間構建起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大膽引進資本解決了中國工業完成現代化最需要的經濟要素，使中國得以迅速發展，用40年時間就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發展的世界奇跡。這種政策調整的深度和歷史轉變的規模不亞于我黨為推動抗日救國、化死敵為盟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無論是國內人士還是國際人士，產生不理解或者對中國發展方向產生誤判實屬正常。

在美國看來，中國共產黨同意與資本合作，鼓勵私人企業發展，就說明中國出現了與資本主義趨同的發展勢頭，這既是掙錢的機會又是擴大資本主義陣營的機會。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美國制訂了國內接觸、國際遏制的兩面政策，它要推動中國朝向資本主義發展。西方專家唱衰中國的論調此起彼伏，滿足了西方中心主義者的虛榮心；中國的韜光養晦政策也使西方更缺乏真實信息。在這兩個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西方政客對中國的前進方向出現誤判是完全可能的。發生這種主觀主義的錯誤根源在他們自己，因為，只需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中國在內政和對外關系領域主張的理念和行為范式與西方的主張完全不同。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人民擁有的財富數量直線上升；改革帶來的發展成果日益強化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瓦解這個共同利益；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愈發堅強。在這三大因素的作用下，人民主體地位的內涵越來越實在，越來越豐富；人民主體地位激發出的國家活力越來越旺盛，用70年就徹底改變了社會的整個面貌。這個成就顯示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不僅讓資本主義國家相形見絀，而且給它們的體制帶來了壓力和沖擊。

在國際領域，中國主張在追求本國利益的同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增進人類共同利益，促進共同發展與繁榮。合作共贏理念是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的行為范式，它順應了世界相互依存的大勢，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理解和支持。中國贏得了國際道義，美國想封殺也辦不到了。相反，美國的國際霸權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連它自己也承認其霸權在衰落。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在目前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允許與資本合作，這是不是搞資本主義？美國今天帶頭表明了否定的態度，這從反面證明中國選擇的發展道路不是資本主義道路。現在美國人也明白了“橘生淮北則為枳”的道理，知道了中國的私營企業與美國的私營企業沒有可比性。世界發展到今天，中美關系走到這一步，以人民為主體和以資本為主體的兩個制度也就到了全面分野的節點。中美關系出現拐點正是我們邁過這個歷史節點后，符合歷史邏輯而必然出現的現象。

資本主義國家在根本發展道路上苦苦相逼。斷絕它們臆想和希望的最好辦法，莫過于我們更高地舉起社會主義的大旗，用更清晰、更明確、內容更豐富的制度創新，首先和特別是在國家的投融資體系進行制度創新，在聚集、運用和分配社會財富的領域落實社會主義原則，讓全世界從制度上看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不同。受國際經濟總體下行的影響，受市場機制痼疾的影響，我國也不同程度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現象。之所以稱之為市場機制的痼疾，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藥方從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有社會主義制度之利，只要使用得當，用社會主義的“藥方”一定能治好市場機制的痼疾，我們要用事實來彰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善于利用中國的發展來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是我們斷絕資本主義國家臆想和希望的有效辦法。

簡而言之，不管中國和美國在過去并行了多少時間，它們仍舊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從今以后，我們證明中國道路正確的最好途徑和辦法不是以美國為參照，衡量中美之間的距離又縮小了多少，而是要說明中國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差別與不同。這種區別越明顯，我們承受的國際趨同壓力越小，凝聚國家的力量越強。這種區別和差異是我們的體制、機制可以有別于西方制度的現實支點，是我們理直氣壯反擊冷戰、熱戰和金融戰的道義基礎，也是我們與金融帝國主義保持安全距離，進行自我保護最有效的措施。

四、市場既是絞殺資本密集型企業的利器，又是支撐技術或者企業發展的戰略資源

金融壟斷資本近50年的統治使市場經濟運行發生了重大改變。其中最重大的變化，是市場要素排在了資本和技術兩個要素之前，成了拉動經濟發展的首要因素和第一資源。市場作用的提升為中國開辟了一個新的戰略維度，在以征服土地和人口為傳統的熱戰之外，市場本身變成了作戰空間并創造出了利用市場絞殺企業的新型作戰樣式。市場資源只要運用得當，對資本密集型企業既具有斃敵于無形的能力，也可以推動技術直上九霄，獨步世界舞臺。中國手機市場發展的歷史、美國芯片企業來華合資的初衷都是最好的證明。毫無疑問，市場作用的提升大大鞏固了我們奉行互利共贏政策的基礎，豐富了我們具體操作的抓手，奠定了我們與不友好國家進行柔性“經濟戰”的物質基礎。

我們首先扼要回顧這三大要素的變化歷史，進一步明確市場成為資本軟肋的原因。中國使用“洋火”、“洋釘”的時代，就是技術優先的時代，那時候有資本、有市場都不管用，只有掌握了工業制造技術，才能實現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實現工業化的時代，必然是資本優先的時代，工業化生來就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沒有充裕的資金要發展經濟是絕對辦不到的。市場經濟一統天下之后，市場就成了支撐發展的戰略資源，沒有市場就賣不出去產品，賣不出去產品技術也就無用武之地。資本的軟肋是銷售，沒有銷售就無法實現利潤，沒有利潤就無法實現資本積累，沒有了資本積累資本就將枯竭和死亡。簡而言之，今天誰掌握了消費市場，誰就擁有了拉動經濟持續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

13億人口構成的統一的中國消費市場是我們今天最大的發展優勢、最深厚的發展資源，是中國能讓資本屈服的魔力源泉，也是中國得以持續發展的源泉。中國的飛機訂單曾在歷史上發揮過重要的平衡作用，解決過不少我們面臨的國際政治難題。中國在引進全球高鐵技術的過程中，依靠中國市場巨大的消費潛力折服了所有的外國投標人。資本的根本就是利潤。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們就懂得了資本家可以與共產黨合作的道理；就不難理解美國高通公司、特斯拉公司為什么不顧中美貿易大戰，不怕特朗普施加壓力也要來中國設廠，設立研發中心的初衷。

當然，西方資本家也不傻，他們一再謀求搞垮中國的國有企業，要求徹底私有化就是要拆解和分化中國的統一市場，讓我們難以形成合力來折服資本，讓我們無法借助中國市場來支撐自己的發展。這是我們必須十分警惕的事情。

特朗普總統提高關稅，不讓美國消費市場支撐中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就是把市場當武器使用的一個范例。這也提醒我們，千萬不能把中國改革開放單純解釋為中國市場無條件對外開放、開放、再開放。中國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政策應該完整地表述為“改革開放和互利共贏”。中國的進一步發展要求我們學會把開放市場和中國的發展需求結合起來；利用市場服務于我國的發展，在對外開放的進程中，完整、準確地把握互惠和互利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將它們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我們應該感謝特朗普政府幫助我們認清，世界上還存在著不接受我們互利共贏理念的國家，既然做不到互惠和互利，我們也沒有必要死纏爛打請它合作，因此，美國挑起貿易戰給我們發揮市場作用創造了一個順勢而為的好機會。用好中國的市場資源，首先就是拒絕敵對勢力侵占和使用我們的發展資源，沒有了市場，利潤下降，資本才能感覺到疼，到這個時候，資本必然會改變對中國的態度。我們可以嘗試用這樣的方法和敵對勢力展開柔性的經濟戰。

中國新時代的改革開放，互利共贏不再只有經濟含義，互惠和互利應該融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就是說，我們在對外經濟合作中，要敢于給資本立下規矩，對違反規矩者，需要用退市來進行處罰。敵人是我們最好的教員，認真向他學習，我們才能不斷豐富與資本斗爭的武器。

五、運用底線思維提出三項舉措

美國改變對華政策才剛剛開始，更大的挑戰還在后面，我們做好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才能轉危為安。單純脫離接觸是消極的防御，積極防御才能更有效地保護自己。在以下三個方面采取不同的對策，可能有助于緩解來自美國的經濟壓力和武力威脅。

美國要鯨吞中國的財富離不開股市炒作。建議政府近期不托市，適當時機甚至采取抑制股市上升的措施。讓中國股市持續保持一段“地板價”，好處大于壞處。股市的本質就是炒賣預期。鑒于美國股市泡沫巨大，建議選擇“蘋果”這類美國股市的標桿性企業，學習美式炒作手法，向下炒作其行市和預期，隨時要刺破美國股市泡沫的威脅，可以對特朗普產生有效牽制。

建議利用蔡英文辭任黨主席、民進黨地方選舉失利的機會，放寬一國兩制的條件，實現祖國統一。實現了兩岸統一，哪怕是形式上的統一，也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杜絕美國利用臺灣將中國拖進武裝沖突的可能，不給它用武力阻斷中國和平發展進程的任何機會。

美國的金融發展讓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信譽貨幣時代的“錢”只是一種發展資源，而不是傳統意義上自身有商品價值的“等價物”。信譽貨幣掌握在壟斷資本集團手中，它是鯨吞他人財富的媒介；掌握在人民手中，它是助推發展的甘露。新中國成立之初，信譽貨幣就成功地振興了百廢待興的國家，支撐了抗美援朝戰爭。今天，中國銀行業受資本家銀行“嫌貧愛富”的影響太深，幾乎徹底遺忘了人民銀行曾經的豐功偉績和成功的經驗。

建議借鑒我黨領導金融業的優良傳統和成功的金融政策，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友好國家的人民幣貸款而不是外匯貸款。用這種辦法可以有效增加海外訂單，利用境外市場需求拉動國內企業走出低谷。只要這些貸款的總額不超過中國企業的供給能力，就不會造成中國的通貨膨脹。

六、結語

人類文明史昭示我們，值得深度開放的是人文交往；否則，就沒有文明的互鑒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中國發展到今天，無條件地開放市場無異于使用自己的寶貴發展資源去養活他人。如果是親人、是朋友，我們可以和他們分享發展資源。如果我們拿自己的寶貴資源去接濟敵人，那難道不是在重演農夫與蛇的故事嗎？

中國人民可以通過立法渠道，制訂出明確的、向世界公布的中國開放市場的章法。例如，友好互利原則、對等原則、戰略資源互惠開放原則等。對不懂得尊重別人發展權利的民族和國家，我們當然也無法與之共享中國的發展資源。現在是中國利用自己市場優勢的大好時機，讓我們和朋友互通有無，讓我們和商人等價交換，讓我們用人文交流來化解敵意。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無法從制度上容忍中國的國家，中國就應該用“互利”做大門，可以做到互利的，允許進入中國市場，分享中國的發展資源。居心不良，進來搗亂的就應該拒之門外。這不是民粹主義，也不是經濟民族主義，這只是一個由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與資本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共處之道。

注釋：

[1]https://weibo.com/ttarticle/p/.

[2]唐勇:《鮑威爾訪問蘇丹說狠話》，《環球時報》2004年7月2日。

[3]《國際刑事法院對巴希爾的指控很可能不了了之》，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8930005.html。

[4]news.ifeng.com/a/20160.

[5]《錯失第七個!昂山素季又被剝奪“愛丁堡榮譽市民獎”》，網易新聞http://news.163.com/18/0823/08/DPSN73BM0001899N.html。

[6]姚枝仲、劉仕國：《中國國民對外貿易差額》，《國際經濟評論》2006年第5期。

[7]李月芬：《中國亟待建立一個以所有權為基礎的貿易差額統計體系》，《國際經濟評論》2006年第1期。

[8]任若恩：《我們需要新的經濟學思維》，《首席財務官》2011年第5期。

[9]《全球TOP50家資產管理公司排行榜》，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122871594_4652992016-12-28。

[10]〔美〕卡門·M.萊因哈特、〔美〕肯尼斯S·羅格夫著，綦相、劉曉峰等譯：《這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危機史》，機械工業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