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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上強調，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底線思維是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思想方法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顯著特征。堅持和運用底線思維，對增強和提高領導干部駕馭風險的本領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告誡我們，要“鑒古知今，學史明智”。歷史告訴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在近百年的奮斗歷程中成功應對了各種風險與挑戰，積累了許多堅持底線思維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寶貴經驗。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進行的重慶談判就是其中一例。深入剖析此范例，對于我們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有關重要論述，做好各地區、各部門、各領域、各方面重大風險防范化解工作，具有重要啟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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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談判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談不談

談不談？是談判者對談判所面臨形勢進行全面綜合分析并對談判結果進行預測研判后，作出的行為選擇。

抗戰勝利后，世界戰略格局和中國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以美國支持的國民黨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同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當時，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是兩個前途、兩個中國之命運。一個是黑暗的前途、黑暗的中國之命運，就是繼續法西斯獨裁統治，使中國回到抗戰前的老路上去；另一個是光明的前途、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就是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的政治較量首先從重慶談判開始。重慶談判也成為一次對中國共產黨政治智慧和處理復雜問題能力的重大風險考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8月14日、20日、23日，蔣介石接連向延安發去三封電報，邀請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面對國民黨提出的談判，我們黨談還是不談？面對蔣介石發來的邀請，毛澤東去還是不去？這件事對時局、對人心、對國內外輿論都會產生重大影響。我們黨要作出正確決策，首先必須對面臨的形勢作出科學分析和準確判斷。

8月14日，在收到蔣介石第一封電報時，中共中央沒有立即回復。在此后的兩天時間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同志多次與周恩來、王若飛交換意見，了解重慶各方面情況。16日給國民黨復電。20日當收到蔣介石第二封電報后，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先去重慶同蔣介石等談判，待機決定毛澤東的行動。22日給國民黨復電。23日在收到蔣介石第三封電報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同國民黨談判問題。會議決定，先派周恩來前往重慶，隨后毛澤東再去。24日給國民黨復電。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員同從重慶回來的王若飛再次開會研究毛澤東去重慶問題，經過反復權衡利弊，初步商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去重慶談判。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開會議，會議最后正式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去重慶談判。

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形勢是如何分析的？對談判是如何決策的呢？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指出，當前的形勢表明：“中國人民需要和平，蘇、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贊成中國打內戰”。“國民黨暫時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因為它的攤子沒有擺好，兵力分散”。“國民黨軍內部矛盾很多”，“它的實力無論如何弱于日軍加偽軍”，“加上解放區的存在，共產黨不易被消滅，國內人民和國際上反對國民黨打內戰，因此內戰是可以避免和必須避免的”。今后我們的方針仍然是：“以斗爭達到團結，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毛澤東建議：“恩來同志馬上去重慶談判，談兩天就回來，我和赫爾利接著就去。這回不能拖，應該去。”在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發言強調：“重慶是可以去和必須去的。”去，“我們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由于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和外國的干預四個條件，這次去重慶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歷史證明，我們黨和毛澤東做出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在當時形勢下，不談不去就會輸理，就會中計。如果毛澤東不去重慶，國民黨就借此宣布中共拒絕和談，把內戰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如果毛澤東前往談判，即可向中共施加壓力，誘逼其交出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并爭取時間部署內戰。由于中國共產黨對談判決策的英明果斷，由于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的“彌天大勇”，使國民黨蔣介石的陰謀詭計落空。我們黨下了先手棋，打了主動仗，占據了道義制高點，獲得了和平民主的好形象，贏得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好評，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國統區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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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談判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談什么

談什么？是談判者在談判中要涉及的內容，其強調和突出的是談判的主要事項和要解決的重點問題。一般而言，談判雙方都會在談判中設定一個爭取的高線和堅守的底線。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蔣介石代表張治中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乘專機抵達重慶。重慶談判從次日開始。按理說，國共兩黨會談本應各有方案，但國民黨卻沒有提出自己的方案。毛澤東后來說：“他們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我們，我們去了，可是他們毫無準備，一切提案都要由我們提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蔣介石沒有料到毛澤東會成行。雖然，國民黨沒有談判方案，但蔣介石在中共代表團到達后，很快確定了“對毛澤東來渝的方針”，并在同毛澤東的第一次直接商談中提出了談判三原則，對這次談判定了調子、劃了框子。其方針是：“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三原則是：一、所有問題整個解決；二、一切問題之解決，均須不違背政令軍令之統一；三、政府之改組，不得超越現有法統之外。從中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方針和原則是要繼續維護其反動統治，不允許解放區中共政權和人民軍隊的合法存在。

9月3日，中共代表團將關于兩黨商談的主要問題11項提要交國民黨政府代表。主要內容包括：確定和平建國方針；承認各黨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部隊；結束國民黨的黨治等，并表示擁護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但對中共提出需要解決的一些重大原則問題，國民黨政府代表均予以否定。經過斗爭，在一些方面取得接近意見。9月8日，國民黨政府代表根據蔣介石擬定的談判要點，對中共提出的11項提要作書面答復，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國、承認黨派合法平等、結束黨治等項主張，對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問題也表示基本同意，但對于解放區政權作為合法地方政府卻堅決不同意，對于軍隊編組問題作了種種限制。從9月12日起，涉及解放區政權和中共軍隊整編，雙方斗爭又趨向激烈。周恩來重申，中共現在的120萬軍隊應編為16個軍48個師，分期實施，在自行縮編后仍駐現在解放區；中共控制的19個解放區，建立的民選政府，國民政府應予承認。國民黨政府代表堅持全國軍隊縮編，中共軍隊最高限額不能超過12個師，其駐地由“中央”政府確定；對于中共代表提出推薦相關省市政府人選問題，則以有悖政令統一為由，加以拒絕。談判陷入僵局。

為了打破僵局，9月18日，毛澤東同周恩來經過長時間商討，準備作出讓步。19日周恩來根據商討的意見在談判中提出，可將我軍隊數目減少。如“中央”軍隊縮編為120個師，中共應為20個師。軍隊駐地可分兩步在11個地區撤出，集中于黃河以北7個地區。解放區隨軍隊駐地之調整而合并。國民黨政府代表繼續拒絕。9月21日，赫爾利找毛澤東談話，要求中共交出軍隊，否則談判將破裂。毛澤東的回答是：不要破裂，還要討論。由于國民黨方面全面否定中共的談判方案，致使會談于9月中旬一度擱淺，9月21日至26日休會。

9月27日恢復談判，到10月5日，國共雙方代表又進行4次會談。雖然雙方在原則問題上斗爭仍然尖銳，但周恩來、王若飛在堅持不損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態度，一方面提出了雙方更容易接近和解決的問題，并表明對于現在無法解決的問題，可在本次談判后繼續談，以求得最終解決。另一方面更加注意對張治中、邵力子做團結爭取工作，推動他們從中斡旋，進而使隨后的談判進展較為順利。

10月2日，周恩來在雙方談判接近結束時提出建議：擬將一個月來談判記錄整理出來，擇其可能發表者發表之，以慰國人之渴望。此舉得到國民黨政府代表贊同。5日周恩來將親手草擬的會談紀要遞交國民黨政府代表以供討論。同時，周恩來提出，毛澤東來渝已一月有余，擬于下周返回延安。8日國共雙方代表就紀要交換意見并修改定稿。10月10日，周恩來、王若飛同王世杰、張群、邵力子、張治中簽署《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并于10月12日由國共雙方正式公布。會談紀要共12項，三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形成了一致意見的內容，即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方針；第二種形式是各自表述的內容，主要是國民大會問題、解放區政權問題、軍隊整編問題等；第三種形式是形式上承認而實質上未執行的內容，即受降、遣俘、改編偽軍問題等。

10月11日，毛澤東返回延安。周恩來、王若飛就懸而未決的問題同國民黨方面繼續商談。至此，由毛澤東同蔣介石直接出面參加的國共兩黨談判宣告結束。重慶談判涉及和平建國方針、人民自由權利、黨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務機關、釋放政治犯、日偽受降等問題，但爭論的主要問題是解放區政權和軍隊問題。雖然，在這兩個問題上沒有達成協議，但談判是有成效的。毛澤東在返回延安的當天下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報告重慶談判經過。他說：“這個會談紀要，第一個好處是采取平等的方式雙方正式簽訂，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第二，有成議的六條，都是有益于中國人民的。”10月17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報告，指出：“這次談判是有收獲的。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承認了避免內戰，兩黨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這是達成了協議的。還有沒有達成協議的。解放區的問題沒有解決，軍隊的問題實際上也沒有解決。”當然，“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我們的方針是保護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損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則下，容許作一些讓步，用這些讓步去換得全國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但是，“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1946年12月18日，周恩來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報告講到重慶談判時也說：“我們并不因為蔣破壞了這些協定，就以為沒有了收獲。因為全中國人民都承認了這樣的事實，認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殺的。國民黨雖背叛了協議，但他不敢放棄黨派協商。”重慶談判達成的協議，是我們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一個成效，是人民力量的一個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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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談判面臨的第三個問題是：怎么談

怎么談？是一個內涵豐富且極其復雜的問題。古今中外所有談判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等談判，一類是非對等談判。兩類談判都需要斗智斗勇，尤其是非對等談判，不對等一方要維護自己的利益，更需要有超出對方的智慧和勇氣。重慶談判就是一場非對等性的談判。談判在桌面，抗衡在桌下。談的是政治，抗衡的是經濟軍事。牽一發在重慶，動全身涉及全國。博弈的是智慧、信念、意志、決心和力量。重慶談判歷時43天，經過了普遍交換意見、針對實質性問題進行商談、達成協議三個階段。這43天，是高度緊張、激烈斗爭、開展廣泛統戰工作的43天，也是國內外輿論聯動、前方后方互動、軍事政治相互配合的43天。所以，回顧談判的形式和整個過程，可以說是豐富多樣且驚險生動。

（一）談判在兩個層面進行。雖然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重慶進行談判，其實蔣介石同毛澤東直接商談次數并不多。8月29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先后會見張治中、蔣介石，毛澤東同蔣介石進行第一次直接商談。9月2日、4日、12日、17日、10月9日、10日，毛澤東同蔣介石又進行了6次直接商談。10月11日晨，毛澤東在返回延安前同蔣介石進行最后一次直接商談。談判中進行具體磋商的人員，中共方面是周恩來、王若飛，國民黨方面是王世杰、張群、邵力子、張治中。毛澤東同蔣介石直接商談的內容大多屬原則層面，一般問題和具體事項由其他談判人員磋商。國共雙方代表的談判，從9月4日正式開始，共進行了12次。

（二）談判的前方和后方。在8月2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決定：在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會議決定增選陳云、彭真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為加強新形勢下對軍事斗爭的領導，會議決定組成新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后來，毛澤東在8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黨的領導中心還在延安，黨內也不會有什么擾亂，將來還可能有更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只要有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也就能保得住。”在談判期間，前方后方互動，前方談判的情況及時向后方通報，中共中央又及時向前方提出建議，將談判情況和對形勢的分析向各中央局、分局、區黨委進行通報，并對全黨全軍的工作作出部署。在談判開始和談判期間，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3次通知和通報。在9月26日的通報中，最后特別向全黨告知“毛主席在渝安全”。同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關于談判情況的電文。會議根據劉少奇建議，決定開一次高級干部會，講講時局、談判經過及方針，使各級組織及干部有精神上的準備。

（三）談判中的統戰工作。談判期間，中共代表團廣泛地進行爭取團結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毛澤東會見了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馮玉祥、譚平山、柳亞子、張伯苓等，還會見了中國民主同盟負責人張瀾、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黃炎培，以及社會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釗、馬寅初等。為爭取國民黨上層人士對中共政治主張的理解，毛澤東分別會晤國民黨軍政要員孫科、于右任、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陳立夫、程潛、戴季陶等。毛澤東認為：國民黨是一個政治聯合體，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成鐵板一塊。解決問題還是要找右派，不要放棄和他們的接觸。毛澤東還會晤了蘇聯大使彼得羅夫、美國大使赫爾利以及英國、法國、加拿大、荷蘭、比利時等國的駐華使節，還有日本反戰作家、美國駐華第十四航空隊總部的士兵，向他們反復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主張。周恩來多次舉行有各民主黨派和國際人士參加的座談會，會見工商、文化、婦女、新聞各界代表，聽取并交流意見。毛澤東、周恩來的這些舉動，使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得到各民主黨派、各界愛國人士、國外友好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四）談判時利用媒體宣傳造勢。在談判緊張進行之時，張瀾建議：“現在，是你們同國民黨雙方關起門來談判。已經談攏了的，就應當把它公開出來，讓大家知道，免得蔣介石今后不認賬。”毛澤東采納了建議。后來，張瀾在重慶《新民報》、成都《華西晚報》發表《給國共兩黨領袖的公開信》，形成了一定的輿論影響。為配合談判，中共代表團就宣傳方針問題向中央發去電報，提出自即日起以各種方式，通過延安與張家口新華社、英文書面與口頭廣播及《解放日報》加以宣傳。9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還首次招待在渝外國記者，介紹中共和平民主主張。

（五）談判時的軍事支持。重慶談判期間，軍事斗爭緊密地配合了談判桌上的斗爭。蔣介石為了以軍事行動向中共施加壓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談判桌上屈服，除加速向前線調運兵力外，還下令廣東、江蘇、浙江、安徽、山東、山西等省的國民黨軍隊向人民軍隊發動進攻。我們黨對此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8月30日，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在給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的電報中指示：“目前在前線上最能配合與幫助談判的事情，就是能在頑軍向我解放區進攻時，在自衛原則下打幾個勝利的殲滅戰。晉綏方面對于閻錫山與傅作義的進攻望能組織一二次勝利的戰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談判。”9月11日，中共中央軍委電令全軍，為促進談判，必須布置幾個有力戰役，打退頑軍氣勢。我晉冀魯豫軍區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在山西長治地區（古稱上黨郡）實施上黨戰役，一舉殲滅入侵的閻錫山所部3.5萬余人，直接配合了談判斗爭。其實在談判前，毛澤東就已經深刻地思考過這個問題。8月25日，當毛澤東在送別劉伯承、鄧小平乘美軍觀察組飛機離開延安回太行時就說：“中間可能經過打打談談的情況，逼他承認這些條件。今后我們要向日本占領地進軍，擴大解放區，取得我們在談判中的有利地位。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越好。別的法子是沒有的。”后來發生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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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談判給我們的歷史啟迪是：

底線思維至關重要

什么是底線思維？如何理解和把握底線思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才能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底線思維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要思想方法。從底線思維來審視重慶談判，給我們以歷史的啟迪。

（一）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有戰略遠見和政治定力。抗日戰爭勝利后，在極其復雜的斗爭中，我們黨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采取適應形勢發展變化的正確方針和策略。當國內形勢出現和平發展可能時，為爭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并在堅持自衛戰爭的前提下，對進犯解放區的國民黨軍堅決回擊。當國內和平民主遭到破壞，我們黨為制止內戰、爭取和平進行不懈努力，同時領導解放區人民做好對付全面內戰的各種準備，保證了我們黨在國內和平向國內戰爭的轉變中處于主動地位。抗戰勝利前，早在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就作了《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講。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指出了未來的發展趨勢和任務。他強調：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演講還揭露了蔣介石玩弄的“你交出軍隊，我給你民主”的陰謀，指出：“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內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己，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在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一些根本性問題作了準確預判。他說：我們要求的條件，“現在最現實的也是雙方所力爭的是第一條，即承認解放區和解放軍。”“關于第一條的爭論一定是非常激烈的，雙方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蔣介石才能逼著他讓步，他總之是不會滿足我們的要求的。”8月30日，毛澤東訪問張瀾時，張瀾表示不相信蔣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誠意，是假戲。毛澤東說，我們就來一個假戲真做，讓全國人民當觀眾，看出真假，分辨是非，這場戲就大有價值了。這一判斷為后來的歷史發展過程所證明。重慶談判結束后，10月17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復雜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看。在重慶，有些人認為，蔣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騙人的，要同他談判出什么結果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事情還有另一個方面，還有許多因素，使得蔣介石還不能不有很多顧忌。這里主要有三個因素：解放區的強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對內戰和國際形勢。”“‘針鋒相對’，要看形勢，有時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從前不去是對的，這次去也是對的，都是針鋒相對。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重慶談判，我們黨是作了充分準備的，是有戰略謀劃的，也是保持了強大政治定力的。

（二）要有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有敢于斗爭的勇氣。為了爭取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光明前途，中國共產黨是敢于斗爭、勇于犧牲的。8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去重慶談判問題時，毛澤東說：“去重慶，要充分估計到蔣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簽字之手在我。”“我準備坐班房”，表現出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當天，在中共中央決定派毛澤東等人去重慶談判時，同時向全黨發出了《關于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要求廣東、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這些地方的同志必須獨立地分析環境，解決問題，沖破困難，獲得存在和發展。待到國民黨對于你們無可奈何的時候，可能在兩黨談判中被迫承認你們的力量。而允許作有利于雙方的處理。但是你們絕對不要依靠談判，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發善心，……總之，我黨面前困難甚多，不可忽視，全黨同志必須作充分的精神準備。”強調了斗爭精神，強調了要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蔣介石實行的是“邊談邊打，邊打邊談”的策略，我們黨對此高度警惕，也采取了一系列對應的立足于“打”、爭取“和”的戰略策略。黨內做好工作的交接準備，在重慶廣泛接觸各方面人士制造輿論給予揭露和批評，分化瓦解國民黨內部等等。10月17日，毛澤東作報告時指出：“我們要承認困難，分析困難，向困難作斗爭。世界上沒有直路，要準備走曲折的路，不要貪便宜。不能設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動派會統統自己跪在地下。總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面前困難還多，不可忽視。我們和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一定能夠排除萬難，達到勝利的目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爭。那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著解決困難去工作、去斗爭的。”歷史表明，勝利是靠斗爭取得的，團結是靠斗爭得到和鞏固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三）要講究策略和方法，牢牢守住底線。堅持底線思維，要劃出底線，要堅守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動搖。在重慶談判中，我們黨把握和運用了靈活機動的原則和方法。在8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發言說：“談判求得妥協，須雙方讓步。中央決定我出去，我個人想是一個偵察戰。我們是誠意要求和平，當然，不能失掉立場。實現和平的后盾，一是力量，一是人心。”8月26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的通知指出：“我方亦準備給以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讓步是有限度的，以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為原則。”“在我黨采取上述步驟后，如果國民黨還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國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要內外配合，軍事政治并用；要作適當讓步，不使談判破裂；要堅持有理有利有節。重慶談判一結束，在10月12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給中央局、分局、區黨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針雖已奠定，但暫時許多局部的大規模的軍事沖突仍不可避免。”“我方必須提起充分注意，戰勝這些進攻，絕對不可松懈。”“解放區問題未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還須經過嚴重斗爭，方可解決。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不解決，全部和平建國的局面即不能出現。”“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當國民黨反動軍隊舉起屠刀時，我們黨領導人民也拿起刀槍，英勇反抗國民黨的進攻和屠殺。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重慶談判雖已過去70多年，但我們黨防范化解其帶來重大風險的經驗，給我們今天以重要啟迪。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各級領導干部工作千頭萬緒，在做每一項工作前，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底線在哪里？風險在哪里？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最壞的情況是什么？最好的結果要什么？科學預見形勢發展走勢和隱藏其中的風險挑戰，做到未雨綢繆。我們要敢于擔當、敢于斗爭，年輕干部更要到重大斗爭中去真刀真槍干。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的頑強意志，應對好每一場重大風險挑戰，切實把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做深做實做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以充沛頑強的斗爭精神，保持定力，處變不驚，從容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長；來源：昆侖策網，轉自“光明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