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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偉：南京大屠殺的教訓

點擊：作者：師偉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4-12-15 08:43:06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展開對中國的全面大規模侵略。同年8月13日~11月12日上海及周邊地區爆發了淞滬會戰。

這個會戰對中國而言是不利的選擇，因為上海臨海的特點導致日本可以充分發揮海陸空聯合作戰的優勢。但蔣介石認為此處有洋人租界，喋血慘戰有可能打動洋人出面調停、有可能阻止日本的進一步侵略。

所以國民政府投入大量精銳到這個絞肉機，結果國民黨軍80萬對日軍20余萬、自己卻傷亡至少30萬（軍事常識：損失三分之一意味著被打殘），簡直形同資敵！11月5日日軍在杭州灣的全公亭、金山衛間登陸，中國軍隊陷入嚴峻的戰略包圍，11月8日蔣介石下令全線撤退，四天后上海失守，淞滬會戰結束。

上海被占領后，日軍趁勢分三路急向南京進犯。中國方面就此開始準備在上海以西僅三百余公里的首都南京的保衛作戰，由于下達撤退命令過于倉促，后方國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誤，隨著日軍轟炸機的大范圍轟炸，撤退演變為大潰敗，使北路日軍主力一路順利到達南京。中華民國首都南京處于日軍的直接威脅之下。

事實上當時日軍內部對是否立即進攻南京曾有爭論（顧慮北方蘇聯的態度），但國軍的迅速潰退打消了日軍的猶豫。總之由于從上海的撤退組織得極其混亂，中國軍隊在上海至南京沿途未能組織起有效抵抗，日軍長驅直入。由于日軍原本沒有深入內陸作戰的后勤準備，部隊立即面臨著糧食供給中斷的嚴重問題，日軍司令部于是下達了實際是要部隊搶劫的“就地征收”命令。日軍在搶劫中通常伴隨著奸淫婦女的暴行，為了掩蓋自己搶劫和強奸的罪惡，日軍除了殺死受害人，經常放火燒毀整個村莊。這是后來南京大屠殺的預演。

形勢很快嚴峻起來。

中國統帥部在17日和18日三次開會討論南京防御的問題。會議上多數將領認為部隊亟需休整，而南京在軍事上無法防御，建議僅僅作象征性的抵抗，只有唐生智以南京是國家首都、孫中山陵寢所在，以及國際觀瞻和掩護部隊后撤等理由，主張固守南京。而蔣介石此時仍寄希望于國際調停，認為保衛首都的作戰有利于得到納粹德國的外交調停，還認為堅守南京能夠等到蘇聯的軍事介入——為什么蔣介石現在不抱美英大腿了？因為淞滬會戰時日軍轟炸機攻擊了英國和美國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軍艦，而這兩國都采取了冷處理的手段，表示這是日軍意外而不予追究。

此外蔣介石在國民黨的對手汪精衛也在起哄，一向媚日的他表示堅決抵抗，最后下不了臺的蔣介石采納了唐生智的建議，決定“短期固守”南京1至2個月，于11月26日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軍司令長官，負責南京保衛戰。副司令為羅卓英及劉興。

就這樣，中國統帥部在12月初日軍接近南京之前共調集了約13個師又15個團共10萬余人（一說約15萬人，數字的不一致體現了組織的混亂）的部隊保衛南京。因為蔣介石寄希望于德國大使調停，為此故意調來裝備最好的德械中央系部隊。但更多的部隊剛剛經歷了在上海的苦戰和之后的潰退，人員嚴重缺編且士氣低落，新補充的數萬士兵大多沒有完成訓練。這樣不但裝備上中國軍隊不占優勢、在人數上也處于劣勢（日軍最后達到20萬）、士氣更是不如。而且意圖不明確、指揮系統混亂，所以南京保衛戰還沒開始、結果已經注定了。

唐生智多次公開表示誓與南京共存亡，對蔣介石承諾沒有命令決不撤退。為了防止部隊私自過江撤退，唐生智下令各部隊把控制的船只交給司令部，將下關至浦口的兩艘渡輪撤往武漢，還命令第36師封鎖從南京城退往下關碼頭的唯一通道挹江門。這個破釜沉舟的命令看似決斷果敢，但不適合紀律松散、上下猜忌的國民黨軍隊，給后來的悲劇性撤退埋下了伏筆。

唐生智所謂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戰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國民黨軍隊派系林立、各自為戰，指揮系統不靠譜。唐生智來自湘軍、并非嫡系、被視作雜牌的湘軍，他為防止不屬于自己系統的部隊不聽命令北渡逃跑，這才斷了退路。結果并未增強斗志，還使守城部隊事先沒有撤退準備而加劇了棄城時的混亂。唐生智本人在南京保衛戰后被棄用、歸鄉，直到解放戰爭末期參加了湖南程潛等人組織的起義，1970年因病去世。其故居受到政府的保護——

南京保衛戰時間軸——

12月1日，日軍攻占江陰要塞，同日，日軍下達進攻南京的作戰命令，南京保衛戰開始。

12月2日，中國海軍主力第一艦隊和第二艦隊在江陰海戰中全軍覆沒，南京失去了水上屏障。

12月3日至6日，經過4天的戰斗，日軍占領了句容、溧水等地并進攻當涂、宣城等地，離南京越來越近了。蔣介石于6日晚召集少將以上軍官開會，然后于7日晨5時45分乘飛機離開南京，飛赴江西再轉武漢。

12月8日，日軍全面占領了南京外圍一線防御陣地，開始向外廓陣地進攻。

南京城垣上的累累彈痕如今仍然清晰可見——

12月10日，日軍發起總攻。

12月11日晚，蔣介石通過顧祝同電告唐生智“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圖整理而期反攻”。

12月12日，日軍一部突入中華門但未能深入，其余城垣陣地還在中國軍隊手中。負責防守中華門的第88師師長孫元良擅自帶部分部隊向下關逃跑，雖被第36師師長宋希濂勸阻返回，但已經造成城內混亂。下午，唐生智倉促召集師以上將領布置撤退，然而局勢已經漸漸失控了。

按照撤退部署，除第36師掩護司令部和直屬部隊從下關渡江以外，其他部隊都要從正面突圍，但唐生智擔心屬于中央軍嫡系在突圍中損失太大，又口頭命令第87師、第88師、第74軍和教導總隊“如不能全部突圍，有輪渡時可過江”，這個前后矛盾的命令使得撤退更加混亂。

實際情況是只有粵系的第66軍和第83軍付出重大犧牲后從正面成功突圍，其他部隊長官大多數沒有向下完整地傳達撤退部署，就各自拋下部隊前往江邊乘事先私自控制的船只逃離。這些部隊聽說長官退往下關，以為江邊已經做好了撤退準備，于是放棄陣地涌向下關一帶。負責封鎖挹江門的第36師又沒有接到允許部隊撤退的命令，和從城內退往下關的部隊發生沖突甚至槍戰，局面開始崩盤。

12月12日晚，唐生智與司令部成員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輪從下關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后第74軍一部約5000人以及第36師也從煤炭港乘船過江，第88師一部和第156師在下關乘自己控制的木船過江。

至此局面已經無法控制，中國守軍失去建制、成為混亂的散兵，有些人自己扎筏過江，不少或淹死、或是被趕到的日軍射殺在江中。大部分未能過江或者突圍的中國士兵流散在南京街頭，不少人放棄武器，換上便裝躲入南京安全區。

12月13日晨，日軍涌入南京城，開始了長達四十多天的南京大屠殺。

細節我不忍講解，算了！

守南京的十多萬大軍，就這樣像塵土一般一陣風吹散了！

國民黨的抗戰啊，越研究越發現是個笑話！

多少年來，我們回顧南京大屠殺時控訴侵略者的暴行，為了統戰等原因較少談及國民黨的問題，其實這是主要的因素。

所謂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正如南京陷落半年后，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便深刻地指出的那樣“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

南京保衛戰的組織極其糟糕，決策稀松、組織散漫，而且根本沒有發動群眾！

首先采取下策守城，以新敗之師應戰氣焰囂張的優勢敵兵；

其次組織混亂、導向含糊，上上下下不知道為了什么而戰；

最后撤退無方，不但胡亂指揮、而且丟棄隊伍、釀成慘劇。

比如南京屠城慘案發生時，守軍竟突然放棄抵抗，城內居民也只是躲避和逃難。反思歷史的人自然會問：為什么南京城內幾十萬民眾面對殺掠奸淫沒有組織抵抗，只能無助地哭喊呢？為什么南京守軍在數目并不多于自己的日軍面前迅速崩潰呢？為什么那么多身強力壯的官兵在侵略者面前棄械成了俘虜并束手受殺戮呢？

出現這些讓后人嘆息的悲劇，其主要原因正如毛主席所說的是“無組織狀態”，也就是當年外國人形容中國人所說的“一盤散沙”。

日軍深入中國關內時，國民政府實行了抗戰，國民黨軍不少官兵曾浴血奮戰，這些都值得肯定。不過從總體上看，國民黨政府是腐敗無能的政府，軍隊內派系林立互不協作，高層軍官貪腐享樂成風而缺少戰斗意志，這些都嚴重影響下級斗志。日軍兵臨城下時，政府官員率先逃跑，對民眾不管不問，城內完全沒有解放區群眾那種組織起來踴躍支前的場面。

具體到南京保衛戰，12月7日外圍戰開始，三天后日軍便撲到城下，蔣介石見德國調停無結果，又怕嫡系精銳被圍殲，于12月11日致電唐生智，指示“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此時，南京城垣邊的部隊還正與日軍激戰，高級將領就率先動搖。12日下午，唐生智開會傳達撤退令，要求各軍向南突圍直奔蘇皖邊地區，他本人隨即乘專門留下的船渡江撤到浦口。結果只有被視為雜牌的廣東部隊2萬余人向南突圍，其余中央軍各部都不肯突圍而涌向下關想渡江，卻因船少只有少數人逃脫。

在面對組織撤退這一難題時，中央軍一批平時腐化透頂的高官竟然棄軍先逃。號稱“黨國鐵衛軍”的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開完會只用電話通知參謀長組織撤退，自己就搶先渡江。有“逃跑將軍”之稱的第72軍軍長孫元良開完會不回部隊而直奔妓院，拜老鴇為干娘隱蔽起來，其部屬失去指揮后見友鄰撤退也跟著亂跑，12日下午還在堅守抵抗的守軍，到傍晚時分就突然陷入崩潰。

按當年西方軍事觀察員的評論，絕大多數出身農家的中國士兵有樸實、吃苦耐勞的特點和宗法社會中養成的服從習慣，完全可以造就為良好的軍人，其關鍵在于領導。

參加南京保衛戰的軍隊起初有15個師，開戰后從鎮江方向有2萬多部隊撤入城內，總計守軍約有14萬人，還稍多于直接攻城的日軍。守軍多數又是德械部隊，其輕武器裝備還略強于日軍，只是重武器和航空兵處于劣勢。

12月13日之后，南京城內只剩下對日軍暴行的零星反抗，幾乎沒有發生巷戰和有組織的抵抗活動。據記載，戰俘在日軍開始掃射屠殺時有幾次奪槍反抗和試圖沖出，絕大多數人卻是以木訥、茫然的態度面對著屠殺。這一可悲的事實證明，一支喪失了靈魂和意志的軍隊只能成為屠刀下的羔羊。至于南京城內的民眾面對暴行，大都處于無助無奈之中，習慣于欺軟怕硬、欺善怕惡的日本軍人，在施暴輕易得逞后反而更增長了對中國人的輕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