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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梁漱溟晚年“認錯”的說法是一種誤讀，他至死沒能真正理解毛主席為什么公開批判他。而他的這段經歷卻又被肆意歪曲引用，借以攻擊毛主席，造成了民眾對于毛主席的誤解。在三農問題陷入困境的今天，重新梳理這段歷史是有必要的。

作者：秦明

梁先生自稱是“有骨氣的人” ，香港的反動報紙也說梁先生是大陸上“最有骨氣的人”，臺灣的廣播也對你大捧。你究竟有沒有“骨氣”？如果你是一個有“骨氣”的人，那就把你的歷史，過去怎樣反共反人民……在我們同國民黨兩次和平談判的緊要關頭，梁先生的立場是完全幫助蔣介石的……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

上面這段話是毛主席在1953年9月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期間對梁漱溟的批評，后來這段話被收入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非毛主席親自審定）。這段話是毛主席當時在氣頭上說出的，雖是氣頭上的話，卻并未違背基本史實。

梁漱溟先生的“骨氣”

1927年四一二之后，梁漱溟的“伯樂”蔡元培先生慫恿蔣介石清黨；清黨造成大批革命人士被殺害，國民黨的農村黨員人數急劇減少；深受蔡元培賞識的梁漱溟此時跑到廣東去搞鄉建，公然反對以“廢苛捐、平分土地”為號召動員農民，只主張對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修補完善。

梁漱溟后來又到山東一住七年，蔣介石絲毫不理會他的鄉村建設計劃，1937年以后卻讓他擔任清客角色，陪同蔣百里視察山東抗戰防務；壯志難酬的梁漱溟卻在1938年跑到延安向毛主席兜售自己已經被證明失敗了的鄉建思想，要求中共采納其主張。

1945年，國共和談，梁漱溟從中扮演調停人的角色，他深知蔣介石不會采取其意見，卻跑到延安張口就要求中共十位高級領導人參加，以他對國民黨的失望向中共施壓，似乎只要中共交槍投降，和談不就實現了嗎？

1946年，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梁漱溟卻極力勸說周恩來前往南京和蔣介石舉行和平談判，蔣介石和中共代表見面就一走了之，梁漱溟只說自己被潑了“一盆涼水”，不僅沒有勸阻蔣介石離去，反而幫助蔣介石擬定和談方案，協助蔣介石繼續玩弄假和談。最后，梁漱溟幫助國民黨出爾反爾致使周恩來大哭。

對蔣介石敢怒不敢言，卻對中共頤指氣使，這大約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謂的“骨氣”。

一場無關個人恩怨的爭論

1949年，毛澤東創建了新中國，但對梁漱溟一如既往的熱情并看作朋友，親自邀請其參加中央政府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建設國家的熱情，黨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3年9月8日，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召開（后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擴大會議），周總理作了關于總路線的報告，梁漱溟在9日和11號的發言中說“有人說，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12日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了梁的發言，認為梁漱溟不同意總路線，拿農民問題說事。梁感受到莫大的冤屈，當晚在氣頭上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表明他是擁護總路線的，希望有機會重復一次他的發言……16日他在大會上發了言，重復了他在9日和11日的發言。17日，周總理作了長篇發言，第一次點了梁的名字，中心內容是聯系歷史上的一些事實，說梁是一貫反動的。其間毛主席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話，認為梁漱溟是反對總路線的。

梁漱溟更感到了莫大的冤屈，18日開會，梁漱溟上臺發言。他決定從歷史說起，必須要有“充分說話的時間”。于是，他要求毛主席給他“雅量”。結果兩人又起沖突。毛主席原來準備讓梁漱溟再簡單講一講，梁漱溟卻認為時間短了不行。后來會場有人提議投票表決，毛主席和大多數中央領導舉手同意讓梁漱溟再多講10分鐘，而絕大多數與會者卻否定了這個意見。

梁漱溟事后寫信給毛主席，請求請長假閉門思過。此后，梁漱溟仍然擔任政協委員，待遇照舊，沒有任何所謂的組織處理，還能經常參加國務活動和外出視察，例如1954年初參加憲法草案修改討論等。后來在集體活動中又見到過毛主席，但只是在握手的時候寒暄幾句。

梁漱溟在閉門反思過程中，認識到自己不該頂撞毛主席，依然有著對毛主席的那份敬意；而毛主席在心底里也仍然記掛著與自己同歲、1918年就在北大見過面的梁漱溟。

1972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梁漱溟將自己的手稿《中國——理性之國》作為特別的賀禮送給了毛主席。1975年9月，毛主席在一份材料中作批示時提及了梁漱溟，說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之類的話，表達了對梁老先生的諒解之意?？梢姡谶@場爭論中，梁、毛雙方都是據理而爭，絲毫沒有參雜個人恩怨，事后也完全不存在挾私報復或挾私怨對。梁漱溟所謂的“骨氣”也正是雅量無邊的毛主席給的，換成這樣對待蔣介石，梁恐怕早就是刀下冤魂了。

更主要的是，梁漱溟關于“九天九地”的說法當時是嚴重不符合事實的，11號的發言之后，周總理已經給梁漱溟耐心解釋過了。

我們現在回頭看這段歷史，當時的城鄉分化并不嚴重，大約是1.5倍，而現在達到了3倍以上。據中國社科院2013年12月26日發布的《社會藍皮書》披露，一般來講，發達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在1.5倍左右，發展中國家略高一些，為2倍左右，該倍數為基本平衡的程度。超過3倍以上，則說明收入差距過大，結構失衡。有趣的是，今人一面夸贊當年的梁漱溟“為農夫代言”，一面卻對現在的城鄉差距視而不見。

他11號的發言獲得了一部分與會者的響應，確實起到了干擾大方向、擾亂會議主題的作用。這種情況下，對梁漱溟是不批不行了。根據當時的國內外環境和條件，中國要強兵富國，必須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發展重工業，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以工業帶動農業，否則何以保境安民，何以捍衛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幸福，依靠工農武裝和統一戰線，趕走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蔣介石新軍閥，建立中國人民共和國。士紳和資產階級騎在中國人民頭上逍遙自在的時代一去不返。而梁漱溟卻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裝起了“骨氣”，耍起了大牌，說什么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梁漱溟在山東長達七年的進行鄉村建設時，他怎么沒說農民在九地之下呢。建國后不是農民在九地之下，是地主階級（鄉賢）在九地之下。梁漱溟看到有些地主受到體罰很不滿，盡管這種做法毛主席也是明確反對的，但到了基層執行卻走了樣，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土地改革的正當性。梁漱溟期望將中國傳統中的一些因素和工業化、民主化做新的融合，而造出新的社會構造，但由于他這種書齋里的主張并沒有可操作性，反而使梁漱溟走向了是反對民主和反對工業化。梁漱溟打著維護農民的旗號，其實是為鄉賢、為地主階級鳴不平，骨子里這是士紳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人民性的集體無意識。毛主席說他反對總路線事實上并沒有冤枉他。

梁漱溟如果有不同意見完全可以去單獨去提，最好是親自調查研究寫成報告說服中共——這種事例在中共的歷史上并不少見，例如延安的“減租減息”就是民主人士李鼎銘提出的。建國初，毛主席也建議梁漱溟下去看看，最好到他待過的山東去看看，去研究共產黨的“鄉村建設”，再進行批判，梁漱溟對這種建議總體是拒絕的。爭論發生三年后的1956年梁漱溟參加政協視察團到甘肅視察了五十天，在談到農業的時候說：“農業方面呢，進展的好像太猛，然而至少基本上是健康的。”他在參觀梅山水庫時在日記中寫道：“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產黨多矣!”他特別為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決議而高興，因為決議說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全國人民都應該團結起來向自然開戰，他認為人民公社、“土洋結合”、大躍進等等，都最能發動群眾，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梁還寫出了《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不吝筆墨地稱贊毛主席的領導才能。而這些做法都是梁漱溟心甘情愿的自我選擇，沒有任何人逼迫他，他也沒有任何壓力。

被誤讀的梁漱溟晚年講話：梁漱溟至死無法真正理解毛主席

1985年5月，胡耀邦接見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紐約《華語快報》發行人陸鏗，談到了梁漱溟與毛主席的這場爭辯，胡耀邦說：“可能我們的毛主席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國家事情這么復雜，你卻那么樣的瞎放炮，不大好吧!那一年大概是五五年吧，就給批了一下，現在看是批過頭了。”

后來，“梁漱溟公然頂撞毛澤東”這件事被某些人甚至官方的人反復引用，作為證明梁漱溟有“骨氣”的依據，反倒指責毛澤東沒有雅量、不容異見。

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博導郭齊勇教授在為汪東林的《梁漱溟問答錄》一書作序時稱，“梁先生是現代的孔夫子、孟夫子，是中國的脊梁……作為儒者，他們關心國事民瘼、民間疾苦，為百姓、為農民爭取生存條件與空間，爭取較好的政治環境。”

1988年梁漱溟去世，統戰部起草《梁漱溟先生生平》并編發悼文，初稿隱晦提到毛澤東不容異見，梁漱溟“受到不實事求是的批判”，中央書記處將其改為“受到批評”，并恢復他反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說法。梁漱溟的兒子梁培寬、梁培恕看到初稿后，堅決反對：父親生前不接受的說法，他們不能替他接受。一定要這么發布，全體遺屬將不出席官方的遺體告別儀式。最后，新華社發的《梁漱溟先生生平》才沒有提及此事。

80年代中期梁漱溟跟媒體聊起這段公案時說：“當時是我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故世已經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文匯月刊》后來刊登了這個采訪內容。

后來，這個話被解讀成梁漱溟向毛主席認錯。1988年，美國的《世界日報》刊登了翟志成先生所撰《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認錯》，翟文稱，若梁漱溟對1953年與毛澤東發生語言沖突一事有“認錯”的表示，則不僅僅是梁漱溟個人的得失榮辱問題，而“是關系著民族的良心與運氣”的事，但愿《文匯月刊》刊載的關于“認錯”的一些話是“訪問者的筆誤”，并希望梁漱溟能加以澄清。

梁漱溟的甥女專門從舊金山將報紙寄給了梁漱溟，梁漱溟給《世界日報》回信否認了自己向毛澤東認錯的說法，“會議進行時，在對方態度的刺激下，我的發言亦因之較前更欠冷靜。”“雖事過多年，但每與人言及此事，總是承認自己亦是有錯。爭執產生自雙方，唯中國古人有‘反求諸己’的教導，我的認錯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爭執的對方認錯。”

梁漱溟之子梁培恕后來回憶梁漱溟的文革經歷，稱“梁漱溟在文革中沒怎么受迫害”。在梁培恕記憶中，有一件事情令他記憶深刻。那時革命群眾流行畫紅太陽，街上到處是旭日、大海，前門大街上的鋪子整個就是紅彤彤的了。梁漱溟還上街買顏料，也跟著去外面墻上畫。集體挖防空洞的時候，梁漱溟也積極參與，有一次因為遲到還很自責地將此事寫進他的日記里。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親是贊同的，因為他是想清楚了，認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絕對不會去做這類事情的。這說明梁漱溟內心深處是認同樹立領袖個人權威的。

但這并不意味著面對有雅量的中共，梁漱溟會去曲意逢迎。1972年底，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花了兩個半天時間，講自己對“批林批孔”的意見。他說，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從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么關系，所以我不批孔……政協組織批判梁漱溟，事后問梁有什么感謝，他卻一字一句地回答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就是一個就是知識分子的兩面性，梁雖有其保守落后的一面，但相對于那些兩面三刀的小人，還是光明磊落多了。

關于對自己的錯誤的認識，梁漱溟在1953年9月22日的閉門思過期間寫道，“我親眼看見勞動人民那樣感激共產黨、愛戴毛主席，自己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沒有自拔于舊立場，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滾成一堆。又比如許多會上看見有那么多的人頌揚共產黨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應和而止，卻很少出口響應。每當我想起百多年來我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向下沉淪的厄運，終被共產黨、毛主席領導扭轉時，讓我喊一千聲一萬聲‘毛主席萬歲’亦不覺多余。”

反觀毛主席，他對于這套形式主義的東西是相當反感的：

1966年12月1日，周總理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補充說明》。2日，毛澤東在審閱時，將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語“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刪去。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說：“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么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么辦法！他們到處這么搞。”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澤東在具體談到關于氫彈爆炸的新聞稿時說：昨天氫彈公報我就把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統統勾掉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時，又一次強烈批評“四個偉大”的提法。他對隨行的楊成武說：“我現在很不喜歡‘四個偉大’，討嫌！”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所謂“四個偉大”，討嫌?？傆幸惶煲y統去掉。

結合53年到88年這段時間，梁漱溟自己的一些說法，他認為自己的主要錯誤是傷了毛主席的感情，講話不分場合，損害了毛主席的領袖權威，他并未從根本上認識到毛主席為什么批判他，毛主席并非為了個人和黨的權威，而是因為梁漱溟“九天九地”的發言涉及到了路線之爭的大是大問題非。維護毛主席權威不過是他作為“最后的一個大儒”狹隘的偏見，毛主席不需要這種“權威”，他要的是為真理而斗爭。

梁漱溟與毛主席的根本分歧

但梁漱溟還是尊重基本事實的，文革剛結束，梁漱溟就歡呼人治結束了，他評價毛主席“到了晚年就不行，到了晚年人就糊涂了。這個時候旁人沒法救，因為他的威望太高了太大了。”但其后，“非毛化”成為國內一股來勢洶洶的逆流，此時梁漱溟雖然念念不忘批判文革，卻在政協會議上發言說“我國過去的成功和勝利，的確是靠毛主席的領導”。他還一再強調：“我并不因為說他，批評他，而否認他的成功。”“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二三十年來，中國國內的建設、國外的威望，沒法不承認是了不起的成功”。有人問梁漱溟：“您覺得最偉大的中國人物？”梁答曰“恐怕還是毛澤東”。

梁漱溟很早就認識到了分散的小農無法應對資本的競爭，但他反對暴力革命而推崇漸進的改良，他認為中國問題根本不是對誰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梁漱溟對鄉村建設具體措施的設想可以概括為兩個結合，一是鄉村組織、政治和經濟的結合，二是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結合。他設想通過文化改造建立新秩序（這種秩序的主導者顯然只能是有知識的士紳），然后通過農業合作社改變小農的散漫狀態，搞規模經營，并在此基礎上發展鄉村工業，再依靠鄉村組織的建立和鄉村運動聯合中樞的力量輔助中央達到“統籌工業”。但是，梁漱溟的主張無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后，都無異于一種空想，土地問題不解決，土地剝削不消滅，就很難發展農業合作社，搞社會主義性質的規模化農業生產，也就談不上他的以農業引發工業的道路。

雖然看到了毛主席治理中國27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囿于階級立場和思想認知的巨大差異，梁漱溟直到晚年恐怕還是認為他的道路才是正確的，仍然對毛主席從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到文革等“左”的做法的有著某種不認同。

梁漱溟對舊社會的某些方面是批判的，但對整個舊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體系是有保留的。在這樣一個舊文化人身上要像一張白紙一樣“畫”上社會主義很難，他的思想對和過去根本不同的社會主義新社會、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體系有本質上的不容性。

80年代以后，文化界涌現了一波波“梁漱溟熱”，毛主席對于梁漱溟的批判被指責為過頭了；“鄉賢”也重新成了一個熱門詞，甚至登上了央視報道。分田單干是對當初黨領導的合作化運動的徹底清算，在這種背景下，抬梁貶毛自然也是一種輿論需要。

分田單干以后，梁漱溟對這種政策未置一詞，農村很快重新陷入了分散的困境。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梁漱溟所主張的鄉建運動，在他逝世二十多年后又重新受到推崇。鄉建運動的主導者也認識到農村和農民的出路并不在市場化、土地私有化和資本下鄉，而在于重建村集體，但他們很快也陷入到與梁漱溟在1930年代相同的困境。一方面他們得不到國家政策的支持，沒有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和領導，他們這些從村莊外部進入的人和機構始終無法建立起農民對他們的信任，也無法真正的發揮組織作用，更別談讓農民自己組織起來；另一方面他們還要小心翼翼地回避自身的政治性，以所謂社會企業的形式組織農民，然而當年梁漱溟都沒成功，在市場化和工業化規模早已遠勝于建國前的資本環境下，這種社會企業同外部大資本相比，又還能有什么競爭優勢？

如果梁漱溟能夠活到今天，看到鄉建運動在今天面臨的同樣的困境，看到鄉賢成為新的剝削者，他或許能從歷史的重演中認識到“改良主義救不了中國”，并真正理解毛主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