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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主要表現為特權思想、高高在上、陰奉陽違、欺上瞞下、文牘主義、脫離群眾、敷衍了事、懶政怠政、做兩面人等特征。這嚴重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建設，讓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受到損害，使群眾產生了不小的怨氣。克服官僚主義，關系到鞏固黨的執政根基，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官僚主義的剖析與批判，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一直警惕黨內滋生官僚主義。

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就指出全黨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強調“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群眾，不了解群眾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群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這樣就“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塵埃”。[①]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抗日戰爭中能夠組織廣大愛國的中國人打敗日本侵略者，在解放戰爭時期能夠動員人民群眾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戰爭，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從黨的建設的角度來看，與毛澤東反復強調要批判官僚主義，避免黨的干部沾染上官僚作風息息相關。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毛澤東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中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②]因此，他從沒有放松對官僚主義的剖析與批判，不斷在思考避免官僚主義在黨內滋生的辦法。他的這些思考，不僅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歷史遺產，更有助于全面理解新中國的政治建設，認識到新中國與近代中國其他政權的本質區別，而且對于今天加強黨的建設，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極有借鑒意義。

一、重視官僚主義產生的社會與經濟根源

毛澤東思想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堅持從中國的客觀實際出發，深入調研中國的社會現狀，重視研究中國的歷史。特別是關于認識中國歷史，在抗戰時期他指出：“雖則有少數黨員和少數黨的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他號召全黨上下“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③]他本人不但熟讀中國歷史，而且建議范文瀾編寫一部“供干部學習的歷史讀本”，希望能做到“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④]

正是由于強調要全面認識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所以毛澤東十分重視深挖官僚主義的社會與經濟根源。

1938年春,毛澤東在延安撰寫《論持久戰》

在中國兩千多年漫長的帝制時期，官僚集團一直是皇權統治的重要佐助。

從漢代開始，中國形成了一套較為規范的選拔、考核、任免官吏的標準。具有一定經濟與文化條件的人可以通過掌握各個時代所要求的專門技能，經由各種選拔方式進入官僚體系當中。而一旦成為官員，就會帶來各種各樣身份上與經濟上的特權。尤其是宋代以來，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進一步穩固，作為社會頂端的士階層，要么是現任官員，要么是退休官員，要么是官僚集團的后備隊伍，在社會結構中占據重要位置，在地方上擁有許多特權，并且還能利用自己的特權來蔭庇家族。歷代統治者也多認可士階層的這些特權，以換取他們對自己統治的支持。

因此，中國社會形成一種對政治權力的極端崇拜與對一官半職的極度渴求。各種官場文化與官僚作風也應運而生。一直到近代，這種風氣依然十分興盛。

要想改造中國社會，必須認識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

1939年底，為了給延安的黨政軍干部提供基礎讀本，毛澤東組織一些學者共同撰寫《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其中他親自撰寫了一部分，并對全稿進行了修改和定稿，后來這篇文章收錄《毛澤東選集》。這篇文章的“中國社會”部分對于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做了提綱挈領的分析。

關于包括官僚制度在內的中國古代制度之所以能長期延續的經濟根源，文章指出：“封建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和皇帝，擁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農民則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農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種地主、貴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將收獲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獻給地主、貴族和皇室享用”。

此外，“不但地主、貴族和皇室依靠剝削農民的地租過活，而且地主階級的國家又強迫農民繳納貢稅，并強迫農民從事無償的勞役，去養活一大群的國家官吏和主要地是為了鎮壓農民之用的軍隊”。[⑤]

這一分析表明，官僚集團之所以能夠保持政治權力，離不開對于土地的占有，以及通過地租、高利貸等經濟手段剝削廣大農民。無論是漢代的強宗豪右，魏晉南北朝的門閥世家，以及宋明清時期的地方士紳，只要土地所有制不發生根本變化，根植于土地之上的，作為官僚集團之社會基礎的地主階級就能夠保持在社會結構中的支配地位。

認識中國的官僚政治，不能只看到它在行政管理上的歷史作用，還應清醒認識到這種統治方式建立在對廣大農民的支配與剝削之上。就此而言，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徹底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這一過程中“依靠貧農，使貧農和下中農聯合起來，向地主階級奪取土地”，[⑥]這對于克服官僚主義在中國大地上滋生泛濫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正是因為清醒的認識到了中國官僚政治的經濟基礎，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時常警惕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在農村復辟，反復強調農村集體經濟對于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的重要性。

1939年，毛澤東在"抗大"成立3周年大會上演講

鴉片戰爭以來，一方面中國的王朝統治與地主士紳支配結構在近代資本主義的沖擊下出現巨大危機，另一方面隨著列強對中國進行一系列的經濟侵略，中國經濟被卷入由東西方列強所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中。

辛亥革命之后，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除了帝國主義國家主導的買辦資本主義，中國本土的民族資本主義之外，官僚集團也開始介入其中，形成資產龐大的官僚資本主義。這使得官僚主義具有了一些新的表現形式。

正如王亞南所論：“新的官僚政治體制一經依著買辦財政金融的補強與支援而確立起來，它一碰到政治權力可以集中運用的戰時機會，就很快的造出了全國前所未有的官僚經濟形態，而由是反過來把它自身安置在更為廣泛的基礎之上。經過政治與經濟的這種反復相互作用，當作一個龐大的極有滲透性的怪物看的官僚政治經濟混一體就逐漸完成了”。[⑦]國民黨政權中的宋家與孔家，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注意到了官僚資本主義的特征。

在《論聯合政府》一文里，他指出國民黨官僚資本“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發展中國經濟，一面又在實際上積累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的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正是因為有官僚資本主義的存在，抗戰時期“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⑧]

新中國成立后，他回顧與國民黨的斗爭史，認為旗幟鮮明的反官僚主義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又提出了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包含著兩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買辦資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另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對大資產階級，又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⑨]官

僚資本主義滋生了一批從事投機倒把、假公濟私、里通外國的不法官吏與資本家，嚴重破壞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也是國民黨政權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新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時應引以為戒。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

二、官僚主義盛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重大政治隱患

有了無產階級政權，才能保障革命成果。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就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⑩]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強調：“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的利益”。[11]在這樣的指導方針下，新中國確立了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計劃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國家接管了大部分學校、醫院與文化單位，在基層普遍建立了各級黨組織。

因此，為了讓社會主義建設蒸蒸日上，人民政府內部必須保持民主的、平等的、富有生氣的政治氛圍，保證國家各個部門能夠有條不紊的運作起來，保證黨和國家的干部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風與極強的工作能力。而高高在上、毫不作為、欺上瞞下、陽奉陰違、享受特權、侵吞財物的官僚主義，正是對破壞人民民主專政、使人民群眾心生怨氣、讓黨和國家遭受重大損失的禍首。

對于新中國而言，隨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原來戰爭年代的階級矛盾固然已不處于主要地位，但黨和政府各級干部中的官僚主義弊端又有所發展，一些干部漸漸忘掉了在革命戰爭年代中的艱苦奮斗作風與群眾路線，廣大人民群眾同干部以及各級政府不良工作作風之間的新矛盾日益凸現。

1956年底至1957年上半年，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多起工人罷工與學生罷課的現象，不少人對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以及一些干部在作風上的問題提出頗為尖銳的批評。[12]

針對這些現象，毛澤東強調：“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13]

1958年，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為了加快農田水利基本設施的建設，毛澤東領導發動“大躍進”。在親自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毛澤東察覺到了在這場運動當中有可能會因官僚主義，特別是基層單位的官僚作風與形式主義作祟而造成損失。

他指出領導干部要到各基層單位中去，“發現那里有些什么規章制度已經限制了群眾的積極性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根據那里的實際情況，通過基層黨委和群眾的鳴放辯論，保存現有規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廢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他警告各級干部：“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14]

但是，隨著這場運動的展開，一些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同志開始出現各種各樣不切實際的想法。比如有人就反復聲稱“吃飯不要錢”與“糧食供給制”已經實現，實現共產主義指日可待。[15]在這樣的風氣下，一些地方干部開始不講真話，向中央虛報數字的官僚主義作風，使廣大農民遭到巨大損失。

對此，毛澤東深感焦慮。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他著手進行“糾左”，其中一項主要內容就是批判這些現象。面對“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浮夸風”，毛澤東十分清醒地認識到：“有些虛報是上面壓任務壓出來的，問題的危險性在于我們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報告”。他強調：“鑒于虛夸作假成風，我們對下面送來的報表不能全信”。[16]

另一方面，在直接寫給全國基層干部的“黨內通信”中，毛澤東呼吁：“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17]他還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18]

從各種“浮夸風”“共產風”對經濟建設與人民群眾生活造成的重大損失來看，毛澤東所反復強調的全黨上下應力戒官僚主義的各種表現形式，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與發展是多么重要。

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到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

從1960年起，面對一系列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毛澤東開始進一步反思包括“大躍進”運動在內的各項國內政治生活與經濟建設中體現出來的官僚主義弊病，這也是他對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國家問題、制度問題、干部問題的總體思考的重要組成部分。

1960年3月，他與林鐵、劉子厚等人談話時指出：“貪污、浪費、官僚主義，有幾個省相當嚴重”，“官僚主義者，就是不同群眾商量，還有打人罵人，強迫命令”。同日，在審批一份文件時，毛澤東寫到：“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19]

中國作為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基層治理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基層干部的工作作風與工作能力直接影響著群眾對政府的感觀。如果基層出了問題，特別是官僚作風在基層干部中間蔓延，哪怕中央制定出再好的政策，在落實過程中也會走樣，出現各種各樣偏差，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因此，毛澤東在剖析官僚主義問題時，十分重視地方與基層出現的各種弊病。

事實證明，毛澤東在那一時期的這些批評與擔心絕非無的放矢。

1960年，一份山東省上報中央的簡報中寫道：“關于干部作風問題，有些縣有虛報浮夸現象；有些縣、社蓋大禮堂等非生產性建設很普遍；一些社隊吃喝浪費嚴重，個別干部作風惡劣；財貿部門存在一些貪污現象”。[20]

1964年12月，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了中央工作會議的內容，其中陶鑄指出地方上“工廠小組長、車間主任等掌握大權，為非作惡”。此外，“農村富裕階層和工廠中的特權階層正在形成”，“基層干部沒有剝削的很少”。因此，他強調必須“徹底地反新剝削、新特權層”。[21]

1965年，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時任農業機械部部長的陳正人在向薄一波匯報在地方上的工廠進行社教蹲點情況的信中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22]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于官僚主義對黨和國家的危害的剖析，是十分具有針對性與現實性的。

1960年3月11日晚上，毛澤東視察長沙汽車電器廠，在車間內同干部和技術員探討技術革新問題。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對官僚主義問題的剖析，與他對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出現的問題的觀察緊密相離。通過分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得失，他不斷思考中國如何避免重蹈一些社會主義政權曾出現的覆轍。

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后，面對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各種不穩定因素，毛澤東主持起草《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系統分析了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各種問題。文章指出：“當革命勝利之后，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已經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階級和政黨的時候，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由于受到官僚主義的多方面的襲擊，就面臨到有可能利用國家機關獨斷獨行、脫離群眾、脫離集體領導、實行命令主義、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的這樣一個很大的危險性”。[23]

而在赫魯曉夫當選蘇共最高領導人之后，修正主義開始流行，各種官僚作風與特權思想也隨之而生，嚴重腐蝕著蘇聯的政治和經濟活動。據一群曾留學蘇聯的日本學生描述，“入黨，對蘇聯人來說，是一個人一生取得高職優薪、生活富裕和更高地位的不可少的一項保證條件”。“在蘇聯社會，黨員意味著‘優秀人物’，他們高人一等，處處表現出自我優越感”。[24]這樣的風氣導致蘇共迅速變質，革命理想與優良作風喪失殆盡。他們觀察到：“蘇聯共產黨入黨的標準，就是完全抽去了一個人的思想認識和政治立場。這樣的人入黨之后，慢慢變成黨的領導者，從長遠來看，必然把黨引導到錯誤的方向”。[25]

蘇聯社會盛行“物質刺激”，忽視革命理想教育，這導致“龐大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都把國家和世界大事忘記得一干二凈，一心為了肥私囊而精神都變了。現在的蘇聯，貪污納賄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26]

這些現象不斷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在與黨內同志一起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27]而官僚主義與特權思想，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最為明顯的表現形式。

蘇聯的現狀一直是毛澤東引以為戒的主要對象。毛澤東一直強調蘇聯由于修正主義而導致的官僚作風與特權思想。可以說，蘇聯統治階級的變質給毛澤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讓他不斷思考如何避免在中國出現官僚主義與特權思想，特別是在中央出現修正主義，保證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安定與發展。

三、深入探索根治官僚主義的方法

馬克思主義認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良好的生產關系有助于生產力的發展。恩格斯指出：“在政治權力對社會獨立起來并且從公仆變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就沒有任何沖突，經濟發展就加速了。或者是違反經濟發展而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于崩潰”。[28]

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權雖然有一個“共和”的外表，但支配政權的卻是大小軍閥、新舊士紳以及少數資本家。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政權雖然披著一副“現代化”的外衣，但它的階級基礎迅速從國民革命時期的工農群眾變為買辦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與地主豪紳。官僚政治成為這個政權的主要特征。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經濟水平在整個民國時期并無多少突出表現，不但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而且貧富差距極大。

新中國的建設包括了經濟建設、社會建設與政治建設。其中經濟建設，特別是形成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固然十分重要，但政治建設對于社會主義政權的穩定、良好政治風氣的維系、形成更有利于為人民服務的制度也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一旦忽視這些問題，不但會對經濟建設造成不利的影響，而且會導致政治生活狀況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不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制度。

據曾長期擔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回憶，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多次談到要注意到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根本區別，不要在黨內出現國民黨式的顢頇與腐敗作風。[29]因此，毛澤東在思考中國經濟建設的同時，不斷深入探索根治官僚主義的方法。

在與黨內同志一起討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強調：“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具體言之，“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在這里，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30]例如在企業與工廠當中，資本主義國家多采用“廠長負責制”，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則應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與此同時，采取集中領導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式，讓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使廣大工人階級的利益在企業與工廠的日常生產與分配活動中得以保障。

毛澤東堅信：“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31]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經常利用各種意識形態話語機器，把工人階級描繪成“懶惰的”、“愚蠢的”，把自己的剝削行為稱之為“勤奮的”、“智慧的”，以此不斷壓榨工人的勞動剩余價值，凸顯資本主義雇傭與剝削制度的“合理性”。

而在毛澤東的話語里，造成工廠工作效率低下根本原因并非工人的“素質”問題，而是領導干部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出現官僚主義的習氣，甚至成為特權階級，導致工廠的凝聚力被減弱，嚴重損害工人群眾的勞動積極性。

因此，1960年3月，毛澤東高度肯定鞍鋼對于生產管理制度的革新，即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他將此稱之為“鞍鋼憲法”。[32]1961中共中央制定《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這一管理制度，使之成為擴大企業與工廠民主，吸引廣大工人群眾參加管理、監督行政，克服官僚主義的良好形式。

1950年2月27日毛澤東給松江省委的題詞：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

在抗戰時期，為了克服日本侵略者大掃蕩以及國民黨的封鎖政策對邊區造成的經濟困難，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號召：“敵后各根據地的大多數干部，還沒有學會推動黨政機關人員、軍隊人員和人民群眾（一切公私軍民男女老少，絕無例外）實行大規模的生產”。[33]而“大生產”運動的展開，也有助于讓黨政軍干部樹立良好的工作作風，深入貫徹群眾路線，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避免出現官僚主義。

1963年中共中央指示轉發山西省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和省委批示。該指示提到：“干部參加勞動，是黨的優良傳統之一，是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政策，認真貫徹執行這項政策，對于農村工作來說，其重要性是很明顯的”。昔陽縣的例子表明，“他們（指各級干部）到哪里下鄉工作，就在哪里參加勞動，并且一直堅持不懈，經過幾年的努力，干部參加勞動才逐步形成風氣”。[34]毛澤東稱昔陽縣的這一做法為“偉大范例”。[35]

1963年5月，毛澤東進一步強調干部參加勞動對于克服官僚主義、保持艱苦樸素作風的重要性。

他指出：“我們希望爭取在三年內能使全國全體農村支部書記認真參加生產勞動，而在第一年能爭取三分之一的支部書記參加勞動，那就是一個大勝利。城市工廠支部書記也應當是生產能手。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

他警告全黨，如果忽視了包括干部參加勞動在內的活動，就會“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最終導致“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甚至“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36]

他希望通過干部參加勞動，“使我們的黨進一步成為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37]

1963年10月，毛澤東對來華訪問的古巴客人說，如果沒有干部參加勞動，那么對于廣大干部而言，“過了若干年，他們就不懂得群眾了，和群眾隔離了，做官了，群眾就不喜歡他們”。[38]

對于毛澤東為什么反復強調干部必須參加勞動，這一舉措在新的歷史環境下還有無堅持的必要，陶魯笳分析認為：“昔陽縣全縣四級干部參加勞動之所以能形成新風尚，從一定范圍內存在著的階級斗爭來看，他們結合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堅決清除‘當干部就是為了不參加勞動’的陳腐觀念，也即幾千年里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剝削階級觀念，因而才能提高干部的社會主義覺悟和參加生產勞動的自覺性，才能使干部在參加生產勞動中同廣大勞動群眾保持血肉聯系，抵御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避免浮在上而做官當老爺而脫離群眾，避免腐敗成風而墮落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社會基礎。這種危險在我們當前堅持改革開放中，比過去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因此強調干部參加勞動，防止腐化變質就更為必要了”。[39]

1963年,毛澤東接見古巴代表

毛澤東認為蘇聯之所以出現修正主義，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沒有選好革命接班人，讓不合格的人上臺接班，上梁不正下梁歪，最終導致整個政權發生變質。而在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從未放棄過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和平演變”。1957年，反共老手杜勒斯就聲稱要讓社會主義國家的下一代人信奉西方意識形態，以此獲得所謂的“自由”。[40]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就一直在思考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問題，他在許多場合反復提到這一點，黨中央也出臺了相關措施，培養能夠勝任各級領導崗位的新生力量。[41]

1964年6月，毛澤東具體談到關于接班人問題的五條標準。其中強調未來的社會主義領導者“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沒有這一條，不能當支部書記，更不能當中央委員”。[42]這一條標準指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只有心中時刻不忘為人民服務，與剝削階級劃清界限，才能杜絕官僚主義萌生。

此外，在工作方法上，“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充分醞釀，要聽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一開會就自己講幾個鐘頭，不讓人家講話。不要開會時贊成，會后又翻案，又說不贊成”。[43]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打掉日常工作中的“官氣”，塑造平等活潑的工作氛圍，才能避免言不及義、陽奉陰違、弄虛作假的形式主義。

1965年8月，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時說：“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44]由此可見，毛澤東是將反官僚主義與反修防修，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接班人結合起來考慮的。這背后凸顯出他對于如何讓新中國長治久安的戰略思考。

1959年毛澤東和韶山的孩子們

四、新時代更需要發揚毛澤東的反官僚主義思想

為什么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反復強調要克服官僚主義？除了前文提到的吸取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外，還有以下兩個原因：

首先，雖然毛澤東一生文韜武略，極具政治家風范，但他的事業歸根結底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幸福，而非如今天某些所謂的“實證”史學研究所扭曲的那樣。因此，毛澤東十分擔心社會主義政權會變質，廣大黨員干部會忘記革命戰爭年代中的精神和作風。

其次，毛澤東十分熟悉中國歷史。他十分清楚，官僚主義問題在中國顯得尤為突出。自從秦始皇廢封建，行郡縣以來，歷朝歷代都通過大量的官吏來進行統治，形成了對官員身份與官場文化十分崇拜的積習，因此，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言，為了能讓大多數人民切實有翻身解放的感覺，就必須重視對官僚主義的批判，特別是警惕舊中國官場文化與官僚作風在新政權中滋生。

關于毛澤東等黨和國家的第一代領導人的貢獻，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45]因此，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時代，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當務之急時，更需要繼承和發揚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剖析，有效應對社會主義政治建設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對此，需要注意以下三方面。

1953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中央人民政府第24次會議上

必須在黨的建設中重視官僚主義問題，時刻防止干部隊伍中滋生官僚主義。

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剖析，絕非只是從行政學的角度來分析，而是將其放在社會主義政權成敗得失的高度上進行的。對于干部政策，他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46]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國內外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環境，面對新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面對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黨上下必須牢記毛澤東對黨的性質、宗旨、路線問題的學說，不斷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完善民主集中制與黨內監督，嚴肅處理各種因官僚主義而造成的違法犯罪行為，把克服官僚主義作為黨建工作中的重要環節。

要清醒認識到，一旦官僚主義在黨內蔓延，干部因沾染官僚作風與特權思想而表現出各種低素質行為，不但會對國家經濟建設造成重大損失，而且還會嚴重損害黨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形象，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古人說：得民心者得天下。這關乎社會主義政權的前途，關乎廣大人民群眾的福祉，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過程中是否會出現阻力。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舉行中共擴大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作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圖為全會主席團成員。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后排左起：陳云、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要發揚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在人民群眾的幫助與監督下克服官僚主義。

在毛澤東的黨建思想中，一直十分重視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進行群眾監督。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斗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斗爭的大世面”。[47]

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在革命戰爭年代里，正是由于有廣大群眾真心實意的支持，革命隊伍才能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實現全中國的解放。“依靠誰，為了誰”是黨在制定方針、政策、路線時必須時時思考的關鍵問題。毛澤東時代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為了讓群眾監督干部，防止各級黨委和政府出現官僚主義。

當前，黨中央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指示中指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探索企業職工參與管理的有效方式，保障職工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維護職工合法權益”。[48]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時代的不少制度探索都值得人們借鑒。

此外，在今天，隨著科技手段的不斷進步，人類已經進入了大數據時代。從黨建的角度而言，應該利用各種新的技術手段與信息平臺，發揮群眾監督的效用，使地方與基層的干部能夠通過新的媒介與渠道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讓各項政策與措施能充分的把群眾的各種意見與建議考慮進來，使之更“接地氣”。同時虛心接受廣大愛國群眾的批評，這樣能暴露各種錯誤與偏差，不斷改進政府的工作方式與工作效率。

只有時刻都和群眾保持緊密的互動，才能避免日常行政中出現官僚主義作風，贏得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形成良好的干群關系，全面提升黨的執政能力。

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發表《組織起來》的講話

要堅決在意識形態領域里與各種滋生官僚主義與特權思想的因素作斗爭。

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發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

1962年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他強調：“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49]在他看來，一旦意識形態領域出現問題，那么就會影響到政權的性質與安定。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在今天“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50]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出現了不少鼓吹古代士紳文化，以及替地主階級歌功頌德的學術論著與大眾普及讀物。中國傳統文化是要繼承和發揚，但一定要辨析哪些因素值得繼承和發揚。那種美化等級制、剝削制的文化產品很大程度上會帶來新的特權思想，官僚主義也會由此而生。黨和國家的干部是為人民服務的，是勞動者的一份子，而不是像古代地主士紳那樣學而優則仕當官做老爺的。

此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今天的中國需要進行國際學術交流，關注國際學術動態，但一些近代西方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思潮卻借機涌向國內。它們強調等級制對“文明”的重要性，主張私有制，力圖為榨取不義之財的富豪階層涂脂抹粉，同時極力排斥國家為了保證社會平等而采取的政治舉措，把人民群眾的聲音說成是“民粹主義”。鼓吹這些學說的人，希望在國內制造新的社會等級，讓一小部分人享受新自由主義下的“自由”，卻有意忽視絕大多數人的幸福安康。

如果不對這一思潮進行有力回擊，那么極有可能滋生帶有極強等級制特征的官僚作風，把實現特權思想視為“文明”，把非法的官商勾結美化為“突破體制束縛”，把克服官僚主義的舉措污蔑為“民粹”。總之，防止官僚主義蔓延，不能忽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

甚至可以說，在意識形態領域，哪一種學說或思潮占主流，這絕非僅僅是一個“純學術”的問題，而是關乎官僚主義能否被有效遏止，甚至關乎黨和國家的命運。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才能全面的理解并繼承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于官僚主義的深刻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