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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健：毛澤東為什么能在井岡山成功？

點擊：4001 作者：石健來源：書林齋發布時間:2020-12-25 13:07:09

記得是07年的寒假，俺興沖沖的從學校圖書館借來了嶄新的3卷《毛傳》，運回老家，假期后再運回學校，書上只是落了些灰，可還是擺在寢室書桌的正中間。不久之后，無意間翻起了這套書的（1949—1976），覺得很難讀進去；后又硬著頭皮翻了（1893—1949），似乎讀進去了些。

一、生意而已

金一南老師這么總結：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蔣介石三次上臺，三次下野，回回依靠槍桿起死回生。

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4日，因為國民黨內各派系的爭權奪位，但不到5個月蔣介石便被請回來上臺。

第二次下野是1931年12月15日，因為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被占和「剿共」不力，但僅44天蔣介石就重返南京政府中樞。

蔣每一次上臺都比原來的實力更加強大，手段更加老辣。

蔣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所向無敵，通過辭職、下野、收買、驅逐、行刺、戰爭等手段，使如此眾多的對手如多米諾骨牌一般紛紛倒地。蔣趕走許崇智，軟禁胡漢民，孤立唐生智，槍斃鄧演達，刺殺汪精衛，用大炮、機關槍壓垮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用官爵和「袁大頭」買通石有三、韓復渠、余漢謀。

這自然引申出一個結論，區別于舊軍閥，蔣是有新的不同的。

有人會從蔣的履歷中發現一點不同。

據考，護法運動失敗后，蔣于1920年與浙江同鄉戴季陶、張靜江、陳果夫等人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合股開設了「恒泰號」，位置在四川路1號3樓，營業范圍是代客買賣各種證券、棉紗。恒泰號資本總額為銀幣3.5萬元，共35股，蔣在其中占了4股。

交易員的職責，要求蔣要善于配置各類資源，要善于實現「雙贏」；熟練配置資源的過程又進一步拓寬眼界，形成視野優勢。

北伐，蘇聯人投資了3000萬盧布（約折價約2700萬銀元，僅供參考）；

1927年2月，來到南昌面見蔣的江浙財團代表人物虞洽卿，給出的籌碼是6000萬銀元，條件是對共產黨動刀子。

27年4月1日至4日，上海的銀行和錢莊向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的財政援助。「四·一二」之后，銀行家們信守承諾，又向蔣提供了700萬銀元。

補充說一下，虞洽卿，浙江人，是中國第一家綜合性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長，「恒泰號」的幾位交易員正是在此活動。虞很早就在上海從事金融、商業活動，曾任羅斯切爾德家族的荷蘭銀行中國總幫辦。蔣被人上門逼債時，由虞洽卿托黃金榮出面斡旋。這樣的結合，聽著就比與遠在千里之外的布爾什維克合作更合理。

銀行家集團為蔣融資，專門成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發行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

這個理財產品，你只要看當時的材料，一般都會提及。大概就是國外商品進入外國人控制的我國海關，需要交5%的關稅，但蔣搞的可是國民革命，是要打倒列強的，所以計劃在奪取全國政權后，在這個關稅額的基礎上，另外征收入關國外商品2.5%的附加稅，這樣就可以保護我們的民族工業。

只不過現在把控海關的外國人還沒表態，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蔣現在手頭有點緊，還好江浙財團認這個事，所以發行了總額為3000萬銀元的國庫券，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以及江浙兩省共同負擔。

27年4月至5月，蔣介石就獲得4000萬銀元的融資（另有觀點認為實際數字還多一些，此處暫用4000萬的數字），再看看蘇聯，再想想附加的那一堆清規戒律，呵呵。

這上海的江浙財團有這么大的能力么？嗯，1925年浙籍人士就控制了上海銀行公會22家銀行中的14家，而這14家銀行掌握了上海銀行總資產的84％。所以當江浙財團聯手切斷了對武漢的融資通道，逼汪精衛妥協時，武漢物價只能飛漲。

可能古今中外的軍事強人都會想著把錢袋子攥在自己手里。1928年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中央銀行」，建立了「四行兩局」的金融體系。1938年，改四行為聯合辦事總處。1939年9月，蔣自任總處理事會主席。這是面上的事。

1935年2月，孔祥熙、宋子文同赴漢口見蔣介石，討論中國、交通兩行股權結構問題。3月20日，國民黨中央通過孔祥熙提議，決定于4月1日發行金融公債1億元，國民黨南京政府財政部隨即給中國銀行的一紙命令，意思是該行資產負債總額與資本總額比率失衡，應及時充實資本，用2500萬元公債作為該行的「官股」（即政府股權）。此舉輕松改變了中國銀行股權結構，實現對四大銀行之一的控制，手段了得。值得一說的是，黃郛在前往南昌路過上海時，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公權便答應給蔣透支100萬元；中國銀行是當年承購「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最多的金融單位；更有意思的是，中國銀行的總經理張嘉璈正是通過在市場募集資金600萬銀元，才把中國銀行從北洋政府手中奪回來，實現了私有化。

現在，蔣孔宋只需鐵面無私就實現了槍桿子和錢袋子的「雙贏」。

你大概要問，這樣做不怕引發市場恐慌么？身兼財政部長與中央銀行行長的孔祥熙估計也想到了。1936年2月，孔祥熙向市場放風，說政府財政困難，將調換公債并停止公債付息。一時民間紛紛將所藏公債拋出，價格猛跌，孔則大肆吸收；而后，財政部宣布公債付息照常，公債價格回升，孔重新拋出，這樣的壓力測試堪稱徹底。另據考，在這一進一出之中，孔得利3千余萬銀元。

發債終究需要流通到公開市場，大莊家這樣的操作手法，誰還會買呢？容我引用一下：

1927年，上海總商會會長傅筱庵就因未滿足借款要求，被國民黨南京政府以其曾資助軍閥孫傳芳而通緝并沒收財產。

棉紗、面粉大王榮宗敬被逮捕，罪名是「奸商并曾資助軍閥」，蔣親自下令沒收榮家在無錫的面粉廠，榮宗敬捐款25萬銀元，罪名取消；

1916年盛宣懷去世，留下1300余萬兩的家產。其中五成歸盛氏，五成設立愚齋義莊，作為社會慈善賑濟及家族公用、公積之基本金。1929年，國民黨南京政府先后通令扣押、沒收除慈善基金外的一切盛宣懷遺產。1936年6月，義莊慈善基金產業（約占義莊總值的40%）全部清理結束，所有收入共計240萬余銀元。連同已于1933年繳納的35萬余銀元「剿匪」經費，共繳428993.39銀元；加上已「報效」的70萬元卷煙庫券以及1931年捐助的60萬銀元南京市建設費，核計義莊已「報效」政府款達170萬銀元。后，上海盛氏愚齋義莊正式解散。

這樣的發債真爽。我還是受累杜撰一張表要緊。

民國十六年度（1927年）及十七年（1928年）前半期

國民政府收支表

宋子文在1927年6月至1928年6月的財政報告中說明，政府開支的87％用于軍事；貸款共計7340萬元，占總收入的48.6％。

（注：國民黨南京政府第一個五年總收入約為25億元，其中6.21億即24.6％來自借貸。1927至1937年間，僅財政部就發行公債22.58億元，加上向上海銀行團的借款和發行意、蘇退還庚子賠款憑證的借款等約3億多元，共舉借內債在26億元以上。）

另請注意，財政支出中的軍費，僅僅是國民黨中央勢力范圍內的軍隊費用，不包括其他各軍閥軍隊的費用。

（注：如果地方軍閥的軍隊費用也由中央財政支出的話，全國84個軍、18個獨立旅、21個獨立團，據推測一年的經常費和臨時費約合6.6億元。眾多的軍隊只能「自找活路」。）

透過這張表，只能看到發債借錢——擴軍打仗——發債借錢。建設？民生？稍等等吧。

公債到期或多或少還是需要還的。你看看收支表里，這個政府治下的稅源，還能再窄點么？那能怎么辦，加稅唄。據考，1933年各省(市)上報給財政部的雜稅雜捐征收統計情況,浙江最多,有252項,較多者如江蘇、江西和湖北等省,苛雜項分別為143、137和110項。其余各省市,少者也有十多項,一般省份都有數十項。1934年，國民黨南京政府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孔祥熙在會上報告，擬從1934年7月至1935年8月，在全國各省裁廢各類苛捐雜稅五千余種（真心祝你成功）。

當時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體的國家，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農業經濟占絕對比重，稅負的負面作用直接在農村中體現。

1931年，孔祥熙在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的提案中，提出「農村危機」問題。1932年，國民黨南京政府內政部所寫的咨文中，明確提出了「農村經濟破產」問題。1933年，國民黨南京政府行政院在抄發修正農村復興委員會章程的訓令中，進一步提出了「農村經濟加速崩潰」的觀點。國民黨南京政府全國土地委員會的調查統計稱，全國農戶「收支有余者不及總戶數四分之一，而收不敷出者反逾三分之一……大多數農家皆陷于經濟困難之中」。

輪回又變成了：敲骨吸髓借錢發債——擴軍打仗擴大地盤——加租加稅還債。

之前的歷史有一點看起來比較悲哀，無論興亡，總有一部分人過的不錯。因為即便是發債，「四大家族的銀行承購公債業務，銀行承銷公債一般打五、六折，還債還必須照面額十足償還，加上債息，歸于官僚資本」。這僅是發債一項，還有租稅、貨幣發行、「官營」、「官商合營」等多種自由組合的征服形式。

一頭吃有錢人，一頭吃沒錢的人，通吃。厲害。列寧：任何社會制度，只有在一定階級的財政支持下才會產生。

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影響不必說了。當時國民黨南京政府實行的是銀本位制，世界白銀價格在這一時期連續下跌，使中國在匯率上受益；而白銀不斷流人，使中國局部經濟在整個世界危機中反而顯得較為活躍（當然比不了蘇聯）。

銀子來得容易，換來的卻是中原大戰。

1934年6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購銀法案，世界銀價快速上漲，白銀自中國大量流出。

銀子流走了，資產價格下跌了，引來了更多垂涎三尺的「友邦人士」；發債終于難以為繼了，國民黨的金融系統只能仰仗新的金主，之后的之后是《北平無戰事》里的事了。

即便如此，還有后世學者美其名曰「黃金十年」。是啊，留給我們的是傳說中的大師輩出，是鴛鴦蝴蝶派的多情多義，是十里洋場的紙醉金迷。這后面，是一個普通的金融交易員一步步走到了人生的巔峰，并站在了整個社會鏈條的頂端，這難道不是梟雄式的勵志事跡么？

我也勸自己別太刻薄。

1927年。甘肅地震，被災二十余縣；魯省蝗、旱災尤重，受災者九百萬人；長江下游大水。

1928年。災害突躍為全國性狀態，受災區域竟至25省1100多縣，災害種類有旱、水、風、雹、蟲、疫等，而以西北、華北的旱荒最重，僅8省旱災一項災民數量即達3200余萬人。

1929年。全國性災情更趨嚴重。「陜、甘、豫、晉、察、綏、皖等大旱……其他各省均有罹及。川、魯及陜北等省有局部水災，蘇、皖、魯、贛、豫、晉、鄂、冀受蟲害，沿湖一帶。」國民政府賑災委員會特派視察田杰生調查后驚呼為「人間地獄者其是之謂歟」。

1930年。「陜、晉、察、甘、湘、豫、黔、川、熱、蘇、贛等，被災縣份達五一七縣」，「陜、甘災尤重，居民初則食樹皮，繼則賣兒鬻女，終則裂吸死尸，易食生人，以上各省罹蟲患縣份一八八縣」。

1931年。災情更為慘重，以水災為害最大，受災區域達23省四分之三縣份的廣袤區域，水災災民數量據時人統計達「一萬萬人」。

1932年。一是「豫、陜、皖、甘、青、魯大旱」；二是「晉、陜、豫等省均霜雹，災區達數十縣，晉尤重，五縣損害甚巨」；三是「吉、黑、晉、豫、皖、贛、冀、湘、陜、魯、粵、北滿等大水災，晉尤重……災民達數千萬人」；四是「魯、皖、豫飛蟲災」。

1933年。一是黃河上游青、寧、綏等省區遭受水災，黃河中下游現「特大洪水，使陜、晉、豫、冀、魯各省連決數十口」，「肇本世紀迄此的最大一次河患」；二是長江流域浙、贛、湘、鄂也被水患；三是兩湖地區同時出現旱災，及皖、桂、黔、甘、滇、閩等省區發生旱水風雹霜蟲等多災；四是海南瓊崖的特大風災和四川疊溪7.5級、烈度10度的大地震之災。

1934年。災情繼續。

1935年。......

想起一個研究曾國藩的湖南作家，著有歷史小說《曾國藩》3冊，被稱為曾國藩的「異代知己」。這位作家筆下的曾國藩，讓人為之喟嘆，讓人忍不住站在曾的角度思考問題，甚至一度讓人覺得曾也不易。我雖意難平，但終究還是忍住讀到最后。誰曾想，作者在結尾處，寫了一場兇惡可怖的黑雨，這黑雨「使人猛然預感到，立國二百年的大清王朝，將要和眼前這個鐵心保護它的人（指曾國藩）一道，墜入萬劫不復的陰曹地府！」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在南京總統官邸宣布「引退」。這一次是蔣統治大陸22年的結束。

二、崛起挽狂瀾

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在國民黨「清黨」名義下殺害的共產黨員及革命群眾有31萬多人。1928年6月召開六大時，全國黨員從近6萬人減少到1萬多人。依文諾夫斯基怕是不會再說「我們現在應該全力拯救蔣，將蔣從陷入的深淵中拔出來」了。

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

廣州起義維持三天便失敗了。湖南的「灰日暴動」一開始就被鎮壓下去。湖北根本沒有發動起來。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湖南省委書記王一飛先后犧牲了。

「對敵人屠殺的憤恨和復仇的渴望，對機會主義錯誤的強烈憎惡，像一團烈火那樣燃燒在許多革命者的胸膛中，使他們產生一種近乎拼命的急躁的沖動的心理」。

更何況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說了，中國革命就是「無間斷的革命」。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決議中指出，「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不特別注意城市工作，想『以鄉村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

1930年8月6日，李立三：現在只要有一個偉大的力量，他能堅決號召反對軍閥戰爭，能勇敢的做反對軍閥戰爭的領導者與組織者，則無疑問的，廣大群眾一定會洶涌的起來擁護他。

李立三還說，共產國際「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總趨勢」，并且要求蒙古出兵配合中國革命，「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

戰果，大可不必說風云際會的國際形勢，就是在國統區內，許多地方的黨組織因為急于組織暴動而把原來就很有限的力量暴露出來，先后11個省委機關遭到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

12月，共產國際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一負責人問：你們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不依靠著蘇聯？

史家有言：要求幾乎赤手空拳又沒有受過嚴格訓練和組織的工農民眾，單憑「指導者和群眾的堅決勇氣」，「無論有多少槍支都應立即舉行暴動」，而暴動后會遇到哪些困難，怎樣對付敵人殘酷的鎮壓，很少考慮和準備；對有些根本沒有條件舉行暴動的地方，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強令他們去舉行毫無勝利希望的暴動。只能使大革命失敗后不容易保存下來的那點力量在眾寡懸殊的盲動中再次遭受重大損失。

于是，共產國際負責處理中國問題的東方部負責人米夫，親自圈定了出席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的37人名單，當時身在上海的一些現任中委不在其列，反而讓王明、博古等15個從莫斯科回來的年輕人列席，并規定列席者也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這一屆班子刮起了異乎尋常的旋風，從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開始，一直延續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前，歷時整整四年。結果，教科書里寫了。

此時的他，說不上成功。

黨的三大，他第一次進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任中央局秘書，「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八七會議，他變成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8年3月，本是回湖南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的他，被「開除黨籍」，成為「黨外人士」。

1929年紅軍七大，他被符合程序的選舉「下臺」。

年紀輕輕的黨，年紀輕輕的領導人，本就熱血，而他們的戰友在犧牲，所以都是不太在意職務升遷的。

失敗者對世界總是充滿疑問。

他問為什么要按照八七會議確定的那樣打「左派國民黨旗幟」，湖南的秋收起義「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

他問為什么還要忽略軍事？明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還主要的依靠工農武裝暴動，反而以軍隊輔助。

他問為什么要自討苦吃？明明大城市的敵人更強大，我們不是他們的對手，為什么還要去打大城市？

他問為什么軍隊就只能打仗？軍隊怎么就不能做群眾工作，怎么就不能打土豪籌款子，怎么就不能守住「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怎么就不能幫助地方搞根據地建設。

他問為什么要執行「左」的政策？為什么要「使小資產階級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他說不能全部剝奪地主土地，要讓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能活下去。

失敗者說話總喜歡帶刺。

他說：湘贛邊界割據地區的成功，原因就在于湘贛邊界的共產黨的政策是正確的。

他說：有些同志在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也主張分兵冒進，甚至主張只用赤衛隊保衛大塊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敵人方面除了挨戶團之外還有正式軍隊集中來打的一回事。

他說：過去全國暴動，各地曾蓬勃一時，一旦敵人反攻，則如水洗河，一敗涂地。這都是因為「不求基礎鞏固，只求聲勢浩大」的緣故。沒有用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

他說：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因此引起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紅軍士兵群眾的生活的不安，有時真是到了極度。紅軍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好在苦慣了。

他說：許多巡視員，許多游擊隊的領導者，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種純主觀地「瞎說一頓」，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

他說：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所以，失敗者表現出來的樣子就是不合時宜。

瞿秋白希望他到上海機關工作。他說，我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告訴他，要直取長沙，他「臨陣脫逃」，要去農村山區。

上山，不過是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所以路上，兵心四散，見面互相詢問：你走不走？即便上山后，給農民分了田，收獲卻是還鄉團，「國民黨軍隊趁紅四軍主力遠離根據地發動猛攻，侵占邊界各縣城和平原地區，焚燒房屋，屠殺人民，湘贛邊界遭受嚴重摧殘」，這是「農民分田，地主割禾」的「八月失敗」。

他的戰友也無法容忍他了。「家長制」的帽子先是給他戴穩了，不過只是離開紅四軍，到閩西特委做地方工作，不過是給了個「嚴重警告」的處分。

他的上級也無法容忍他了。「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害紅軍發展的兩個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游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他有一貫的游擊觀念，這一路線完全與中央的路線不同」。這還是客氣的。因為經過分析，他的問題是「沒有了解整個革命形勢的轉變」。

「這的確也難怪你們，因為你們處境太偏僻了。」

他不可能知道，蘇聯開始了清洗式的肅反，罪名重的，也就是日后要給他雷霆一擊的：「富農路線」。

他：至于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

一塊石頭不僅能打爛大水缸，有時也被形容又臭又硬。

他還是因瘧疾病倒，此病持續三四個月。后得知妻子楊開慧已犧牲，三子岸龍病亡。再往后，親屬受牽連，其他人若與他觀點接近，難逃「小組織派別活動」的帽子，「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一切顯得水到渠成。

國民黨不厭其煩地宣稱他已故去；因溝通不便，共產國際終究信以為真，發布訃告：「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假如他不是那個人，只是那個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的年輕人，我還是對他心存敬意，畢竟他在絕境中還是充滿希望。

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來。

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

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

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

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

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并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

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后，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

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

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總是失敗，死去的人是犧牲了，活著的人有的會拼命到底，有的就會陷入前途無望的幻滅。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著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

革命，需要勝利。

你大概會說，反「會剿」「圍剿」的軍事勝利不夠么？中央蘇區一度面積不是好大、人口不是好多么？給蘇區好多好多農民分了地不算么？

勝利，須先是政治上的勝利。成熟，也須先是政治上的成熟。

《毛傳》：「只有依靠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深受壓迫的農民群眾，只有把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放在革命的中心問題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毛澤東經過長期的探索，終于自覺地認清這個關鍵性問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這方面工作中，再也沒有改變。」

我念高中時，歷史老師反復要求，一定要將土地革命路線背下來，包括歷史變化，什么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什么抽多補少，什么抽肥補瘦，都要背下來。

最后，我大約記得這一革命階段的路線是：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之所以在政治上區別對待，是因為一條很簡單的標準：在農村經濟中是否被剝削以及被剝削的程度。

貧雇農只能出賣勞動且處于被剝削的地位，因此是依靠力量；中農主要靠自己勞動，受剝削而一般不剝削他人，因此要聯合；富農既受地主剝削，又剝削他人，因此要限制；地主階級只剝削而不被剝削，因此要斗爭。

（注：在城市中，對應的策略是依靠工人階級，聯合小資產階級，限制民族資產階級，消滅買辦大資產階級。）

假如你看我拖拖拉拉的搬運了這么多文字，頗有些煩了，但我希望你能記住這個標準，這個很重要。

這樣的路線具有天然正義，反壓迫的天道與耕者有其田的人道得以統一。

這條路線是權力合法性來源與權力運行規則的統一。有的人窮經皓首，只能在其中一個方面做些許的努力，他一出手，就是徹底的震撼。

這樣的路線輕松抓住了萬千事物中的主要矛盾；這樣的路線直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要害，無可回避；這樣的路線闡述清楚了中國革命存在和發展的道理。

這樣的路線揭示了革命的邏輯，展示了他和他們的抱負：將社會剝削鏈條顛倒過來。身處被剝削底端的絕大多數的人們，砸碎的只是鏈條，得到的將是全世界。

這樣的路線的確立，需要實事求是地承認敵人力量的強大與革命的主力軍是農民；需要相信兵民是勝利之本并走依靠最大多數的群眾路線；需要熟悉中國情況的中國同志與自己動手打破封鎖的獨立自主。

秉持這樣的標準竟然取得了勝利。也只有他有資格說，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所謂千年的文明歷史，顯得渺小。

秉持這樣的標準一旦取得勝利，那她就很難再消逝，她會深深植根于這個國家的血脈中。當時未必所有人都會相信她，他的敵手們會發起一次次挑戰，只不過是給后世增加了一些勝利紀念日。

組織路線服從于政治路線，確立了這樣的路線，「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星星之火，點燃了他要擎起的火把，人類歷史上巨人中的巨人就此崛起。

三、狂飆為你從天落

國民黨政權治下的縣政府，「指導思想為『自治』，縣為自治單位，其明顯不足之處在于縣政府組織不充實，權力不集中，事權不統一，科長、局長、區長、村長等的任免都和縣長沒有實質性的關系，縣下各級行政機構尤其是各局往往自行其是，結果『辦事少而冗員多』」。

賑災不在行，「剿共」自是更不在行，甚至面對初步組織起來的農民就已無能為力。

在衡山縣白果鄉，婦女們也能成群結隊地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長老爺也只好聽便。在醴陵縣，有個諢號叫「鄉里王」的土豪易萃軒，最初極力反對農協，后來又低頭作揖，給鄉農會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在許多地方，還推翻了過去維護封建統治的都團機構，人們談論都總、團總，都說：「那班東西么，不作用了！」農會組建起自己的武裝——糾察隊和梭鏢隊；農民還禁煙禁賭，組織起來修道路、修塘壩等。

所以，當年還鄉團殺回來，抓捕赤衛隊和紅軍，就把他們的心肝挖出來，炒著吃——但這不是因為仇恨，而是因為恐懼。古來的風俗是這樣的：殺了一個人，他的靈魂就會來找你報仇，只有把他的心肝挖出來吃了，他的軀殼就沒有了靈魂，于是，殺人者就會免于被鬼魂報復。

南昌行營不得不創設臨時清鄉善后委員會，以代替被革命沖擊得支離破碎的縣級政權機構，委員由縣長遴聘地方素行公正且負有聲望的士紳充任……

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非但在實力上打不過西方列強，而且面對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面對弱肉強食、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華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理屈詞窮的境地，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窮途。

蔣似乎是對的，是符合這樣的歷史大勢的。他的統治早早聚焦在大城市。畢竟歷史以來，「皇權不下鄉」。

孔祥熙說的更直白些：「近來我國社會，空虛益甚，上海一埠，存銀至乏，商業蕭條，現在要請各位注意的，中國財政之貧乏，非由于政府無辦法，而因于整個社會無辦法。」

除此之外，蔣介石和曾國藩在寫詩作詞方面也無甚辦法。因為一點緣分，石達開的詩，我看了一眼就記住了幾句：

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為仇讎不為恩。

只覺蒼天方憒憒，欲憑赤手拯元元。

幾十年后，蒼天依然憒憒，東南依舊到處有啼痕。只是反抗的人不會再葬送在安順場，井岡山上流傳下來的是《紅軍阿哥你慢慢走》。

他說人民軍隊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但這支軍隊創立之初的兵源很有意思：潮汕葉賀舊部；前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平瀏的農民；湘南的農民和水口山的工人；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吳尚、熊式輝等部的俘虜兵；邊界各縣的農民。

這些人也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觀」：軍隊就是打仗的；你要成立政治機關也行，政治工作機關要歸軍事工作機關管；宣傳發動群眾不是我們的活兒；給錢打仗，沒錢回家；凡事應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我說的被否決，你說的也別想通過，通過了我也不執行；要么就一切平均，要么就別廢話……

他說建立起來的紅色政權也難免有些名不副實。「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會。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于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于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爭著要干。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鉆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使貧農委員只作配角。」

于是，在堅決貫徹的民主集中制、嚴肅了紀律之外，《毛傳》里展現了一個嘮嘮叨叨的形象，他對這個講，對那個講，在這個會上講，在那個會上講。也許是按照自己說的，像「用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一樣，他打算用無產階級思想指導下的一次次講道理來實現量變，「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他選擇了僅有的最成熟的方式。好多人還是嫌他，但聽進去了一部分，剩下一部分，失敗的事實會接著教育。鄧說他有一大功績，就是教育出一代干部。

原諒我的拿來主義，韓毓海老師的書里闡發了一系列精彩的觀點。

「資本主義體系，這個體系由勞動體系、商業體系和資本體系構成，資本的控制貫穿于這個體系的全過程。換句話說，這個體系的目的不在于勞動、商業的發展，而在于資本積累。在這里，『貨幣變成了資本』，即貨幣不是為了生存和交換被付出的，而是作為利息和利潤被『貸出』的。」

資本主義追求的是無限制的財富積累，這種無限制的財富積累是以摧毀一切社會關系，把一切社會關系改造為金錢債務關系的形式來實現的。這是一種毀滅性發展，并不是真正的發展生產力。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從工業革命中發掘出機器的暴力，從圈地運動中發掘出農業革命的暴力，從交通革命中發掘出殖民主義的暴力。資產階級的革命是一場暴力革命，資產階級代表的是資本的暴力。

西方以暴力摧毀了中國的治理體系，它迫使中國人重新審視自己的文明，并且使中國人不能不以軍事組織的方式重新改造中國的治理體系。

他所面對的還不僅僅是一窮二白，國家四分五裂、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還有天文數字的割地賠款。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魏源的一個偉大貢獻是把世界上的文明劃分為居國、行國、海國，即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元和清的組織方式，是一種軍事組織方式，而西方以城市堡壘為核心的民族國家，是在對抗「沒有中心的帝國」（大意指元帝國）的過程中形成的。他準確概括出「反西方軍事組織形式」的另類軍事組織形式——西方是以城市征服農村，而中國革命則是以農村包圍城市。

馬克思認為，在歐洲，所謂「生產資料的私有化」是從土地私有化開始的，而土地私有化則是日耳曼化的結果，從此，公社制度在歐洲就被終結了。歐洲無產階級在城市所進行的斗爭，是為了爭奪工業化的生產資料的斗爭。由于歐洲的土地是私有化的，因此僅僅在城市里奪取工業化的生產資料并不能保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要從根本上避免生產資料私有化，就必須避免土地私有化。

馬克思思想的真正斷裂，其實發生在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之后。

革命失敗后，馬克思舉家流亡英國。在大英博物館，馬克思看到了大量東印度公司的資料。在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前，馬克思說自己的時間都被「亞洲問題」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