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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過毛澤東后，美軍派出的觀察員，為何這樣感嘆共產黨？

點擊：5436 作者：杜晨薇栗思來源：上觀新聞發布時間:2021-01-09 10:44:04

延安是什么？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后期開始，全國各地的記者、文藝工作者，乃至各國的觀察團，曾像浪花般匯起一股“圣地洪流”。

他們帶著各自不同的政見與意圖，探究同一個問題：陜甘寧邊區活躍著的4萬中國共產黨員，憑什么能讓當地150萬人民跟著走？

這片神秘土地給出的答案是極富張力的：她自由卻處處充滿“規則”與“紀律”；她平等卻又絕對崇尚“權威”；她是腳踏實地而扎根泥土的，卻又四處飄散著浪漫的空氣……

平等與權威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妻子海倫·斯諾，曾在1937年獨自訪問延安4個月。離開之前，她作出判斷：中國共產黨在許多方面實現了歐文-傅立葉時期的原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所夢想的公社生活，只是以英雄氣概代替了田園風味。

在當時中國共產黨所實踐的“最原始的共產主義”中，平權，被許多延安的觀察者看作一個重要的前提。

延安人不靠薪資過活，而靠供給制度和個人的生產。“衣食住日常用品，以及醫藥問題，文化娛樂，大體上都有公家規定的標準……一般工作人員的生活享受，雖有小小的差異，也只是量上的差，而不是質上的異。沒有極端的苦與樂，這件事對于安定他們的工作精神自有很大的作用。”1944年隨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的趙超構這樣認為。

沒有階級的分化，沒有身份的懸殊，甚至男女性別差異在延安也被刻意淡化。趙超構曾向延安一位C女士發出感慨：你們簡直不像女人！對方卻反問：我們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所有這些女同志都在極力克服自己的女兒態。聽她們討論國家大事，侃侃而談，旁若無人，比我們男人還要認真。至于修飾、服裝、時髦……這些問題，更不在理會之列了。”

他讀《解放日報》，發現每天的第二版十有八九會放生產消息，所宣揚的勞動人民典型，有男人，也有女人，“什么人半夜就上山開荒、哪一家的婆姨每天紡紗幾兩”，女性與男性被置于同等的位置上，“好勝心被發揚到極點，勞動力的利用也達到了極點”。

而同時，延安也崇尚權威。趙超構記錄，當時的延安，凡有三人以上的公眾場所，總有毛主席的像。“共產黨的朋友雖然不屑提倡英雄主義，他們對毛卻用盡了英雄主義的方式來宣傳擁護。……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是邊區干部動員民眾最有力的口號。”也有觀察者發現，毛澤東所提的口號，“其魅力有如神符”。

1944年作為美軍迪克西使團成員前往延安的美國人S.謝偉思曾見過中國共產黨重要的領導人，“以極其自然而又民主的態度參加了舞蹈（交誼舞）……（人們）談到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時，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又完全沒有奴顏婢膝之態”。建立在平等與民主之上的權威，是當地許多“公家人”和老百姓自覺維護的，以至于“無論人們向誰——理發員，或者農民，或是管理房間的服務員——提出問題，他們都能很好地說明共產黨堅持抗戰的綱領”。

自由與“自律”

延安城北門外3公里，有一條大砭溝，那是社會活動中心。半山上的三孔窯洞是年輕人常去的文化俱樂部，每周六的舞會，在那舉行。

抗大學生王仲方1937年到達延安，是延安舞場的常客。“延安的舞場，是在窯洞的黃土地上鋪上蘆葦編的席子，雖不是打蠟的地板，也有些光光滑滑……（跳舞的人）有的穿皮鞋，有的穿布鞋，還有人穿草鞋，但不失樂趣。”

而延安的民主常常就“掛”在樹杈上。“有這個會那個社的結社通知，愿意參加的可以簽名。有人想發表見解，也在樹杈上掛一張大紙，上寫某某人在這里演講某個問題。”延河邊的清涼山下，“每到星期天，窯洞里有三五百人走出來，城里的和北門外抗大的學生也到這里尋親訪友。一上午有那么兩三個小時，人群聚集。不管認不認識，都可以交談自己的見解，交流讀書和學習心得。”

這種“自由”絕非附條件的、因人而異的。S.謝偉思就發現，“（在延安），我們不擔心有人在交朋友的掩蓋下來訊問我們，沒有人費神去鎖自己的房門，我們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記者們不受新聞檢查”。

但自由也有另一面。在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幾乎每個人都有嚴格的“計劃”。“毛澤東、朱德諸氏，每年在報上宣布他們的生產計劃。不識字的鄉農，也會有地方的勞動英雄替他們擬定計劃。”趙超構如是記載。

“每個工作人員，在種地、紡紗、捻毛線三者之中，必有一種。每天11小時的工作，7小時辦公，2小時學習，2小時生產。……以同一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分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問的是關于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復的內容，總是‘差不多’……就是他們的私生活態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觀念，甚至如戀愛問題，也似乎有一種開會議決過的戀愛觀。”

趙超構有過對這種“延安氛圍”是源于“自律”還是“他律”的疑惑。“是不是黨和政府有意造成的？”但所有眼見的情形卻將答案指向另一邊：“生產運動差不多把每一家人都卷進過度的忙碌的生活里面去了。……生活標準化，對于生活的希望、需要、趣味、感情等逐漸趨于統一。……他們的小組批評，對于他們的意識觀念有絕對的影響力。所謂‘對事實的認識一致，對黨策的理解一致’，就是通過小組討論實現的。……”

這是一種內在的“紀律意識”。

實用與浪漫

初到延安，趙超構隨記者團拜訪過毛澤東。“我發覺自己穿著新買的涼鞋，未免不鄭重，但招待人堅決地保證說，毫無關系，到了那里，你將發現比你穿得更隨便的人，這邊是不講究這些細節的。”

不講究里包含著另一重含義：實用。延安是一個隨處可見“實用”思想的地方。“延安所有的建筑，都是匆匆忙忙中完工的，簡單合用，卻是粗糙……所有工作人員都從事實中建立樸素的理論，他們以為一個大學生學習英美式的經濟學，不如精通邊區的合作社和騾馬大店……”

這在藝術上體現得更為明顯。當時外部世界普遍認為音樂應該是貴族化的，然而延安的音樂運動偏偏是粗野的。“（延安人）非常自負《黃河大合唱》……外國人受不起這樣的‘噪聲’，甚至批評《黃河大合唱》是喊出來的而并不是唱出來的……但為了普及，自然特重民歌……”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秧歌被抬到至高的地位。“你要是和他們（延安人）談文藝，他總要問你，看見秧歌劇沒有。仿佛未見秧歌就不配談這邊文藝似的。”

一位女同志出演宣傳衛生的秧歌劇，劇本里說到一個女人因不懂衛生，接連死了6個小孩子。本子演出后，婆姨們盛贊：你們的秧歌比從前的好，句句話都是有用的。延安人最引以傲的秧歌劇《動員起來》，也不大像是藝術欣賞，更像是聽取變工問題的辯論會。

但延安生活并沒有全然抹殺“人”的個性與情趣。被趙超構評價為百看不厭的秧歌劇《兄妹開荒》，講的是妹妹給哥哥送飯，哥哥裝睡的逗趣故事，“調皮的哥哥，天真的妹妹，極富鄉村的情調”。

充盈與匱乏

黨中央在延安的13年里，藥品從頭至尾沒得到過滿足，要破除醫療匱乏的困境并不那么容易。

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的學生任均，曾在延安生產過一個孩子。“大夫說，要給你全身麻醉，然后就把一團東西往我嘴上一捂，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時的全身麻醉，我覺得是用一種土麻藥，或者是哥羅芳（三氯甲烷）。”

直到1943年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到達延安時，外科器械大都還是用日本飛機上的碎鋼片制成的。“王震秘書馬漢平說，我最好的戰友在戰斗中受了一點輕傷，因為沒有防毒藥，竟然中毒死了。”當年，英國紅十字會給延安的4卡車珍貴的醫藥用品剛剛到西安，就被國民黨沒收了。

溫飽的保障是靠延安人自主奮斗來的。延安馬列學院坐落在藍家坪的半坡上。學員四五個人住一個窯洞，洞內放一條桌，沒有椅子。1938年一名學員進學校，每天可以吃到1.3斤小米、1斤青菜、3錢油、3錢鹽。

香川孝志在《八路軍中的日本兵》里，記錄了1940年大生產運動后日本工農學校的食譜，早飯有豬肉炒白菜、羊肉炒土豆，也有牛肉炒白菜；晚上有蒸雞蛋羹、煎肉丸子或者色拉、卷心菜湯。該校學員都是日本戰俘，為了體現優待政策，伙食是上乘的，根本上還是因為大生產運動解決了革命隊伍的溫飽問題。該校學生吃肉時，延安街上的飯店里也可以買到肉食菜，各機關學校食堂一天也可吃一頓肉。

總的來說，延安的青菜是少的。“精神食糧倒不像青菜那樣少。”尼姆·威爾斯說。延安最不缺乏的，是學習的機會。“（延安）有夜校、日校，到處是課堂。……這里有大批青年男女，自然就建立起一些大學和黨的各種訓練學校。他們很少有時間去閑逛，他們大多數人都通過努力工作而求得深造。”

黃華曾在陜北蘇區紅軍總部做翻譯。在延安看電影，給他留下深刻印象。“蘇聯塔斯社在延安有個十幾人的聯絡組，約半年有一架小運輸機來延安，往往帶來一些影片……為了看電影，全延安的干部學員都到楊家嶺山坡下的廣場集合，有的甚至要跑三四十里路。……延安的文化生活是挺豐富的。……延安京劇團常演戲，青年藝術劇院演過雷雨日出，甚至還演過莫里哀的《慳吝人》。”

充盈的精神生活，某種程度上是所有延安人共同塑造的。1936年，文學評論家朱正明到過延安，他清楚記得：“周末晚會上演出的節目什么都有，而且誰有天才、誰有興趣，都可自由上臺表演，不受約束，不遭干擾。丁玲唱過昆曲，上海青年唱過‘賣梨膏糖’和‘蓮花落’……一個東北青年軍人上臺用‘小熱昏調’唱了一支內容愛國的曲調……他樂不可支，不小心從臺上跌了下來，毛主席趕緊站起來扶持他，并笑呵呵地贊他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