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期間，不是那種孤獨清高、孤芳自賞的迂腐書生，而是一個廣交天下奇杰的熱血青年。在他看來，人不可能單獨一個人取得成就，交結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奮斗，是至關重要的大事。他不但重交友，更為特別的是交友之奇，朋友間不談金錢，不談男女之事，不談家務瑣事，只愿意談論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他認為，這樣的人不在官府廟堂之上，也不一定在自命不凡的精英圈子中，那些一無所有的貧寒學子，那些被看不起的下層百姓，往往隱匿著一些非常之人，能做非常之事，能創非常之業。一師畢業時，毛澤東周圍真地聚集起一批奇友，看起來無特別之處，但卻個個胸懷遠大，有救苦救難、救國救民之志。這些年輕人雖然人生道路各異，卻以改變中國和世界的偉業永載史冊。
為慶祝建黨百年，我們連載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王立華同志著作《一師毛澤東 要為天下奇》中“交奇友”部分內容。該系列文章內容精彩、領悟獨到，既可從中學習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歷史，也可得到刻骨銘心的事業人生啟迪。已發第一至十六篇（見文后【相關閱讀】），此為第十七篇。
【李維漢（ 1896.6.2- 1984.8.11）】李維漢，字和笙，又名羅邁，湖南長沙人，小毛澤東3歲。他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曾在湘軍工廠藝徒學校學過一年多鑄工。1916年8月考入一師本科第二部，成為毛澤東的校友。在學校組織的“人物互選”中，他自治方面得了5分，也入列優秀之中。學校召開國恥日紀念大會，校長作長時間即席演說，要選書寫速度快、文字能力強的作記錄，他為首選并負責記錄整理。他在一師就讀的時間只有1年，1917年7月畢業后留校，任一師附小初級部教員。毛澤東在一師最后一學年曾去附小實習教學，李維漢也剛到那里任教，他們也算是工友。當時，毛澤東與蔡和森、蕭子升、何叔衡、鄒鼎丞、張昆弟等，常在一起討論個人和社會如何進步的問題，深感有集合同志建立組織的必要，經多次醞釀，于1917年冬決定要創建新民學會，先由鄒鼎丞和毛澤東起草新民學會章程。因鄒鼎丞、張昆弟與李維漢都曾是湘軍工廠藝徒學校同學，由他們兩個聯系，李維漢進了毛澤東的朋友圈子，從而成為新民學會創建人之一。一師畢業后，毛澤東帶領大家到北京準備赴法勤工儉學，李維漢也是北上的學會會員之一。半年后好友鄒鼎丞病重，李維漢和張昆弟一同護送他回了湖南。不久，毛澤東也回長沙，響應北京爆發的五四學生愛國運動，與長沙會員一起組織學生罷課游行，抵制日貨，進行愛國宣傳。在主編《湘江評論》時，李維漢與張昆弟去過兩次，曾按畢業同學錄上的地址，把《湘江評論》分寄給自己的同學，介紹所知道的運動情況，鼓動他們參加運動。1919年底，李維漢赴法勤工儉學。先是到施乃德鋼鐵廠做鑄工，因勞動強度大，不到半年就支持不住了，到巴黎西郊張昆弟處休養了一段時間。期間，他發起了以新民學會會員為主體的“勤工儉學勵進會”，一來可聯絡一班人共同做事，二來可免除孤獨生涯的煩苦和環境誘惑墮落，在相互激勵中預防懶惰。
【1920年7月6日至10日，赴法的新民學會會員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等20余人，在法國蒙達爾紀召開會議，史稱“蒙達尼會議”，會后在蒙達爾紀杜吉公園合影。】
赴法的學會會員在法國蒙達尼開會，確立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方針，在討論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時出現分歧：一方以蔡和森為代表，主張激烈革命，仿效俄國十月革命；一方以蕭子升為代表，主張溫和革命，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李維漢的觀點基本與蕭子升相同。他在給毛澤東信中說，俄國式的革命我在根本上有未敢贊同之處，但也不反對人家贊同它，或竟取法它。而毛澤東與蔡和森是完全一致的，認為用平和的手段謀全體的幸福，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后來，李維漢在蔡和森影響下，通過閱讀《共產黨宣言》等著作，與大家一起討論，很快接受并信仰馬克思主義，認識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實現改造中國及世界的目的。1921年底，蔡和森等因進占里昂大學被押送回國，而李維漢因留駐巴黎負責聯絡和爭取聲援力量，才沒一同被遣送。此后在法留學的周恩來與他溝通，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下半年，蔡和森要他回國工作，并與毛澤東一起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李維漢在黨內的第一個職務，是接替調往中央工作的毛澤東，擔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毛澤東見他來非常高興，做了周到細致地安排：要他先回鄉省親，春節后再交接工作；從家中回來后，安排他到船山學社附設的補習學校當教務主任，作為公開的社會職業；兩人交接工作時，專門召開兩次湘區黨委會議，向他介紹全區工作情況和組織情況；又兩次單獨與他談話，介紹黨委和各方面干部情況；還陪同他一起到從事上層統戰工作的李六如家中，談湖南上層人物的情況。這使李維漢能盡快進入情況，順利開展工作。在后來的大革命運動中，湖南是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受到中共中央兩次在報告上表揚。1923年黨的三大后，李維漢在湖南任書記，毛澤東任中央局委員、秘書長和組織部長等，是僅次于陳獨秀的黨內2號人物。但到1927年五大后，兩人則完全反了過來。毛澤東只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回湖南當省委書記，李維漢則成為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任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這年7月總書記陳獨秀被停職，成立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李維漢又成為5位常委之一。在八七會議上，李維漢擔任會議主席，與瞿秋白共同主持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徹底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會上選舉組成中共臨時中央局，瞿秋白為主要負責人，李維漢成為黨內2號人物，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組織部部長、秘書長。會上毛澤東第一個發言，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領導，提出著名的觀點：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蔡和森和李維漢主張毛澤東加入政治局，毛澤東說要去參加秋收起義，要上山去，這樣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會后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回湖南，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李維漢依然在中央做領導工作。但他的崇高地位沒維持多久。1928年六七月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李維漢留守中央未能參加會議，毛澤東正在井岡山浴血奮戰也未能參加。會上，瞿秋白因政治上的盲動主義和組織上的懲辦主義，不再是黨的負責人，向忠發成為黨的總書記，毛澤東仍被選為中央委員。而李維漢因是瞿秋白錯誤的積極參與者之一，連候補中央委員都沒有選上，只被任為中央巡視員，后任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1930年6月，李立三掌控了中央領導權，通過了一個“左”傾冒險主義的決議，成立中央行動委員會，李維漢又成為委員之一。他堅決執行“立三路線”，晝夜工作甚至連覺也顧不得睡，但僅持續了3個月，在六屆三中全會上李立三和李維漢一起被撤職。又過3個月，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等集中火力批判瞿秋白、李立三和李維漢，李維漢被撤銷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四中全會后，李維漢得出一個認識，自己只有實際工作經驗但沒有理論，所以是錯誤的，因而堅決要求去莫斯科學習。被批準到蘇聯學了一年半，1932年底回國到蘇區中央局任組織部長。此時，臨時中央已從上海遷到瑞金，毛澤東正受排擠打擊，被撤掉了蘇區中央局書記，又撤掉紅軍領導人職務，只剩一個被架空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李維漢一到蘇區就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見李維漢改名為羅邁，不贊同地說：
“你怎么叫羅邁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嘛。”【1】
但接下來，他也積極參與了對毛澤東的斗爭。率先揪住“羅明路線”狠批，多次要他們作檢討；親自坐鎮批“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撤了他們的職，還下了鄧小平的槍，公開寫文章批他們是派別活動；準備長征轉移時，毛澤覃歸他領導的組織局管，因博古不同意毛澤覃一起走，李維漢便把他留在即將淪陷的蘇區。不久，毛澤覃就在戰斗中英勇犧牲了。后來在延安總結這段歷史時，毛澤東說，蘇維埃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博古應負主要責任，李維漢次之，張聞天又次之。李維漢本不是王明小宗派里的人，為何如此積極地執行王明路線呢？他后來檢討，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高。他說，我這個人的思想方法，局部經驗是基礎，到莫斯科后又學了些教條主義的方法，因此對問題的是非看不準，分不清。一個教條主義，一個經驗主義，都是不從實際出發的主觀主義，也是黨的領導干部犯錯誤的認識論根源。但他們的道理和依據是很充分的，真正認識錯誤并不容易，往往要走到山窮水盡、生死存亡關頭，才會迫不得已地認識和糾正。長征初期，李維漢是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司令員兼政委及軍委縱隊第三梯隊司令員兼政委，負責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機關等部門的行動。遵義會議改變了“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眼見紅軍處處被動挨打、損兵折將，李維漢對王明路線已不那么堅信了，聽完遵義會議精神傳達，首先起來發言表示完全擁護。此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經過萬里長征到陜北，先后任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中央黨校代理校長、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
從1948年起到1964年，他一直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主管統戰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長達16年。黨的七大時他既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員，八大才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和李維漢（中）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式上】新中國成立初期，是否實行蘇聯式的聯邦制，毛澤東曾征求李維漢的意見。李維漢說中國和蘇聯國情不同，在統一國家內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毛澤東采納了他的意見，后經中央綜合多方面意見，成為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基本制度。此后，李維漢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觀點，如爭取5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實際達到消滅階級的水平，要把民主黨派改造成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領導核心等。這些思想觀點引起很大爭議，也導致了他后來再度跌落。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反復強調階級斗爭的長期性，而李維漢則主張用幾年時間就消滅階級和階級斗爭。統戰部對他進行了多次批判，他自己也承認犯了嚴重錯誤。后來他自己解釋說，已是快70歲的人了，如果硬頂著不檢查，被開除黨籍，再為黨做工作的機會就沒有了，自己一生的基本信念是：一要黨，二要革命，不管遇到多大的風浪，受多大的委屈，也要堅決留在黨內為黨繼續工作。但這沒能避免再次走入政治低谷，1964年底他被撤掉中央統戰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文革”中下放到湖北咸寧。1979年后，83歲的他被任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人大常委、中顧委副主任。討論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時，一些人徹底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李維漢多次發言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但又說毛澤東建國后有片面性錯誤。1980年5月，李維漢專門拜訪鄧小平，建議中國共產黨補上一課，肅清封建遺毒。他說我們黨反對帝國主義做得比較徹底，而反封建卻只做了一半，希望鄧小平出來補上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這個不足。他還批評說，現在連周恩來總理都變成神話了。
暮年，他說自己是毛澤東的學生。1983年9月發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統一戰線》一文，在黨內外引起廣泛反響。1986年4月，他撰寫的《回憶與研究》出版。此書沒像一般回憶錄那樣從自己的家族身世寫起，而是從與毛澤東一起創立新民學會開始，截止到60年代對他的批判，為那段風云激蕩的歷史留下了記憶反思和珍貴史料。【1】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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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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