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天天在线视频,高清一本视频在线观看,免费的AV网站在线观看四虎

高德勝：毛澤東的胸懷，不是小人們能夠臆測的

點擊：作者：高德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8-31 18:20:05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與富強奮斗一生，為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了不朽功勛。

他的偉大胸懷，是一心為公、心系人民的坦蕩胸襟，是一切從革命事業大局出發的偉大格局，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風范。

他一生經歷無數黨內斗爭，早期也屢遭黨內錯誤路線打擊和排擠，幾度浮沉。他堅持原則，同錯誤思想、錯誤路線進行堅決斗爭，毫不妥協。他主張通過黨內嚴肅的思想斗爭，達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統一思想，團結同志，教育群眾。

但他從不挾私報復，從不搞個人打擊。他成為黨的實際領導人后，對過去反對過、壓制過、排擠過自己的同志，照樣團結他們一道前進；他一生也遇到不少異見人士和反對他的人，包括在重大歷史場合，對犯了錯誤的同志，毛澤東總是按照治病救人的原則，只要他們改正錯誤，仍然鼓勵他們放下包袱，重新工作。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澤東一貫主張的對待黨內分歧和黨內同志的方針，出發點是“團結”，落腳點在“救人”。“有錯誤不要緊，我們黨有這么個規矩，錯了就檢討，允許改正錯誤。”他堅持“五湖四海”，顧全大局，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對人的處理采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

公者千古，私者一時。毛澤東的大公、大義，猶如大海般寬廣，猶如高山般偉岸。他的坦蕩胸懷與光明磊落，絕不是宵小鼠輩們的狹隘卑劣之心能夠臆測的，更不容詆毀！

知錯能改的前領導人博古

在中央蘇區時期，王明“左”傾路線占據中央主導地位。博古（秦邦憲）作為當時中央負責人，是這條路線的主要執行者。

1931年，28歲的博古從蘇聯留學歸來，擔任了中央負責人。當時，博古與王明、張聞天等同期蘇聯留學期間的同學，合稱為黨內“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博古對中國革命和戰爭缺乏實際的認識，在擔任臨時中央負責人期間，執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把毛澤東同志排擠出中央領導崗位，特別是軍事領導崗位。

他放手把軍事指揮交給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李德最早實際是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送款員，博古因缺乏戰爭指揮經驗，在他主導下，李德被一手捧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位置），照搬蘇聯軍事學院教科書中的作戰理論，脫離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在反“圍剿”中大搞陣地戰，致使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在長征初期，由于指揮混亂，導致湘江戰役中紅軍遭受重大損失。

紅軍長征到達遵義，舉行了歷史上有重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和軍事指揮地位。

遵義會議上，博古作了初步檢討，中央決定由洛甫取代博古擔任中央總負責。博古接受中央決定，主動交出中央領導權。此后，博古虛心檢討自己的錯誤，自覺改正錯誤，堅決執行中央的正確方針，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維護黨的統一。

毛主席成為中央實際領導人后，沒有揪住博古過去的錯誤不放，而是向前看。博古誠懇改正錯誤和努力工作，也贏得毛澤東的信任，很多重要工作都交給他。

1.webp (31).jpg

在長征時期，博古繼續在黨內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和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等重要崗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周東征，就任命博古為西北辦事處主席。西安事變爆發后，毛澤東派博古與葉劍英一起赴西安協助周恩來參與西安事變善后事宜。此后，毛澤東及中央委派博古參與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1937年8月下旬，出任中共中央駐南京代表。

毛澤東還用其所長，安排博古負責黨的新聞宣傳事業。1937年紅色中華社改為新華通訊社時，博古被任命為第一任社長。1941年5月，他又被任命為解放日報社社長、出版局局長，還管中央印刷廠。博古未辜負毛澤東的期望，帶領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的同志奮發努力，使延安新聞事業有很大發展。

1946年2月，博古作為中共代表去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憲章審議小組的工作。4月8日，博古、王若飛等乘飛機回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飛機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博古與同機17人全部遇難，史稱“四八烈士”。

毛澤東與博古的關系，體現了革命者之間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胸懷。博古能夠深刻認識自己早期的嚴重錯誤，并能承擔責任、虛心改正，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計個人進退，維護黨的統一，體現了堅強的組織紀律觀念和忠于黨的事業的情操。

毛澤東不將個人遭受的打擊記在博古個人身上，不計前嫌，團結同志一道前進，展現了領袖人物的寬廣胸襟。

遵義會議上投反對票的凱豐

凱豐（原名何克全）是遵義會議上唯一當面反對毛主席的人（時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并對會議決議投了反對票。

1935年1月15日，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討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路線。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朱德、張聞天、毛澤東、陳云，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等，共20人。

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博古同志的報告，對反五次“圍剿”的失敗，總結出的那些原因不能成立，因而，這個總結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錯誤作辯護。“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犯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這個錯誤，歸納起來，表現在三個階段，其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義，第三個階段則是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大部分與會人員對毛澤東的發言點頭贊同，但是當時負責共青團中央工作的凱豐，卻突然站起來發難。他說毛澤東懂什么軍事？懂什么馬列主義？他只會看看《孫子兵法》，翻翻《水滸傳》和《三國演義》。

毛澤東聽了凱豐的話，也火了，站起來反唇相譏道：“你沒讀過《孫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戰術是從那里來的？李德同志受過專門的軍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紙上談兵！”

隨后，王稼祥、朱德等紛紛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意見。王稼祥說：“錯誤的領導必須改變，‘三人團’得重新考慮。”王稼祥的建議像一聲驚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

幾十年后，毛澤東回憶起遵義會議中王稼祥對自己的支持時說：“是他投了我關鍵的一票。”

1月17日深夜，遵義會議閉幕，會議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各黨支部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在會議表決中，20人中共有17人投了毛主席的贊成票，只有3票反對，除了博古、李德，還有一個是凱豐。

遵義會議之后，在黨中央的批評幫助下，同時看到紅軍在毛澤東指揮下扭轉戰局的事實，凱豐漸漸認識到了毛澤東的正確，幡然悔悟，虛心改正。他也得到了毛主席的原諒，繼續擔任黨內重要工作。1937年2月至12月，凱豐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5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并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

在延安時期，凱豐與毛澤東友情逐步加深。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給他的信中安慰說：“不愉快的事，過一會也就好了。”

后來，凱豐在東北寫信給毛澤東，匯報《東北日報》工作情況，并請毛澤東題寫報頭。毛澤東欣然為《東北日報》題寫了報頭，并對凱豐同志表示親切問候。

1945年4至6月，凱豐同志出席黨的七大。1952年9月，凱豐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后兼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

毛澤東對犯過錯誤的同志不疚過往，積極幫助改正，鼓勵他們努力工作，顯示了大度的胸懷。

一條道走到黑的王明

王明是黨內教條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的總代表，號稱黨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25年11月，王明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能說一口流利俄語，深得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賞識，被作為“未來的中共領導人才”加以特殊培養。

在蘇聯的四年學習和工作，使王明形成“唯圣”、“唯書”的思想和學究與背誦式的作風，后來對在黨內造成嚴重影響的王明教條主義從這里孕育。

1931年，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得了中央領導權，黨內長達四年的“左”傾錯誤統治從此開始。

1931年6月，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中共中央代理書記。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

1931年9月1日，王明向中央發出了長達1.2萬字的《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對毛澤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批評。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義發來電報，批評毛澤東在蘇區的錯誤是“游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御路線”。

11月，臨時中央在贛南舉行蘇區黨的代表會，會議根據王明所控制的臨時中央的指示，撤銷毛澤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毛澤東失去了中央蘇區最高領導人的地位。

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以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背景為資本，回到國內儼然以“欽差大臣”自居，手握尚方寶劍，目空一切，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放在眼里，對中央的工作也橫加批評，屢屢不經毛澤東、張聞天的同意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談話和聲明。

在主持長江局工作期間，王明經常發號施令，公然與中共中央分庭抗禮，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害。

毛主席及黨內同志與王明進行了長期斗爭，但直到1938年7、8月間，赴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回來的王稼祥，帶回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工作指示：“要告訴全黨，你們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王明等不要再爭吵了”，明確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王明才開始失勢，但拒不認識錯誤。

1942年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王明受到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終結了曾統治黨4年之久、影響黨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

對這樣一個對黨造成重大危害，對毛澤東個人也長期進行政治打擊，且在延安時期一度對毛澤東領導地位形成挑戰的人，在王明失勢后，毛主席并沒有懷私憤報私仇。王明在公開場合表示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后，毛澤東仍然對他給予諒解，并努力爭取，希望他能改正錯誤。

在193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

在中共“七大”上，如果按當時王明在黨內的支持度，王明不可能當選中央委員。為維護黨的團結，毛澤東主動提議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央委員，并親自做代表的工作，王明才得以選票倒數第二當選。許多代表說：是經毛主席一再指示，才“忍痛投他一票”。

“七大”以后，中央決定王明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八大上，盡管王明長期在蘇聯養病，毛主席從黨的利益出發，仍提議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

1950年后，王明抗拒中央要求，對其歷史上的錯誤拒不反省和檢查，并以治病為由，長期居留蘇聯。1960年后，王明在蘇聯寫了不少文章，繼續惡毒攻擊毛澤東，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對于這樣一個對黨曾經造成嚴重危害的人，毛主席對他的挽救和幫助可謂仁至義盡。然而，他堅持錯誤，自己選擇了一條道走到黑。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分裂黨和紅軍的張國燾

在毛主席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張國燾是他的一個坎兒。

張國燾在長征途中對毛澤東地位的挑戰，對黨的事業造成的危機，堪稱最危險、最嚴重。在紅軍處境極為艱難的情勢下，張國燾挑起的分裂黨、分裂紅軍的嚴重錯誤，險些葬送黨的前途，使黨和紅軍面臨一次嚴重的生死關頭。

長征中的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在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翻越夾金山后，于1935年6月，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歷經千難萬險，經過無數生死戰斗，兩支紅軍勝利會師，將士們相擁而泣，歡呼雀躍。在極端艱險的境地中，那種親人相見的喜悅，是可以想象的。

毛主席率領中央政治局全體領導熱情地歡迎了張國燾，并舉行了隆重的會見儀式。

毛澤東和中央的同志走出幾里路，在路邊列隊歡迎張國燾。張國燾騎馬而來，兩個領導人的手握在了一起，毛澤東尊敬地稱他為“張主席”（張當時為西北軍事委員會主席）。

傍晚，在喇嘛廟里為張國燾舉行了歡迎酒宴。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周恩來、博古和劉伯承等都出席了宴會，氣氛融洽。

然而，紅軍會師的喜悅，很快就被張國燾的試探與算計破壞了。

張國燾問周恩來，中央紅軍有多少人，周恩來回答3萬多吧，而張國燾說紅四方面軍有十萬部隊。這一刻開始，張國燾心里的天平有了傾斜。

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在《長征，一個聞所未聞的故事》中說，“周的夸張程度比張的要大得多。”其實，中央紅軍的實際兵力約在兩萬人左右，而紅四方面軍約有八萬人。

張國燾的心境，開始發生急劇的變化。會師前，從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頻繁的電報聯絡中，張國燾了解到中央紅軍遭受了巨大損失，部隊從長征出發時的近十萬人只剩下了不足三萬。兩軍會師后，這個判斷變得清晰。

作為中共創始人之一和黨內資深領導人，此時張國燾覺得，中央領導層需要重新“洗牌”了。

很快，張國燾開始伸手要權，提出要對中央軍委和中央領導機關進行改組，以反映紅四方面軍的力量。他建議四方面軍的徐向前、陳昌浩進入總司令部，以徐為副總司令，陳為總政委；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他的本意，是想當軍委主席。

周恩來說，這是中共建黨以來，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權。

毛澤東認為：“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中央反復權衡，決定由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同時補充陳昌浩入軍委常委。朱德繼續擔任總司令，而周恩來讓出紅軍總政委的職位。

紅軍部隊也分為左、右兩路。朱德、張國燾跟隨左路軍行軍，毛澤東、周恩來及中央機關隨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的右路軍行軍。

1935年8月，在長征途中，在紅軍向哪里去的問題上，張國燾與中央發生了分歧。中央決定繼續北上，而張國燾力主南下。在決定紅軍生死命運的關鍵時刻，張國燾依仗著他掌握的兵力和實力，利用紅軍總政委的權力突然向中央發難。陳昌浩作為原四方面軍政委，在這個時候，選擇了站在張國燾一邊，決定右路軍南下。

紅軍面臨分裂，形勢十分危急。而此時毛澤東身邊只有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1935年9月9日晚，在紅三軍團，毛澤東在內的5位政治局委員召開了“巴西會議”，決定由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支隊，迅速向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此時已行軍至俄界）靠攏，之后與紅一軍團一起向甘南前進。10日凌晨，毛澤東率先遣支隊緊急出發北上。

當陳昌浩得知中央及紅三軍團、紅軍大學干部團已經出發北上后，十分震驚，派李特（紅軍大學教育長）率領一隊騎兵去追。毛澤東走在紅三軍團十團的隊伍里，李特質問毛澤東：“總司令沒有命令，你們為什么要走？”

毛澤東說這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邊敵人的力量很強大。再過一次草地，在天全、蘆山建立根據地是很困難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們一定會北上。我們前面走，給你們開路，歡迎你們后面跟上來。”后來張國燾及南下紅軍的命運果然如毛澤東所料。

紅軍分裂后，張國燾命令左路軍和右路軍分別南下。10月5日，張國燾在理番縣卓木碉（今四川省馬爾康縣足木腳）另立“中央”，并做出決定開除毛澤東黨籍，公然走上了分裂黨的道路。

張國燾另立的“中央”，直到1936年6月隨著張浩（林育英）由共產國際的歸來，以共產國際名義說明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勸說張國燾取消另立的“中央”，張國燾才被迫取消。

在南下遭遇重大挫折后，同時在左路軍中朱德、劉伯承，以及后來會師的紅二、六軍團賀龍、任弼時等的堅決斗爭下，張國燾終于同意南下紅軍北上，于1936年10月與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

為了紅軍的團結，毛澤東及中央多次勸說、歡迎張國燾北上。8月3日、9月3日，林育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聯名給張國燾發電，歡迎他們前來會師，并派林育英親自到前方寧夏同心城去接。

張國燾在紅軍處于最危難的時刻，個人野心膨脹，分裂紅軍，另立中央，使黨的事業和紅軍力量遭受重大損失，錯誤極其嚴重。毛澤東后來提及這段歷史時，稱之為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刻”。

后來在延安，中央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進行了批判。同時，為了教育和挽救他，給他改正的機會，仍任命他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