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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革命”是毛主席終其一生都在躬身力行的。

毛主席一生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兩場革命：一場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一場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毛主席的“自我革命”貫穿了兩場革命的全過程。

毛主席的“自我革命”是在兩個層面展開的：既有革命者自身的不斷地思想改造，“靈魂深處鬧革命”；也有革命者集團在組織層面的不斷地“自我革命”。而這兩個層面又是緊密相關、密不可分的。

革命者自身的“自我革命”在精髓被毛主席濃縮在了“老三篇”里：胸懷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時刻準備著克服任何困難，這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所應當具備的品質。

單純是革命者自身的“自我革命”，一則很難進行得徹底，必須依靠自我批評與他人批評的結合；二則仍舊是古時哲人“內生外王”的思路，難免陷入“人亡政息”的歷史周期律。所以，還必須依靠組織層面“自我革命”的手段，這個手段就是放手發動群眾，通過群眾的“大民主”不斷地刮骨療毒。

“自我革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具體表現，一方面是同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進行路線斗爭，另一方面則是表現在三灣改編、古田會議、延安整風、提出“兩個務必”……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中，不斷去除革命者內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凈化革命隊伍。

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論述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毛主席把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分成了兩步的：第一步是“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二步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P548）

在毛主席看來，只有完成了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才能不僅鞏固經濟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而且最終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全部任務，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完全勝利。否則的話，經濟戰線上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還會失去。

“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應當是作為革命領導集團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自我革命”。為此，毛主席發動了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教育等一系列運動，直到人生最后十年的努力。“群眾大民主”的手段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越來越充分的運用，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成果，包括“四大”、“三結合”、基層工農兵代表在人大占據了絕對多數以及工人、農民當副總理……

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 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毛主席的“自我革命”發展到最高境界就是“斗私批修”，然而所受到的來自革命投機者以及同路人的抵制和反對也是最大的。為什么會反對，用毛主席的話來講，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

——引用自《毛澤東傳（1949-1976）》P1776

關于這段歷史，毛主席晚年自己的看法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有的人受了點沖擊，心里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責。”（《毛澤東傳（1949-1976）》）

但是，毛主席逝世以后，終究還是有人站到對立面去指責了，并由此引發了80年代的非毛化浪潮；今天的很多歷史研究者評論認為，當時大多數群眾在曠日持久的政治運動中已經產生了“疲憊感”，甚至是“厭惡感”。很多人把80年代的迅速“異化”以及道德的淪喪歸咎于毛澤東時代對人的欲望和私心的過分壓制所產生的反彈，就連齊澤克這樣的西方左翼學者也認為“歷史最大的諷刺是，正是毛澤東自己撕裂了傳統社會的結構……”

這種說法是不是準確筆者難以給出結論，但今天普通民眾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時代的誤解甚至是抵觸，很大程度上跟這樣的說法有關。

其實，要理解毛主席念茲在茲的“自我革命”，不妨參照目前的“抗疫”。

病毒在全球的肆虐已經持續近兩年了。作為全球為數不多的已經取得抗疫階段性成功的中國，已經堅持了比較漫長的“動態清零”政策。

反反復復的病毒局部突防，使得整個中國社會進入了“防疫常態化”的狀態，各種舉措的確給民眾的工作、生活、旅行造成了不少麻煩。“防疫常態化”遭到了一些民眾的厭倦，某些文化精英甚至以“防衛過當”來指責當前的防疫措施，前一段時間還爆發了是“堅持動態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的輿論爭論。

某官媒公眾號甚至刊文《江西的紅燈與上海的煙花》來諷刺江西鉛山的嚴格防疫舉措（見《沒有江西的“紅色搖籃”，上海至今還是“十里洋場”》），但打臉來的很快，在鉛山縣接下來的核酸篩查中，一下子發現了31名陽性病例，均為封控區全員篩查和集中管控隔離點篩查中發現。如果沒有當初的“紅燈”舉措緊急封城，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本號之前的文章反復論述過，局部的爆發對醫療資源（特別是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一二線城市之外的地區的爆發）將是災難性的，到時受害的首先是底層的普通群眾。

病毒反復突防的事實反而說明，為了持續有效地防控局部爆發、將病毒對普通群眾的危害控制到最低，必須要始終堅持“防疫常態化”。

當然，從去年年初以來，在各地“防疫常態化”的過程中，我們也的確見到了很多懶政、一刀切和官僚主義、層層加碼的錯誤做法，例如最近C城草率使用所謂的大數據產生一大堆黃碼、甚至連醫院的醫生都無法正常工作，以及X城要求北京和鄭州過來的綠碼旅客要么自費隔離、要么是原路返回的錯誤做法。這些錯誤做法的確應當糾正，但絕應該站到對立面去指責，全面否定“防疫常態化”。

“自我革命”其實也是一場持久的“防疫”，只不過防控的對象不是生物學上的病毒，而是思想上的“病毒”，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漫長階段，這個“病毒”就是《共產黨宣言》里所講的第二個決裂的對象——“傳統的觀念”，就是人的私心、舊的法權，防控的手段就是“斗私批修”、“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就是毛主席對人民的告誡——“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

生物學上的病毒始終有消失的一天（這個“消失”并非真的消失，而是不再人群中大規模傳播），“防疫常態化”也終將有一個盡頭；而思想上的“病毒”會徹底消失嗎？“自我革命”會有一天不需要了嗎？用毛主席的話來說，“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

放棄“防疫常態化”的惡果已經在歐美等國家充分展現出來了，底層人民苦苦掙扎、大批人口死亡、整個社會停擺。而放棄“自我革命常態化”的惡果卻已經在前蘇聯身上充分地展現出來了，這就是蘇聯解體前官僚階層上升為特權階層，開始了對工農大眾的欺壓；蘇聯解體之后，國有資產被內外寡頭洗劫，數千萬底層民眾死于自殺、酗酒和惡性犯罪，東歐多個國家陷入無休止的政治動蕩和內亂，俄羅斯成了全球貧富分化最大的國家之一……

到了這一步，還不能理解毛主席的“自我革命”常態化，要么就是愚蠢，要么就是站到了內外反動派的立場。

在內外形勢“風云詭橘”的今天，重提“自我革命”，意義重大。

文 |秦明    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