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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年近古稀，行將出局的老人我想在這個群里發一通不識時務的傻瓜話：制造學術影響力固然重要，但確立正確的學術研究方向可能更為重要。根本方向錯了，南轅北轍，今天的輝煌可能就是明日的恥辱。張春橋、姚文元的理論影響力誰人能及?但十年浮華，一朝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現在中國經濟學界有一股以私有化為時尚的思潮，我認為財大學者們不要隨波逐流，否則圖名于一時，貽禍于一世。影響力越大，禍害越嚴重。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白紙黑字：“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憲法神圣，且為真理，這幾行字是中國億萬人民百年探索的結果，可謂字字千鈞，上合天理(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下合民意。

　　私有化主張(以私營經濟為主體)恰好與其完全對立的。是否違憲，我不敢妄言；但作為學者，不應違理；作為有良知者，不應有違民意。財大的真正影響力來自眾醉我醒，而不是隨波逐流。扎扎實實地研究新常態下出現的實實在在的問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定的基本方針路線分析其來龍去脈，提出切實可行的方略對策。這才是正確的學術方向。

　　中國經濟學界非常不正常。一些自由派學術權貴與自由派官員權貴(如仇和之流)相互抬轎唱戲，形成了壟斷經濟學界的自由派權貴集團。主張消滅社會主義，實行私有化的言論居然成為其“主旋律”。他們沉浸在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一般均衡”的自由市場理想狀態的烏托邦幻想中(連阿羅、德布魯都認為這種一般均衡不可能在現實中存在)，自己以為找到了中國的救世真經。于是乎以挑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底線為勇，以嘲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樂(客觀地說，在這個問題上財大經濟學算是最開明的了)，以蔑視基層民意為傲，以鼓吹私有化與自由化為業。

　　記得幾年前，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在財大豪生大酒店里舉行的上海市經濟學學術年會主題報告。其明知俄羅斯國有企業私有化導致寡頭壟斷國家經濟命脈，陷入國難民災。然而陳大人卻竭力鼓吹在中國推行俄羅斯版的私有化方案，卻矢口不提“俄羅斯”一詞，簡直把聽眾當作無知的傻瓜，而臺下的傻瓜聽眾卻因其來自“耶魯”而奉為西天降來的神明，沒有一人敢于出來反對(包括作為傻瓜之一的我本人。當時看在財大對待客人的份上，我當時再三猶豫而沉默。現在我對此后悔不已，責罵自己是懦夫。所以今天不當這個懦夫了)。

　　這個場景，與“皇帝的新衣”的情境有何區別？維護這種“皇帝的新衣”的荒唐局面的手段，就是回避對自己不利的事實，如陳志武就不敢提俄羅斯。你和他爭論，他會把話題繞得老遠，回避你的爭論。然而繼續他的鼓吹。這種不顧事實、不講道理的鼓吹，依靠自由派學術權貴與自由派官員權貴相互撐腰而顯得似乎是“真理”，迎來羊群效應式盲目喝彩，形成了誠實的人們對自由派敢怒而不敢言的“皇帝的新衣”狀態，導致這幫人士越來越覺得自己就是中華大地的主宰，中國人民的救世菩薩。

　　然而這一套主張真理何在？講實在話，尊重現實的人很容易看到：

　　第一，私營經濟主體化必然導致關鍵行業壟斷在私人手中，因為當今生產力條件下，世界上沒有哪個現代國家的關鍵行業不是壟斷行業，不是私人寡頭壟斷就是國家壟斷。所以私有經濟主體化必然是私人壟斷集團掌握了國家和人民的經濟命脈，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實。

　　第二，土地是不可自由流動的資源，其中大量是公共資源，天然不適合市場化。特別是在今天貨幣流動量極其充裕，億萬富翁比比皆是的情況下，土地市場化必然導致少數富人對國土的兼并，有錢人買下一個鄉、甚至一個縣都不是難事，最后通過倒騰販賣，結果必然是少數地主壟斷土地。廣大民眾甚至各級政府的生存空間將被少數富人所掌握，我們將回到怎樣的時代!!歷史上土地兼并從來都是民眾揭竿而起的直接導因。

　　第三，金融自由化，在國內必然導致人民大眾的血汗錢最終落入到金融寡頭的口袋，而在國際上必然導致國際游資把中國人民的血汗擄掠一空。1997年發生在馬來西亞和泰國的金融風暴，給人們的教訓還不夠嗎?是不是非要中國人民也來承受一次不可?真的不理解自由派經濟學權貴們的心里的小九九到底是什么。你有多大的能耐，能夠擔保中國的金融自由化可以免此一劫嗎?

　　習大大說的好：“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一心要消滅社會主義的私有化，正是這個顛覆性錯誤。衷心希望財大的學者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既定正道，確定自己的學術方向。

　　說老實話，在今天自由派權貴呼風喚雨的時代，我說上面的話，會招來很多是是非非。年及古稀，這些是是非非對我來說已經無所謂了。你高興怎么說就怎么說！我只不過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不懂事的“小孩”，說了“大人們”覺得不該說的真話而已。

　　附文：

　　魯品越評自相矛盾的田國強

　　再次請教田國強院長：您的長文主張“促進現實市場經濟向亞當·斯密、哈耶克、阿羅-德布魯及科斯等人所描述的市場經濟的理想狀態進一步逼近，從而帶來運行效率顯著提升。”而亞當·斯密所描述的“市場經濟的理想狀態”是完全競爭市場，阿羅-德布魯所描述的“市場經濟的理想狀態”中，是沒有股市、沒有寡頭壟斷、更沒有金融衍生品的市場，“貨幣的存在僅僅是為了便利生產和交換的進行”，科斯的理想市場是產權明晰與交易成本等于零的市場(由于公共領域的存在，由于產權明晰本身需要耗費巨額交易成本，科斯實質上證明了這種理想市場不可能存在)。

　　而田院長同時又主張中國要“三化”：

　　一是民營企業主體化(實質上就是私營企業主導國民經濟命脈，因為田院長反復強調國有企業與政府不能主導)，實質上就是要建立巨型的私人壟斷企業，否則無法起主體與主導作用，無法適應現代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這恰恰與田院長本人主張的“促進現實市場經濟向亞當·斯密、哈耶克、阿羅-德布魯及科斯等人所描述的市場經濟的理想狀態進一步逼近”相背離。

　　二是“土地要素市場化”，在巨額私人資本存在的條件下，最后結果必然是壟斷私人資本兼并土地，使整個國家和每個平民都要租用私人土地才能生產和生活，這必然又與田院長主張的“亞當·斯密、哈耶克、阿羅-德布魯及科斯等人所描述的市場經濟的理想狀態”相背離。

　　三是“金融自由化”，最后必然是壟斷的私有金融資本通過種種復雜的金融衍生品支配整個經濟命脈，與田院長主張的“亞當·斯密、哈耶克、阿羅-德布魯及科斯等人所描述的市場經濟的理想狀態”徹底背道而馳。理論自身要具有內在一致性，而不能自相矛盾。

　　另外，田院長主張不能“將經濟問題上綱上線到階級斗爭、政治層面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但是所提的經濟主張必將使我們與我們的子子孫孫生活在壟斷資本、壟斷地主、壟斷金融寡頭的支配之下，這種支配不可能不是政治上的支配，甚至老百姓連話語權都沒有，只能聽任支配。請問，這叫不叫“政治”？叫不叫“意識形態”？我們發現，受過嚴密的邏輯訓練的田院長，這里又陷入了自相矛盾。

　　第三，田院長既然持如此主張，矢口不提《資本論》對決定中國前途與命運的改革開放有何積極意義(更不要奢談指導意義)，那么，我和田院長都十分尊敬的前任校長談敏教授畢其半生研究的煌煌巨著《回溯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前史》還有什么意義，還有什么必要與田院長一起得“孫冶方經濟學獎”?這又是一個自相矛盾!

　　一個學者，一定要努力實現自身主張的自恰性，同時又要對社會負責。至少我是這多看的。我沒有田院長那么多的光環，平頭百姓一個，當然沒有田院長的話語權，特別根本沒有通往中央的話語權。但是我希望擁有這樣的話語權要為真理負責，要為子子孫孫的平民老百姓負責。既然田院長所提的主張是事關全體公民的前途與命運，這是讓每個人都有話語權才好，誰也不要壟斷話語權。我已年近七十，離馬克思也不遠了，本來不必管這些閑事，安養晚年。但是為了真理，特別是關系到我們子子孫孫、中華民族的前途與命運，還是夜不能寐，不說出來，心里悶得慌。言多冒犯，還望海涵。

　　魯品越于深夜三點。